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42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42 章
不过，话得说回来。其实即使没有这件事，等待着他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因为那时政治形势有变，“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攻击周总理。于是一个霹雳天下响，下面的人马上跟进，全国都展开了“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上海还举办了“黑画展”。
我们对政治一向反应迟钝，不知道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素来敬仰周总理的爸爸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６日给新枚的信中还很得意，说他应画院要求，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说：“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去画院张贴。我写了小字，他们代我写成大字报，说是省我劳力。照顾可谓周到。”
我们起先以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写大字报，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众”了吗！居然也暗自欣喜。谁又知道那是在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就在这封信里，爸爸还说：
求索字画者甚多。但我多写字，少作画，写字用鲁迅诗，画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儿童放纸鹞），或者《种瓜得瓜》。上海书法展览会中展出了我的字，于是我的书名大噪，求画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兴。毕竟写字少麻烦。
岂料不久之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画院接受批判。事隔约两个月以后，爸爸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１日写给新枚的信中说：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恐防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二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
所谓在天蟾舞台“听报告”，是爸爸怕新枚担心，特地写成“听报告”。其实就是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个画家（刘海粟、程十发等）开批判会，只是没让他们上台而已。据说这次爸爸入场时，与会观众纷纷转身观看，他们是想一睹这饱受苦难的大画家的风采啊。
这次批判的内容，其中一幅画正是《卖花人去路还香》。看来这本尺页已落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把“卖花人去”说成“卖画人去”。于是大做文章，说丰子恺被打倒了还说自己香，他还在放毒！此外还加了另外的画如《满山红叶女郎樵》，说这幅画是诬蔑“三面红旗”落地。后来出版界开批判会时也提到这幅画。我心中纳罕。一看以后，才明白那幅画中从树上落下来的红叶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４日写给新枚的信中就提到过这幅画受批的事：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一幅《满山红叶女郎樵》，竟有种种解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有时想想，上头定下调子来要批判几个人作为政治上的陪衬，在上海，爸爸作为美协主席、画院院长，总是逃不了的。虽然可批的内容已经批过好几回，但谁让爸爸一生画那么多画，随便再找一幅，就可以从豆腐里寻骨头。其实造反派们心中可能也在窃笑。大家都在做戏，应付上头的需要啊！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就在思量：爸爸画着《卖花人去路还香》的那本尺页是否由钱君匋先生交了出去呢？为此，我们对钱先生很有意见。华瞻哥甚至还代表爸爸写了一封信去批评钱先生，表示要和他断绝师生关系，叫他以后别再来我们家向爸爸要画。据说钱先生为此十分惶恐，又不敢来解释。爸爸去世以后，胡治均先生曾访问钱先生。在言谈中，钱先生就讲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册子并非他交出去的。他因受命于某人，要把这画册传送给好几个画家作画，所以从我家取走后马上又送到另一个画家家里去了。他说，是造反派到那画家家里去批判，那画家才交出来的。至于那封绝交信，经胡先生说明情况后，他才安心一点。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他不敢出席，写了一首诗，题为《哭丰子恺先生》：
意气相投五十春，一朝传讹罪吾身。
临风遥哭先生殁，难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时，钱先生心中已略释然，便参加了。
在那段时间里，出于保护爸爸的人身安全，宝姐、华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楼小房间里讨论：如何制止爸爸给人们画画。讨论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取去他的笔砚，使他无法再写再画。他们叫我去执行此事。爸爸起初对此没有意见，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写不画闲坐着的难受，焦躁地对我说：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笔砚，比挖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我吧！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
我听了很内疚，马上还给了他，也没向两个共同商量的人请示。
是的，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难道连写写画画也没有权利了吗？此后他确实只是用毛笔临临帖而已。
人们对于“文革”实在已很厌倦。谁愿意一天到晚生活在斗争中呢。人民大众所
喜爱的毕竟是真、善、美！据说这次“黑画展”的观众，除了极少数人蒙在鼓里以外，绝大多数是来欣赏名画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烟、到处批斗的境遇中，难得有一次名画家的展览啊！
少小离家老大回
爸爸大概自己觉得健康情况越来越差，所以又动了回故乡看妹妹的念头。那时我们的健康知识实在太欠缺，甚至连“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记得朱幼兰先生曾经送我一张《健康第一》的横幅书法，我竟吓了一跳：这种横幅怎能公开地挂到墙上！造反派见了会说：怎么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应该是把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放在第一啊！
爸爸长期坐在桌前，别说外出了，连房间里也不大走动，对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侵袭他，但１９７５年回乡时，癌症肯定已有发展。可怜的爸爸，我怎么全然没有察觉啊，以为你只是年老体弱。那一年，爸爸虚龄７８岁。我现在已将跨进８０岁，还在忙这忙那，天天出去走动。我对健康的无知贻害了爸爸，我们应该坚持让他按时拍片检查的。现在想来，真是遗恨无穷！
这回陪同前往故乡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写下了一篇《石门湾忆游———侍丰子恺老师游故乡》，给我写这本书帮了大忙。爸爸最后的两次出行，都有仗于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这次虽然也同行，但她身体较弱，不能当主力军。同行的还有两个小姑娘：她女儿阿春和我女儿小明，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胡先生文中说：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们从上海搭沪杭火车，向浙江长安站出发。……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谈谈聊聊，三小时的车厢生活，也很欢乐。先生爱饮酒，我们考虑到在火车上的方便，同时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装在药水瓶里，要喝的时候，只需从瓶里一口口往嘴里送，也用不着杯子。先生就这样安逸地在车座上享受着旅途的乐趣。先生这种饮酒似吃药的动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被邻座旅客发觉了，他们交头接耳，不断发出惊奇的微笑和轻声的议论。他们怀疑：“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么病呀！吃的是什么药呢？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不停地服药，而且药量又是那么重，二百五十克的药水快要喝完了。”他们不断地把眼光扫向先生，扫向我们同行的人，想在我们的面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大药量的老公公只报以亲切的微笑，频频向他们点头，直到我们在长安站下车，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些好奇的暂时同路人，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到达长安站，从石门湾开来的小汽船，已经在等着我们。专程来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蒋正东、堂侄儿丰坤益，以及其他亲友共六七人。从长安站到船码头的这段路程，没有任何代步，只得由两个人搀扶先生行走。我们发现先生的脚力已非常差，他走一会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我们就请他在人家门前的阶沿上坐下来，有时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块上。这样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离，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这位老人，在“四害”横行前，曾健步登临过井冈山革命圣迹，攀登过黄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残之后，会留下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只是想着暗暗难过，其他同行的人，都面面相觑，同样是难过，却说不出话来。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这一沉默。他说：“不要紧，慢慢走，总会走到的。”他那坚强的自信心，乐观的精神，依然是那么充沛，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正东的妥帖布置下，我们在船舱里安顿下来。船舱小而不挤，粗而整洁，尽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摆茶。先生一边悠闲地饮酒，一边指着坐在船尾上的蒋正东，讲出有关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来。
正东本来的名字叫“镇东”，是先生的嫡亲外甥，也是这次招待我们的主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贫下中农。镇东的母亲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缘缘堂随笔》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仓促离开石门湾后，正是从镇东的家乡南圣浜开始，从此辗转流徙内地。那时正东还是个没取名的孩子。先生在离开南圣浜时，为了表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纪念这次离乡出奔，特地给外甥取一个名字叫“镇东”，是镇服东洋鬼子的意思。可是，这样含义非常明白的爱国思想，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却被叱之为“恶毒攻击”因为他们把“东”字曲解为东方，即中国。娘舅外甥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来的“镇东”改为现在的“正东”。先生讲完这段新鲜故事，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是爱国也有罪呀！”
我想补充几句。据我所知，镇东改名并非为此，而是因为镇东姓蒋，叫蒋镇东。如果把“东”字理解为一位伟大领导人的名字，再把“蒋”字引申一下，于是就会出现某某人镇压某某人，那还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但如今发现他文中换了一个说法，那要不是编辑改的，就是他自己换了一种写法。胡先生的文章写于１９７９年，阳光还远远没有如今这么灿烂。在“阴，有时有小雨”的时节，把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爸爸在船中饱览两岸美景，经过了我妈妈的家乡崇福后，不久石门的南皋桥在望。
南皋桥是先生多么稔熟的名字呀，但是，此刻他怎么也认不出来了，过去它是用条石砌成的环洞古桥，现在已变成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新桥了，据说将来公路通了，载重十九吨的大卡车也可以通过。大概由于现今桥身又高又大的缘故，索性连“皋”字也改成“高”字了，桥上写着“南高桥”三个字。“变了样了，不认识了。”先生为故乡不断前进，发出多么喜悦的赞叹。
汽船从大运河驶入后河经缘缘堂遗址时，岸上已有人在向船里人打招呼。但爸爸此行的目的地是南圣浜，所以驶过木场桥，出了通市桥，径向西北方向开去。南圣浜离石门镇水路七里。
船开十数分钟后，又遇到一座古老的石桥，往上望去，桥栏上刻的是“画书桥”，多么优雅的名字呀。据先生回忆，桥边昔年还有一座萧王庙，从前每逢庙会，萧王庙的花台戏是远近闻名的。花台者，乃是用鲜花扎成的戏台，在这个台上演戏，就叫做花台戏。先生儿时曾在这里看过花台戏。他说：“有一次，我在台上看到一个漂亮的花旦，在卸装后再看到他的时候，却是一个穿着竹布大褂、头颈下拖着一根长辫子、手里拿着旱烟筒的中年男子。”先生说来有声有色，津津有味，这位白发老翁顿时回复到他那甜蜜的童年时代的境界里去了。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先生儿时的幸福。如今萧王庙早已不存，而花台戏的诗情画意，还在石门湾周围流传。
船过画书桥，河道更见狭小。汽船停了火，改用竹篙撑行前进，有点像桃花源里缘溪行的味道，不过两岸不是桃林，而是桑林。四月里的桑树，嫩绿满枝，其景之美，不亚于落英缤纷。桑地里的豆花，随着微风一阵阵飘来清香，使人心旷神怡，我们犹如进入了迷人的仙境。
须臾，正东过来说：“到了。”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向前方大约二百公尺的尽头处。我顺着他的指头看去，不禁大吃一惊。我疑心自己的视力不佳，带着惊疑的眼光问正东：“这两岸，都是……？”正东首肯地答道：“是呀！都是我们的村里人，都要见见娘舅。”他接着为难地又说：“我们总算保密了，但消息还是给泄漏了。”原来这是一群自愿的、朴素的欢迎队伍。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两岸望去，蓊蓊然总有一二百人，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衣着楚楚像是经过打扮的，也有连锄头铁搭还未放下而挤在人群中的。船越撑越近，“夹河”欢迎者的笑脸，徐徐地向我们掠过。他们笑得那么坦然，那么诚恳。等到我们上了岸，年老的纷纷过来，向先生问好招呼，他们又是那样亲切，那样真挚。这个感人的镜头，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能磨灭。想想“四人帮”一伙，费尽心机贬低和否定子恺先生，妄图破坏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美好形象，对比之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怜。
第二天，让先生安静地休息一天，我和林先抽空先到石门镇去兜一转，凭吊了缘缘堂遗址，浏览了石门镇市容，虽说草草一掠，也可算是先睹为快了。
到第三天，四月十五日，先生和我们，还有南圣浜的几个陪客和撑船的亲戚，一行十余人，乘木船至石门镇。原打算看看市容，访访故址，作整日游。可是，船到镇上，已经中午，我们在先生的堂侄坤益家吃了中饭。饭后，忽然天下雨了，雨越落越大，游览计划全部打消。下午只得原船回南圣浜。
自此以后，天天阴雨连绵，农村道路泥泞，我们无法出门。再度游石门镇的计划当然也无法实现。我和林先以及孩子们，有些不耐烦，不免抱怨天公不肯作美，还是先生风趣地劝我们，说：“勿急，这就叫‘落雨天留客’嘛，既来之，则安之。”神态是如此安详，兴致是如此勃勃。就在这雨窗的客舍里，先生为我随身带去的一本《缘缘堂随笔》的封面上，亲笔题了签，落了款，笔力苍劲挺秀，布局疏密相宜。我十分宝爱这本书，如今它已成为我石门湾之游的珍贵纪念文物之一。
雨连下四天，却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寂寞，来南圣浜探望子恺先生的乡亲络绎不绝。他们不顾天雨路滑，有从二九里（即十章开头的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
先生的幼女一吟，过去经常陪先生出游，这次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去，但她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与我约法三章：谢绝应酬性赴宴；不要惊动乡里；不写字作画。一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中，好端端的会来个无事生非，给先生带来麻烦，因此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的。但是这三条中，只有第一条我们是坚决做到了，这是因为先生从来就讨厌那种虚伪客套的酬酢。第二条呢？尽管我们对自己的行止相当“保密”，但到底“泄了密”，因此也还是惊动了乡里。至于第三条，先生是这样说的：“爱我画的人，爱我字的人，总是爱护我的。爱护我的人，总不会是坏人吧！要画的，要写的，把名字记下。”都答应了。先生为人如此厚道，我复何言。
爸爸这番话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确实没有碰到过爱爸爸作品的坏人。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感动人心，唤醒人们的良知。爸爸在文章里，在画里，写的都是一个“爱”字：爱护人类，乃至爱护生物。他画了４５０幅护生画，为的就是唤醒人们心中的爱。他提倡护生，目的不仅要人们爱护动物；更重要的，是爱护自己的心。只要人人都有一颗爱心，天下就会太平！
爸爸回来后，给很多乡亲画画写字。更多的是写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跋》云：离乡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时节重游旧地，但见建筑全新，园林畅茂，如入一新世界。写贺知章诗赠亲友留念。（吟按：标点是我加的。）
又有谁料到，１９７３年去杭州，１９７５年回故乡，其实是爸爸向他的亲姊妹道别！石家庄之行，终于未能实现。
暂时脱离人世
这一年的８月初，有一天吃晚饭时，我们发现爸爸用筷子挟菜竟挟不住，最后几口是我喂给他吃的。一量体温，３８度６！右手指不灵活，逐渐发展到右腕也不灵活，又发展到右肘乃至右肩都不灵活。
爸爸的公费医疗已从高级的医院降到一般的医院。我们几次陪爸爸去看病，医生虽然也作了Ｘ光透视，却没有发现肿瘤，只说“有肺结核老疤”。验血，白细胞６０００。医生诊断为“感冒”。
８月１５日，杭州传来了满娘去世的消息。这对爸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不断地遵医嘱服药，等待“感冒”痊愈。
第 4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4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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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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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得说回来。其实即使没有这件事，等待着他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因为那时政治形势有变，“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攻击周总理。于是一个霹雳天下响，下面的人马上跟进，全国都展开了“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上海还举办了“黑画展”。
我们对政治一向反应迟钝，不知道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素来敬仰周总理的爸爸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６日给新枚的信中还很得意，说他应画院要求，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说：“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去画院张贴。我写了小字，他们代我写成大字报，说是省我劳力。照顾可谓周到。”
我们起先以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写大字报，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众”了吗！居然也暗自欣喜。谁又知道那是在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就在这封信里，爸爸还说：
求索字画者甚多。但我多写字，少作画，写字用鲁迅诗，画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儿童放纸鹞），或者《种瓜得瓜》。上海书法展览会中展出了我的字，于是我的书名大噪，求画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兴。毕竟写字少麻烦。
岂料不久之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画院接受批判。事隔约两个月以后，爸爸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１日写给新枚的信中说：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恐防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二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
所谓在天蟾舞台“听报告”，是爸爸怕新枚担心，特地写成“听报告”。其实就是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个画家（刘海粟、程十发等）开批判会，只是没让他们上台而已。据说这次爸爸入场时，与会观众纷纷转身观看，他们是想一睹这饱受苦难的大画家的风采啊。
这次批判的内容，其中一幅画正是《卖花人去路还香》。看来这本尺页已落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把“卖花人去”说成“卖画人去”。于是大做文章，说丰子恺被打倒了还说自己香，他还在放毒！此外还加了另外的画如《满山红叶女郎樵》，说这幅画是诬蔑“三面红旗”落地。后来出版界开批判会时也提到这幅画。我心中纳罕。一看以后，才明白那幅画中从树上落下来的红叶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４日写给新枚的信中就提到过这幅画受批的事：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一幅《满山红叶女郎樵》，竟有种种解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有时想想，上头定下调子来要批判几个人作为政治上的陪衬，在上海，爸爸作为美协主席、画院院长，总是逃不了的。虽然可批的内容已经批过好几回，但谁让爸爸一生画那么多画，随便再找一幅，就可以从豆腐里寻骨头。其实造反派们心中可能也在窃笑。大家都在做戏，应付上头的需要啊！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就在思量：爸爸画着《卖花人去路还香》的那本尺页是否由钱君匋先生交了出去呢？为此，我们对钱先生很有意见。华瞻哥甚至还代表爸爸写了一封信去批评钱先生，表示要和他断绝师生关系，叫他以后别再来我们家向爸爸要画。据说钱先生为此十分惶恐，又不敢来解释。爸爸去世以后，胡治均先生曾访问钱先生。在言谈中，钱先生就讲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册子并非他交出去的。他因受命于某人，要把这画册传送给好几个画家作画，所以从我家取走后马上又送到另一个画家家里去了。他说，是造反派到那画家家里去批判，那画家才交出来的。至于那封绝交信，经胡先生说明情况后，他才安心一点。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他不敢出席，写了一首诗，题为《哭丰子恺先生》：
意气相投五十春，一朝传讹罪吾身。
临风遥哭先生殁，难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时，钱先生心中已略释然，便参加了。
在那段时间里，出于保护爸爸的人身安全，宝姐、华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楼小房间里讨论：如何制止爸爸给人们画画。讨论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取去他的笔砚，使他无法再写再画。他们叫我去执行此事。爸爸起初对此没有意见，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写不画闲坐着的难受，焦躁地对我说：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笔砚，比挖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我吧！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
我听了很内疚，马上还给了他，也没向两个共同商量的人请示。
是的，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难道连写写画画也没有权利了吗？此后他确实只是用毛笔临临帖而已。
人们对于“文革”实在已很厌倦。谁愿意一天到晚生活在斗争中呢。人民大众所
喜爱的毕竟是真、善、美！据说这次“黑画展”的观众，除了极少数人蒙在鼓里以外，绝大多数是来欣赏名画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烟、到处批斗的境遇中，难得有一次名画家的展览啊！
少小离家老大回
爸爸大概自己觉得健康情况越来越差，所以又动了回故乡看妹妹的念头。那时我们的健康知识实在太欠缺，甚至连“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记得朱幼兰先生曾经送我一张《健康第一》的横幅书法，我竟吓了一跳：这种横幅怎能公开地挂到墙上！造反派见了会说：怎么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应该是把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放在第一啊！
爸爸长期坐在桌前，别说外出了，连房间里也不大走动，对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侵袭他，但１９７５年回乡时，癌症肯定已有发展。可怜的爸爸，我怎么全然没有察觉啊，以为你只是年老体弱。那一年，爸爸虚龄７８岁。我现在已将跨进８０岁，还在忙这忙那，天天出去走动。我对健康的无知贻害了爸爸，我们应该坚持让他按时拍片检查的。现在想来，真是遗恨无穷！
这回陪同前往故乡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写下了一篇《石门湾忆游———侍丰子恺老师游故乡》，给我写这本书帮了大忙。爸爸最后的两次出行，都有仗于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这次虽然也同行，但她身体较弱，不能当主力军。同行的还有两个小姑娘：她女儿阿春和我女儿小明，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胡先生文中说：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们从上海搭沪杭火车，向浙江长安站出发。……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谈谈聊聊，三小时的车厢生活，也很欢乐。先生爱饮酒，我们考虑到在火车上的方便，同时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装在药水瓶里，要喝的时候，只需从瓶里一口口往嘴里送，也用不着杯子。先生就这样安逸地在车座上享受着旅途的乐趣。先生这种饮酒似吃药的动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被邻座旅客发觉了，他们交头接耳，不断发出惊奇的微笑和轻声的议论。他们怀疑：“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么病呀！吃的是什么药呢？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不停地服药，而且药量又是那么重，二百五十克的药水快要喝完了。”他们不断地把眼光扫向先生，扫向我们同行的人，想在我们的面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大药量的老公公只报以亲切的微笑，频频向他们点头，直到我们在长安站下车，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些好奇的暂时同路人，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到达长安站，从石门湾开来的小汽船，已经在等着我们。专程来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蒋正东、堂侄儿丰坤益，以及其他亲友共六七人。从长安站到船码头的这段路程，没有任何代步，只得由两个人搀扶先生行走。我们发现先生的脚力已非常差，他走一会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我们就请他在人家门前的阶沿上坐下来，有时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块上。这样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离，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这位老人，在“四害”横行前，曾健步登临过井冈山革命圣迹，攀登过黄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残之后，会留下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只是想着暗暗难过，其他同行的人，都面面相觑，同样是难过，却说不出话来。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这一沉默。他说：“不要紧，慢慢走，总会走到的。”他那坚强的自信心，乐观的精神，依然是那么充沛，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正东的妥帖布置下，我们在船舱里安顿下来。船舱小而不挤，粗而整洁，尽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摆茶。先生一边悠闲地饮酒，一边指着坐在船尾上的蒋正东，讲出有关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来。
正东本来的名字叫“镇东”，是先生的嫡亲外甥，也是这次招待我们的主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贫下中农。镇东的母亲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缘缘堂随笔》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仓促离开石门湾后，正是从镇东的家乡南圣浜开始，从此辗转流徙内地。那时正东还是个没取名的孩子。先生在离开南圣浜时，为了表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纪念这次离乡出奔，特地给外甥取一个名字叫“镇东”，是镇服东洋鬼子的意思。可是，这样含义非常明白的爱国思想，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却被叱之为“恶毒攻击”因为他们把“东”字曲解为东方，即中国。娘舅外甥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来的“镇东”改为现在的“正东”。先生讲完这段新鲜故事，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是爱国也有罪呀！”
我想补充几句。据我所知，镇东改名并非为此，而是因为镇东姓蒋，叫蒋镇东。如果把“东”字理解为一位伟大领导人的名字，再把“蒋”字引申一下，于是就会出现某某人镇压某某人，那还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但如今发现他文中换了一个说法，那要不是编辑改的，就是他自己换了一种写法。胡先生的文章写于１９７９年，阳光还远远没有如今这么灿烂。在“阴，有时有小雨”的时节，把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爸爸在船中饱览两岸美景，经过了我妈妈的家乡崇福后，不久石门的南皋桥在望。
南皋桥是先生多么稔熟的名字呀，但是，此刻他怎么也认不出来了，过去它是用条石砌成的环洞古桥，现在已变成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新桥了，据说将来公路通了，载重十九吨的大卡车也可以通过。大概由于现今桥身又高又大的缘故，索性连“皋”字也改成“高”字了，桥上写着“南高桥”三个字。“变了样了，不认识了。”先生为故乡不断前进，发出多么喜悦的赞叹。
汽船从大运河驶入后河经缘缘堂遗址时，岸上已有人在向船里人打招呼。但爸爸此行的目的地是南圣浜，所以驶过木场桥，出了通市桥，径向西北方向开去。南圣浜离石门镇水路七里。
船开十数分钟后，又遇到一座古老的石桥，往上望去，桥栏上刻的是“画书桥”，多么优雅的名字呀。据先生回忆，桥边昔年还有一座萧王庙，从前每逢庙会，萧王庙的花台戏是远近闻名的。花台者，乃是用鲜花扎成的戏台，在这个台上演戏，就叫做花台戏。先生儿时曾在这里看过花台戏。他说：“有一次，我在台上看到一个漂亮的花旦，在卸装后再看到他的时候，却是一个穿着竹布大褂、头颈下拖着一根长辫子、手里拿着旱烟筒的中年男子。”先生说来有声有色，津津有味，这位白发老翁顿时回复到他那甜蜜的童年时代的境界里去了。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先生儿时的幸福。如今萧王庙早已不存，而花台戏的诗情画意，还在石门湾周围流传。
船过画书桥，河道更见狭小。汽船停了火，改用竹篙撑行前进，有点像桃花源里缘溪行的味道，不过两岸不是桃林，而是桑林。四月里的桑树，嫩绿满枝，其景之美，不亚于落英缤纷。桑地里的豆花，随着微风一阵阵飘来清香，使人心旷神怡，我们犹如进入了迷人的仙境。
须臾，正东过来说：“到了。”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向前方大约二百公尺的尽头处。我顺着他的指头看去，不禁大吃一惊。我疑心自己的视力不佳，带着惊疑的眼光问正东：“这两岸，都是……？”正东首肯地答道：“是呀！都是我们的村里人，都要见见娘舅。”他接着为难地又说：“我们总算保密了，但消息还是给泄漏了。”原来这是一群自愿的、朴素的欢迎队伍。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两岸望去，蓊蓊然总有一二百人，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衣着楚楚像是经过打扮的，也有连锄头铁搭还未放下而挤在人群中的。船越撑越近，“夹河”欢迎者的笑脸，徐徐地向我们掠过。他们笑得那么坦然，那么诚恳。等到我们上了岸，年老的纷纷过来，向先生问好招呼，他们又是那样亲切，那样真挚。这个感人的镜头，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能磨灭。想想“四人帮”一伙，费尽心机贬低和否定子恺先生，妄图破坏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美好形象，对比之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怜。
第二天，让先生安静地休息一天，我和林先抽空先到石门镇去兜一转，凭吊了缘缘堂遗址，浏览了石门镇市容，虽说草草一掠，也可算是先睹为快了。
到第三天，四月十五日，先生和我们，还有南圣浜的几个陪客和撑船的亲戚，一行十余人，乘木船至石门镇。原打算看看市容，访访故址，作整日游。可是，船到镇上，已经中午，我们在先生的堂侄坤益家吃了中饭。饭后，忽然天下雨了，雨越落越大，游览计划全部打消。下午只得原船回南圣浜。
自此以后，天天阴雨连绵，农村道路泥泞，我们无法出门。再度游石门镇的计划当然也无法实现。我和林先以及孩子们，有些不耐烦，不免抱怨天公不肯作美，还是先生风趣地劝我们，说：“勿急，这就叫‘落雨天留客’嘛，既来之，则安之。”神态是如此安详，兴致是如此勃勃。就在这雨窗的客舍里，先生为我随身带去的一本《缘缘堂随笔》的封面上，亲笔题了签，落了款，笔力苍劲挺秀，布局疏密相宜。我十分宝爱这本书，如今它已成为我石门湾之游的珍贵纪念文物之一。
雨连下四天，却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寂寞，来南圣浜探望子恺先生的乡亲络绎不绝。他们不顾天雨路滑，有从二九里（即十章开头的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
先生的幼女一吟，过去经常陪先生出游，这次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去，但她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与我约法三章：谢绝应酬性赴宴；不要惊动乡里；不写字作画。一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中，好端端的会来个无事生非，给先生带来麻烦，因此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的。但是这三条中，只有第一条我们是坚决做到了，这是因为先生从来就讨厌那种虚伪客套的酬酢。第二条呢？尽管我们对自己的行止相当“保密”，但到底“泄了密”，因此也还是惊动了乡里。至于第三条，先生是这样说的：“爱我画的人，爱我字的人，总是爱护我的。爱护我的人，总不会是坏人吧！要画的，要写的，把名字记下。”都答应了。先生为人如此厚道，我复何言。
爸爸这番话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确实没有碰到过爱爸爸作品的坏人。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感动人心，唤醒人们的良知。爸爸在文章里，在画里，写的都是一个“爱”字：爱护人类，乃至爱护生物。他画了４５０幅护生画，为的就是唤醒人们心中的爱。他提倡护生，目的不仅要人们爱护动物；更重要的，是爱护自己的心。只要人人都有一颗爱心，天下就会太平！
爸爸回来后，给很多乡亲画画写字。更多的是写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跋》云：离乡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时节重游旧地，但见建筑全新，园林畅茂，如入一新世界。写贺知章诗赠亲友留念。（吟按：标点是我加的。）
又有谁料到，１９７３年去杭州，１９７５年回故乡，其实是爸爸向他的亲姊妹道别！石家庄之行，终于未能实现。
暂时脱离人世
这一年的８月初，有一天吃晚饭时，我们发现爸爸用筷子挟菜竟挟不住，最后几口是我喂给他吃的。一量体温，３８度６！右手指不灵活，逐渐发展到右腕也不灵活，又发展到右肘乃至右肩都不灵活。
爸爸的公费医疗已从高级的医院降到一般的医院。我们几次陪爸爸去看病，医生虽然也作了Ｘ光透视，却没有发现肿瘤，只说“有肺结核老疤”。验血，白细胞６０００。医生诊断为“感冒”。
８月１５日，杭州传来了满娘去世的消息。这对爸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不断地遵医嘱服药，等待“感冒”痊愈。
第 42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4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