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43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43 章
忽然有一天，挂在他身旁墙壁上的马一浮先生书写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掉了一联下来，落在爸爸身上。我赶紧去收取。展开一看，竟是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那么巧！难道是坏的预兆？我尽量在心中把这现象斥之为迷信，而且当时对谁也没说。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８月２９日的傍晚。秋姐陪了她的朋友丁训杰医生来到日月楼上给爸爸看病。丁医生了解了种种情况后，主张赶快送医院。医生走后，我们立刻行动。好容易叫到了一辆汽车，但怎么把爸爸弄下楼去呢？这时家里没一个男人，时间刻不容缓，就由我背了爸爸下楼。爸爸已是那么瘦，我并不觉得吃力。
那个时期，公费医疗规定在哪里，就不能到别的医院去以公费看病。所以还是送到大华医院看急诊。医院里人满为患，爸爸连观察室也进不了，只能睡在走廊里的“加床”上。晚上由我留下来陪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爸爸要我扶他起来，让我坐到床头，他靠在我身上。妈妈曾讲给我听，说我祖母病危时，就是这样靠在人身上。爸妈都充当过靠垫。莫非爸爸病危了？唉，我怎么尽想些不祥之兆！
爸爸和我聊天，他断断续续地轻声地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胡治均告诉我说，都是江青无法无天，还说……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
爸爸虽然说得很轻，我却听得很清楚，因为两个人的头是挨在一起的。忽然他感慨地说：
“我们这一代兄弟姊妹中要数你满娘寿最长了。她活了８５岁。”
我觉得这是更不好的兆头，显然病人自己觉得活不长了。我连忙安慰他：
“爸爸，你会更长寿！”
“我么？……唉！……我真想看到这班人的下场，可是我这病……”
“你会好的！上次透视结果不是说你没事吗？”
爸爸的身子抖动了。他试图擦眼泪，但忘了自己的右臂已不听使唤。我屏住自己的眼泪，连忙替他擦。
爸爸似乎平静下去。过一会儿，他忽然轻声地吟诵起陆游的诗《示儿》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爸爸，你……”这回轮着我的身子抖动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爸爸显然不喜欢让这种悲伤的情绪持续太久，突然转变了话题：
“我永远也忘不了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总理同我握手的情景。周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他问了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年。他关心我为什么不带了老伴一起到北京来。他关照我说，下次要带来。……周总理记性真好。第二次我带了你妈妈去北京时，周总理见了面就问我：‘老伴带来了吗？’还有一次，周总理来上海，一看见我就问我近来画得多吗？问长问短真亲切。”
接着，他无限怀念地补说一句：
“不知道周总理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爸爸的身子又抖动起来。
他似乎预料到自己不久就要失去讲话的能力，这天晚上，话讲得特别多。
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秋姐和胡治均先生一早就来了，秋姐主张马上通知画院。胡先生便赶到画院去，马上同来了杨振新———就是爸爸一直说他好的那一位。医生要为爸爸再做一次透视。但这时爸爸体力不支，已站不起来。于是，由杨振新和胡治均两个男子汉夹住爸爸的双臂，我和秋姐则扶着他的左右脚。好容易透视成功，医生仍然说肺部只是陈旧性病变。
秋姐坚决主张马上转院，转到市级的华山医院。但按当时规定，转市级医院必须先到区中心医院办转诊手续，而且必须病人亲自到区中心医院去，经过检查后才能转诊。秋姐马上去区中心医院找她熟悉的人。我和胡先生把半身已不能动弹的爸爸好不容易送进了汽车，来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俗称淮海医院）。幸亏秋姐那位熟悉的张医生帮忙，当天就办好了转诊手续。爸爸又被艰难地送进了华山医院急诊室。
爸爸起初被安置在华山医院内科观察室９床。８月３１日检查超声波，结果良好。９月１日做脑电图，也未发现异常。９月２日，医生嘱我们把病人转到神内科观察室２７床。为了排除患其他疾病的可能，神内科医生嘱我们把病人送去拍Ｘ光片检查肺部。我和先姐陪去。我想，在大华医院两次都作过Ｘ光透视，还会有问题吗！多半是神经方面的病。可是，拍片和透视就是不一样。片子洗出来，医生宣布爸爸竟是肺癌！
我和先姐一听见这消息，两人偷偷地抱头大哭。原来右肺的叶尖有一个约拳头大的肿瘤！如果是恶性的话，自然已属晚期。经过借旧片比较，拍了分层片，终于确定是肺癌！医生分析说：可能已转移到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了。
妈妈和兄弟姊妹闻得这个坏消息，无不伤心痛哭。亲友们都来关心。卢永高先生送来一本杂志，上面报道湖州有一个中医，研制出一种叫“东风汤”的中药，说是治癌很灵验。真是“病急乱投医”，胡治均先生马上自告奋勇去湖州购买。据说买的人相当多，他还是托了熟人才能很快买到，赶紧送回上海给病人服用。此外，秋姐建议服羚羊角粉，我还曾到雁荡路附近一位我们家乡的名医家里，坐在他家门槛上等他回来，求他开了中药，煎好后赶紧送去给爸爸喝。
爸爸生病期间，也颇有一些人来看望他。张乐平先生也来过，平时经常登门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不少人写信来慰问病情。
自从爸爸住院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值班的安排，并由每个值班者及时记录每一次检查、治疗、服药以及病人的一举一动等等情况，以便接班人了解。这些资料共有两小册。到２００６年，故乡桐乡档案馆找上门来，我就把这两个小册子捐赠给他们了。他们打印了一份副本让我保存着。
新枚也从石家庄赶回来侍病了。在９月４日侍病的日记上，他写着：爸爸说自己“东想西想困勿着（即睡不着）”，新枚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诗词，想“黄莺久住似相识，欲别频啼三两声”以及秦少游词。那时爸爸离去世已只有１１天，还牵挂着诗词，难怪他晚年曾对新枚说，他死后只有诗词舍不得抛弃。
在爸爸很难把话说清楚时，也没忘记要把自己在“地下活动”时译出的由他亲自包好的三篇“物语”交新枚保存。爸爸做了一下手势，表示一包东西，再指指新枚。我马上领会了。因为他在健康时已提到过这三篇译作要交新枚保存。就像那套彩色精品风景人物画一样，他认为交新枚保存在石家庄比放在自己身边安全。他深信这些作品有朝一日会与读者见面。
爸爸病情日渐恶化。我看出他似乎心中有话不能表达，便反复地问他，但爸爸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新枚想了想，找出一本练习本，我给爸爸递上一支圆珠笔。爸爸下意识地把笔握住，在本子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他留给世人的绝笔。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午１２点０８分，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他没有活到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
不，爸爸没有死。他只是“暂时脱离尘世”！到了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他会重新来到读者身边！
第六章人去楼空魂永在
向爸爸道别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由画院出面，在龙华火葬场为这位前任院长举行了一次追悼会。这时，周恩来同志病重，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时，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追悼会总算在大厅中举行。画院里的老画师们，凡是走得动的，几乎都来参加了。他们在“牛棚”里共过患难，都怀念着这位与世无争的老画家。
送花圈的人很多。那时的花圈只有纸的，有一个却是鲜花的，用我们家乡称为“千年红”的小紫花球组成。我一看，原来是刘海粟先生请人送来的。后来得知刘先生当时正患重病，作诗曰：
暮年兄弟少，悲君亦自悲；泪雨满床头，真梦两依稀。
事后，刘先生在《怀念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那时候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处买不到鲜花。我刚巧领到一个月的伙食费，便请人跑到虹口公园费了不少唇舌，买花扎成一个花圈，托一位有正义感的学生吴侃送到龙华火葬场殡仪馆。……子恺……和他的艺术是有生命有气节的真花！……真花能留下种子，馨香远播，秀色长存，沾溉后学，美化世界，歌颂青春！
国内报刊上对这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家的逝世毫无反应，倒是由于我们通知了爸爸的方外莫逆之交新加坡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上登出了两条消息。到１９７６年的２月１３日，香港《大拇指周报》上出现了两版“丰子恺先生纪念专辑”，发表了明川的《不悲不恸悼先生》和香山亚黄等人所写的《悼以外》、《迟来的噩讯》等悼文。
爸爸的老友叶圣陶先生得知噩耗后，寄来一首诗：
故交又复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
漫画初探招共酌，新篇细校得先娱。
深杯剪烛沙坪坝，野店投书遵义庐。
十载所希归怅恨，再谋一面愿终虚。
…………
追悼会后，我整理了爸爸留下的可怜的书画遗物，全部拿出来，对姐姐们和兄弟们说：
“你们挑选吧，剩下的给我。”
我们对这些东西谁也不争。各人选了自己喜欢的，我拿了剩下的一幅小书法和一些日文后来都捐给缘缘堂了）。大哥选了一些图章，余下的图章由弟弟拿去保存了。
第 43 章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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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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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有一天，挂在他身旁墙壁上的马一浮先生书写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掉了一联下来，落在爸爸身上。我赶紧去收取。展开一看，竟是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那么巧！难道是坏的预兆？我尽量在心中把这现象斥之为迷信，而且当时对谁也没说。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８月２９日的傍晚。秋姐陪了她的朋友丁训杰医生来到日月楼上给爸爸看病。丁医生了解了种种情况后，主张赶快送医院。医生走后，我们立刻行动。好容易叫到了一辆汽车，但怎么把爸爸弄下楼去呢？这时家里没一个男人，时间刻不容缓，就由我背了爸爸下楼。爸爸已是那么瘦，我并不觉得吃力。
那个时期，公费医疗规定在哪里，就不能到别的医院去以公费看病。所以还是送到大华医院看急诊。医院里人满为患，爸爸连观察室也进不了，只能睡在走廊里的“加床”上。晚上由我留下来陪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爸爸要我扶他起来，让我坐到床头，他靠在我身上。妈妈曾讲给我听，说我祖母病危时，就是这样靠在人身上。爸妈都充当过靠垫。莫非爸爸病危了？唉，我怎么尽想些不祥之兆！
爸爸和我聊天，他断断续续地轻声地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胡治均告诉我说，都是江青无法无天，还说……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
爸爸虽然说得很轻，我却听得很清楚，因为两个人的头是挨在一起的。忽然他感慨地说：
“我们这一代兄弟姊妹中要数你满娘寿最长了。她活了８５岁。”
我觉得这是更不好的兆头，显然病人自己觉得活不长了。我连忙安慰他：
“爸爸，你会更长寿！”
“我么？……唉！……我真想看到这班人的下场，可是我这病……”
“你会好的！上次透视结果不是说你没事吗？”
爸爸的身子抖动了。他试图擦眼泪，但忘了自己的右臂已不听使唤。我屏住自己的眼泪，连忙替他擦。
爸爸似乎平静下去。过一会儿，他忽然轻声地吟诵起陆游的诗《示儿》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爸爸，你……”这回轮着我的身子抖动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爸爸显然不喜欢让这种悲伤的情绪持续太久，突然转变了话题：
“我永远也忘不了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总理同我握手的情景。周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他问了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年。他关心我为什么不带了老伴一起到北京来。他关照我说，下次要带来。……周总理记性真好。第二次我带了你妈妈去北京时，周总理见了面就问我：‘老伴带来了吗？’还有一次，周总理来上海，一看见我就问我近来画得多吗？问长问短真亲切。”
接着，他无限怀念地补说一句：
“不知道周总理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爸爸的身子又抖动起来。
他似乎预料到自己不久就要失去讲话的能力，这天晚上，话讲得特别多。
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秋姐和胡治均先生一早就来了，秋姐主张马上通知画院。胡先生便赶到画院去，马上同来了杨振新———就是爸爸一直说他好的那一位。医生要为爸爸再做一次透视。但这时爸爸体力不支，已站不起来。于是，由杨振新和胡治均两个男子汉夹住爸爸的双臂，我和秋姐则扶着他的左右脚。好容易透视成功，医生仍然说肺部只是陈旧性病变。
秋姐坚决主张马上转院，转到市级的华山医院。但按当时规定，转市级医院必须先到区中心医院办转诊手续，而且必须病人亲自到区中心医院去，经过检查后才能转诊。秋姐马上去区中心医院找她熟悉的人。我和胡先生把半身已不能动弹的爸爸好不容易送进了汽车，来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俗称淮海医院）。幸亏秋姐那位熟悉的张医生帮忙，当天就办好了转诊手续。爸爸又被艰难地送进了华山医院急诊室。
爸爸起初被安置在华山医院内科观察室９床。８月３１日检查超声波，结果良好。９月１日做脑电图，也未发现异常。９月２日，医生嘱我们把病人转到神内科观察室２７床。为了排除患其他疾病的可能，神内科医生嘱我们把病人送去拍Ｘ光片检查肺部。我和先姐陪去。我想，在大华医院两次都作过Ｘ光透视，还会有问题吗！多半是神经方面的病。可是，拍片和透视就是不一样。片子洗出来，医生宣布爸爸竟是肺癌！
我和先姐一听见这消息，两人偷偷地抱头大哭。原来右肺的叶尖有一个约拳头大的肿瘤！如果是恶性的话，自然已属晚期。经过借旧片比较，拍了分层片，终于确定是肺癌！医生分析说：可能已转移到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了。
妈妈和兄弟姊妹闻得这个坏消息，无不伤心痛哭。亲友们都来关心。卢永高先生送来一本杂志，上面报道湖州有一个中医，研制出一种叫“东风汤”的中药，说是治癌很灵验。真是“病急乱投医”，胡治均先生马上自告奋勇去湖州购买。据说买的人相当多，他还是托了熟人才能很快买到，赶紧送回上海给病人服用。此外，秋姐建议服羚羊角粉，我还曾到雁荡路附近一位我们家乡的名医家里，坐在他家门槛上等他回来，求他开了中药，煎好后赶紧送去给爸爸喝。
爸爸生病期间，也颇有一些人来看望他。张乐平先生也来过，平时经常登门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不少人写信来慰问病情。
自从爸爸住院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值班的安排，并由每个值班者及时记录每一次检查、治疗、服药以及病人的一举一动等等情况，以便接班人了解。这些资料共有两小册。到２００６年，故乡桐乡档案馆找上门来，我就把这两个小册子捐赠给他们了。他们打印了一份副本让我保存着。
新枚也从石家庄赶回来侍病了。在９月４日侍病的日记上，他写着：爸爸说自己“东想西想困勿着（即睡不着）”，新枚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诗词，想“黄莺久住似相识，欲别频啼三两声”以及秦少游词。那时爸爸离去世已只有１１天，还牵挂着诗词，难怪他晚年曾对新枚说，他死后只有诗词舍不得抛弃。
在爸爸很难把话说清楚时，也没忘记要把自己在“地下活动”时译出的由他亲自包好的三篇“物语”交新枚保存。爸爸做了一下手势，表示一包东西，再指指新枚。我马上领会了。因为他在健康时已提到过这三篇译作要交新枚保存。就像那套彩色精品风景人物画一样，他认为交新枚保存在石家庄比放在自己身边安全。他深信这些作品有朝一日会与读者见面。
爸爸病情日渐恶化。我看出他似乎心中有话不能表达，便反复地问他，但爸爸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新枚想了想，找出一本练习本，我给爸爸递上一支圆珠笔。爸爸下意识地把笔握住，在本子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他留给世人的绝笔。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午１２点０８分，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他没有活到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
不，爸爸没有死。他只是“暂时脱离尘世”！到了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他会重新来到读者身边！
第六章人去楼空魂永在
向爸爸道别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由画院出面，在龙华火葬场为这位前任院长举行了一次追悼会。这时，周恩来同志病重，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时，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因此，追悼会总算在大厅中举行。画院里的老画师们，凡是走得动的，几乎都来参加了。他们在“牛棚”里共过患难，都怀念着这位与世无争的老画家。
送花圈的人很多。那时的花圈只有纸的，有一个却是鲜花的，用我们家乡称为“千年红”的小紫花球组成。我一看，原来是刘海粟先生请人送来的。后来得知刘先生当时正患重病，作诗曰：
暮年兄弟少，悲君亦自悲；泪雨满床头，真梦两依稀。
事后，刘先生在《怀念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那时候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处买不到鲜花。我刚巧领到一个月的伙食费，便请人跑到虹口公园费了不少唇舌，买花扎成一个花圈，托一位有正义感的学生吴侃送到龙华火葬场殡仪馆。……子恺……和他的艺术是有生命有气节的真花！……真花能留下种子，馨香远播，秀色长存，沾溉后学，美化世界，歌颂青春！
国内报刊上对这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家的逝世毫无反应，倒是由于我们通知了爸爸的方外莫逆之交新加坡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上登出了两条消息。到１９７６年的２月１３日，香港《大拇指周报》上出现了两版“丰子恺先生纪念专辑”，发表了明川的《不悲不恸悼先生》和香山亚黄等人所写的《悼以外》、《迟来的噩讯》等悼文。
爸爸的老友叶圣陶先生得知噩耗后，寄来一首诗：
故交又复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
漫画初探招共酌，新篇细校得先娱。
深杯剪烛沙坪坝，野店投书遵义庐。
十载所希归怅恨，再谋一面愿终虚。
…………
追悼会后，我整理了爸爸留下的可怜的书画遗物，全部拿出来，对姐姐们和兄弟们说：
“你们挑选吧，剩下的给我。”
我们对这些东西谁也不争。各人选了自己喜欢的，我拿了剩下的一幅小书法和一些日文后来都捐给缘缘堂了）。大哥选了一些图章，余下的图章由弟弟拿去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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