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5《四库全书》的编纂

    ——尊重规律是一种责任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局限于一时的想法,把自然留给我们的东西肆意破坏掉,等到自然报复我们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却已悔之晚矣。

    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帝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公元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主要负责人,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连下两次命令,各地图书才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用了两年,就达到两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金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金人后代的满人,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公元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扬州。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当时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智慧解读:

    书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还原历史的重要工具。清代编撰《四库全书》,居然把古书肆意销毁、篡改,掩盖掉任何于统治“不利”的东西,贻害千秋。其实何止是书,中国的太多文化传统,也往往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任意贴上标签,加以批判、抛弃。传统包含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心理认同,怎么可以随便丢弃?尊重是一种责任,对大自然,我们也是用一句“人定胜天”,就肆意破坏,现在又回过头来治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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