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了前面的房间。那位缺少热情的女士仍在默默地、不停地绣她的椅罩。我们进来时，她放下椅罩，用坦率锐利的蓝眼睛望着我们。
“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压根不是想寄给我的。这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好几次了，但他只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人，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捉弄我呢？”“我也是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说，“我想更可能的是——”他欲言又止。
这时，我看到福尔摩斯正在用非常专注的表情盯着这位女士的侧面。一时间，他急切的脸上露出了吃惊和满意的神情。而当库辛小姐回头察看他为什么突然沉默时，他已经变得像原来一样严肃矜持。我定定地看着她浅灰色的头发、整洁的帽子、金色的小耳环和平静的容貌，但我看不出让我的同伴明显激动的原因。
“有一两个问题……”
“啊，我厌倦了提问！”库辛小姐不耐烦地嚷道。
“我相信，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进屋时，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幅三位女士的合影。一位无疑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极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是啊，你说的没错。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胳膊旁边，这儿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
合影的男子，从他穿的制服看，是个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你妹妹还没结婚。”“你观察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嗯，你说得很对。可是，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吉姆·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忍受不了离别之苦，于是就转到利物浦到伦敦的航船上工作。”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来看过我一次。当时他戒了酒。后来他一上岸就开戒喝酒，一喝酒便发酒疯。啊！他一酗酒，日子就不好过了。起初，他不再和我往来，接着，他又跟萨拉吵嘴，现在连玛丽也不给我写信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俩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辛小姐谈到了她深有感触的一个话题。像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她起初羞于开口，后来会变得非常健谈。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她那个当船员的妹夫的情况，随后把话题转到了她原来的那几个医学生房客身上。她长篇大论给我们讲了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及他们的姓名和医院的名字。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所有的一切，偶尔会提一个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我纳闷，既然你们俩都是未婚女士，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啊！你不知道萨拉的脾气，否则你就不会纳闷了。我来到克罗伊登后，曾经尝试过与她住在一起，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开。
我不想说一句自己的妹妹的坏话，但她总是爱管闲事，这一点让我难以忍受。”
“你的意思是说，她和你在利物浦的那位亲戚吵过架。”
“是的，他们有一段时间还是最好的朋友。本来，她去那里住，是为了亲近他们。谁知过了一阵，萨拉和布朗纳不知为什么吵翻了。
回来后，她对吉姆·布朗纳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里的最后六个月，常常只说他好喝酒以及各种不好的习惯。我猜想，是布朗纳发现她爱管闲事，就对她发了点脾气，就这样吵开了。”“谢谢你，库辛小姐，”
福尔摩斯说着站起来，点了点头。
“我想，你刚才说你的妹妹萨拉是住在沃灵顿的新街吧？再见，像你说的那样，你为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案子困惑不安，我非常抱歉。”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有一辆出租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沃灵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简单，但有一两个相关细节非常有启发性。车夫，请在电报局门口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斜压在鼻梁上，挡住迎面射来的阳光。
不一会儿，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的门前。这房子跟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房子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开了，一位年轻绅士走出来站在台阶上。他身穿黑衣，头戴有光泽的礼帽，表情十分严肃。“库辛小姐在家吗？先生。”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重，”他说，“从昨天起她罹患严重的脑神经疾病。我是她的医生，我不能允许任何人见她，建议你十天后再来。”
说完，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大步沿街走去。
“好的，好的，不见就不见。”谁知，我的朋友一听这消息反倒高兴起来。我这时仿佛掉进迷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也许她不能为你提供什么线索。”我说。
“我本来也不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信息。知道她病了，这就足够了。在这里我已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好了，到此为止吧！华生，我们该吃午饭了。车夫，请把我们送到一家饭店去。我们将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再拜访莱斯特雷德先生。”于是，我们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在吃饭的时候，福尔摩斯不同我谈任何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事，只是谈小提琴。他眉飞色舞地叙述自己是怎样饶费心思地买到那把斯特拉迪瓦里提琴的。他说，这把小提琴至少值五百多个畿尼，但是他却只花了四十五个先令便从在托特姆宫路上的一个犹太人手中买来。
紧接着，他又从这把着名的意大利提琴谈到十八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小提琴手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不紧不慢地谈着这位小提琴手的种种轶事。很快，傍晚来临，那炎热的阳光变成了柔和的晚霞，天空一片绚丽的图景。我们乘车到了警察局，大老远就看见莱斯特雷德警长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等候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电报。”他说着把电报递给我的朋友。“啊！是回电！”福尔摩斯撕开电报，瞥了一眼，然后揉成一团，装进了口袋。
“一切顺利。”他说。
“你发现了什么？”
“我已经发现了所有的一切！”
“什么！”莱斯特雷德惊愕地盯着他说，“你在开玩笑。”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子。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了各个细节。”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后面草草写了几个字，扔给了莱斯特雷德。“这是姓名，”他说，“你最早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关于这起案子，我宁愿你压根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喜欢参与那些破案有难度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大步流星一起向车站走去，留下一脸喜悦的莱斯特雷德仍在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名片。
当天晚上，我们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吃晚饭后，我与福尔摩斯各占据一个沙发，抽着雪茄烟，聊着今天白天的事情。
“其实这个案子十分简单，正如我们以前接触过‘血字’案件一样，我的侦破方式是从结果去推测事情的起因。我已经写信给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我要他在抓获罪犯以后，从罪犯口供中为我们提供最详细的经过。”
“他能抓住罪犯吗？”
“能。你别看他没有什么推理能力，但办这件事可以放心，他抓罪犯是十分尽心尽责的。如果他一知道自己需要去干什么，便会像一头非常忠于主人的狗一样努力地去干。所以，你放心，他会顺利地抓住罪犯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在苏格兰警署身居高职。”
“那么，你这个案子完成了？”
“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我从一些证据中推知制造这一罪恶事件的人是什么人，虽然这个案子中的一个受害人是谁，我还不十分清楚。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推知整个事情的经过。华生，你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库辛小姐的妹夫——即利物浦海轮上的服务人员吉姆·布朗纳先生是你怀疑的人吧？”
“啊！岂止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非常朦胧的迹象，别的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我看是再清楚不过了。听我扼要叙述一下发案的主要经过吧。
你记得，我们接到这个案子时，对一切情况都不了解，这种情况往往十分有利。我们没有形成任何看法，只进行客观观察，从观察中作出推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好像不打算严守某种秘密。
“后来我们看到了那张照片，便得知她有两个妹妹。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本来是打算寄给她的一个妹妹的。我把这个念头撇在一边，将来可以通过证明推翻它，或者肯定它。然后我们去了花园，你记得，我们看到了黄纸盒子里非常奇怪的东西。
“那根绳子是轮船上修帆工人用的那种防水绳，在调查时还闻到一股海水的腥味。我发现绳结是水手喜欢用的那种结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穿耳环在水手中间比在陆地上的人更流行。因此我能十分肯定，这场悲剧中的所有男演员必须在海员中间寻找。
“我查看包裹上的地址，发现是寄给s·库辛小姐的。三姐妹都姓库辛，大姐姐的名字缩写是‘s’，但一个妹妹的名字也可能同样是这个缩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整个从头开始调查。于是我登门拜访，想查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辛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事一定有错误，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因为我看见一个东西，不由大为惊讶，这事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华生，你是医生，当然知道，人体上任何部分都不像耳朵那样千差万别。每个人的耳朵形状都与其他人的不同。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我还就这一题材写过两篇小论文。我以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征。后来我注视库辛小姐，发现她的耳朵跟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极为相似，你可以想象出我当时心里有多么惊讶了。这种事绝不会是巧合，内耳软骨的涡旋都很小，所有特征都相似，简直就是同一只耳朵。“我当然立即就看出这一观察结果极其重要。受害者显然与她有血缘关系，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
你记得，我开始与她谈起她的家庭，她立即把一些极有价值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们。
“首先，她的妹妹叫萨拉，不久前跟她住在一起，两人的地址相同，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得知那个客轮服务员娶了老三，还得知他一度跟萨拉小姐打得火热，所以她就去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在一起。后来发生过一场争吵，他们才分开居住，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通信。所以，假如布朗纳寄包裹给萨拉小姐，当然会寄到她原来的旧址。“现在，真相开始大白了。
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客轮服务员，这个人富于感情，容易冲动。你记得，他为了避免与妻子长期分居，竟抛弃一个非常优厚的差事。另外，这个人有时候会酗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遭凶杀，另外还有个男人也被杀害了，我们可以假定，那是一个海员。当然，作案的直接动机就是妒忌。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桩案子的证据寄给萨拉·库辛小姐呢？也许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插手为妹妹当中间人，结果导致这个悲剧事件。你知道，那条航线的客轮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定作案的人是布朗纳，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他能寄出那个可怕包裹的第一个码头就是贝尔法斯特。“在这一阶段，另一种情况显然也有可能。虽然我自己认为靠不住，不过还是决定先把这种可能性摆出来，然后接着讲述下去。假设有个爱上布朗纳夫人的失意情人将夫妇俩谋杀了，那只男人的耳朵就可能是丈夫的。虽然可以这样想象，但这一假设有许多致命的瑕疵。于是我拍了个电报给利物浦警方的朋友阿尔加，请他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走了。然后，你我就去沃林顿拜访萨拉小姐了。
“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压根不是想寄给我的。这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好几次了，但他只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人，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捉弄我呢？”“我也是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说，“我想更可能的是——”他欲言又止。
这时，我看到福尔摩斯正在用非常专注的表情盯着这位女士的侧面。一时间，他急切的脸上露出了吃惊和满意的神情。而当库辛小姐回头察看他为什么突然沉默时，他已经变得像原来一样严肃矜持。我定定地看着她浅灰色的头发、整洁的帽子、金色的小耳环和平静的容貌，但我看不出让我的同伴明显激动的原因。
“有一两个问题……”
“啊，我厌倦了提问！”库辛小姐不耐烦地嚷道。
“我相信，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进屋时，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幅三位女士的合影。一位无疑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极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是啊，你说的没错。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胳膊旁边，这儿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
合影的男子，从他穿的制服看，是个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你妹妹还没结婚。”“你观察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嗯，你说得很对。可是，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吉姆·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忍受不了离别之苦，于是就转到利物浦到伦敦的航船上工作。”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来看过我一次。当时他戒了酒。后来他一上岸就开戒喝酒，一喝酒便发酒疯。啊！他一酗酒，日子就不好过了。起初，他不再和我往来，接着，他又跟萨拉吵嘴，现在连玛丽也不给我写信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俩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辛小姐谈到了她深有感触的一个话题。像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她起初羞于开口，后来会变得非常健谈。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她那个当船员的妹夫的情况，随后把话题转到了她原来的那几个医学生房客身上。她长篇大论给我们讲了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及他们的姓名和医院的名字。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所有的一切，偶尔会提一个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我纳闷，既然你们俩都是未婚女士，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啊！你不知道萨拉的脾气，否则你就不会纳闷了。我来到克罗伊登后，曾经尝试过与她住在一起，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开。
我不想说一句自己的妹妹的坏话，但她总是爱管闲事，这一点让我难以忍受。”
“你的意思是说，她和你在利物浦的那位亲戚吵过架。”
“是的，他们有一段时间还是最好的朋友。本来，她去那里住，是为了亲近他们。谁知过了一阵，萨拉和布朗纳不知为什么吵翻了。
回来后，她对吉姆·布朗纳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里的最后六个月，常常只说他好喝酒以及各种不好的习惯。我猜想，是布朗纳发现她爱管闲事，就对她发了点脾气，就这样吵开了。”“谢谢你，库辛小姐，”
福尔摩斯说着站起来，点了点头。
“我想，你刚才说你的妹妹萨拉是住在沃灵顿的新街吧？再见，像你说的那样，你为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案子困惑不安，我非常抱歉。”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有一辆出租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沃灵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简单，但有一两个相关细节非常有启发性。车夫，请在电报局门口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斜压在鼻梁上，挡住迎面射来的阳光。
不一会儿，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的门前。这房子跟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房子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开了，一位年轻绅士走出来站在台阶上。他身穿黑衣，头戴有光泽的礼帽，表情十分严肃。“库辛小姐在家吗？先生。”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重，”他说，“从昨天起她罹患严重的脑神经疾病。我是她的医生，我不能允许任何人见她，建议你十天后再来。”
说完，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大步沿街走去。
“好的，好的，不见就不见。”谁知，我的朋友一听这消息反倒高兴起来。我这时仿佛掉进迷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也许她不能为你提供什么线索。”我说。
“我本来也不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信息。知道她病了，这就足够了。在这里我已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好了，到此为止吧！华生，我们该吃午饭了。车夫，请把我们送到一家饭店去。我们将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再拜访莱斯特雷德先生。”于是，我们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在吃饭的时候，福尔摩斯不同我谈任何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事，只是谈小提琴。他眉飞色舞地叙述自己是怎样饶费心思地买到那把斯特拉迪瓦里提琴的。他说，这把小提琴至少值五百多个畿尼，但是他却只花了四十五个先令便从在托特姆宫路上的一个犹太人手中买来。
紧接着，他又从这把着名的意大利提琴谈到十八至十九世纪意大利小提琴手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不紧不慢地谈着这位小提琴手的种种轶事。很快，傍晚来临，那炎热的阳光变成了柔和的晚霞，天空一片绚丽的图景。我们乘车到了警察局，大老远就看见莱斯特雷德警长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等候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电报。”他说着把电报递给我的朋友。“啊！是回电！”福尔摩斯撕开电报，瞥了一眼，然后揉成一团，装进了口袋。
“一切顺利。”他说。
“你发现了什么？”
“我已经发现了所有的一切！”
“什么！”莱斯特雷德惊愕地盯着他说，“你在开玩笑。”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子。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了各个细节。”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后面草草写了几个字，扔给了莱斯特雷德。“这是姓名，”他说，“你最早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关于这起案子，我宁愿你压根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喜欢参与那些破案有难度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大步流星一起向车站走去，留下一脸喜悦的莱斯特雷德仍在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名片。
当天晚上，我们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吃晚饭后，我与福尔摩斯各占据一个沙发，抽着雪茄烟，聊着今天白天的事情。
“其实这个案子十分简单，正如我们以前接触过‘血字’案件一样，我的侦破方式是从结果去推测事情的起因。我已经写信给我们的朋友莱斯特雷德，我要他在抓获罪犯以后，从罪犯口供中为我们提供最详细的经过。”
“他能抓住罪犯吗？”
“能。你别看他没有什么推理能力，但办这件事可以放心，他抓罪犯是十分尽心尽责的。如果他一知道自己需要去干什么，便会像一头非常忠于主人的狗一样努力地去干。所以，你放心，他会顺利地抓住罪犯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在苏格兰警署身居高职。”
“那么，你这个案子完成了？”
“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我从一些证据中推知制造这一罪恶事件的人是什么人，虽然这个案子中的一个受害人是谁，我还不十分清楚。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推知整个事情的经过。华生，你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库辛小姐的妹夫——即利物浦海轮上的服务人员吉姆·布朗纳先生是你怀疑的人吧？”
“啊！岂止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非常朦胧的迹象，别的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我看是再清楚不过了。听我扼要叙述一下发案的主要经过吧。
你记得，我们接到这个案子时，对一切情况都不了解，这种情况往往十分有利。我们没有形成任何看法，只进行客观观察，从观察中作出推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好像不打算严守某种秘密。
“后来我们看到了那张照片，便得知她有两个妹妹。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本来是打算寄给她的一个妹妹的。我把这个念头撇在一边，将来可以通过证明推翻它，或者肯定它。然后我们去了花园，你记得，我们看到了黄纸盒子里非常奇怪的东西。
“那根绳子是轮船上修帆工人用的那种防水绳，在调查时还闻到一股海水的腥味。我发现绳结是水手喜欢用的那种结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穿耳环在水手中间比在陆地上的人更流行。因此我能十分肯定，这场悲剧中的所有男演员必须在海员中间寻找。
“我查看包裹上的地址，发现是寄给s·库辛小姐的。三姐妹都姓库辛，大姐姐的名字缩写是‘s’，但一个妹妹的名字也可能同样是这个缩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整个从头开始调查。于是我登门拜访，想查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辛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事一定有错误，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因为我看见一个东西，不由大为惊讶，这事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华生，你是医生，当然知道，人体上任何部分都不像耳朵那样千差万别。每个人的耳朵形状都与其他人的不同。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我还就这一题材写过两篇小论文。我以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征。后来我注视库辛小姐，发现她的耳朵跟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耳朵极为相似，你可以想象出我当时心里有多么惊讶了。这种事绝不会是巧合，内耳软骨的涡旋都很小，所有特征都相似，简直就是同一只耳朵。“我当然立即就看出这一观察结果极其重要。受害者显然与她有血缘关系，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
你记得，我开始与她谈起她的家庭，她立即把一些极有价值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们。
“首先，她的妹妹叫萨拉，不久前跟她住在一起，两人的地址相同，所以，误会从何而来，包裹是寄给谁的，就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得知那个客轮服务员娶了老三，还得知他一度跟萨拉小姐打得火热，所以她就去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在一起。后来发生过一场争吵，他们才分开居住，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通信。所以，假如布朗纳寄包裹给萨拉小姐，当然会寄到她原来的旧址。“现在，真相开始大白了。
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客轮服务员，这个人富于感情，容易冲动。你记得，他为了避免与妻子长期分居，竟抛弃一个非常优厚的差事。另外，这个人有时候会酗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遭凶杀，另外还有个男人也被杀害了，我们可以假定，那是一个海员。当然，作案的直接动机就是妒忌。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桩案子的证据寄给萨拉·库辛小姐呢？也许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插手为妹妹当中间人，结果导致这个悲剧事件。你知道，那条航线的客轮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定作案的人是布朗纳，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他能寄出那个可怕包裹的第一个码头就是贝尔法斯特。“在这一阶段，另一种情况显然也有可能。虽然我自己认为靠不住，不过还是决定先把这种可能性摆出来，然后接着讲述下去。假设有个爱上布朗纳夫人的失意情人将夫妇俩谋杀了，那只男人的耳朵就可能是丈夫的。虽然可以这样想象，但这一假设有许多致命的瑕疵。于是我拍了个电报给利物浦警方的朋友阿尔加，请他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走了。然后，你我就去沃林顿拜访萨拉小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