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0章 裂变
陈绍禹挥挥手，再多说无益了。
罗亦农带走了一半还多的人。
陈绍禹说：“我也没有想要这么多职业的革命家！现在剩下的，不能通过考试，我看你们也可以都撤出去才好。”
大家都点头答应。
这些职业革命不参加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实在也看不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许苏联还有经费过来？
陈绍禹说：“我们要坚决地划清与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界限，否则就是一件大麻烦！”
曹云祥对剩下的人说：“我们已经去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讲课，成立正式的政治哲学院，你们至少要学习2年才行。当然我们有些课程是在晚上，你们还可以出去做工作。”
陈绍禹说：“这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的聚会，也是大家达成共同纲领的重要一步。所以大家不着急表态，我们先学习完曹先生的课。他给我们讲解的党的基本纲领的意义。”
曹云祥说：“是的。你们不能清楚知道纲领，将来就无法去演讲，无法去应对选民们的质问，那你永远也不能采用议会方式得到权力。”
陈绍禹说：“是啊。你们的水平不提升，我们如何胜利？难道就按照罗亦农方式，靠着人多取胜么？那是农民起义而已。白领们是不会愿意跟着他的。”
曹云祥说：“这是对的。蓝领工人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所以你们的党，基督理性国家社工党，其未来是很光明的。”
陈绍禹说：“所以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学习好。不容许不懂理性，不懂宗教，不懂国家，不懂社会主义，不懂职业化的工人，就参加党员的活动。”
然后，曹云祥继续讲解党的纲领。
学习到最后，一直跟随陈绍禹的留苏系盛宗亮、张继恩和秦邦宪等人，基本明白了党纲的要领。王稼祥、何子述归国晚，还在熟悉中。
盛宗亮问到：“理性、绝对理性这些学说，很难看到革命的因素。”
曹云祥说：“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保守主义的。他的绝对精神的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都是要求公民的?从，并不是革命。”
盛宗亮问：“那我们领导的议会革命，不是不符合理性了么？”
曹云祥说：“这些问题你们要自己回答。任何主义和理论的相对性，是二律背反的，这是康德证明了的。这也就说明了绝对性的存在，但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盛宗亮说：“可是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平存在，难道不需要革命了么？”
曹云祥说：“这种事情你很难定义新的和旧的。比如我们已经经过了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你说，我们还要不断地革命么？”
盛宗亮说：“只要有问题，就应该革命啊！”
曹云祥说：“改进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革命的责任。你以为政府和革命的关系是如何的？”
盛宗亮说：“不同的政府是不同的，革命的任务也是不同的。”
曹云祥说：“政府和革命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
盛宗亮说：“不平则鸣而已。”
曹云祥说：“那不是革命。现在革命和反革命都被庸俗化了。我们一定要仔细分辨和体会。”
盛宗亮说：“你的意思是政府可以改变一些不公平？”
曹云祥说：“哲学上的国家也是千差万别的。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是自然的，先天的，是绝对理性的代表。”
盛宗亮说：“我明白了。革命的目标就是一个开明政府而已。”
曹云祥说：“政府目标应该是开明的，而革命的目标不是开明的政府！革命达不成开明政府的目标，而是更加封闭的政府。这是德国哲学的本质。”
盛宗亮说：“这是什么意思？”
曹云祥说：“政府人员如果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以的。即使政府不行，也不能说明革命者就有献身精神。”
盛宗亮说：“为什么？”
曹云祥说：“我就没有看到一个革命者有这个意思。很多人为了大多数，自己所在的大多数，或者自己不在，但是在家里也是受少数欺负的大多数。这些革命者，刚认识字，就明白道理了？”
盛宗亮说：“那么政府人员的开明从哪里来？”
曹云祥说：“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绝对理性，按照美国人的做法，是上帝！”
盛宗亮说：“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的党叫做基督教义的，理性的工人党。”
王稼祥也刚刚从莫斯科大学经过巴黎返回来，现在正在找工作。他也问到：“那么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
曹云祥说：“这主要是针对我们是沪海道的工人党，所以要有国家观念，完全自发的自治，容易形成邦国！所以要记住国家的利益，这个也是德国哲学比较强调的。”
王稼祥说：“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
曹云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工人还有国际义务？我认为挣取工资就是工人的义务，养家糊口的义务。其他时间去学习合奏的音乐知识，丰富自己的内心，或者运动自己的身体！”
王稼祥说：“那么国家也与工人没有关系。”
曹云祥说：“国家与工人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与任何个人都有关系。可是国际义务，则不是个人必?的义务。这是革命立场确定以后，革命理论创造的义务。而不是工人天生的义务。”
王稼祥说：“明白了。有国家以后，工人并不直接具有国际义务。”
曹云祥叹到：“你们都很聪明！比国内学校的学生反而容易接受知识！”
陈绍禹说：“国内这些红党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就知道三国和水浒的土包子。”
曹云祥笑到：“是这样的。你们都是追求真理的学生。”
何子述与王稼祥一起回国的。
他问：“我看到很多老资格的红党都没有参加，他们都声称是托派的信徒？”
曹云祥说：“这些人我也清楚。但他们总是在做事啊，也不搞暴动。”
何子述说：“他们没有国家主义，但有国际主义，反对国家间进行战争，因为那对工人毫无意义。”
曹云祥笑着说：“托洛茨基从唯物主义出发，自然是推断社会化大生产是人类大同的物质基础！大生产社会化到什么程度呢？自然是按照矿产自然资源的分布规律，进行国际分工合作是最理想了。那个时候，这个大生产规模就必?公有才行。”
何子述说：“托派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这个大同而鼓吹世界主义，托派国际也成立了。我们学校被开除100多个东亚的托派分子，他们也都回国了。”
陈绍禹说：“这些人有一部分加入了中国托派，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参加政治了。”
何子述说：“陈仲甫只是认同国际大同，但是不承认国家的无意义。所以不肯完全接受这个学说。”
曹云祥大笑说：“陈仲甫这个人我是熟悉的。北大时期的人，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哲学家。功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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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云祥还要参加自己的科学管理协会的会议，先走了。临走布置了作业，让他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一定要清楚，推论清楚，不可以模糊！
盛宗亮问陈绍禹说：“这个老曹先生，为什么给我们布置这件事，难道我们不清楚社会主义么？”
陈绍禹说：“你清楚么？我们都不清楚啊！尤其是在议会条件下。史大林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虚拟国家拥有所有的，全民都无产的，特务统治的社会。”
盛宗亮说：“就算你说的是事实，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社会主义什么样？”
陈绍禹说：“我们的党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谁知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秦邦宪说：“也没有什么难的。我看简单，就是原始**模式呗！”
何子述一直是认真学习的，他说道：“你那是早期的公有制，这是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
王稼祥说：“不许再提理论家！我们要做到自己独立论证，怎么一个社会体制好！难道真的有政府的理性基础么？”
秦邦宪说：“这是黑格尔说的，不是说政府有理性，而是国家有天然性质，政府人员自然要有理性，而不是个性来处理问题。”
王稼祥说：“听起来好像是孔夫子和孟子的义理？”
秦邦宪说：“其实马克思已经批评了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但是黑格尔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人民总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
王稼祥说：“我体会这事情黑格尔有道理啊！我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你说他们知道民主么？知道自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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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禹挥挥手，再多说无益了。
罗亦农带走了一半还多的人。
陈绍禹说：“我也没有想要这么多职业的革命家！现在剩下的，不能通过考试，我看你们也可以都撤出去才好。”
大家都点头答应。
这些职业革命不参加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实在也看不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许苏联还有经费过来？
陈绍禹说：“我们要坚决地划清与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界限，否则就是一件大麻烦！”
曹云祥对剩下的人说：“我们已经去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讲课，成立正式的政治哲学院，你们至少要学习2年才行。当然我们有些课程是在晚上，你们还可以出去做工作。”
陈绍禹说：“这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的聚会，也是大家达成共同纲领的重要一步。所以大家不着急表态，我们先学习完曹先生的课。他给我们讲解的党的基本纲领的意义。”
曹云祥说：“是的。你们不能清楚知道纲领，将来就无法去演讲，无法去应对选民们的质问，那你永远也不能采用议会方式得到权力。”
陈绍禹说：“是啊。你们的水平不提升，我们如何胜利？难道就按照罗亦农方式，靠着人多取胜么？那是农民起义而已。白领们是不会愿意跟着他的。”
曹云祥说：“这是对的。蓝领工人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所以你们的党，基督理性国家社工党，其未来是很光明的。”
陈绍禹说：“所以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学习好。不容许不懂理性，不懂宗教，不懂国家，不懂社会主义，不懂职业化的工人，就参加党员的活动。”
然后，曹云祥继续讲解党的纲领。
学习到最后，一直跟随陈绍禹的留苏系盛宗亮、张继恩和秦邦宪等人，基本明白了党纲的要领。王稼祥、何子述归国晚，还在熟悉中。
盛宗亮问到：“理性、绝对理性这些学说，很难看到革命的因素。”
曹云祥说：“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保守主义的。他的绝对精神的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都是要求公民的?从，并不是革命。”
盛宗亮问：“那我们领导的议会革命，不是不符合理性了么？”
曹云祥说：“这些问题你们要自己回答。任何主义和理论的相对性，是二律背反的，这是康德证明了的。这也就说明了绝对性的存在，但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盛宗亮说：“可是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平存在，难道不需要革命了么？”
曹云祥说：“这种事情你很难定义新的和旧的。比如我们已经经过了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你说，我们还要不断地革命么？”
盛宗亮说：“只要有问题，就应该革命啊！”
曹云祥说：“改进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革命的责任。你以为政府和革命的关系是如何的？”
盛宗亮说：“不同的政府是不同的，革命的任务也是不同的。”
曹云祥说：“政府和革命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
盛宗亮说：“不平则鸣而已。”
曹云祥说：“那不是革命。现在革命和反革命都被庸俗化了。我们一定要仔细分辨和体会。”
盛宗亮说：“你的意思是政府可以改变一些不公平？”
曹云祥说：“哲学上的国家也是千差万别的。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是自然的，先天的，是绝对理性的代表。”
盛宗亮说：“我明白了。革命的目标就是一个开明政府而已。”
曹云祥说：“政府目标应该是开明的，而革命的目标不是开明的政府！革命达不成开明政府的目标，而是更加封闭的政府。这是德国哲学的本质。”
盛宗亮说：“这是什么意思？”
曹云祥说：“政府人员如果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以的。即使政府不行，也不能说明革命者就有献身精神。”
盛宗亮说：“为什么？”
曹云祥说：“我就没有看到一个革命者有这个意思。很多人为了大多数，自己所在的大多数，或者自己不在，但是在家里也是受少数欺负的大多数。这些革命者，刚认识字，就明白道理了？”
盛宗亮说：“那么政府人员的开明从哪里来？”
曹云祥说：“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绝对理性，按照美国人的做法，是上帝！”
盛宗亮说：“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的党叫做基督教义的，理性的工人党。”
王稼祥也刚刚从莫斯科大学经过巴黎返回来，现在正在找工作。他也问到：“那么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
曹云祥说：“这主要是针对我们是沪海道的工人党，所以要有国家观念，完全自发的自治，容易形成邦国！所以要记住国家的利益，这个也是德国哲学比较强调的。”
王稼祥说：“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
曹云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工人还有国际义务？我认为挣取工资就是工人的义务，养家糊口的义务。其他时间去学习合奏的音乐知识，丰富自己的内心，或者运动自己的身体！”
王稼祥说：“那么国家也与工人没有关系。”
曹云祥说：“国家与工人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与任何个人都有关系。可是国际义务，则不是个人必?的义务。这是革命立场确定以后，革命理论创造的义务。而不是工人天生的义务。”
王稼祥说：“明白了。有国家以后，工人并不直接具有国际义务。”
曹云祥叹到：“你们都很聪明！比国内学校的学生反而容易接受知识！”
陈绍禹说：“国内这些红党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就知道三国和水浒的土包子。”
曹云祥笑到：“是这样的。你们都是追求真理的学生。”
何子述与王稼祥一起回国的。
他问：“我看到很多老资格的红党都没有参加，他们都声称是托派的信徒？”
曹云祥说：“这些人我也清楚。但他们总是在做事啊，也不搞暴动。”
何子述说：“他们没有国家主义，但有国际主义，反对国家间进行战争，因为那对工人毫无意义。”
曹云祥笑着说：“托洛茨基从唯物主义出发，自然是推断社会化大生产是人类大同的物质基础！大生产社会化到什么程度呢？自然是按照矿产自然资源的分布规律，进行国际分工合作是最理想了。那个时候，这个大生产规模就必?公有才行。”
何子述说：“托派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这个大同而鼓吹世界主义，托派国际也成立了。我们学校被开除100多个东亚的托派分子，他们也都回国了。”
陈绍禹说：“这些人有一部分加入了中国托派，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参加政治了。”
何子述说：“陈仲甫只是认同国际大同，但是不承认国家的无意义。所以不肯完全接受这个学说。”
曹云祥大笑说：“陈仲甫这个人我是熟悉的。北大时期的人，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哲学家。功利学家。”
------
曹云祥还要参加自己的科学管理协会的会议，先走了。临走布置了作业，让他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一定要清楚，推论清楚，不可以模糊！
盛宗亮问陈绍禹说：“这个老曹先生，为什么给我们布置这件事，难道我们不清楚社会主义么？”
陈绍禹说：“你清楚么？我们都不清楚啊！尤其是在议会条件下。史大林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虚拟国家拥有所有的，全民都无产的，特务统治的社会。”
盛宗亮说：“就算你说的是事实，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社会主义什么样？”
陈绍禹说：“我们的党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谁知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秦邦宪说：“也没有什么难的。我看简单，就是原始**模式呗！”
何子述一直是认真学习的，他说道：“你那是早期的公有制，这是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
王稼祥说：“不许再提理论家！我们要做到自己独立论证，怎么一个社会体制好！难道真的有政府的理性基础么？”
秦邦宪说：“这是黑格尔说的，不是说政府有理性，而是国家有天然性质，政府人员自然要有理性，而不是个性来处理问题。”
王稼祥说：“听起来好像是孔夫子和孟子的义理？”
秦邦宪说：“其实马克思已经批评了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但是黑格尔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人民总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
王稼祥说：“我体会这事情黑格尔有道理啊！我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你说他们知道民主么？知道自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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