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5章 知识界自己掘墓

    吴经熊问到:“你办一个这样的大学,有什么意义?恢复北洋么?”

    徐志摩说:“其实,你始终没有明白。即使在美国牛仔那里,还是有一股英国贵族的气质的。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的直接和无礼,但是他们骨子里面是很有尊严感觉的。”

    吴经熊说:“日本人更有尊严感觉?武士道。”

    徐志摩说:“亚洲的绅士确实在日本。但是日本的教育被搞坏了。那些底层的人士,都是粗鲁的武士道。所以!中国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贵族。”

    吴经熊说:“你培养的贵族,用在哪里?”

    徐志摩说:“资本家那里!资本家在英国是第三阶级,工农是第四阶级。我培养第三阶级、第四阶级的人,让他们成为第二阶级,就是贵族或者僧侣,就是居士或者传教士阶级。”

    强邻笑到:“那么第一阶级的皇家,还有第二阶级的贵族和僧侣,到你那里学习,还有意义么?”

    徐志摩说:“当然,他们可以学习科学,成为中国的科学家,理论科学家,不要去抢工程师的饭碗。”

    强邻说:“那样的话,资产阶级都有贵族精神,贵族和僧侣都有科学精神?”

    徐志摩说:“这就是我的目的。刚开是先开办一个文理学院,一个医学院,以后再细分。学院是独立的,课程是可以互相选修的。”

    强邻说:“你的环境,冬天就没有什么诗意了。”

    徐志摩说:“大冬天的雪景,也是诗意。我还可以在南方的南通州也办一个预科学院,冬天的时候到南方上课。”

    强邻说:“我没有意见,你去做吧。你自己的薪水,参照林语堂的吧,让一些,九成吧。他比你资格要老一些。”

    徐志摩说:“他也没有比我大几岁。不过也可以了。我现在就是300大洋的正收入。你的4500大洋薪水,足够我的消费了。”

    吴经熊是知道徐志摩经济紧张的。但是徐志摩不说,始终信守自己的自由选择。

    强邻说:“请一些皇家的人,他们知道一些贵族的礼节,理解的也到位。”

    徐志摩说:“溥心畲、张伯驹、袁克文、载涛金叔源都与我关系不错。”

    强邻说:“明白了。你们看到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们的钱都是慈善基金,你觉得做事有用就做吧。我十分相信你。”

    徐志摩说:“你看来是失去记忆了。其实我的前妻变化很大,我认识她那时候就是一个传统的女孩子!你认识她的时候,正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时期。”

    强邻说:“嗯。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过。我现在只是承认我的正牌妻子张三小姐。那两个,人家也不太在意我了。”

    徐志摩笑到:“这样不可以。人家在不在意,是一回事。但是外面的人还是要算在你头上。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个交代。总是躲在这里也不算一回事。”

    强邻说:“你在北方推行贵族化是很好的。但是我要把西南带出来!让他们有底层的社会基础。”

    徐志摩严肃到:“我们做的是一回事。苏维埃的问题,我早就阐述清楚了,他们是只有组织,国营的一个一个小单元的人。但是那不是社会。他们没有社会。”

    强邻说:“他们有类似教会的组织,大概就是支部了。但支部那里,确实是纪律,而没有自主。”

    徐志摩说:“张友渔这种知识分子不经过论证,就轻易的相信某种事?为真理。胡适之相信试验主义,也是荒唐。稍微推论一下就知道了,那是血海主义。”

    强邻说:“嗯,罗素教授还是看得透彻,他认为一个是代价太大,社会大清洗;二是还不知道结果是否对错。”

    徐志摩说:“罗素教授还是左派社会主义的,只是他还有理智!能够看透试验的本相。因为怕胡适之等人也能看透,李守常就不让他继续西行,不要到美国!就是怕胡适之试验美国以后而右转。所以李守常等人,心理也是明白的。也是承认罗素说的大清洗的代价,还有后续的不确定性质。”

    强邻说:“无上帝的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创造一个神一样的委员会!他们都假定能够保证结果是好的:即使苏俄搞的不好,中国也不会搞不好。中国国民党专政搞的不好,李守常却能专政好!李守常搞不好,瞿秋白就能搞好!不作死不算完。”

    徐志摩说:“他们的思想一朝进入一个划清的方向,正如爱上一个人,或是信了一种教,他就不得不专注。还有蒋廷黻等人认同党化,认同党化教育是新的教育,教育出一个新的世界!”

    强邻没有说什么。但吴经熊不一样,他和孙科孙哲生这些法律人关系都是很好,互相惺惺相惜。

    吴经熊说:“这与上帝无关,只是一种世俗制度而已。我也认为党化是一种办法,否则一盘散沙的文盲自私的国人,你也没有办法民主起来。这一点,国父孙先生和列宁都十分一致。”

    徐志摩说:“国父的训政,就是皇帝极权。我理解,国父的意思是利用列宁的手段,达成民主的国家。”

    吴经熊说:“这是自然的,说的清清楚楚的。”

    强邻说:“训政方法不一样。按照国太子孙哲生的解释,就是利用三民精神,制定法律而已。与党部等等无关?”

    吴经熊说:“是的。国民党不等于一个万能体,他们只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其后是按照法律运作的五院,不一定是国民党。”

    强邻说:“还有一个国代。可是按照霍布斯‘利维坦’的说法,民权直接对着国家的关系,就必然是极权。这个顶级和底层之间,没有中间阶级,是不行的。没有什么共和的可能,也就是无法商量和约束,必然是极权。”

    吴经熊叹到:“国民代表是国民党圈选的话,就是这样的结果。可是胡展堂就是认为他们才能掌握国父思想的精髓。现在张群张岳军到处招揽我们留洋博士,就是对抗胡展堂的革命家单独掌权。”

    徐志摩说:“蒋介石和张岳军,就是怕胡展堂利用党务地位,真正的实施党控制一切;胡展堂却是怕宪法规定了总统之后,成就了蒋介石的总统的军事独裁。”

    强邻说:“听起来都有道理,所以训政模式本身就存在这个悖论。”

    吴经熊说:“但是他们要这么做,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不能按照书呆子的办法,去搞全民选举。”

    强邻说:“看看这里熬盐的民众,我们就知道全民选举也就是一种徒劳!”

    但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必?让民众知道,他们管理不了这个国家,必?推选靠得住的议员代议。

    徐志摩说:“如果是绝对平均的话,我是说搞苏俄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就毫无价值了?”

    吴经熊说:“怎么知道?难道不需要法官么?”

    徐志摩说:“都是一个大家庭了。没有社会,哪里需要社会学家;党务以平均为信仰,你法律就要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劫富济贫,这是法律的本意么?”

    吴经熊说:“法律本意没有啊!他是自然法的延伸。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不是法律先规定的,而是法律?着古老的社会自然法。但是这个自然法是文化决定的,你能说的清么?你吃不了粮食,不出借,也无道理。但是你不干活,也不想挨饿,还去抢粮食,也是要平衡的。”

    徐志摩说:“平均嘛!所以干不干一样。知识分子的创造,也要符合平均主义。他还叫知识分子么?”

    吴经熊说:“那能怎么办?”

    徐志摩说:“我们可以等,可以慢慢来!如果选择在苏维埃,或者三民主义训政的条件下的话,正如在中世纪教皇统治下,你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就不再是你的了。”

    强邻说:“这是他们的试验。长不了的。革命家死去之后就要变化。”

    徐志摩说:“是的。我们中国在苏联那里的青年,有些已经受到迫害了。我在苏联碰到的一个朝拜圣地去的青年,现在已经精神不正常了。很多人慢慢都会明白,思想整肃,是血海中的自由。是恐怖的情况形成的独裁体系。”

    强邻说:“所以你们要培养的贵族的精神,要有美国西部的牛仔精神。不要把阶级界限弄得僵化,这样让第四阶级无套裤的普罗大众,就没有上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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