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是宋代张择端的佳作，是我国古代美术遗产中的伟大作品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八零电子书/历史上对它的创作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争论。而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到了近代才有人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画中的景象更像是秋季，那么它描绘的到底是不是清明节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一件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品，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属国宝级文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为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地描绘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历史上对《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争论。而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都没有任何的异议。“清明”一词，最早出现于金人张着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提到了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从此《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定下来。从众多的跋文中可断定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的景色。近代和当代的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都赞同“清明节”说。
1981年《美术》第2期所载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应该是第一个对“清明节”说提出异议的。孔宪易提出八点质疑：第一，画的开始，画有一队小驴驮着木炭从小路而来。这是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天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第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还有画面上出现了光着上身的儿童，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第三，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上坟后回向城市一段。孔宪易对人物形象分析之后认为，这群人更像是秋猎而归，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更像是秋季。
第四，画上有十多个持扇子的人物形象，除个别上层人物有可能用扇“便面”以外，一般群众也持扇，这说明是春秋季节用于驱署、驱蚊的，应该不是清明时节。第五，画面上多次出现草帽、竹笠。草帽、竹笠是御暑和御雨的东西，图中并没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应该不会用这些东西。第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与今天的意思一样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第七，在虹桥的南岸、北岸，桥上有几处摊子上放着切好的瓜块，很可能是西瓜。第八，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是中秋季节。孔宪易查阅了资料，两宋间没有清明节卖“新酒”的记载，而有“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的记载。至于“彩楼欢门”，根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东京酒店的“彩楼欢门”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清明节特有的标志。
从画中的“城门楼”来看，《清明上河图》也可能是描绘从清明坊到虹桥这段上河的景色的画卷。对于这幅写实性的风俗画，孔宪易尽管尚不能完全推倒“清明节说”，但他提出的几点质疑也不无道理，值得仔细考虑。继孔宪易之后，邹身城又发表了文章《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不是指节气，也不是指地名。画面上有沿河数里好几处街道，并没有局限于郊外一个地点。图中有摊贩桌上切开的西瓜，有光肚皮的嬉戏的儿童，还有十多人挥动着扇子，这些都不是清明时节的特征。这里的“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因此距北宋较近的金代留下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点明此图的主题，是表现承平风物。然而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正是北宋末年社会大动乱的前奏。明代董其昌的《容台文集》认为此作是对东京汴梁昔日繁华的追恋。这些对此图质疑的学者的观点还不能立论，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他们新颖的见解对探究这幅传世名画的真实所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一件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品，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属国宝级文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为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地描绘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历史上对《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争论。而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都没有任何的异议。“清明”一词，最早出现于金人张着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提到了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从此《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定下来。从众多的跋文中可断定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的景色。近代和当代的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都赞同“清明节”说。
1981年《美术》第2期所载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应该是第一个对“清明节”说提出异议的。孔宪易提出八点质疑：第一，画的开始，画有一队小驴驮着木炭从小路而来。这是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天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第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还有画面上出现了光着上身的儿童，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第三，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上坟后回向城市一段。孔宪易对人物形象分析之后认为，这群人更像是秋猎而归，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更像是秋季。
第四，画上有十多个持扇子的人物形象，除个别上层人物有可能用扇“便面”以外，一般群众也持扇，这说明是春秋季节用于驱署、驱蚊的，应该不是清明时节。第五，画面上多次出现草帽、竹笠。草帽、竹笠是御暑和御雨的东西，图中并没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应该不会用这些东西。第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与今天的意思一样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第七，在虹桥的南岸、北岸，桥上有几处摊子上放着切好的瓜块，很可能是西瓜。第八，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是中秋季节。孔宪易查阅了资料，两宋间没有清明节卖“新酒”的记载，而有“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的记载。至于“彩楼欢门”，根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东京酒店的“彩楼欢门”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清明节特有的标志。
从画中的“城门楼”来看，《清明上河图》也可能是描绘从清明坊到虹桥这段上河的景色的画卷。对于这幅写实性的风俗画，孔宪易尽管尚不能完全推倒“清明节说”，但他提出的几点质疑也不无道理，值得仔细考虑。继孔宪易之后，邹身城又发表了文章《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不是指节气，也不是指地名。画面上有沿河数里好几处街道，并没有局限于郊外一个地点。图中有摊贩桌上切开的西瓜，有光肚皮的嬉戏的儿童，还有十多人挥动着扇子，这些都不是清明时节的特征。这里的“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因此距北宋较近的金代留下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点明此图的主题，是表现承平风物。然而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正是北宋末年社会大动乱的前奏。明代董其昌的《容台文集》认为此作是对东京汴梁昔日繁华的追恋。这些对此图质疑的学者的观点还不能立论，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他们新颖的见解对探究这幅传世名画的真实所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