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当其时先后击败阿兰人以及东哥特人的匈人，x
这个说法在某个意义上有着部分的实物以及文字记载支持。
因为在汉武帝之前的一段时间马鞍已经成为了汉军骑兵以及匈奴人骑手的装备之一：
后世对于马鞍出现时间的观点有着一定的争议性：
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
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同时这样的骑兵是非常缺乏冲击力，面对使用长兵器的步兵，往往会付出相当大的伤亡代价。
但是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
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
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汉武帝之前一段时间，骑兵的装备已经有了一定的：
根据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从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
“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骑击之。”
在这些记载的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
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
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因为缺乏马鞍以及马镫的骑兵在骑马作战的情况下，与匈奴人进行对抗，差不多等于送死。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可以说，从这些推断而言，汉匈全面战争，是骑兵部队真正崛起对抗的时期。
只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而在军事学的角度而言，高桥马鞍和马镫堪称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两者未发明之前，骑兵战斗力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战马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平台。
那时的很多军队甚至把只是把马当成行军时的坐骑，到了战场还需要下马作战。只有骑术高明的游牧民族才能在无马镫的情况下拉弓射箭。而一旦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骑手在马上就有了稳固的支点，他们的两只手被解放出来，可以更加轻松的完成射箭、劈砍等战术动作。
同时马镫的发明也完善骑兵挺矛冲锋的战术，让重装骑兵的冲击变得更加有力和可怕，这对后来欧洲中世纪的军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率先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的匈奴人能够横扫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
西欧历史当中所记载的第一次黄祸，匈人击败的第一个种族就是也算得上是游牧民族体系的——阿兰人。
阿兰人。古代阿兰人建立的阿兰国又叫阿兰聊，阿兰那，在中国的古中称为奄蔡。其大体位置在今天的俄罗斯顿河流域，大高加索山以北，黑海、亚速海以东一带。
由顿河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以黄种人为主，西部以白种人为主，长期过着游牧的生活。虽然人种不同，但顿河流域的人们长期形成了民族认同，都称自己为阿兰人，也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350年匈人的骑兵展开了对阿兰人的猛攻，最后两军大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虽然和匈人一样也是游牧民族，但是战法却更像欧洲人的军队。阿兰人以马拉战车为主，虽然拼死抵抗却无法战胜精锐的匈奴骑兵。
在公元374年，阿兰国被匈人毁灭，阿兰人大部分投降了匈人并加入了匈人的军队。国王被杀，阿兰那（阿兰王国）灭亡。一大部分阿兰人加入了匈人联盟。另一部分逃入了山中。
然而，不久那部分阿兰人就从联盟中成功地分离出来，他们大部向西欧迁移，与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为邻。
406年罗马帝国撤除莱茵河边界守军后，汪达尔人联合苏维汇人和萨尔马特部落的阿兰人(从联盟中逃出的)等，越莱茵河涌入高卢地区。他们又一路劫掠，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西班牙半岛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
罗马无力阻止，唯有承认他们为“同盟者”，驻守西班牙。但时隔不久，来自北方的西哥特人又夺取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使汪达尔人不得不退守半岛南端和西北一隅。
公元429年，汪达尔军政领袖该萨里克审时度势，率8万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前往北非，
于439年以迦太基为都建立了汪达尔王国。迦太基的陷落对西罗马的打击最为严重，切断了它在非洲的财政来源。442年，罗马终于承认汪达尔王国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统治。534年汪达尔王国被东罗马帝国所灭，之后北非阿兰人逐渐与当地民族和阿拉伯人融合。
另一部分阿兰人定居在今西班牙北部，形成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人。
而那一小部分人在联盟中的阿兰人后来与黑海、里海北边草原的钦察人联合起来抵抗蒙古人。最后也就是元朝所称的色目人，也是现在高加索地区“奥塞梯”人的祖先。
从阿兰人的相应记载而言，匈人面对同样是作为游牧民族的阿兰人，在双方的战争当中居然能够取得一面倒的优势，很明显这是装备上的领先优势所带来的。
而最有可能的情况，那就是匈人在从匈奴西迁之后，带去了高桥马鞍以及马镫等装备，让骑兵的作战水平大幅度提升到能够吊打阿兰人的水平。
而似乎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马镫在西方的马术历史当中，被称之为“中国靴子”。
很有可能，匈人就是在西方传播“黄祸”的同时，也将马镫带到了西方。
这个说法在某个意义上有着部分的实物以及文字记载支持。
因为在汉武帝之前的一段时间马鞍已经成为了汉军骑兵以及匈奴人骑手的装备之一：
后世对于马鞍出现时间的观点有着一定的争议性：
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
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同时这样的骑兵是非常缺乏冲击力，面对使用长兵器的步兵，往往会付出相当大的伤亡代价。
但是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
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
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汉武帝之前一段时间，骑兵的装备已经有了一定的：
根据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从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
“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骑击之。”
在这些记载的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
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
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因为缺乏马鞍以及马镫的骑兵在骑马作战的情况下，与匈奴人进行对抗，差不多等于送死。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可以说，从这些推断而言，汉匈全面战争，是骑兵部队真正崛起对抗的时期。
只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而在军事学的角度而言，高桥马鞍和马镫堪称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两者未发明之前，骑兵战斗力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战马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平台。
那时的很多军队甚至把只是把马当成行军时的坐骑，到了战场还需要下马作战。只有骑术高明的游牧民族才能在无马镫的情况下拉弓射箭。而一旦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骑手在马上就有了稳固的支点，他们的两只手被解放出来，可以更加轻松的完成射箭、劈砍等战术动作。
同时马镫的发明也完善骑兵挺矛冲锋的战术，让重装骑兵的冲击变得更加有力和可怕，这对后来欧洲中世纪的军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率先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的匈奴人能够横扫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
西欧历史当中所记载的第一次黄祸，匈人击败的第一个种族就是也算得上是游牧民族体系的——阿兰人。
阿兰人。古代阿兰人建立的阿兰国又叫阿兰聊，阿兰那，在中国的古中称为奄蔡。其大体位置在今天的俄罗斯顿河流域，大高加索山以北，黑海、亚速海以东一带。
由顿河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以黄种人为主，西部以白种人为主，长期过着游牧的生活。虽然人种不同，但顿河流域的人们长期形成了民族认同，都称自己为阿兰人，也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350年匈人的骑兵展开了对阿兰人的猛攻，最后两军大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虽然和匈人一样也是游牧民族，但是战法却更像欧洲人的军队。阿兰人以马拉战车为主，虽然拼死抵抗却无法战胜精锐的匈奴骑兵。
在公元374年，阿兰国被匈人毁灭，阿兰人大部分投降了匈人并加入了匈人的军队。国王被杀，阿兰那（阿兰王国）灭亡。一大部分阿兰人加入了匈人联盟。另一部分逃入了山中。
然而，不久那部分阿兰人就从联盟中成功地分离出来，他们大部向西欧迁移，与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为邻。
406年罗马帝国撤除莱茵河边界守军后，汪达尔人联合苏维汇人和萨尔马特部落的阿兰人(从联盟中逃出的)等，越莱茵河涌入高卢地区。他们又一路劫掠，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西班牙半岛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
罗马无力阻止，唯有承认他们为“同盟者”，驻守西班牙。但时隔不久，来自北方的西哥特人又夺取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使汪达尔人不得不退守半岛南端和西北一隅。
公元429年，汪达尔军政领袖该萨里克审时度势，率8万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前往北非，
于439年以迦太基为都建立了汪达尔王国。迦太基的陷落对西罗马的打击最为严重，切断了它在非洲的财政来源。442年，罗马终于承认汪达尔王国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统治。534年汪达尔王国被东罗马帝国所灭，之后北非阿兰人逐渐与当地民族和阿拉伯人融合。
另一部分阿兰人定居在今西班牙北部，形成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人。
而那一小部分人在联盟中的阿兰人后来与黑海、里海北边草原的钦察人联合起来抵抗蒙古人。最后也就是元朝所称的色目人，也是现在高加索地区“奥塞梯”人的祖先。
从阿兰人的相应记载而言，匈人面对同样是作为游牧民族的阿兰人，在双方的战争当中居然能够取得一面倒的优势，很明显这是装备上的领先优势所带来的。
而最有可能的情况，那就是匈人在从匈奴西迁之后，带去了高桥马鞍以及马镫等装备，让骑兵的作战水平大幅度提升到能够吊打阿兰人的水平。
而似乎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马镫在西方的马术历史当中，被称之为“中国靴子”。
很有可能，匈人就是在西方传播“黄祸”的同时，也将马镫带到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