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快穿] 作者:作者:金面佛
为人民服务快穿全文免费阅读(255)
而他的一双儿女,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跟家庭划开了界限,批.斗的父亲的时候,永远是最积极的存在。
可即便这样,他们依然不被革命小将们认可,那些人嫌弃他们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他们积极投身到武.斗中,生命永远定格在15和16岁的年华。
从那以后,白峰就彻底疯了。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
但他是个文疯子,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从来没攻击过别人。
所有人都说他傻,既然都已经疯了,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
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他人生所有的不幸,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
就算他疯了,他依然坚信,如果不是被扣上了□□的帽子,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
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就算不给他平反,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
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谁也没管白峰的事。
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甚至感觉言语苍白,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
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再度保证: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
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他不能回研究所吗?
田蓝继续说下去: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否则,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
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
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 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 但凡是个人,还活着, 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 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 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 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 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两清,功过无法相抵。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况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尤其是强.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我想我们公.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阶段,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我们都能释放善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这个事情很复杂,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样?田蓝反问,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被打倒的吗?他被打倒以后,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只要你站对了队伍,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
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怎么肆无忌惮,什么话都敢说。
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有些道理谁都懂,但是大家都不敢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
也只有少年啊,对未来满是憧憬,不问利益得失,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才会如此咄咄逼人。
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
他最终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
方秀英旁观了全场,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些话怎么能说?
田蓝反问: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在批判它。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那就是耻辱。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不过是倒霉,站错了队而已。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
方秀英苦笑,直接喊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吗?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
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久久未语。直到一堂课结束,她才开了口: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为了掩饰这一点,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方秀英心惊肉跳,下意识地东张西望。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今天简直发疯了,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
田蓝自言自语道:我认为他是错的,社会会进步,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曾经问过毛主席,□□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他,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就是答案。这些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
方秀英陷入了沉默,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提醒她道:我们继续学习吧。我对政治没兴趣,它太可怕了。
田蓝苦笑: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
话说完了,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而是主动提出,我们继续学习吧。
方秀英告诫她:你以后小心点,别再冒险了。祸从口出,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
田蓝自言自语一般: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关键点其实就在白峰身上。
方秀英满头雾水:什么关键点?
为人民服务。田蓝正色道,这个研究所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初过来进行舰艇研究的人,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几乎没有什么专业人士。唯一一个真正对自己有所了解的人就是白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一手缔造了研究所。这里的很多老职工都是他的学生。可是现在,他又遭遇了什么?他的学生又是怎么对待他的?
方秀英狐疑:真的吗?
田蓝肯定地点头:我认为就是这样。你忘了吗?驱逐舰的课程最初出现在实习研究员录下的资料里,这本来就意欲着一种传承。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又是什么?我认为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尊重所有为这个国家添砖添瓦积极投身建设的人。消灭特权,让人民时刻监督权力,保障监督者的权益。
方秀英被她说动了,顺着她的思路想下去:好像还真是这样。
陈立恒和顾成刚从医院回来,听到两人的交谈,颇为好奇:真是哪样?
田蓝简单说了事情经过,坚持己见:我们必须得为白老先生讨回公道。他的妻儿不能白死,触犯了法律,就应该用法律去惩罚凶手。别说当时天下大乱,真正乱的时候,抗日战争年代,解放战争时期,人就能随便犯罪吗?
顾成刚第一个跳出来赞同:没错,就是要用法律制裁罪犯。不能因为当官的一句话,就能颠倒乾坤。这是逆行倒施,开历史的倒车。
四人都下放过,怎么会不知道那些年的荒谬与丑恶。难道那些恶人的罪就应该淹没在历史中,让受害者永远闭上嘴巴,默默承受这一切吗?
几人越说越激动,打定的主意一定要让研究所出面,必须得惩罚凶手。
顾成刚激动地强调:如果我们放任凶手逍遥法外,那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是谁?谁又是值得我们服务的对象?
大家上完课,各自回宿舍休息。今晚顾成刚负责过去照料白峰,陈立恒终于可以捞到安稳觉睡了。
躺在床上,他安慰妻子:没事的,这件事肯定能得到妥善解决。
田蓝当然知道答案。
现在研究所对驱逐舰相关技术志在必得,甚至可以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切可能行得通的方法他们都会尝试。
包括,帮白峰翻案,为他的妻儿讨回公道。
可是,田蓝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想这应该不是外挂愿意看到的。本来理所应当的事,现在必须得有利益加成才行动,岂不是荒谬。
陈立恒轻轻拍着妻子的后背。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妻子比他更加理想主义。
他柔声安慰对方:你忘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吗?
子贡赎回了自己被卖往国外当奴隶的同胞,拒绝了国家的奖励。被孔子骂了一顿,说这样的话,以后鲁国就没人会赎回自己受难的同胞了。子路救了个掉在水里的人,人家送了他一头牛当谢礼,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孔子夸奖他做的对,说这样以后大家都会去勇敢地救人。
做了一件对的事,获得奖励是好事。即便,这本就该是他们的责任。
田蓝笑了,调侃丈夫道:我看你当政委也不错呀。
其实道理她都懂,有的时候,即便动机没那么单纯,但只要做的事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那就有积极意义。
好比当年在聚龙山抗日根据地,很多民团最初并不想打日本鬼子,对方太强大,风险太高了,简直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
可后来他们发现,即便是他们被迫打了鬼子,老百姓也对他们满是夸赞,无比热情,把家里的好吃的全拿来给他们吃。
这种肯定大大的满足了本是土匪流氓二流子出身的民团,渐渐的,打鬼子的时间长了,获得的拥护和支持多了,他们也慢慢成长为最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
陈立恒调侃了句妻子:兰花花同志,你的胆子可真大,居然都敢欺骗组织了。
想想都知道,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关键点落在平反上,是她临时起意,故意说给研究所的人听的。
田蓝认真地看着他:我的胆子比你想象的还大,我可不仅仅只说了这些。说不定我很快就会被投入大牢。怕不怕?
陈立恒笑了,伸手抚摸妻子的脸:那我陪你,没什么好怕的。我相信我们党,它有拨乱反正的勇气。历史上,它曾经走过几次弯路,但终究会回到正轨。
至于心怀信仰的人在这过程中遭受的磨难,如果一个人没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觉悟,那又如何敢说自己坚定地信仰着?
田蓝笑着搂住了他的脖子,将脑袋埋在他的肩窝里:行吧,睡觉,明天还有事要做呢。
研究所的行动极快,或者更具体点儿讲他们能够如此迅速,是因为他们的军方背景。
否则如果只是一家普通研究所,他们肯定没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白峰在监狱里教过的学生们聚拢到江海市来,汇集到白峰的病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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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一双儿女,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跟家庭划开了界限,批.斗的父亲的时候,永远是最积极的存在。
可即便这样,他们依然不被革命小将们认可,那些人嫌弃他们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他们积极投身到武.斗中,生命永远定格在15和16岁的年华。
从那以后,白峰就彻底疯了。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
但他是个文疯子,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从来没攻击过别人。
所有人都说他傻,既然都已经疯了,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
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他人生所有的不幸,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
就算他疯了,他依然坚信,如果不是被扣上了□□的帽子,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
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就算不给他平反,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
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谁也没管白峰的事。
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甚至感觉言语苍白,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
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再度保证: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
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他不能回研究所吗?
田蓝继续说下去: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否则,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
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
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 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 但凡是个人,还活着, 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 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 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 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 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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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两清,功过无法相抵。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况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尤其是强.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我想我们公.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阶段,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我们都能释放善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这个事情很复杂,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样?田蓝反问,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被打倒的吗?他被打倒以后,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只要你站对了队伍,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
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怎么肆无忌惮,什么话都敢说。
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有些道理谁都懂,但是大家都不敢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
也只有少年啊,对未来满是憧憬,不问利益得失,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才会如此咄咄逼人。
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
他最终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
方秀英旁观了全场,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些话怎么能说?
田蓝反问: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在批判它。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那就是耻辱。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不过是倒霉,站错了队而已。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
方秀英苦笑,直接喊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吗?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
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久久未语。直到一堂课结束,她才开了口: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为了掩饰这一点,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方秀英心惊肉跳,下意识地东张西望。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今天简直发疯了,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
田蓝自言自语道:我认为他是错的,社会会进步,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曾经问过毛主席,□□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他,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就是答案。这些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
方秀英陷入了沉默,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提醒她道:我们继续学习吧。我对政治没兴趣,它太可怕了。
田蓝苦笑: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
话说完了,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而是主动提出,我们继续学习吧。
方秀英告诫她:你以后小心点,别再冒险了。祸从口出,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
田蓝自言自语一般: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关键点其实就在白峰身上。
方秀英满头雾水:什么关键点?
为人民服务。田蓝正色道,这个研究所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初过来进行舰艇研究的人,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几乎没有什么专业人士。唯一一个真正对自己有所了解的人就是白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一手缔造了研究所。这里的很多老职工都是他的学生。可是现在,他又遭遇了什么?他的学生又是怎么对待他的?
方秀英狐疑:真的吗?
田蓝肯定地点头:我认为就是这样。你忘了吗?驱逐舰的课程最初出现在实习研究员录下的资料里,这本来就意欲着一种传承。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又是什么?我认为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尊重所有为这个国家添砖添瓦积极投身建设的人。消灭特权,让人民时刻监督权力,保障监督者的权益。
方秀英被她说动了,顺着她的思路想下去:好像还真是这样。
陈立恒和顾成刚从医院回来,听到两人的交谈,颇为好奇:真是哪样?
田蓝简单说了事情经过,坚持己见:我们必须得为白老先生讨回公道。他的妻儿不能白死,触犯了法律,就应该用法律去惩罚凶手。别说当时天下大乱,真正乱的时候,抗日战争年代,解放战争时期,人就能随便犯罪吗?
顾成刚第一个跳出来赞同:没错,就是要用法律制裁罪犯。不能因为当官的一句话,就能颠倒乾坤。这是逆行倒施,开历史的倒车。
四人都下放过,怎么会不知道那些年的荒谬与丑恶。难道那些恶人的罪就应该淹没在历史中,让受害者永远闭上嘴巴,默默承受这一切吗?
几人越说越激动,打定的主意一定要让研究所出面,必须得惩罚凶手。
顾成刚激动地强调:如果我们放任凶手逍遥法外,那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是谁?谁又是值得我们服务的对象?
大家上完课,各自回宿舍休息。今晚顾成刚负责过去照料白峰,陈立恒终于可以捞到安稳觉睡了。
躺在床上,他安慰妻子:没事的,这件事肯定能得到妥善解决。
田蓝当然知道答案。
现在研究所对驱逐舰相关技术志在必得,甚至可以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切可能行得通的方法他们都会尝试。
包括,帮白峰翻案,为他的妻儿讨回公道。
可是,田蓝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想这应该不是外挂愿意看到的。本来理所应当的事,现在必须得有利益加成才行动,岂不是荒谬。
陈立恒轻轻拍着妻子的后背。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妻子比他更加理想主义。
他柔声安慰对方:你忘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吗?
子贡赎回了自己被卖往国外当奴隶的同胞,拒绝了国家的奖励。被孔子骂了一顿,说这样的话,以后鲁国就没人会赎回自己受难的同胞了。子路救了个掉在水里的人,人家送了他一头牛当谢礼,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孔子夸奖他做的对,说这样以后大家都会去勇敢地救人。
做了一件对的事,获得奖励是好事。即便,这本就该是他们的责任。
田蓝笑了,调侃丈夫道:我看你当政委也不错呀。
其实道理她都懂,有的时候,即便动机没那么单纯,但只要做的事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那就有积极意义。
好比当年在聚龙山抗日根据地,很多民团最初并不想打日本鬼子,对方太强大,风险太高了,简直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
可后来他们发现,即便是他们被迫打了鬼子,老百姓也对他们满是夸赞,无比热情,把家里的好吃的全拿来给他们吃。
这种肯定大大的满足了本是土匪流氓二流子出身的民团,渐渐的,打鬼子的时间长了,获得的拥护和支持多了,他们也慢慢成长为最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
陈立恒调侃了句妻子:兰花花同志,你的胆子可真大,居然都敢欺骗组织了。
想想都知道,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关键点落在平反上,是她临时起意,故意说给研究所的人听的。
田蓝认真地看着他:我的胆子比你想象的还大,我可不仅仅只说了这些。说不定我很快就会被投入大牢。怕不怕?
陈立恒笑了,伸手抚摸妻子的脸:那我陪你,没什么好怕的。我相信我们党,它有拨乱反正的勇气。历史上,它曾经走过几次弯路,但终究会回到正轨。
至于心怀信仰的人在这过程中遭受的磨难,如果一个人没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觉悟,那又如何敢说自己坚定地信仰着?
田蓝笑着搂住了他的脖子,将脑袋埋在他的肩窝里:行吧,睡觉,明天还有事要做呢。
研究所的行动极快,或者更具体点儿讲他们能够如此迅速,是因为他们的军方背景。
否则如果只是一家普通研究所,他们肯定没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白峰在监狱里教过的学生们聚拢到江海市来,汇集到白峰的病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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