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快穿] 作者:作者:金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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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蓝主动提议:那这样吧,我们带你去问问看。可能那位方所长已经退休或者掉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过你如果是研究所的职工,那么给右.派翻案的事,肯定有人负责。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要加快这项工作的推进。
老头茫然的像个孩子。年轻人们说带他过去找领导他过去,他就抬脚跟他们走。
食堂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直接喊住他们:你们不吃饭啊,等一下,好歹先让他吃点东西吧。
大家伙儿一听有道理,赶紧先带人进食堂吃饭。
自称姓张的老头不知道多久没见过吃的了。大米粥一端上桌,他就两眼放光,根本顾不上烫,直接咕噜噜喝下去。
吓得食堂的工作人员赶紧喊:烫不死你哦,放下放下,急什么急呀?
这种熬出了浓浓的米油的大米粥刚出锅,相当的烫,大家吃的时候都要小心地吹呢。
老人却置若罔闻,一大碗大米粥下了肚,他又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面饼,完全不顾烫出的燎泡。
众人都看不下去,跟着劝他:大爷,你慢点,别噎着了。
可他的喉咙像是直的,根本不会停顿。无论大米粥还是面饼,都直筒筒地掉了进去,如同无底洞一般。
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连喝了三碗大米粥,又干掉了五张面饼,依然没有吃饱的意思,还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田蓝手上的碗。
她刚才一拿到饭就开始喝粥,老头没来得及抢走。
陈立恒赶紧喊停:好了没有了,今天就吃这么多。
老头没闹腾,就缩着脖子,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又开始重复:我不是老右,我没有反对过党,我没有背叛人民。
食堂的工作人员听不下去了,嘴里骂了句当地的方言,掉头回后厨。
剩下4人试图从老人口中撬到更多的信息:老师傅,你家住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然而这老人似乎瞬间又丧失了跟人正常沟通的能力,除了翻来倒去说那几句话之外,什么有效信息也没提供给他们。
田蓝叹气:我看就是领导在,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可能得先去治病。
方秀英摇头,语气肯定:如果给他平反了,还了他公道,说不定他能不药而愈。
反之,也许他会在抑郁中死去。
她的家族之中,有不少被划为老右的人,都是郁郁而终的。
众人交换了个眼神,算了,先带他去找领导吧。
右.派平反这事儿,得走专门的流程,才能成事。
4人站起身,带着老头往食堂外面走。刚好碰上职工们义务劳动结束,来食堂打饭。
因为食堂师傅手艺不错,所以职工们即便成家立业,也经常打了饭菜回去一家人吃。
大家看到跟在4人身旁的脏兮兮的老头,都露出了错愕的神色。
王上校更是直接开口问:小陈同学,这位是?
陈立恒还没回答,老头先激动地喊了起来:我不是右.派,我没反对过毛主席,我没背叛人民。
王上校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刚要开口说话,老头就冲上前,面对面地大喊大叫:我不是老右
这回王上校猝不及防,不仅被对方的口臭熏了满脸,还挨了个天女散花,喷了一脸的口水。
周围有年轻的研究员没扛住,噗嗤笑出了声。
其他人则面色诡异,纷纷测过脸去。
可怜的王上校好歹也是老牌军人了,却不好跟对方一般见识,只能连着往后面退了好几步。
但这老头像是认准了他一样,步步紧逼,嘴里翻来覆去就是给自己喊冤的几句话。
王上校不得不强调:老同志,你不要激动,我们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你如果是被错划成右.派的,那肯定给你平反。
老人愈发激动,冲着他大喊:我不是老右!
王上校好歹也算研究所的高层,多少年没这么狼狈过了,被个老头逼的真是恨不得土遁逃跑。
他还得扯着嗓子跟对方拼声音:你别激动,老同志,你是哪一位?当初为什么说你是右.派?你叫什么名字?你光喊没用啊。
这回不知道是声音被对方压制住了,还是老人其实能听懂对方的话,终于给出了反应:我叫白峰,我不是老右。
王上校扭过头,询问围观的职工:你们认识这位同志吗?
他是60年代末来的研究所,绝对算所里的老人了,可从来没听说过白峰这个名字。
周围的人也面面相觑,好几个人都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
有人大着胆子道:划右是50年代的事,是不是该找老同志问问看。
前些年研究所的阶级斗争也非常激烈,人事变动频繁。有些事情,除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之外,其他人还真说不清楚。
好在研究所生活区跟工作区离的都近,王上校开口要查,没多久就来了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志。
她从50年代建所,就管单位的档案工作,对这几十年的人事沉浮了如指掌。
大家将她从家里喊过来,迫不及待地求证:吴大姐,你认识他吗?
吴大姐皱眉,仔仔细细地打量对方,口中不确定:白峰?
这名字听着似乎有点耳熟。但几十年的时间,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她还真不可能每个职工都烂熟于心。
她印象当中,所里右.派名单没这号人啊。
田蓝大着胆子提醒了一句:会不会是被抓去坐牢或者劳改了?
她看这人的反应,有些动作类似于刻板行为,这种反应常见于监狱里的罪犯。
吴大姐被这么一提醒,突然间回过神来:哦,是你,白峰!
说着,她紧张起来,你你你,你越狱了?
其他人也跟着一并紧张。
虽然他们是舰船研究所的职工,但大家长期伏案工作,是标准的文职啊。
老头却没什么反应,还是那副孱弱的模样,口中反复念叨那几句话。
陈立恒追问:吴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他是咱们所的职工吗?
吴大姐紧张的要命,眼睛死死盯着对方,说话又急又快:他是过敏党反动派,老反革.命了,当初是被抓走坐牢的。
田蓝抓住了她话里的漏洞:他是过敏党,怎么会进咱们研究所?
吴大姐因为过度紧张,说话都有些哆嗦:假起义呗,军舰上的人,事实上就是想混进来搞破坏。
方秀英在心中冷笑,面上毫无波澜:他破坏有证据吗?
吴大姐不假思索:过敏党的人还有好的吗?就是反革.命分子。
陈立恒先听不下去,立刻反驳:我记得毛主席在起义军舰官兵的电报中说了,热烈欢迎你们的英勇的起义,你们就将是参与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照你这么说,毛主席说错了?
吴大姐吓了一跳,立刻否认: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要跟过敏党反动派混到一起吗?
田蓝才不怕她呢:他已经起义了,他弃暗投明,这些起义官兵都为中国的海军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而不能因为他们曾经是过敏党官兵的一员,就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不符合我们统战工作精神,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眼看两边要吵起来,王上校赶紧调停:好了好了,不要吵,我们要尊重事实。如果白峰同志真的是被错划的,那肯定得为他平反,还他一个清白。
话虽然这么说,但事情却非常难办。
因为尽管白峰是在研究所被划为右的,但他后来已经坐牢,此后的人生究竟怎么回事,研究所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组织关系也不在所里。即便要为他平反,从程序角度上来讲,这事儿也不归研究所管。
但白峰认准了研究所,不管王上校怎么解释,他都颠来倒去地重复自己的清白。
田蓝叹王上校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赶紧加了两句:还受委屈的同志一个清白,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啊。你不管我不管,所有人都说跟自己没关系,那被冤枉的人要怎么办?含冤致死吗?
她一提为人民服务,王上校想说出口的话,都只得咽回去。
话糙理不糙,忠言逆耳。
虽然它们不管这事儿,从规则上来说,没任何问题。但就道义来讲,确实挺不像话的。
别的不讲,就这位白峰同志现在的精神状态。想让他离开研究所,自己去找监狱搞清楚现在的组织关系究竟落在何处,那完全是强人所难。
王上校无可奈何,只能点头接下这颗烫手山芋,还招呼自己的下属:吴大姐你查查看,当初他是被送去了哪家监狱?冯主任,你安排下,好歹先给人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安排地方坐下来。对了,看看他还有没有亲戚朋友在本地,他这个样子,得有人陪着。
其实白峰在研究所是有老熟人的。
最早筹建研究所的时候,他作为少有的专业人才,就参加了筹建工作。甚至现在所里的一些领导,当年都是他的下属兼学生。
建国初期,我国的海军是完全从零开始的。专业人才少的可怜,这些起义的官兵当年去国外接受过现代海军的教育,有文化,有经验,就成了最合适的老师。夸他一句桃李满天下都不为过。
但自从白峰被划为敌人之后,谁还敢跟他有接触呢。
老职工们都知道,当时副所长为他说话,认为他提的意见外行指导内行容易出事,应该尊重专业技术算不上错误。结果副所长也被打成了敌人,后来被折磨的不行,直接在办公室上吊了。
从那以后,更加没人敢触这个霉头。
而白峰又是个执拗的人。其老右分子都晓得夹着尾巴做人,坚决不跟领导硬杠。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坚持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不停地上诉。
上着上着,他就直接被抓去了大牢,好像判了10年。
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大家就说不清楚了。
见所有人都不愿意凑上前,王上校开始犯愁。白峰的精神不好啊,要是他在这儿乱跑乱撞,闹出事情可怎么办?
陈立恒自告奋勇:这样吧,在他家里人来之前,我们先帮忙照应着。
顾成刚也附和:我们现在也没具体工作,我们负责照顾他吧。
他觉得这老头很可怜,也觉得命运真是无常。
当初这些人起义,是怀揣着奔向光明的心将船艇开向延安的,结果后面几十年的风雨,让他们倍受命运的捉弄和人生的艰辛。
王上校长长地舒了口气,立刻敲定: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放松。
他又将田蓝叫到旁边,小声叮嘱,白峰同志的身份,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实,你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田蓝赶紧点头答应,催促他道:上校,这个事儿不能耽搁,你们得赶紧解决。他也太惨了点。
王上校同样唏嘘,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雨。类似的事情他看多了。当初他在大连海军学校求学的时候,就有相同背景的老师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
那位老师因为受刺激过度,完全疯了,拿螺丝刀在儿子脑袋上扎了6个洞。人家五口人原本依靠他工作养活,结果可想而知。
1978年开始平反的时候,他去看望过那位老师。
当初那位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又废寝忘食工作的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呆的,日常生活都必须得靠家人照顾的精神病人。
命运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王上校叹了口气,点头道:我们会尽快调查的,争取早日还他一个清白。
他并不相信所谓的反革.命的罪名。
当初搞三返五返时,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随意。相反的,人证物证都列得十分详细。
后来反.右扩大化之后,甚至给各个单位下达必须得有多少名老右的指标,情况才迅速恶化。不少人都是被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是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帽子。
泼脏水简单,几句话的事,可要想恢复清白,就成了痴人说梦。因为脱了帽子,依然是脱帽老右。类似于出狱的犯人,还是犯了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罪名的犯人,永远会被社会歧视。等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时候,作为最大恶极的5类分子,他们首当其冲是被折磨的对象。
看看白峰现在的模样,就能想象他这么多年的遭遇究竟有多悲惨。
陈立恒和顾成刚先带白峰去洗澡。不把身上洗干净了,他这样根本进不了宿舍楼。
田蓝和方秀英帮不上忙,索性先回去看电视,继续自己的翻译记录工作。
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她俩看时候不早了,这才收拾东西回宿舍。结果还没到宿舍楼下,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一堆人跑来跑去,嘴里大喊着:赶紧送医院。
田蓝瞧见陈立恒奔跑的身影,他背上还趴着个人。
她有心想问对方怎么回事,却明白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时间回答。
研究所的车子开过来了,陈立恒直接带着病人跟车跑了。
剩下田蓝赶紧询问其他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惊魂未定,说话也结结巴巴:不,不知道,好像自杀了。
田蓝和方秀英都吓了一跳,怎么会自杀呢?研究所都已经答应要替他平反。陈立恒他们带他去洗澡的时候,他看上去也不像是要寻死啊。
可大家伙儿知道的事情还没她俩多呢,对于她俩的追问,大家都摇头。
两人没办法,只能先回宿舍。
田蓝原本还想等陈立恒回来,结果到三更半夜她睡着了,也没见人影子。
直到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刷完牙,正要洗脸的时候,才看见陈立恒胡子拉碴的回来。
这人毛发重,胡子一天不刮就跟土匪似的。
她赶紧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立恒摇头,情绪低落: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犯病了。他应该不是第1次自杀了,昨晚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陈旧伤,很可能也是像这回一样拿铁丝勒的。
白峰的身体十分糟糕,这次一住院,查出了一堆毛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不说,还有肝炎。也许他是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才想不开要自杀的。
田蓝伸手摸了摸丈夫的脸,柔声安慰他:先洗脸刷牙,好好睡一觉吧。既然研究所已经答应管这事儿,肯定不会半路撂挑子。
陈立恒点点头,也不逞强:行,那我先补个觉。
白峰现在又找不到家人,后面少不得要他们多费心。
他俩对研究所的信任没有错付,王上校等人的确积极调查的情况。
1956年,白峰被判入狱十年,但还有三个月就刑满释放的时候,因为突然间要抓的人变多了,监狱放不下这么多人,他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
当时白峰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新生,遭遇的一切要结束了。结果后面的际遇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先前的一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运动来了,他曾经的国.民.党官兵身份让他成了农场最底层的人。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欺负他的妻子和儿女。
农场甚至有条极左的规定,因为他是右.派,所以他的子女不允许上中学。小学毕业之后,就必须离开学校。
妻子觉得这样不行,想跟农场的领导求情,却遭受了侮辱。后来那位领导被另一派打倒的时候,这件事捅了出来。他的妻子又成了人们口中的破鞋,最后不堪屈辱,投水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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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蓝主动提议:那这样吧,我们带你去问问看。可能那位方所长已经退休或者掉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过你如果是研究所的职工,那么给右.派翻案的事,肯定有人负责。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要加快这项工作的推进。
老头茫然的像个孩子。年轻人们说带他过去找领导他过去,他就抬脚跟他们走。
食堂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直接喊住他们:你们不吃饭啊,等一下,好歹先让他吃点东西吧。
大家伙儿一听有道理,赶紧先带人进食堂吃饭。
自称姓张的老头不知道多久没见过吃的了。大米粥一端上桌,他就两眼放光,根本顾不上烫,直接咕噜噜喝下去。
吓得食堂的工作人员赶紧喊:烫不死你哦,放下放下,急什么急呀?
这种熬出了浓浓的米油的大米粥刚出锅,相当的烫,大家吃的时候都要小心地吹呢。
老人却置若罔闻,一大碗大米粥下了肚,他又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面饼,完全不顾烫出的燎泡。
众人都看不下去,跟着劝他:大爷,你慢点,别噎着了。
可他的喉咙像是直的,根本不会停顿。无论大米粥还是面饼,都直筒筒地掉了进去,如同无底洞一般。
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连喝了三碗大米粥,又干掉了五张面饼,依然没有吃饱的意思,还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田蓝手上的碗。
她刚才一拿到饭就开始喝粥,老头没来得及抢走。
陈立恒赶紧喊停:好了没有了,今天就吃这么多。
老头没闹腾,就缩着脖子,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又开始重复:我不是老右,我没有反对过党,我没有背叛人民。
食堂的工作人员听不下去了,嘴里骂了句当地的方言,掉头回后厨。
剩下4人试图从老人口中撬到更多的信息:老师傅,你家住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然而这老人似乎瞬间又丧失了跟人正常沟通的能力,除了翻来倒去说那几句话之外,什么有效信息也没提供给他们。
田蓝叹气:我看就是领导在,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可能得先去治病。
方秀英摇头,语气肯定:如果给他平反了,还了他公道,说不定他能不药而愈。
反之,也许他会在抑郁中死去。
她的家族之中,有不少被划为老右的人,都是郁郁而终的。
众人交换了个眼神,算了,先带他去找领导吧。
右.派平反这事儿,得走专门的流程,才能成事。
4人站起身,带着老头往食堂外面走。刚好碰上职工们义务劳动结束,来食堂打饭。
因为食堂师傅手艺不错,所以职工们即便成家立业,也经常打了饭菜回去一家人吃。
大家看到跟在4人身旁的脏兮兮的老头,都露出了错愕的神色。
王上校更是直接开口问:小陈同学,这位是?
陈立恒还没回答,老头先激动地喊了起来:我不是右.派,我没反对过毛主席,我没背叛人民。
王上校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刚要开口说话,老头就冲上前,面对面地大喊大叫:我不是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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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有年轻的研究员没扛住,噗嗤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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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王上校好歹也是老牌军人了,却不好跟对方一般见识,只能连着往后面退了好几步。
但这老头像是认准了他一样,步步紧逼,嘴里翻来覆去就是给自己喊冤的几句话。
王上校不得不强调:老同志,你不要激动,我们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你如果是被错划成右.派的,那肯定给你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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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不知道是声音被对方压制住了,还是老人其实能听懂对方的话,终于给出了反应:我叫白峰,我不是老右。
王上校扭过头,询问围观的职工:你们认识这位同志吗?
他是60年代末来的研究所,绝对算所里的老人了,可从来没听说过白峰这个名字。
周围的人也面面相觑,好几个人都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
有人大着胆子道:划右是50年代的事,是不是该找老同志问问看。
前些年研究所的阶级斗争也非常激烈,人事变动频繁。有些事情,除了几十年的老同志之外,其他人还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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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50年代建所,就管单位的档案工作,对这几十年的人事沉浮了如指掌。
大家将她从家里喊过来,迫不及待地求证:吴大姐,你认识他吗?
吴大姐皱眉,仔仔细细地打量对方,口中不确定:白峰?
这名字听着似乎有点耳熟。但几十年的时间,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她还真不可能每个职工都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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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蓝大着胆子提醒了一句:会不会是被抓去坐牢或者劳改了?
她看这人的反应,有些动作类似于刻板行为,这种反应常见于监狱里的罪犯。
吴大姐被这么一提醒,突然间回过神来:哦,是你,白峰!
说着,她紧张起来,你你你,你越狱了?
其他人也跟着一并紧张。
虽然他们是舰船研究所的职工,但大家长期伏案工作,是标准的文职啊。
老头却没什么反应,还是那副孱弱的模样,口中反复念叨那几句话。
陈立恒追问:吴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他是咱们所的职工吗?
吴大姐紧张的要命,眼睛死死盯着对方,说话又急又快:他是过敏党反动派,老反革.命了,当初是被抓走坐牢的。
田蓝抓住了她话里的漏洞:他是过敏党,怎么会进咱们研究所?
吴大姐因为过度紧张,说话都有些哆嗦:假起义呗,军舰上的人,事实上就是想混进来搞破坏。
方秀英在心中冷笑,面上毫无波澜:他破坏有证据吗?
吴大姐不假思索:过敏党的人还有好的吗?就是反革.命分子。
陈立恒先听不下去,立刻反驳:我记得毛主席在起义军舰官兵的电报中说了,热烈欢迎你们的英勇的起义,你们就将是参与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照你这么说,毛主席说错了?
吴大姐吓了一跳,立刻否认: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要跟过敏党反动派混到一起吗?
田蓝才不怕她呢:他已经起义了,他弃暗投明,这些起义官兵都为中国的海军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而不能因为他们曾经是过敏党官兵的一员,就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不符合我们统战工作精神,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眼看两边要吵起来,王上校赶紧调停:好了好了,不要吵,我们要尊重事实。如果白峰同志真的是被错划的,那肯定得为他平反,还他一个清白。
话虽然这么说,但事情却非常难办。
因为尽管白峰是在研究所被划为右的,但他后来已经坐牢,此后的人生究竟怎么回事,研究所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组织关系也不在所里。即便要为他平反,从程序角度上来讲,这事儿也不归研究所管。
但白峰认准了研究所,不管王上校怎么解释,他都颠来倒去地重复自己的清白。
田蓝叹王上校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赶紧加了两句:还受委屈的同志一个清白,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啊。你不管我不管,所有人都说跟自己没关系,那被冤枉的人要怎么办?含冤致死吗?
她一提为人民服务,王上校想说出口的话,都只得咽回去。
话糙理不糙,忠言逆耳。
虽然它们不管这事儿,从规则上来说,没任何问题。但就道义来讲,确实挺不像话的。
别的不讲,就这位白峰同志现在的精神状态。想让他离开研究所,自己去找监狱搞清楚现在的组织关系究竟落在何处,那完全是强人所难。
王上校无可奈何,只能点头接下这颗烫手山芋,还招呼自己的下属:吴大姐你查查看,当初他是被送去了哪家监狱?冯主任,你安排下,好歹先给人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安排地方坐下来。对了,看看他还有没有亲戚朋友在本地,他这个样子,得有人陪着。
其实白峰在研究所是有老熟人的。
最早筹建研究所的时候,他作为少有的专业人才,就参加了筹建工作。甚至现在所里的一些领导,当年都是他的下属兼学生。
建国初期,我国的海军是完全从零开始的。专业人才少的可怜,这些起义的官兵当年去国外接受过现代海军的教育,有文化,有经验,就成了最合适的老师。夸他一句桃李满天下都不为过。
但自从白峰被划为敌人之后,谁还敢跟他有接触呢。
老职工们都知道,当时副所长为他说话,认为他提的意见外行指导内行容易出事,应该尊重专业技术算不上错误。结果副所长也被打成了敌人,后来被折磨的不行,直接在办公室上吊了。
从那以后,更加没人敢触这个霉头。
而白峰又是个执拗的人。其老右分子都晓得夹着尾巴做人,坚决不跟领导硬杠。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坚持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不停地上诉。
上着上着,他就直接被抓去了大牢,好像判了10年。
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大家就说不清楚了。
见所有人都不愿意凑上前,王上校开始犯愁。白峰的精神不好啊,要是他在这儿乱跑乱撞,闹出事情可怎么办?
陈立恒自告奋勇:这样吧,在他家里人来之前,我们先帮忙照应着。
顾成刚也附和:我们现在也没具体工作,我们负责照顾他吧。
他觉得这老头很可怜,也觉得命运真是无常。
当初这些人起义,是怀揣着奔向光明的心将船艇开向延安的,结果后面几十年的风雨,让他们倍受命运的捉弄和人生的艰辛。
王上校长长地舒了口气,立刻敲定: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放松。
他又将田蓝叫到旁边,小声叮嘱,白峰同志的身份,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实,你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田蓝赶紧点头答应,催促他道:上校,这个事儿不能耽搁,你们得赶紧解决。他也太惨了点。
王上校同样唏嘘,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雨。类似的事情他看多了。当初他在大连海军学校求学的时候,就有相同背景的老师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
那位老师因为受刺激过度,完全疯了,拿螺丝刀在儿子脑袋上扎了6个洞。人家五口人原本依靠他工作养活,结果可想而知。
1978年开始平反的时候,他去看望过那位老师。
当初那位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又废寝忘食工作的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呆的,日常生活都必须得靠家人照顾的精神病人。
命运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王上校叹了口气,点头道:我们会尽快调查的,争取早日还他一个清白。
他并不相信所谓的反革.命的罪名。
当初搞三返五返时,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随意。相反的,人证物证都列得十分详细。
后来反.右扩大化之后,甚至给各个单位下达必须得有多少名老右的指标,情况才迅速恶化。不少人都是被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是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帽子。
泼脏水简单,几句话的事,可要想恢复清白,就成了痴人说梦。因为脱了帽子,依然是脱帽老右。类似于出狱的犯人,还是犯了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罪名的犯人,永远会被社会歧视。等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时候,作为最大恶极的5类分子,他们首当其冲是被折磨的对象。
看看白峰现在的模样,就能想象他这么多年的遭遇究竟有多悲惨。
陈立恒和顾成刚先带白峰去洗澡。不把身上洗干净了,他这样根本进不了宿舍楼。
田蓝和方秀英帮不上忙,索性先回去看电视,继续自己的翻译记录工作。
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她俩看时候不早了,这才收拾东西回宿舍。结果还没到宿舍楼下,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一堆人跑来跑去,嘴里大喊着:赶紧送医院。
田蓝瞧见陈立恒奔跑的身影,他背上还趴着个人。
她有心想问对方怎么回事,却明白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时间回答。
研究所的车子开过来了,陈立恒直接带着病人跟车跑了。
剩下田蓝赶紧询问其他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惊魂未定,说话也结结巴巴:不,不知道,好像自杀了。
田蓝和方秀英都吓了一跳,怎么会自杀呢?研究所都已经答应要替他平反。陈立恒他们带他去洗澡的时候,他看上去也不像是要寻死啊。
可大家伙儿知道的事情还没她俩多呢,对于她俩的追问,大家都摇头。
两人没办法,只能先回宿舍。
田蓝原本还想等陈立恒回来,结果到三更半夜她睡着了,也没见人影子。
直到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刷完牙,正要洗脸的时候,才看见陈立恒胡子拉碴的回来。
这人毛发重,胡子一天不刮就跟土匪似的。
她赶紧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立恒摇头,情绪低落: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犯病了。他应该不是第1次自杀了,昨晚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陈旧伤,很可能也是像这回一样拿铁丝勒的。
白峰的身体十分糟糕,这次一住院,查出了一堆毛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不说,还有肝炎。也许他是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才想不开要自杀的。
田蓝伸手摸了摸丈夫的脸,柔声安慰他:先洗脸刷牙,好好睡一觉吧。既然研究所已经答应管这事儿,肯定不会半路撂挑子。
陈立恒点点头,也不逞强:行,那我先补个觉。
白峰现在又找不到家人,后面少不得要他们多费心。
他俩对研究所的信任没有错付,王上校等人的确积极调查的情况。
1956年,白峰被判入狱十年,但还有三个月就刑满释放的时候,因为突然间要抓的人变多了,监狱放不下这么多人,他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
当时白峰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新生,遭遇的一切要结束了。结果后面的际遇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先前的一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运动来了,他曾经的国.民.党官兵身份让他成了农场最底层的人。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欺负他的妻子和儿女。
农场甚至有条极左的规定,因为他是右.派,所以他的子女不允许上中学。小学毕业之后,就必须离开学校。
妻子觉得这样不行,想跟农场的领导求情,却遭受了侮辱。后来那位领导被另一派打倒的时候,这件事捅了出来。他的妻子又成了人们口中的破鞋,最后不堪屈辱,投水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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