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作者:李承鹏
正文 第 21 章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作者:李承鹏
第 21 章
所以，这篇纪念头七的文章，我一直说的并不是校车，而是教育。我只是试图弄明白，为什么祖国的花朵在春晚舞台上跳得那么幸福那么阳光，生活中却总出现毒牛奶、豆腐渣、午餐、交不起学费这些九年贻误制教育的事情。教育本是一种普及，后来就变成购买，教育本应是权利，这里变成商品，最后不小心却变成祭品。
插播一下，就在前天，祖国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发布了一条很人性的命令：所有校车有权占用公交车专用道。朋友们都很欣慰，可我觉得这是一个病句。因为校车几乎都在农村出事，而农村并没有公交车专用道。这只是祖国无数病句中的一个。我们从小就在一个个病句的教育下出人意表地成长，命大的此时可能正看着这篇文章；命差的，名字可能已在名单上虚拟了。
不知这个叫首羡的小镇“创文”行动进展得怎样了，这个正在铁路和马路上飞奔的国家，正在变成那辆刹不住的校车的图腾。我们的童年，就这样从一个个村镇浮掠而过。一种大难不死的世故，让我油然浮出这样的语境：世上本没有路，求学的孩子多了后，便有了路；世上本没有孝车，中国校车多了后，便有了孝车。
纪念头七的杂文其实就是说：中国式教育，此去经年，一直是个病句。
19/12/2011
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如果我登黄山被困，一个杀人犯为救我而摔下山谷，死了。我也会尽我所能悼念他，补偿他的家人。这跟他是否是杀人犯没关系，他首先是人。一个人为救另一个人交出了生命，总让人难过。这是人的通感，动物的通感。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人们首先失去的并非信仰，而是逻辑。所以学生们不必说张宁海是警察，请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忽地一下就没有了，你该感到难过。我觉得拿“为纳税人服务”说事也令人失望。就算纳税人，也只该要求警察履行公职，而不是要求他死有余辜。纳税人纳的是一种权利，如果纳的是别人的生命，就透着一份歹毒，就不是纳税人而是纳粹人。
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在叙述张宁海掉下去的过程时，语气轻淡得像看到一个手电筒掉下去。我很难接受视生命掉下去为手电筒掉下去。可是关于复旦十上看到很多红包稿，很跑题地在说登山乃自由风气，校方无责任。复旦利用新闻摇篮的优势让复旦帮到处扑火，这失去教育的本宗。学生在校方成功的扑火中很快就忘了傻逼的同类，只记得牛逼的校方。以后踏上社会，就只记得更牛逼的权贵，忘了更傻逼的民众。这样的虚情假意培养出来的他们，出来后就不是精英，而是妖精。刚看到一个消息，邓亚萍在一次讲座中说，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来没有假新闻。在我看来，人民日报没有假新闻，才是最大的假新闻。我们的学子，就这样被骗子悉心培养，好意思让他们信人间有真情？
那天去北大一个辩论赛当评委，去食堂吃饭时见一个奇观：门口本摆放了数百辆自行车，学生们为方便出入竟把摆在正中那一百多辆自行车推倒，从而在车阵中趟出一条通道。我扶起来一辆，旁边学生又推倒更多辆，傲然踏过......世上本没有路，推倒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而旁边的老师竟不置一词。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挡我者死。我想批评，可想到大学时也干过拔人气门芯的事。我也很没道德，可现在我又很讨厌有些人总拿圣经里那个段子说事：你们中有谁没同样的罪恶，就拿石头砸那女人。这个桥段已被人运用出一种熟练的邪恶。它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干过坏事的，大家都不敢批评，这社会最后便成了强盗的社会。
张宁海是个好警察。中国原有不少好警察的，慢慢地就不那么好了，慢慢地就变得邪恶，正如记者、法官、医生、你、我一样......慢慢就这个操性。
有个脑子里长果冻的问：上次山西那警察死了，你还风言风语，这次为什么又站在警察立场上？对一件事情的评判，不要看这人的职业，而要看这人表现出的人性。山西那亿万身家的警察不是死在保卫人民的战场，而死在一根不知是大侠还是仇家的狗链下。张宁海尽职了，我尊重所有尽职的警察。
看复旦十明的国家最终应废除死刑。可是我看到现在一些人鹦鹉学舌地“暴力不可解决暴力”，真很奇怪，难道他们真全然不懂：在现行法律没有废除死刑时，必须依典判决。这么简单的法理，那些号称理性的人们在本该依循法律的时候，却不相干地谈起了人性、宽恕。可是，能不能问一句：为什么在马加爵时全国喊杀，轮到药家鑫时忽然就要刀下留人？
我可不可以怀疑这些人们并非真的关心人性、宽恕，只是此时忽然想要哈里路亚的矫情。而这，貌似药的教育留下的自我催眠。
我不关心药的一家是高官还是普通干部，我只关心法律是否公平。我不去干涉法院最后怎样判决，但我知道法律唯一的前提是公平，如果矫罪而后法，这不是法律而是红头文件。我还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每逢恶性交通事故时一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 “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而精神病是可以不判死刑的。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用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CCTV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心理；你跟它讲心理，它给你讲圣人当初是宽恕的……否则就是偏激。我至今很难明白CCTV的逻辑，就像它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道在刑事案件里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当国际上的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没权的被跨省，也是符合相关法律。
这不是药一个人的激情，这是一个社会的药引，别怪药加鑫，药不过是药罐子的牺牲品。他正是在这个国家无以复加的利己主义教育下杀了人，也杀掉了年轻的自己。多可惜。
我们没有想象中正义和仁慈，我们是神奇的围观人群。平时在微博上正义无比，大街上见个小偷都不敢呵斥；天天呐喊民主和自由，选个小组长都可能暗箱操作......这次，平时对“有法不依”恶相深恶痛绝的人们，忽然开始呼吁“酷刑改变不了犯罪”。这教育真是发了神经。如果你觉得这么说伤了自尊心，那我宣布，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还要说，不是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几千年如此。
我并不关心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但要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回望长安，不见威严的法庭，只见有家药铺充满激情。举国是一家很大的药铺，人人都是这个国的药引。
该吃药了，都。
31/03/2011
说话——李承鹏北大演讲录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蜂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59—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不能说自己饿了。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是给国家丢脸。我们亩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中，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都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河水清凉，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代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第 21 章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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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 21 章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作者:李承鹏
第 21 章
所以，这篇纪念头七的文章，我一直说的并不是校车，而是教育。我只是试图弄明白，为什么祖国的花朵在春晚舞台上跳得那么幸福那么阳光，生活中却总出现毒牛奶、豆腐渣、午餐、交不起学费这些九年贻误制教育的事情。教育本是一种普及，后来就变成购买，教育本应是权利，这里变成商品，最后不小心却变成祭品。
插播一下，就在前天，祖国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发布了一条很人性的命令：所有校车有权占用公交车专用道。朋友们都很欣慰，可我觉得这是一个病句。因为校车几乎都在农村出事，而农村并没有公交车专用道。这只是祖国无数病句中的一个。我们从小就在一个个病句的教育下出人意表地成长，命大的此时可能正看着这篇文章；命差的，名字可能已在名单上虚拟了。
不知这个叫首羡的小镇“创文”行动进展得怎样了，这个正在铁路和马路上飞奔的国家，正在变成那辆刹不住的校车的图腾。我们的童年，就这样从一个个村镇浮掠而过。一种大难不死的世故，让我油然浮出这样的语境：世上本没有路，求学的孩子多了后，便有了路；世上本没有孝车，中国校车多了后，便有了孝车。
纪念头七的杂文其实就是说：中国式教育，此去经年，一直是个病句。
19/12/2011
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如果我登黄山被困，一个杀人犯为救我而摔下山谷，死了。我也会尽我所能悼念他，补偿他的家人。这跟他是否是杀人犯没关系，他首先是人。一个人为救另一个人交出了生命，总让人难过。这是人的通感，动物的通感。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人们首先失去的并非信仰，而是逻辑。所以学生们不必说张宁海是警察，请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忽地一下就没有了，你该感到难过。我觉得拿“为纳税人服务”说事也令人失望。就算纳税人，也只该要求警察履行公职，而不是要求他死有余辜。纳税人纳的是一种权利，如果纳的是别人的生命，就透着一份歹毒，就不是纳税人而是纳粹人。
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在叙述张宁海掉下去的过程时，语气轻淡得像看到一个手电筒掉下去。我很难接受视生命掉下去为手电筒掉下去。可是关于复旦十上看到很多红包稿，很跑题地在说登山乃自由风气，校方无责任。复旦利用新闻摇篮的优势让复旦帮到处扑火，这失去教育的本宗。学生在校方成功的扑火中很快就忘了傻逼的同类，只记得牛逼的校方。以后踏上社会，就只记得更牛逼的权贵，忘了更傻逼的民众。这样的虚情假意培养出来的他们，出来后就不是精英，而是妖精。刚看到一个消息，邓亚萍在一次讲座中说，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来没有假新闻。在我看来，人民日报没有假新闻，才是最大的假新闻。我们的学子，就这样被骗子悉心培养，好意思让他们信人间有真情？
那天去北大一个辩论赛当评委，去食堂吃饭时见一个奇观：门口本摆放了数百辆自行车，学生们为方便出入竟把摆在正中那一百多辆自行车推倒，从而在车阵中趟出一条通道。我扶起来一辆，旁边学生又推倒更多辆，傲然踏过......世上本没有路，推倒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而旁边的老师竟不置一词。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挡我者死。我想批评，可想到大学时也干过拔人气门芯的事。我也很没道德，可现在我又很讨厌有些人总拿圣经里那个段子说事：你们中有谁没同样的罪恶，就拿石头砸那女人。这个桥段已被人运用出一种熟练的邪恶。它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干过坏事的，大家都不敢批评，这社会最后便成了强盗的社会。
张宁海是个好警察。中国原有不少好警察的，慢慢地就不那么好了，慢慢地就变得邪恶，正如记者、法官、医生、你、我一样......慢慢就这个操性。
有个脑子里长果冻的问：上次山西那警察死了，你还风言风语，这次为什么又站在警察立场上？对一件事情的评判，不要看这人的职业，而要看这人表现出的人性。山西那亿万身家的警察不是死在保卫人民的战场，而死在一根不知是大侠还是仇家的狗链下。张宁海尽职了，我尊重所有尽职的警察。
看复旦十明的国家最终应废除死刑。可是我看到现在一些人鹦鹉学舌地“暴力不可解决暴力”，真很奇怪，难道他们真全然不懂：在现行法律没有废除死刑时，必须依典判决。这么简单的法理，那些号称理性的人们在本该依循法律的时候，却不相干地谈起了人性、宽恕。可是，能不能问一句：为什么在马加爵时全国喊杀，轮到药家鑫时忽然就要刀下留人？
我可不可以怀疑这些人们并非真的关心人性、宽恕，只是此时忽然想要哈里路亚的矫情。而这，貌似药的教育留下的自我催眠。
我不关心药的一家是高官还是普通干部，我只关心法律是否公平。我不去干涉法院最后怎样判决，但我知道法律唯一的前提是公平，如果矫罪而后法，这不是法律而是红头文件。我还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每逢恶性交通事故时一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 “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而精神病是可以不判死刑的。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用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CCTV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心理；你跟它讲心理，它给你讲圣人当初是宽恕的……否则就是偏激。我至今很难明白CCTV的逻辑，就像它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道在刑事案件里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当国际上的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没权的被跨省，也是符合相关法律。
这不是药一个人的激情，这是一个社会的药引，别怪药加鑫，药不过是药罐子的牺牲品。他正是在这个国家无以复加的利己主义教育下杀了人，也杀掉了年轻的自己。多可惜。
我们没有想象中正义和仁慈，我们是神奇的围观人群。平时在微博上正义无比，大街上见个小偷都不敢呵斥；天天呐喊民主和自由，选个小组长都可能暗箱操作......这次，平时对“有法不依”恶相深恶痛绝的人们，忽然开始呼吁“酷刑改变不了犯罪”。这教育真是发了神经。如果你觉得这么说伤了自尊心，那我宣布，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还要说，不是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几千年如此。
我并不关心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但要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回望长安，不见威严的法庭，只见有家药铺充满激情。举国是一家很大的药铺，人人都是这个国的药引。
该吃药了，都。
31/03/2011
说话——李承鹏北大演讲录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蜂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59—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不能说自己饿了。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是给国家丢脸。我们亩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中，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都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河水清凉，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代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第 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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