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40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40 章
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１９６９·６·２２）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１９６９·８·２３）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１９７１·４·１４）
“信收到。的确，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１９７１·４·２２）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１９７１·９·３）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１９７２·６·２）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１９７２·９·１３）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１９７２年底“解放”后，１９７３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
“书法是要一气呵成的。工农兵诗我背不出，一边看一边写，写不好。”
后来他写了鲁迅的《横眉·俯首》小联。太小。画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诗词，很大。请设计公司专制镜框，在美术展览馆预展一天，放在出口处正面壁上，观众反应很好。但文化局等头头们来参观时见了，请示了徐景贤，徐下令取下。那时，全国要组织一批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画院选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却落选了。
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选。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５１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４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４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１９７２年５月９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９月２６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１９７３年３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１９８７年在《西湖》杂志８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１９７３年３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第 40 章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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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１９６９·６·２２）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１９６９·８·２３）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１９７１·４·１４）
“信收到。的确，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１９７１·４·２２）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１９７１·９·３）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１９７２·６·２）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１９７２·９·１３）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１９７２年底“解放”后，１９７３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
“书法是要一气呵成的。工农兵诗我背不出，一边看一边写，写不好。”
后来他写了鲁迅的《横眉·俯首》小联。太小。画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诗词，很大。请设计公司专制镜框，在美术展览馆预展一天，放在出口处正面壁上，观众反应很好。但文化局等头头们来参观时见了，请示了徐景贤，徐下令取下。那时，全国要组织一批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画院选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却落选了。
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选。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５１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４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４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１９７２年５月９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９月２６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１９７３年３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１９８７年在《西湖》杂志８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１９７３年３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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