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40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40 章
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1969·8·23)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1971·4·14)
“信收到。的确,Thetablesareturning。(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1971·4·22)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1971·9·3)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1972·6·2)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1972·9·13)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1961年9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1972年底“解放”后,1973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
“书法是要一气呵成的。工农兵诗我背不出,一边看一边写,写不好。”
后来他写了鲁迅的《横眉·俯首》小联。太小。画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诗词,很大。请设计公司专制镜框,在美术展览馆预展一天,放在出口处正面壁上,观众反应很好。但文化局等头头们来参观时见了,请示了徐景贤,徐下令取下。那时,全国要组织一批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画院选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却落选了。
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选。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4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4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第 40 章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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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1969·8·23)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1971·4·14)
“信收到。的确,Thetablesareturning。(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1971·4·22)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1971·9·3)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1972·6·2)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1972·9·13)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1961年9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1972年底“解放”后,1973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
“书法是要一气呵成的。工农兵诗我背不出,一边看一边写,写不好。”
后来他写了鲁迅的《横眉·俯首》小联。太小。画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诗词,很大。请设计公司专制镜框,在美术展览馆预展一天,放在出口处正面壁上,观众反应很好。但文化局等头头们来参观时见了,请示了徐景贤,徐下令取下。那时,全国要组织一批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画院选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却落选了。
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选。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4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4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中说:
解放后,着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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