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正文 第 14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4 章
被征服者的反抗与觉醒
人们熟悉的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等，多取材于抗日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正面描写了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四世同堂》则不同，它取材于北平普通居民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无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无石破天惊的斗争场面，然而作家对于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的描写，同样是感人的，同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有一种意见认为，《四世同堂》“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这个评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脱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作品为我们所提供的实际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题材，都具有特有的规定性，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从自己独有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显示着独创性，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四世同堂》是写北平市民生活的，要求它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那样，正面描绘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显然超出了这部作品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尽管《四世同堂》不曾正面描绘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场景，然而就表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言，就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而言，它的认识意义仍然是深刻的，它的鼓舞力量仍然是强烈的。正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对“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时，笔触自如而又细腻。为了全家老少不致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老舍这样描写瑞宣此时复杂、沉重的心情：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
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做，这是生活所逼的结果，并非他的真心所愿。他不得不去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无怪以做“洋”事自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时，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的自悔的感情中，觉着了他的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
祁瑞宣毕竟是祁瑞宣。他正直，但也软弱，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当汉奸冠晓荷、大赤包来向他道贺时，他虽不肯和他们多敷衍，却也没有勇气将他们赶出门。“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他的软弱与寡断，还表现在对待程长顺出走一事上。程长顺是一位有求知欲的爱国青年，他父母早亡，和孤苦伶仃的外婆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他曾经多次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宣本想鼓动他逃出北平，及至想到他的外婆，又十分为难，所以总不敢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一天，瑞宣未能控制住自己，表示了同意长顺出走的意见。为一位爱国的青年指明了前程，瑞宣感到痛快，同时他又感到不少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这样写，就便于把人物交织着矛盾的灵魂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逐步认识和熟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
祁瑞宣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作家重视展示祁瑞宣的复杂性格，就使这一形象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增强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个性化的心理描写。
从前面所引祁瑞宣找到“洋”事之后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老舍刻划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显示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就写人物讲，则是既要写客观世界，又要写主观世界。所谓写主观世界，就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四世同堂》常常于心理描写中融入作家的细密的分析。精确的、客观的心理描写，无疑向读者打开了人物心灵的门窗，细腻而富于层次的心理分析则可以使读者明白人物在特定情势中为什么“那样想”，从而引导读者去体验人物的心理，达到读者、作者、人物三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我们还以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加以分析。瑞宣找到了“洋”事，由东城往回走，作家先写他“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说明人物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痛苦的。接下去则是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首先，“从养家挣钱上说”，因为减轻了经济压力，瑞宣应当满意；其次，“从作‘洋’事上说”，爱国心又促使他感到“别扭”；最后，“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自己所爱的学生们而去做“洋”事，也必然感到是逃避了一个教师的责任。这种很有层次的心理分析，真切的展现了一个正直但又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处境，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不是味儿”的心情的理解。
把心理刻划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又是一种手法。“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人的行动与外部表情是受思想支配的，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因而把心理揭示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内与外、动与静，有呼应，有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易于收到人物性格刻划的极好的艺术效果。老舍的《四世同堂》惯于采用这种手法。例如，端阳节，一帮汉奸在北海过会，弄来一些狮子、高蹻、五虎棍等，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歌舞升平。棚匠兼耍狮子的刘师傅不敢违抗会头的命令，出于无奈，去北海“应了个卯”，回来之后，遇见瑞宣，他先是“脸忽然的红起来”，“低下头去”，接着他又把头“赶紧抬起来”，向瑞宣述说了自己的困难。这些动作与表情，都显示了刘师傅内心的难过与自悔。接下去，是一段心理分析：“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可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这种分析性的心理展示与前面写到的人物的动作与表情，是紧密呼应的，显示了刘师傅的痛楚与忧虑，也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善良与爽直。此时，瑞宣如何表现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这显示了他的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因为他曾经劝刘师傅离开北平，刘师傅家庭有困难，未能逃出。他本来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这是内心独白，反映了瑞宣此时的心情），但是他没有说，他想到：“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呢？”瑞宣内心所掀起的这种感情波动，促使他动了动嘴唇，并未说出那句话来。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瑞宣善于周密地分析问题，他也会体贴别人，这就显示了他的性格沉稳的特点。
无论是叙述中伴之以心理分析，还是结合行动与表情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显示出老舍刻划人物心理的特点与风格。鲁迅刻划人物的心理，惯于用“画眼睛”的手法，简洁而传神；茅盾刻划人物的心理，长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笔力雄健、浑厚；巴金刻划人物的心理，手法细腻，笔墨酣畅，灌注着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老舍刻划人物的心理，笔调舒展、从容，他善于通过表面的平淡真实，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活动，向读者展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
三、通过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
老舍是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从不靠情节曲折离奇取悦读者。他并不轻看作品的故事性，他是很善于写故事的，他的小说的情节从来具有引人的魅力，但是细读《四世同堂》就可觉出，他又是极重视细节描写的。大量生动、传神的艺术细节，在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或渲染典型环境以及丰富作品的生活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更是至关紧要。《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写得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描写的成功。
《四世同堂》细节描写的特点在于，它首先是逼真的，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同时它又具有典型性，它不是生活细节的简单的描摹，而是经过作家的挑选、加工、熔炼之后的产物。所以，它既具有生活本来的色彩与面貌，又能把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显示出来。小说开头的三段，写北京沦陷前夕，“小羊圈”里的居民对待时局的态度与心情，大都是细节描写。人物虽然刚刚出场，故事还未展开，然而在环境、气氛的创造中，作家信手拈来几个生活细节，各类人物就以自己特有的鲜明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譬如祁老人，他怎样对待紧张的时局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孙媳妇准备好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和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作家所选择的这一个细节，对于刻划祁老人的性格来说，是耐人寻味的。祁老人应付战乱的办法，是古老而又落后的。但是，“亲眼看见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这是以嘲笑的语调写冠晓荷的行动与心理，从而构成讽刺性细节，表现了冠晓荷喜欢装腔作势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特点。另一个细节是，祁瑞丰作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之后，冠去送礼致贺：“晓荷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这是写冠晓荷的虚伪。虽然纯是客观的描述，但是在表面可笑的讽刺中，分明包含着对丑的事物的憎恶与否定。
老舍有时还以夸张的手法写一些讽刺性细节，以突出反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大赤包当了所长以后，蓝东阳来贺喜，此时，大赤包极力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派。她先是猛烈的咳嗽，声震屋瓦，“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后，“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客人的欢迎表示。“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活画出了这个女汉奸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嘴脸。
从以上所引的讽刺性细节可以看出，老舍善于以嘻笑奚落的笔墨勾勒反派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他对丑的事物的强烈憎恶与严厉斥责，往往包含在轻松的幽默之中。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小说，幽默有时流于油滑，减弱了讽刺的力量，那么在《四世同堂》里，讽刺与幽默则有着较好的结合，那些令人可笑的讽刺性细节，无不包含着严肃的内容，显示了老舍反映生活的深刻性。
此外，老舍还往往围绕一个事件，对比着写几个人的心理活动，使人物性格在对比中得到凸现；他还善于通过生活环境的描绘来衬托和表现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写祁老人那样的“老派”市民人物，往往将写风俗与写性格交织在一起，笔力简净而又富于感情色彩。总之，《四世同堂》刻划人物的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它当然也有缺点。书中的几个反派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在某些地方有雷同化和漫画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钱默吟与祁瑞全是作家笔下的理想人物，作者写他们的反抗精神的篇章，不乏感人之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老舍对这类人物不熟悉，尤其是写钱默吟，时有概念与失真之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富于独创性的杰出作家。他的独创性，首先从题材的选择方面显示出来。他最善于描绘北京市民的普通生活。几乎近一个世纪来，北京社会的变化，时俗的沿革，人民的遭遇，乃至地理、风光等等，都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生动、具体的反映。《四世同堂》勾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北平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抗日沦陷区城市人民生活的作品原本就极少，象《四世同堂》这样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长篇巨著，更是不曾有第二部，它填补了中国现代作家题材选择上的一个空白，丰富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它的文学地位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重视。
第十七章 美国之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
寂寞的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介绍，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老舍、曹禺离渝之前，“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到会的有茅盾、巴金、胡风、阳翰笙、何其芳、刘白羽、陈白尘、聂绀弩、邵荃麟、冯雪峰、潘梓年、冯乃超、杨晦等五十余人。茅盾首先说明欢送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老舍先生和曹禹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他希望老舍和曹禺到了美国以后，“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抗战化的沟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注：见黎舫：《中国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文联》第3期，1946年2月5日出版。以下引文同。）老舍在讲话中谈到，他这次出国要说的有三点，“第一点是为了个人，出国休息休息，这艺的写作技巧太差，他们不知道，中国五十年来的惨淡的日子，不知道中国人做恶梦也在想革命，在争取民主的自由！因此中国作家在这艰苦的几年的作品，只能顾内容，而忽略了技巧，他也要劝美国人少讲点技巧。不要因小事而忘记了大的事情。第三点是介绍中国文协这个组织。”谈到“文协”，老舍十分激动，他说，“他平生最怕‘人事’关系的纠缠，然而他觉得协”的感情。上海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一九四六年六月，老舍应邀到科洛拉多州的丹佛大学参加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议和人道地方会议。老舍在后一个会议上，演讲“中国作家之路”，他说：“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注：见1946年8月28日《文汇报》第四版所载消息。）他强调作家的创作应首先顾及内容，应对民族与社会有益，不应只在形式上着眼。这和他在重庆欢送会上所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他几十年从事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他的创作态度的严肃与认真，使人敬慕。
除了讲学之外，老舍还到美国一些城市观光、考察，参观一些著名大学，并应邀到加拿大旅行一个月。一年以后，曹禹如期回国，老舍因手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鼓书艺人》由英文转译为中文，中文译本于一九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
在老舍的创作中，《鼓书艺人》是一部面貌全新的作品。它以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大鼓艺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小说写了两个艺人家庭：方宝庆一家和唐四爷一家。作品的重点是写方宝庆和他的养女方秀莲。方家是正派的艺人家庭，宝庆与秀莲自不必说，即便是喜喝酒、爱骂人、脾气“难捉摸、多变化”的宝庆夫人——方二奶奶，其心地也有厚道之处。唐家则不然。唐四爷夫妇自私、狭隘，人品不好；他们的女儿琴珠，轻浮、下流，既卖唱又作暗娼。唐家与方家的矛盾纠葛，是两种不同人格的冲突。《鼓书艺人》通过对这两个艺人家庭的不同生活道路的描绘，肯定了高尚，否定了卑俗，歌颂了艺人的正直的品德，也鞭笞了旧的社会制度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
《鼓书艺人》在思想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愤怒地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不满。在老舍的作品中，《鼓书艺人》是唯一的以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控诉，在这部作品中也表达得最为直接和鲜明。老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如话剧《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都有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内容，然而其尖锐与鲜明，均不及《鼓书艺人》。小说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控诉，是融汇于方宝庆、方秀莲的遭遇描写中，通过具体情节加以表现的。宝庆在重庆开“书场”，后来又通过说书进行抗日宣传，本应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实则不然，官面上的地痞流氓、特务、巡官等，则须要宝庆的伺候与招待，尤其是他们对秀莲的纠缠，使“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他的感慨，本身就是对重庆的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后来，军阀王司令又要强娶秀莲做他的第六个小老婆，更使宝庆倍尝酸辛。王司令已经五十多岁，秀莲才十五岁啊！然而王司令有权有势，谁惹得起呢？跑，无处走；告，无处说。宝庆说：“虽说有政府，也决不会拿军阀怎样，还不是官官相护，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谁来保护咱们呢。”后来还是宝庆出了一大批钱孝敬王司令，此事才算了结。在小说里，王司令并未出场，作家只是着力写了这件事在宝庆一家所引起的反响，它的起因，它的结束，它给宝庆、秀莲在精神上所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均可看出王司令的荒淫、霸道给平民百姓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国难期间国民党官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描写这些情节时，作家的笔是充满愤懑的情感的。
对秀莲的遭遇的描写，是最能体现《鼓书艺人》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也是深刻的。秀莲是单纯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她作艺，历来端庄、严肃、大方；她热爱生活，懂事之后，为了开始严肃的人生，她扔掉了心爱的邮票本；认识孟良之后，她努力学习文化，孟先生介绍她去女子补习学校学习，她欣喜若狂。论她的天资和宝庆的严肃的调教，她是本应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后来她变了，她不仅开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时髦姿态，而且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文所玩弄，一度离开了方家。张文骗取了她的感情，也骗取了她的财物，在她就要生孩子的时刻，将她抛弃了。她被遗弃，受折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她的遭遇，是人生的一幕悲剧。天真而又单纯的秀莲，何以会走上这样一个凄惨的绝境呢？小说告诉我们，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当时重庆的社会环境中，艺人们面对的，到处是欺压与冷遇。王司令想霸占秀莲虽然以宝庆出钱而告结束，但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啊！接下去的一个重大打击，就是秀莲在女子补习学校的遭遇。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秀莲高兴异常，在去学校路上，她告诉宝庆，将来她毕了业，要帮助爸爸办艺校，还要自己写新鼓词，她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多么强烈的感情啊。但是进学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黑暗势力的包围与打击，那个军阀的姘头与黑市商人的女儿竟然当众辱骂她，声称她们“有身份的人”不能跟卖艺的坐在一起。倔强的秀莲只好将书撕成碎片，愤然离去。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精神上却又多了一层压力。她感到，她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她只能走琴珠和大凤的路，“这条路不济，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再加上泛滥成灾的美国黄色电影的毒害，这就使秀莲逐渐由单纯趋向复杂，由天真趋向庸俗了。她需要爱情，但又无人正确的引导她。就在这时，特务、流氓分子张文，乘虚而入，导致了她的生活悲剧的发生。作家写秀莲的遭遇，固然寄托着他对鼓书艺人的深切同情，但主要还是为了揭露和控诉那个摧残她的腐朽而又残酷的社会制度，应当说，老舍的意图达到了。
《鼓书艺人》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觉醒，准确而又具体地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老舍创作思想的变化。艺人方宝庆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老舍所创造的丰富的市民形象中，方宝庆的形象塑造，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方宝庆属于老舍所熟悉的那个市民阶层，如同描绘以祥子为代表的贫困、善良的市民人物一样，老舍写方宝庆，仍然突出地写了他的精神弱点，写了他的苦难，所不同的是，在这同时，老舍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写了受压迫者的爱国热忱、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理想与觉悟，第一次将他的市民主人公置于革命的漩涡中加以表现。方宝庆原是久住北平的一个大鼓艺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由北平而上海，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宁在战乱中逃亡，不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偷生。在重庆，他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认识了革命作家孟良。孟良对他的能鼓动大家抗日热情的《抗金兵》，给予高度评价，孟良对宝庆说，他的大鼓书是个好门道，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您演的是独角戏，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宝庆心里极为高兴，毅然放弃了拿手的传统段子的演出，而排演了孟良专为他们写的宣传抗日的新鼓词。他对孟良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多少人在前线牺牲了，我有一份力，当然也乐意出一份力。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乐意唱抗战大鼓，为抗战出把子力”。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泪水涌上了眼睛”。当他第一次拿到孟良为他写的抗日鼓词时，“他把稿纸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好象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他说：“如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在老舍笔下，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艺人，他热爱自己的劳动，热爱生活，他的爱国热情一旦被点燃，就能放出光和热。方宝庆到重庆以后，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书场被炸，军阀敲诈，秀莲失足，大哥遇难，女儿被骗，孟良入狱，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但是方宝庆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并不停止抗争。他总想“试着干点新鲜事儿”，甚至想开办一个曲艺学校，“调教出一批地地道道的大鼓艺人”，尤其是结识了孟良以后，他接受了初步的革命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觉醒。孟良被捕之后，他四处奔走，试图营救而不得，他对现实发出了疑问：“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方宝庆的疑问，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抗，是一种逐渐明朗起来的革命意识。可以看出，作家是明确地把方宝庆放在时代潮流中加以表现的。这就使方宝庆和老舍以往所写的市民人物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老舍深刻地写出了主人公的悲剧的严肃性，揭露了那个“病态”社会的黑暗，但是如何才能驱除黑暗，迎来光明，老舍回答不出。他的主人公只能以悲剧告终，作家给祥子们找不到出路。《鼓书艺人》写方宝庆、写秀莲则不然，老舍明确的为他们指明了革命的出路。小说的结尾正面描写了方宝庆对革命的未来，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作品在昂扬的基调中收篇。这种处理，包含着崭新的革命内容。它说明，经历抗战八年的时代风雨之后，老舍的思想成熟了，他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 1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4 章
正文 第 14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4 章
被征服者的反抗与觉醒
人们熟悉的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等，多取材于抗日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正面描写了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四世同堂》则不同，它取材于北平普通居民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无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无石破天惊的斗争场面，然而作家对于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的描写，同样是感人的，同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有一种意见认为，《四世同堂》“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这个评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脱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作品为我们所提供的实际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题材，都具有特有的规定性，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从自己独有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显示着独创性，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四世同堂》是写北平市民生活的，要求它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那样，正面描绘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显然超出了这部作品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尽管《四世同堂》不曾正面描绘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场景，然而就表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言，就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而言，它的认识意义仍然是深刻的，它的鼓舞力量仍然是强烈的。正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对“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时，笔触自如而又细腻。为了全家老少不致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老舍这样描写瑞宣此时复杂、沉重的心情：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
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做，这是生活所逼的结果，并非他的真心所愿。他不得不去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无怪以做“洋”事自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时，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的自悔的感情中，觉着了他的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
祁瑞宣毕竟是祁瑞宣。他正直，但也软弱，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当汉奸冠晓荷、大赤包来向他道贺时，他虽不肯和他们多敷衍，却也没有勇气将他们赶出门。“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他的软弱与寡断，还表现在对待程长顺出走一事上。程长顺是一位有求知欲的爱国青年，他父母早亡，和孤苦伶仃的外婆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他曾经多次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宣本想鼓动他逃出北平，及至想到他的外婆，又十分为难，所以总不敢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一天，瑞宣未能控制住自己，表示了同意长顺出走的意见。为一位爱国的青年指明了前程，瑞宣感到痛快，同时他又感到不少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这样写，就便于把人物交织着矛盾的灵魂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逐步认识和熟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
祁瑞宣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作家重视展示祁瑞宣的复杂性格，就使这一形象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增强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个性化的心理描写。
从前面所引祁瑞宣找到“洋”事之后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老舍刻划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显示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就写人物讲，则是既要写客观世界，又要写主观世界。所谓写主观世界，就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四世同堂》常常于心理描写中融入作家的细密的分析。精确的、客观的心理描写，无疑向读者打开了人物心灵的门窗，细腻而富于层次的心理分析则可以使读者明白人物在特定情势中为什么“那样想”，从而引导读者去体验人物的心理，达到读者、作者、人物三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我们还以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加以分析。瑞宣找到了“洋”事，由东城往回走，作家先写他“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说明人物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痛苦的。接下去则是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首先，“从养家挣钱上说”，因为减轻了经济压力，瑞宣应当满意；其次，“从作‘洋’事上说”，爱国心又促使他感到“别扭”；最后，“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自己所爱的学生们而去做“洋”事，也必然感到是逃避了一个教师的责任。这种很有层次的心理分析，真切的展现了一个正直但又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处境，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不是味儿”的心情的理解。
把心理刻划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又是一种手法。“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人的行动与外部表情是受思想支配的，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因而把心理揭示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内与外、动与静，有呼应，有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易于收到人物性格刻划的极好的艺术效果。老舍的《四世同堂》惯于采用这种手法。例如，端阳节，一帮汉奸在北海过会，弄来一些狮子、高蹻、五虎棍等，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歌舞升平。棚匠兼耍狮子的刘师傅不敢违抗会头的命令，出于无奈，去北海“应了个卯”，回来之后，遇见瑞宣，他先是“脸忽然的红起来”，“低下头去”，接着他又把头“赶紧抬起来”，向瑞宣述说了自己的困难。这些动作与表情，都显示了刘师傅内心的难过与自悔。接下去，是一段心理分析：“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可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这种分析性的心理展示与前面写到的人物的动作与表情，是紧密呼应的，显示了刘师傅的痛楚与忧虑，也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善良与爽直。此时，瑞宣如何表现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这显示了他的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因为他曾经劝刘师傅离开北平，刘师傅家庭有困难，未能逃出。他本来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这是内心独白，反映了瑞宣此时的心情），但是他没有说，他想到：“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呢？”瑞宣内心所掀起的这种感情波动，促使他动了动嘴唇，并未说出那句话来。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瑞宣善于周密地分析问题，他也会体贴别人，这就显示了他的性格沉稳的特点。
无论是叙述中伴之以心理分析，还是结合行动与表情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显示出老舍刻划人物心理的特点与风格。鲁迅刻划人物的心理，惯于用“画眼睛”的手法，简洁而传神；茅盾刻划人物的心理，长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笔力雄健、浑厚；巴金刻划人物的心理，手法细腻，笔墨酣畅，灌注着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老舍刻划人物的心理，笔调舒展、从容，他善于通过表面的平淡真实，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活动，向读者展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
三、通过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
老舍是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从不靠情节曲折离奇取悦读者。他并不轻看作品的故事性，他是很善于写故事的，他的小说的情节从来具有引人的魅力，但是细读《四世同堂》就可觉出，他又是极重视细节描写的。大量生动、传神的艺术细节，在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或渲染典型环境以及丰富作品的生活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更是至关紧要。《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写得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描写的成功。
《四世同堂》细节描写的特点在于，它首先是逼真的，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同时它又具有典型性，它不是生活细节的简单的描摹，而是经过作家的挑选、加工、熔炼之后的产物。所以，它既具有生活本来的色彩与面貌，又能把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显示出来。小说开头的三段，写北京沦陷前夕，“小羊圈”里的居民对待时局的态度与心情，大都是细节描写。人物虽然刚刚出场，故事还未展开，然而在环境、气氛的创造中，作家信手拈来几个生活细节，各类人物就以自己特有的鲜明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譬如祁老人，他怎样对待紧张的时局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孙媳妇准备好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和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作家所选择的这一个细节，对于刻划祁老人的性格来说，是耐人寻味的。祁老人应付战乱的办法，是古老而又落后的。但是，“亲眼看见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这是以嘲笑的语调写冠晓荷的行动与心理，从而构成讽刺性细节，表现了冠晓荷喜欢装腔作势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特点。另一个细节是，祁瑞丰作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之后，冠去送礼致贺：“晓荷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这是写冠晓荷的虚伪。虽然纯是客观的描述，但是在表面可笑的讽刺中，分明包含着对丑的事物的憎恶与否定。
老舍有时还以夸张的手法写一些讽刺性细节，以突出反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大赤包当了所长以后，蓝东阳来贺喜，此时，大赤包极力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派。她先是猛烈的咳嗽，声震屋瓦，“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后，“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客人的欢迎表示。“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活画出了这个女汉奸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嘴脸。
从以上所引的讽刺性细节可以看出，老舍善于以嘻笑奚落的笔墨勾勒反派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他对丑的事物的强烈憎恶与严厉斥责，往往包含在轻松的幽默之中。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小说，幽默有时流于油滑，减弱了讽刺的力量，那么在《四世同堂》里，讽刺与幽默则有着较好的结合，那些令人可笑的讽刺性细节，无不包含着严肃的内容，显示了老舍反映生活的深刻性。
此外，老舍还往往围绕一个事件，对比着写几个人的心理活动，使人物性格在对比中得到凸现；他还善于通过生活环境的描绘来衬托和表现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写祁老人那样的“老派”市民人物，往往将写风俗与写性格交织在一起，笔力简净而又富于感情色彩。总之，《四世同堂》刻划人物的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它当然也有缺点。书中的几个反派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在某些地方有雷同化和漫画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钱默吟与祁瑞全是作家笔下的理想人物，作者写他们的反抗精神的篇章，不乏感人之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老舍对这类人物不熟悉，尤其是写钱默吟，时有概念与失真之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富于独创性的杰出作家。他的独创性，首先从题材的选择方面显示出来。他最善于描绘北京市民的普通生活。几乎近一个世纪来，北京社会的变化，时俗的沿革，人民的遭遇，乃至地理、风光等等，都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生动、具体的反映。《四世同堂》勾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北平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抗日沦陷区城市人民生活的作品原本就极少，象《四世同堂》这样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长篇巨著，更是不曾有第二部，它填补了中国现代作家题材选择上的一个空白，丰富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它的文学地位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重视。
第十七章 美国之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
寂寞的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介绍，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老舍、曹禺离渝之前，“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到会的有茅盾、巴金、胡风、阳翰笙、何其芳、刘白羽、陈白尘、聂绀弩、邵荃麟、冯雪峰、潘梓年、冯乃超、杨晦等五十余人。茅盾首先说明欢送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老舍先生和曹禹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他希望老舍和曹禺到了美国以后，“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抗战化的沟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注：见黎舫：《中国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文联》第3期，1946年2月5日出版。以下引文同。）老舍在讲话中谈到，他这次出国要说的有三点，“第一点是为了个人，出国休息休息，这艺的写作技巧太差，他们不知道，中国五十年来的惨淡的日子，不知道中国人做恶梦也在想革命，在争取民主的自由！因此中国作家在这艰苦的几年的作品，只能顾内容，而忽略了技巧，他也要劝美国人少讲点技巧。不要因小事而忘记了大的事情。第三点是介绍中国文协这个组织。”谈到“文协”，老舍十分激动，他说，“他平生最怕‘人事’关系的纠缠，然而他觉得协”的感情。上海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一九四六年六月，老舍应邀到科洛拉多州的丹佛大学参加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议和人道地方会议。老舍在后一个会议上，演讲“中国作家之路”，他说：“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注：见1946年8月28日《文汇报》第四版所载消息。）他强调作家的创作应首先顾及内容，应对民族与社会有益，不应只在形式上着眼。这和他在重庆欢送会上所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他几十年从事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他的创作态度的严肃与认真，使人敬慕。
除了讲学之外，老舍还到美国一些城市观光、考察，参观一些著名大学，并应邀到加拿大旅行一个月。一年以后，曹禹如期回国，老舍因手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鼓书艺人》由英文转译为中文，中文译本于一九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
在老舍的创作中，《鼓书艺人》是一部面貌全新的作品。它以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大鼓艺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小说写了两个艺人家庭：方宝庆一家和唐四爷一家。作品的重点是写方宝庆和他的养女方秀莲。方家是正派的艺人家庭，宝庆与秀莲自不必说，即便是喜喝酒、爱骂人、脾气“难捉摸、多变化”的宝庆夫人——方二奶奶，其心地也有厚道之处。唐家则不然。唐四爷夫妇自私、狭隘，人品不好；他们的女儿琴珠，轻浮、下流，既卖唱又作暗娼。唐家与方家的矛盾纠葛，是两种不同人格的冲突。《鼓书艺人》通过对这两个艺人家庭的不同生活道路的描绘，肯定了高尚，否定了卑俗，歌颂了艺人的正直的品德，也鞭笞了旧的社会制度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
《鼓书艺人》在思想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愤怒地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不满。在老舍的作品中，《鼓书艺人》是唯一的以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控诉，在这部作品中也表达得最为直接和鲜明。老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如话剧《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都有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内容，然而其尖锐与鲜明，均不及《鼓书艺人》。小说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控诉，是融汇于方宝庆、方秀莲的遭遇描写中，通过具体情节加以表现的。宝庆在重庆开“书场”，后来又通过说书进行抗日宣传，本应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实则不然，官面上的地痞流氓、特务、巡官等，则须要宝庆的伺候与招待，尤其是他们对秀莲的纠缠，使“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他的感慨，本身就是对重庆的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后来，军阀王司令又要强娶秀莲做他的第六个小老婆，更使宝庆倍尝酸辛。王司令已经五十多岁，秀莲才十五岁啊！然而王司令有权有势，谁惹得起呢？跑，无处走；告，无处说。宝庆说：“虽说有政府，也决不会拿军阀怎样，还不是官官相护，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谁来保护咱们呢。”后来还是宝庆出了一大批钱孝敬王司令，此事才算了结。在小说里，王司令并未出场，作家只是着力写了这件事在宝庆一家所引起的反响，它的起因，它的结束，它给宝庆、秀莲在精神上所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均可看出王司令的荒淫、霸道给平民百姓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国难期间国民党官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描写这些情节时，作家的笔是充满愤懑的情感的。
对秀莲的遭遇的描写，是最能体现《鼓书艺人》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也是深刻的。秀莲是单纯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她作艺，历来端庄、严肃、大方；她热爱生活，懂事之后，为了开始严肃的人生，她扔掉了心爱的邮票本；认识孟良之后，她努力学习文化，孟先生介绍她去女子补习学校学习，她欣喜若狂。论她的天资和宝庆的严肃的调教，她是本应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后来她变了，她不仅开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时髦姿态，而且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文所玩弄，一度离开了方家。张文骗取了她的感情，也骗取了她的财物，在她就要生孩子的时刻，将她抛弃了。她被遗弃，受折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她的遭遇，是人生的一幕悲剧。天真而又单纯的秀莲，何以会走上这样一个凄惨的绝境呢？小说告诉我们，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当时重庆的社会环境中，艺人们面对的，到处是欺压与冷遇。王司令想霸占秀莲虽然以宝庆出钱而告结束，但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啊！接下去的一个重大打击，就是秀莲在女子补习学校的遭遇。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秀莲高兴异常，在去学校路上，她告诉宝庆，将来她毕了业，要帮助爸爸办艺校，还要自己写新鼓词，她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多么强烈的感情啊。但是进学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黑暗势力的包围与打击，那个军阀的姘头与黑市商人的女儿竟然当众辱骂她，声称她们“有身份的人”不能跟卖艺的坐在一起。倔强的秀莲只好将书撕成碎片，愤然离去。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精神上却又多了一层压力。她感到，她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她只能走琴珠和大凤的路，“这条路不济，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再加上泛滥成灾的美国黄色电影的毒害，这就使秀莲逐渐由单纯趋向复杂，由天真趋向庸俗了。她需要爱情，但又无人正确的引导她。就在这时，特务、流氓分子张文，乘虚而入，导致了她的生活悲剧的发生。作家写秀莲的遭遇，固然寄托着他对鼓书艺人的深切同情，但主要还是为了揭露和控诉那个摧残她的腐朽而又残酷的社会制度，应当说，老舍的意图达到了。
《鼓书艺人》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觉醒，准确而又具体地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老舍创作思想的变化。艺人方宝庆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老舍所创造的丰富的市民形象中，方宝庆的形象塑造，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方宝庆属于老舍所熟悉的那个市民阶层，如同描绘以祥子为代表的贫困、善良的市民人物一样，老舍写方宝庆，仍然突出地写了他的精神弱点，写了他的苦难，所不同的是，在这同时，老舍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写了受压迫者的爱国热忱、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理想与觉悟，第一次将他的市民主人公置于革命的漩涡中加以表现。方宝庆原是久住北平的一个大鼓艺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由北平而上海，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宁在战乱中逃亡，不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偷生。在重庆，他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认识了革命作家孟良。孟良对他的能鼓动大家抗日热情的《抗金兵》，给予高度评价，孟良对宝庆说，他的大鼓书是个好门道，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您演的是独角戏，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宝庆心里极为高兴，毅然放弃了拿手的传统段子的演出，而排演了孟良专为他们写的宣传抗日的新鼓词。他对孟良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多少人在前线牺牲了，我有一份力，当然也乐意出一份力。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乐意唱抗战大鼓，为抗战出把子力”。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泪水涌上了眼睛”。当他第一次拿到孟良为他写的抗日鼓词时，“他把稿纸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好象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他说：“如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在老舍笔下，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艺人，他热爱自己的劳动，热爱生活，他的爱国热情一旦被点燃，就能放出光和热。方宝庆到重庆以后，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书场被炸，军阀敲诈，秀莲失足，大哥遇难，女儿被骗，孟良入狱，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但是方宝庆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并不停止抗争。他总想“试着干点新鲜事儿”，甚至想开办一个曲艺学校，“调教出一批地地道道的大鼓艺人”，尤其是结识了孟良以后，他接受了初步的革命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觉醒。孟良被捕之后，他四处奔走，试图营救而不得，他对现实发出了疑问：“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方宝庆的疑问，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抗，是一种逐渐明朗起来的革命意识。可以看出，作家是明确地把方宝庆放在时代潮流中加以表现的。这就使方宝庆和老舍以往所写的市民人物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老舍深刻地写出了主人公的悲剧的严肃性，揭露了那个“病态”社会的黑暗，但是如何才能驱除黑暗，迎来光明，老舍回答不出。他的主人公只能以悲剧告终，作家给祥子们找不到出路。《鼓书艺人》写方宝庆、写秀莲则不然，老舍明确的为他们指明了革命的出路。小说的结尾正面描写了方宝庆对革命的未来，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作品在昂扬的基调中收篇。这种处理，包含着崭新的革命内容。它说明，经历抗战八年的时代风雨之后，老舍的思想成熟了，他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 14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