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正文 第 13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3 章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这是一个对比。老舍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李颜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老舍说：“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李颜是“疯妇”，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错乱失常，而只借其“疯”，让她在适当的场合，讲最清醒的话，直接地倾吐作者自己的爱憎。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李颜的形象，在剧本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和乔仁山形成对比，一个坚强，一个软弱，一个果断，一个多虑，在对比中，不仅使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鲜明，而且由于强烈地突出了李颜的复仇心理，颇能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
《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精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奸，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与投机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的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写话剧，本来是他宣传抗战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决不因宣传而忘记艺术。在创作中，他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力争通过完美的艺术，唤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这种探索精神，使他对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与特点，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与把握，这就为他建国以后从事话剧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的抗战剧作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火葬》及其它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时间上看，集中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和一九四四年以后。中间的五年，创作的重心是话剧与通俗文艺，小说写作几乎近于停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所写的短篇小说，多数都收在《火车集》与《贫血集》中了。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正面描写人民的抗日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严肃主题，如《浴奴》、《人同此心》、《小木头人》等。《浴奴》中胖妇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有感人之处。这个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妇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当小陈和小孙两个社会渣滓，拐骗她去陪日本兵洗澡时，胖妇人趁机将日本兵掐死，之后，她跳楼自尽。胖妇人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人同此心》也是写沦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我们看到，时刻设法杀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还包括拉洋车的苦力和在胡同口缝补衣袜的老妈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为消灭侵略者尽力。他们的仇恨、信念与行动，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抗敌力量。这些作品的格调，悲壮而又深沉，作者的笔底，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另一类作品主要是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鞭挞官僚、汉奸及流氓市侩，把旧中国的污秽的世态，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思考中否定那个弊病百出的旧世界。这类作品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佳。当年李长之在评论这篇小说时，特别称赞“其中的对照太好了”（注：李长之：《老舍：〈贫血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是很有见地的。对照，可以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它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的艺术方式，也是深入地开掘主题的一种手段。《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树华农场的新旧两位主任就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旧主任丁务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学，它描写了一支抗日部队在华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惩治汉奸、打击日寇的故事。众所周知，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城市贫民或下层职员的生活，直接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建国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是这一本了。由于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老舍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致使这次相当费力的创作劳动，未能获得应有的成功。老舍自己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他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注：老舍：《〈火葬〉序》。）作家应当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应当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和挖掘题材，以扬其所长，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火葬》所写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通读全书，好象老舍的笔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难以象解剖刀一样，深入生活底层进行挖掘。老舍明知其所短，何以要写这部小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待战争和战争文学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还应当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断地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就是号召作家去熟悉抗日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老舍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写《火葬》这样的作品，显示了以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真切愿望。他说《火葬》“要关心战争”（注：老舍：《〈火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注：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在暴露敌人的同时，《火葬》歌颂了人民的抗日斗争。石队长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名抗日英雄的形象。他有爱国热情，勇敢，坚强。小说关于他炸毁敌人的火药库和最后牺牲场面的描写，是颇为悲壮的。敌人的火药库在小城隍庙内，因为殿前的松树杈上装有敌人的机枪，火药库很难接近。他决定只身靠近松树，然后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机枪：
他开始爬动。每移一寸，他就觉得离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须朝着机关枪前进。不但要前进，还要安全的达到目的；只凭一股勇气去牺牲自己是会连累到众兄弟的。他的汗流湿了他的厚棉袜。他紧紧的爬在地上，可是他的心象飘荡在空中。他须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个动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气。
这一细节描写，在着眼于写人物的行动的同时，适当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较真实地刻划了抗日勇士石队长的形象。最后，石队长带伤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后追赶他，而他只有一颗手榴弹，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不作俘虏”，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点着几捆麦秸，以火自焚。小说写道：
在烟与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荣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枪声停止。由窗户，由屋门，由草屋顶，伸出红亮的火舌，舐着发出香味的，翠绿的松枝。烟向上升，东方有一片片红的晓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天成的真实的性格与生活的描绘，就会闪现出艺术的光采。王举人形象的刻划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对这一人物流露些许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讽刺的效果。然而王举人的悲剧的结局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老舍说《火葬》“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注：《〈火葬〉序》。），这个立意，主要靠王举人的形象塑造来体现，应当说，作家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第十六章 “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
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年秋天，胡洁青由北平到了重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象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老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共一百段，约百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以及对动荡不安的战局的忧虑与关切，大大降低了他的写作效率。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他的身体非常坏，春初患疟疾，夏天又因贫血而时常头昏，秋季又受尽了肠胃病的折磨，真可谓穷愁潦倒，时日难耐。老舍说：“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引者）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注：《的工作，近百万字的完整的《四世同堂》，首次和读者见面了。如同《鼓书艺人》一样，《四世同堂》的这个遭遇也是不平常的，它的完整的复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充满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在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展开的。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形状颇象一个葫芦，既有很细很长的葫芦嘴和脖子，又有十分宽敞的葫芦“胸”与“肚”。据考察，“作者笔下的小羊圈就是作者本人童年的故里”（注：胡洁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人物的交代，就显得异常的逼真并充满沁人肺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着古老历史和奇特形状的“小羊圈”胡同，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老舍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北平沦陷后的生活经历。故事的主线是祁老者一家的遭遇，由此而联及整个胡同，以及当时北平社会的各色人等，在广阔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
作家真切地描绘了北平人民亡国奴生活的深重苦难。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沦陷后的北平，阴森可怖，象一座活地狱。洋车夫小崔被砍头，理发匠孙七被活埋，小布店掌柜祁天佑被逼投河自尽，小文夫妇、常二爷一家惨遭杀害，以及钱默吟家破人亡的境遇，其控诉力量都是强烈的。他们是职业不同的劳动者，思想状况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人各有异。小崔和孙七常常当众斥骂日本侵略者，祁天佑素来温柔慈祥，从不谈“国事”，常二爷是只知勤劳操作的老实农民，唱戏的小文夫妇，即使在做了亡国奴的情况下，也会天真地自我取乐。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惨死的结局。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深刻的概括性，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共同的苦难遭遇。对钱默吟一家经历的描写，是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是《四世同堂》中最感人的血泪文字之一。钱默吟是画家兼诗人，他沉稳、清高、谦厚、正直。因为一个青年汽车司机在南口附近摔死了三十多名日本兵，而他的二儿子、司机钱孟石又久出不归家，在汉奸告密后，钱默吟被捕了。一个一生谨慎处事、只会吟诗作画的旧知识分子，在监牢里受尽了毒刑与凌辱。日本人“一连串十几掌”打他的脸，“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以后又用皮鞭抽他，“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日本人“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这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残忍的非人道的折磨，在那个时代，不过是千千万万在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虐待的中国老百姓的并不罕见的遭遇。
钱先生被捕之后，钱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不久，钱先生的大儿子孟石在惊吓与气闷中病故，钱太太又在孟石的棺材上撞死，钱家家破人亡的惨状，使“小羊圈”里人们心理上的阴影更为扩大了：“他们都看见过棺材，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它使他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在“棺材”一样的沦陷城市过生活，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用了十几段的篇幅，突出地描绘钱默吟一家的遭遇，正是为了表现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那种近于绝望的痛苦经历，从而告诉读者，为了自己不致沦为亡国奴，也为了把沦陷区的同胞从亡国奴生活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所以，作家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遭遇描绘得愈充分愈逼真，就愈能激发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爱国觉悟，从而鼓舞他们团结起来，为消灭侵略者而斗争。
深刻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展览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是开列侵略者的兽行所能奏效的。那样做，即使写得再详尽，也不是艺术作品。老舍的笔力，侧重在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世界进行精确的刻划，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与场面进行具体的描绘，侵略者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自然地溶汇在人物的活动中，溶汇在具体的情节与场面中。这样做，使作品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读者宛若生活在“小羊圈”胡同之中，对北平人民的苦难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第三部《饥荒》中写道，已经很久买不到粮食的祁家，靠购粮证买来了配供的四五斤“粮食”。先是全家人对这古怪的“粮食”进行鉴定。这种又酸又霉、又涩又臭，由各种颜色合成的“混合面”，气得祁老者的手颤抖起来，他感到“人和猪一样了”。祁老者的孙媳妇韵梅决定试试，看这种古怪的面粉能做出什么样的“面食”。“生在北平，韵梅会作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莜麦面，和豆面，她都有方法把它们作成吃食”。但是，在这种古怪的面粉面前，她的出色的团、揉、擀手艺，都失灵了。她觉得“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她只得请教婆母天佑太太，于是，“婆媳象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干烙。当这种非饼非糕的东西端到吃饭小桌上来时，不仅两个孩子小顺儿和妞妞无法下咽，连祁老者也觉得“受不了臭味”，然而，“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作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妞妞，却决意不吃这种臭东西。接下去，是这样一段描写：
“小顺儿的妈！”祁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的说：“去给她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你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她！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你老人家吃呢！”韵梅不想违抗老人，也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妞妞，你吃一口试试！你看哥哥怎么吃得怪香呢？”韵梅还劝诱着小女儿。
“妞妞不饿！”妞子的泪流了下来。
祁老人看着小妞子，忽然发了怒，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把筷子与碟碗都震得跳起来。“我说的，给孩子烙个小饼去！”他几乎是喊叫着。
从韵梅购粮，全家鉴定“面粉”，婆媳做饭到祁老人发怒，伴随着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和情节的起伏发展，读者仿佛与祁老人一家共同受难，可以鲜明地感到侵略者的黑暗统治给人民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给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压力是何等的沉重！韵梅的委屈、妞妞的不快、祁老人的怒火，都是由一块又黑又臭的小饼引起的，而读者由此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了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耻辱与悲苦是侵略者造成的，同时也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有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从而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陷，使亿万同胞呻吟痛楚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四世同堂》重点虽不在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但是，忠于生活真实的老舍，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生活，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就自然地包含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方针的揭露与谴责。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时时看到人物的愿望与事物发展之间的矛盾。北平沦陷后，“小羊圈”里善良的居民，对南京“中央政府”寄于很大的希望，他们“盼望国军胜利，快快打回北平”。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使他们欣喜万分，认为“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中学教员祁瑞宣，“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纪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北平居民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幻想国民党军队会打回北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人民真诚的爱国情绪的流露。然而，严酷的现实和人们的天真的幻想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事物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不仅未能打回北平，而且保定、太原、上海、南京等地接连失守。老舍描写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给北平居民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保定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组织学生游行，祁瑞宣感到极为难受，太原沦陷后，又组织游行，他的压力更大了。他想到，这样“游行”下去，“学生们就会以嬉皮笑脸去接受耻辱，而慢慢的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果如所料，几次游行之后，“学生们，叫化子们都‘游’惯了，小崔与孙七们也看惯了”，“大家都无可如何的，马马虎虎的活着。苦闷，忧虑，惶惑，寒冷，耻辱，使大家都感到生活是一种‘吃累’，没有什么趣味与希望”。待到上海失守后，人们对南京政府是否真正抗日，开始打问号。拉车的小崔“怀疑南京是否还继续作战”，岂止一个小崔，在事实的教训面前，北平市民对“中央政府”已经不存多少幻想了。作者这样写上海失利后北平居民的心理：
南京怎样呢？上海丢掉，南京还能守吗？还继续作战吗？
恐怕要和吧？怎么和呢？华北恐怕是要割让的吧？那样，北平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了！
人们的这些疑问，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的感情。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到希望归于破灭，是实践对人们的教育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变化的过程，《四世同堂》通过对这个过程的真实描绘，从一个独有的角度，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这种揭露和谴责并不是以标语口号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而是渗透在对人物命运的具体描绘之中的，是融汇于具体的情节、场面之中的，因而也是比较真实和有力的。
第 1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3 章
正文 第 13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3 章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这是一个对比。老舍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李颜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老舍说：“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李颜是“疯妇”，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错乱失常，而只借其“疯”，让她在适当的场合，讲最清醒的话，直接地倾吐作者自己的爱憎。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李颜的形象，在剧本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和乔仁山形成对比，一个坚强，一个软弱，一个果断，一个多虑，在对比中，不仅使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鲜明，而且由于强烈地突出了李颜的复仇心理，颇能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
《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精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奸，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与投机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的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写话剧，本来是他宣传抗战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决不因宣传而忘记艺术。在创作中，他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力争通过完美的艺术，唤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这种探索精神，使他对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与特点，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与把握，这就为他建国以后从事话剧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的抗战剧作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火葬》及其它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时间上看，集中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和一九四四年以后。中间的五年，创作的重心是话剧与通俗文艺，小说写作几乎近于停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所写的短篇小说，多数都收在《火车集》与《贫血集》中了。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正面描写人民的抗日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严肃主题，如《浴奴》、《人同此心》、《小木头人》等。《浴奴》中胖妇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有感人之处。这个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妇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当小陈和小孙两个社会渣滓，拐骗她去陪日本兵洗澡时，胖妇人趁机将日本兵掐死，之后，她跳楼自尽。胖妇人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人同此心》也是写沦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我们看到，时刻设法杀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还包括拉洋车的苦力和在胡同口缝补衣袜的老妈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为消灭侵略者尽力。他们的仇恨、信念与行动，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抗敌力量。这些作品的格调，悲壮而又深沉，作者的笔底，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另一类作品主要是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鞭挞官僚、汉奸及流氓市侩，把旧中国的污秽的世态，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思考中否定那个弊病百出的旧世界。这类作品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佳。当年李长之在评论这篇小说时，特别称赞“其中的对照太好了”（注：李长之：《老舍：〈贫血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是很有见地的。对照，可以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它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的艺术方式，也是深入地开掘主题的一种手段。《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树华农场的新旧两位主任就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旧主任丁务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学，它描写了一支抗日部队在华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惩治汉奸、打击日寇的故事。众所周知，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城市贫民或下层职员的生活，直接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建国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是这一本了。由于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老舍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致使这次相当费力的创作劳动，未能获得应有的成功。老舍自己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他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注：老舍：《〈火葬〉序》。）作家应当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应当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和挖掘题材，以扬其所长，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火葬》所写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通读全书，好象老舍的笔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难以象解剖刀一样，深入生活底层进行挖掘。老舍明知其所短，何以要写这部小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待战争和战争文学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还应当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断地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就是号召作家去熟悉抗日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老舍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写《火葬》这样的作品，显示了以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真切愿望。他说《火葬》“要关心战争”（注：老舍：《〈火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注：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在暴露敌人的同时，《火葬》歌颂了人民的抗日斗争。石队长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名抗日英雄的形象。他有爱国热情，勇敢，坚强。小说关于他炸毁敌人的火药库和最后牺牲场面的描写，是颇为悲壮的。敌人的火药库在小城隍庙内，因为殿前的松树杈上装有敌人的机枪，火药库很难接近。他决定只身靠近松树，然后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机枪：
他开始爬动。每移一寸，他就觉得离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须朝着机关枪前进。不但要前进，还要安全的达到目的；只凭一股勇气去牺牲自己是会连累到众兄弟的。他的汗流湿了他的厚棉袜。他紧紧的爬在地上，可是他的心象飘荡在空中。他须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个动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气。
这一细节描写，在着眼于写人物的行动的同时，适当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较真实地刻划了抗日勇士石队长的形象。最后，石队长带伤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后追赶他，而他只有一颗手榴弹，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不作俘虏”，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点着几捆麦秸，以火自焚。小说写道：
在烟与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荣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枪声停止。由窗户，由屋门，由草屋顶，伸出红亮的火舌，舐着发出香味的，翠绿的松枝。烟向上升，东方有一片片红的晓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天成的真实的性格与生活的描绘，就会闪现出艺术的光采。王举人形象的刻划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对这一人物流露些许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讽刺的效果。然而王举人的悲剧的结局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老舍说《火葬》“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注：《〈火葬〉序》。），这个立意，主要靠王举人的形象塑造来体现，应当说，作家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第十六章 “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
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年秋天，胡洁青由北平到了重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象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老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共一百段，约百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以及对动荡不安的战局的忧虑与关切，大大降低了他的写作效率。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他的身体非常坏，春初患疟疾，夏天又因贫血而时常头昏，秋季又受尽了肠胃病的折磨，真可谓穷愁潦倒，时日难耐。老舍说：“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引者）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注：《的工作，近百万字的完整的《四世同堂》，首次和读者见面了。如同《鼓书艺人》一样，《四世同堂》的这个遭遇也是不平常的，它的完整的复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充满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在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展开的。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形状颇象一个葫芦，既有很细很长的葫芦嘴和脖子，又有十分宽敞的葫芦“胸”与“肚”。据考察，“作者笔下的小羊圈就是作者本人童年的故里”（注：胡洁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人物的交代，就显得异常的逼真并充满沁人肺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着古老历史和奇特形状的“小羊圈”胡同，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老舍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北平沦陷后的生活经历。故事的主线是祁老者一家的遭遇，由此而联及整个胡同，以及当时北平社会的各色人等，在广阔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
作家真切地描绘了北平人民亡国奴生活的深重苦难。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沦陷后的北平，阴森可怖，象一座活地狱。洋车夫小崔被砍头，理发匠孙七被活埋，小布店掌柜祁天佑被逼投河自尽，小文夫妇、常二爷一家惨遭杀害，以及钱默吟家破人亡的境遇，其控诉力量都是强烈的。他们是职业不同的劳动者，思想状况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人各有异。小崔和孙七常常当众斥骂日本侵略者，祁天佑素来温柔慈祥，从不谈“国事”，常二爷是只知勤劳操作的老实农民，唱戏的小文夫妇，即使在做了亡国奴的情况下，也会天真地自我取乐。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惨死的结局。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深刻的概括性，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共同的苦难遭遇。对钱默吟一家经历的描写，是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是《四世同堂》中最感人的血泪文字之一。钱默吟是画家兼诗人，他沉稳、清高、谦厚、正直。因为一个青年汽车司机在南口附近摔死了三十多名日本兵，而他的二儿子、司机钱孟石又久出不归家，在汉奸告密后，钱默吟被捕了。一个一生谨慎处事、只会吟诗作画的旧知识分子，在监牢里受尽了毒刑与凌辱。日本人“一连串十几掌”打他的脸，“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以后又用皮鞭抽他，“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日本人“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这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残忍的非人道的折磨，在那个时代，不过是千千万万在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虐待的中国老百姓的并不罕见的遭遇。
钱先生被捕之后，钱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不久，钱先生的大儿子孟石在惊吓与气闷中病故，钱太太又在孟石的棺材上撞死，钱家家破人亡的惨状，使“小羊圈”里人们心理上的阴影更为扩大了：“他们都看见过棺材，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它使他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在“棺材”一样的沦陷城市过生活，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用了十几段的篇幅，突出地描绘钱默吟一家的遭遇，正是为了表现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那种近于绝望的痛苦经历，从而告诉读者，为了自己不致沦为亡国奴，也为了把沦陷区的同胞从亡国奴生活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所以，作家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遭遇描绘得愈充分愈逼真，就愈能激发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爱国觉悟，从而鼓舞他们团结起来，为消灭侵略者而斗争。
深刻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展览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是开列侵略者的兽行所能奏效的。那样做，即使写得再详尽，也不是艺术作品。老舍的笔力，侧重在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世界进行精确的刻划，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与场面进行具体的描绘，侵略者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自然地溶汇在人物的活动中，溶汇在具体的情节与场面中。这样做，使作品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读者宛若生活在“小羊圈”胡同之中，对北平人民的苦难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第三部《饥荒》中写道，已经很久买不到粮食的祁家，靠购粮证买来了配供的四五斤“粮食”。先是全家人对这古怪的“粮食”进行鉴定。这种又酸又霉、又涩又臭，由各种颜色合成的“混合面”，气得祁老者的手颤抖起来，他感到“人和猪一样了”。祁老者的孙媳妇韵梅决定试试，看这种古怪的面粉能做出什么样的“面食”。“生在北平，韵梅会作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莜麦面，和豆面，她都有方法把它们作成吃食”。但是，在这种古怪的面粉面前，她的出色的团、揉、擀手艺，都失灵了。她觉得“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她只得请教婆母天佑太太，于是，“婆媳象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干烙。当这种非饼非糕的东西端到吃饭小桌上来时，不仅两个孩子小顺儿和妞妞无法下咽，连祁老者也觉得“受不了臭味”，然而，“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作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妞妞，却决意不吃这种臭东西。接下去，是这样一段描写：
“小顺儿的妈！”祁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的说：“去给她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你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她！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你老人家吃呢！”韵梅不想违抗老人，也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妞妞，你吃一口试试！你看哥哥怎么吃得怪香呢？”韵梅还劝诱着小女儿。
“妞妞不饿！”妞子的泪流了下来。
祁老人看着小妞子，忽然发了怒，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把筷子与碟碗都震得跳起来。“我说的，给孩子烙个小饼去！”他几乎是喊叫着。
从韵梅购粮，全家鉴定“面粉”，婆媳做饭到祁老人发怒，伴随着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和情节的起伏发展，读者仿佛与祁老人一家共同受难，可以鲜明地感到侵略者的黑暗统治给人民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给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压力是何等的沉重！韵梅的委屈、妞妞的不快、祁老人的怒火，都是由一块又黑又臭的小饼引起的，而读者由此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了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耻辱与悲苦是侵略者造成的，同时也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有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从而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陷，使亿万同胞呻吟痛楚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四世同堂》重点虽不在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但是，忠于生活真实的老舍，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生活，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就自然地包含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方针的揭露与谴责。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时时看到人物的愿望与事物发展之间的矛盾。北平沦陷后，“小羊圈”里善良的居民，对南京“中央政府”寄于很大的希望，他们“盼望国军胜利，快快打回北平”。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使他们欣喜万分，认为“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中学教员祁瑞宣，“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纪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北平居民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幻想国民党军队会打回北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人民真诚的爱国情绪的流露。然而，严酷的现实和人们的天真的幻想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事物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不仅未能打回北平，而且保定、太原、上海、南京等地接连失守。老舍描写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给北平居民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保定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组织学生游行，祁瑞宣感到极为难受，太原沦陷后，又组织游行，他的压力更大了。他想到，这样“游行”下去，“学生们就会以嬉皮笑脸去接受耻辱，而慢慢的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果如所料，几次游行之后，“学生们，叫化子们都‘游’惯了，小崔与孙七们也看惯了”，“大家都无可如何的，马马虎虎的活着。苦闷，忧虑，惶惑，寒冷，耻辱，使大家都感到生活是一种‘吃累’，没有什么趣味与希望”。待到上海失守后，人们对南京政府是否真正抗日，开始打问号。拉车的小崔“怀疑南京是否还继续作战”，岂止一个小崔，在事实的教训面前，北平市民对“中央政府”已经不存多少幻想了。作者这样写上海失利后北平居民的心理：
南京怎样呢？上海丢掉，南京还能守吗？还继续作战吗？
恐怕要和吧？怎么和呢？华北恐怕是要割让的吧？那样，北平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了！
人们的这些疑问，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的感情。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到希望归于破灭，是实践对人们的教育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变化的过程，《四世同堂》通过对这个过程的真实描绘，从一个独有的角度，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这种揭露和谴责并不是以标语口号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而是渗透在对人物命运的具体描绘之中的，是融汇于具体的情节、场面之中的，因而也是比较真实和有力的。
第 1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