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死在家里的。钟月是第一个发现的。
    凌晨四点半,一间红砖围盖的小屋里准时亮起了灯,柔和的黄色光线与天上的月亮一样朦胧孤寂。钟月的房间很小,是个毛坯房,大约四五平米。与其说是房子,不过是用四堵红砖墙简单地砌合而成。她坐在床边梳头发,手一用劲儿,床便嘎吱嘎吱得胡乱叫起来。她怕吵到人,便站起身,尽管她的房间与父亲隔着一堵墙。
    父亲没有钱,却有一双勤劳的手,他一手建起的房子抗住了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打。钟月很小就跟着父亲干活,像是小鸭子跟着母鸭屁股后面,步履蹒跚地踏着璞行走。父亲疼她,让她回去陪着母亲,可她懵懵懂懂地点头答应,转眼就粘上了人,有样学样地卷起衣袖,不知从哪儿捡了个塑料瓶,含糊地说要去喂鸡。那是的钟月只有四岁。
    农村地苦天薄,吃食都很简单,只要肚子饱了,就能干足一天的活儿。父亲有一百亩的地,而能用的只有五十亩,因为剩下的五十亩地都被上下左右的邻居占去了。他们吃定了父亲的为人,从一开始还以土地分界不清晰来作借口,到最后一言不发地割地为己,明目张胆地侵占他人土地。
    父亲去找他们协商,可他就是一头人畜无害的绵羊,面对一群贪狼,只有被啃个皮肉精光的下场。结果便是没有结果,他们各自商量好似的,无视甚至嘲笑父亲愚蠢。
    每次去送饭,钟月偶尔会见到父亲独自一人,握着锄头站在田里,沉默地看着他仅剩下的,尚未被狠心剥夺的土地。他那黝黑精瘦的躯体历经岁月的锤炼,散发着深深的无奈与惆怅。它的力量不容小视,是能轻松摧毁钟月的泪腺节点,让她在回家的时候,哽咽一路。
    钟月端着一碗鸡蛋面条,是父亲昨晚临睡前说要吃的。她走进屋里,打开灯,看见父亲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张大红花的旧毛毯。他的睡姿似乎没有变过。她拿了一张红色塑胶凳,坐在床边,说道。
    “阿爸,醒醒,吃早饭了。”
    父亲还睡着。钟月用手指揪掉毯子上的毛疙瘩,说道。
    “阿爸快起来,面条要粘糊了。”
    父亲仍安详地睡着。钟月把面条放到旁边的桌上,起身去查看。她用手轻轻摸着父亲干瘪凹陷的脸颊,眼泪却不知为何就涌了出来。她带着哭腔喊着父亲,声音不再克制了,颤抖地尖叫起来。
    “阿爸,起来吃饭,求你了!”
    钟月掀开毯子,胡乱地捶着父亲的胸膛,嘴里只管啊啊地哭叫。她无措地跑到屋外,又跑进屋里,接着又跑出屋外,直奔山下。山路泥多石子多,钟月摔了两个跟头,跌破了膝盖和手掌。
    父亲叫不醒了。那碗汤面在桌上放着,飘在空中的热气比父亲冰冷的身体还要烫。
    村里人都晓得父亲,他们聚在钟月家门口,男人女人们的表情极为丰富生动地交头接耳,仿佛是他家有人死了。穷人无亲戚,一提到要出丧葬费,所有看戏的人群如鸟飞散,眨眼间就消失得干净。钟月坐在床边的胶凳上,背驼着,睁着一对通红的双眼,呆呆地看着父亲。父亲的脸像是只有一张皮包裹着,凸起的骨骼和失去血色的肌肤,使她想起了山里的老树。
    死亡来得太快了,快得连那一碗面条都没有吃上。钟月端来面条,正要喂点东西进父亲的嘴里时,村长及时制止住了。
    “阿妹,死人不能吃东西喏。”
    “我就给阿爸尝一点儿。”
    这里不止村长一个人,还有丧葬队里的男人们,他们在旁指手画脚,说着天地不许、人间不允的习俗是不能破坏的。他们手脚夸张地表演着动作,天花乱坠地讲述违反规矩是如何遭受天谴的,生怕出现一丁点偏差,头顶就会落下一道雷,将他们劈死。
    丧葬队成了故事会,男人们的脸上挂着信誓旦旦的神情,对各自说的事情深信不疑。他们就像一群鸡鸭在笼子里叽叽嘎嘎地瞎叫唤,钟月对此都充耳不闻。她用手指沾了点汤水,抹到父亲的嘴巴上,然后自己把面条吃了。
    村长和丧葬队谈到钱的时候,钟月捧着刚刚吃干净的碗,小声说道。
    “家里没得钱…”
    男人们不约而同地噤声,面面相觑,相互都使了个眼色。没钱,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准备走了。
    “俺给,阿妹不用担心没得钱。”
    村长发话了,男人们喜笑颜开,继续讨论起来。村长问钟月要一张父亲的半身照片,她便把全家福的合照拿了出来。照片上的一家三口坐在花花绿绿的背景墙前,父母亲在前方坐着,女儿在两人中间站着。他们不常拍照,所以身体略微僵硬,而脸上则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只有女儿懂得在镜头前表现,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灿烂的笑容。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一口棺材就竖着摆在客厅,中间放着花圈,上边贴着一张黑白遗照,白纸白花挂在门上装饰着,地上铺满了黄纸。钟月在客厅守了三天三夜,一个人从早到晚得烧着元宝蜡烛。期间有三四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闻到了少女的芬芳,打着吊丧的名头去骚扰钟月这位无父无母的孤女。
    第一个男人问钟月七千卖不卖,钟月不出声;第二个男人问九千卖不卖,钟月还是不出声;第三个男人问一万块钱卖不卖,钟月就掀起火盆往他们身上砸。他们顶着一身的灰,见自己占不了便宜,就向村长索要回帛金。村长一声不吭,瞪了他们一眼,他们便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
    村里人因邻村屠户被杀事件而人心惶惶,暂时都忘了钟月这块茶余饭后的话料。一天夜里,外面下起毛毛细雨,钟月用自己瘦弱得如一根干枯树枝的手臂,提着一大袋灰色行李布包,摸黑找上了村长的家。
    村长披着一件黑色外套,嘴边叼着烟,站在门的里边,而钟月则在门的外边。村长让她进屋谈事情,钟月用手臂擦了下脸上的雨水,说道。
    “不进了。”
    村长把衣襟拢紧了些,吐了两口烟,眼睛眯起,像是被面前的烟熏到了。
    “你找俺做啥嘞?”
    钟月向上提了提行李包,小心地透过那层烟雾瞄着村长,犹豫地说道。
    “俺…想借钱,出去。”
    “去哪儿?”
    “城里边。”
    “你一个人吗?”
    “是嘞。”
    “啥时候回来?”
    “有钱就回来。”
    “没钱就不回来啦?”
    钟月摇摇头,说道。
    “家里没人,不想回。”
    村长把嘴里的烟,从左边叼到右边,然后进了屋里。钟月从窗户上的光影看到他在与另一个人谈话,她猜是村长老婆。村长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一迭红当当的钞票。他交了出去,并叮嘱道。
    “钱要好生放着,俺听说外边贼多。”
    “晓得嘞。”
    钟月把钱藏到自己最贴身的衣服里面,接着向后退了两步,给村长磕了三个响头。她跪在地上,上身笔直地挺起,说道。
    “俺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村长叹了口气,摆摆手,让钟月快些离开。他觉得钟月走了是好事,与其困在这座小山里,倒不如出去闯闯。村里的年轻人能走的都走了,留下一堆七八十岁的老东西在家里等死。他老了,双腿走不动了,注定是要与这个村庄同生共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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