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时代起，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从夏王国开始，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就是适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启南征苗蛮，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应该说，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了。此后，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撤退军队，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后来，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再后来，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历史证明，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具体地说，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其一，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
其二，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态，聚居于华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
其四，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可以说，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截至战国末期，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楚国对诸多苗夷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秦帝国建立之后，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验证。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在久远的时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 自黄帝、炎帝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
黄帝、炎帝、蚩尤三大族群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我们诸多特大族群之间最早的联盟政权的建立。之后，历经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帝，我们的联盟政权日渐紧密与成熟。终于，我们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创建了最初的邦联制政权。相比于之前的松散联盟，向相对紧密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殷商时代，我们又迈出了一步——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华夏族群的同一性更为紧密了一些。西周时代，我们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跨越到了联邦国家的新时代。虽然，西周仍然是诸侯制；但是，国家与文明统一的程度，显然都是更为紧密了。
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华夏世界以脱离王权的历史形式探索着走向更高统一的历史道路。这五百余年中，华夏世界对统一王权的沦落造成的现实灾难，有了更为清醒、更为自觉、更为普遍的历史反思，统一思潮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七大战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争取统一中国的资格竞争，接踵而来又连绵不断的变法浪潮，正是这一资格竞争的现实表现。
历史的选择是，当时的秦国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变法，建立了战时法治社会，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最高文明水准的国家，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历史实践的进展是，秦国在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强大，百余年之后，终于在战国末期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进程。历史的结果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疆域，建立了秦帝国统一政权。同时，秦帝国又统一了中国文明，创建了华夏世界新的统一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三千年中，华夏世界追求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世界形成了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这一文明基因的形成，既出于对分裂灾难与统一利益的直观认识，也出于对统一国家与文明发展关系之间的自觉认识。一方面，华夏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诸侯分治的灾难中对分裂割据的危害性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华夏世界又从统一国家经验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实现，对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维护与推动，产生了深刻而清醒的自觉认识。这样的双重互动，形成了我们民族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也形成了坚定的反分裂精神。
秦帝国之后，这种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长久地传承了下来。
自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先天禀赋中蕴涵的那种强烈的群体精神，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统一精神，始终融合为一体。其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性、坚定性，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政治哲学家老子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尚一。老子的说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说法多多。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万物同出一源，一者，万物之源也。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未来要走向民主道路，要走向地区自决道路，实际上就是在不曾理清中国文明根基的时代向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挑战。“五四”以来，我们曾经将民主，曾经将自决，喊得山响。可是，后来的实践呢？
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既定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
我们要走向新的文明跨越，就要从我们的生命根基中艰难地新生出来。
这，需要时间，需要历史的淘洗，需要每一代人坚定不移的耐心与努力。
从总的方面说，在秦帝国开创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之后，虽然华夏世界也有过时而出现的分治（分裂），但是，统一的时期无疑占据了主流。任何分裂内乱，最终都将归于统一。与此同时，历史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强盛中国的时代，全部是中国统一的时代；贫弱灾难的时代，全部是中国分裂内乱的时代。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之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国家，整合文明，最终回归到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的道路上。历史的足迹反复表明，任何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一次——没有能将分裂割据地永久地脱离中国而另外建成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任何一块。
在中国文明的海洋中，最为炫目的明珠，就是统一精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5）第五基本经验：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如何对待拥有出色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群，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问题。
任何事都是人做成的。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现象：任何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都有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在起决定性的导航作用。这一现象，没有人会否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并将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自觉地确立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原则。
这种关于杰出人才群的自觉意识，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华夏世界在前三千年的历史上，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在黄帝以至夏商周时代，这一意识主要来自历史所反复验证的一个事实：使用杰出人才，总是能够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杰出人才群的使用，还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还没有上升为自觉的国家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搜求杰出人才，并建立发现杰出人才群的国家人才制度的高度。所以，那个时期杰出人才的涌现，更多表现为既定体制内涌现的极少数贵族杰出人才，而不表现为来自广大社会土壤的杰出人才群。
我们可以简单地罗列一下，早期国家时代来自体制之外的杰出人才。
黄帝时代，来自既定权力之外的杰出人才有：风后、力牧、常先、大鸿。
尧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制陶工匠出身的姚重华——舜。
舜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因父罪而沦为平民的杰出人才——禹。
大禹治水时期，体制外人才，是一批已经无法知道姓名的治水、勘测方面的杰出人才。
商汤时期，体制外人才，是来自风尘的伊尹。
武丁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于山野的傅说。
周文王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自市井的吕尚——姜太公。
西周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08在线阅读
后来，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再后来，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历史证明，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具体地说，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其一，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
其二，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态，聚居于华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
其四，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可以说，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截至战国末期，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楚国对诸多苗夷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秦帝国建立之后，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验证。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在久远的时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 自黄帝、炎帝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
黄帝、炎帝、蚩尤三大族群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我们诸多特大族群之间最早的联盟政权的建立。之后，历经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帝，我们的联盟政权日渐紧密与成熟。终于，我们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创建了最初的邦联制政权。相比于之前的松散联盟，向相对紧密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殷商时代，我们又迈出了一步——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华夏族群的同一性更为紧密了一些。西周时代，我们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跨越到了联邦国家的新时代。虽然，西周仍然是诸侯制；但是，国家与文明统一的程度，显然都是更为紧密了。
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华夏世界以脱离王权的历史形式探索着走向更高统一的历史道路。这五百余年中，华夏世界对统一王权的沦落造成的现实灾难，有了更为清醒、更为自觉、更为普遍的历史反思，统一思潮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七大战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争取统一中国的资格竞争，接踵而来又连绵不断的变法浪潮，正是这一资格竞争的现实表现。
历史的选择是，当时的秦国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变法，建立了战时法治社会，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最高文明水准的国家，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历史实践的进展是，秦国在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强大，百余年之后，终于在战国末期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进程。历史的结果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疆域，建立了秦帝国统一政权。同时，秦帝国又统一了中国文明，创建了华夏世界新的统一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三千年中，华夏世界追求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世界形成了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这一文明基因的形成，既出于对分裂灾难与统一利益的直观认识，也出于对统一国家与文明发展关系之间的自觉认识。一方面，华夏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诸侯分治的灾难中对分裂割据的危害性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华夏世界又从统一国家经验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实现，对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维护与推动，产生了深刻而清醒的自觉认识。这样的双重互动，形成了我们民族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也形成了坚定的反分裂精神。
秦帝国之后，这种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长久地传承了下来。
自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先天禀赋中蕴涵的那种强烈的群体精神，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统一精神，始终融合为一体。其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性、坚定性，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政治哲学家老子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尚一。老子的说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说法多多。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万物同出一源，一者，万物之源也。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未来要走向民主道路，要走向地区自决道路，实际上就是在不曾理清中国文明根基的时代向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挑战。“五四”以来，我们曾经将民主，曾经将自决，喊得山响。可是，后来的实践呢？
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既定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
我们要走向新的文明跨越，就要从我们的生命根基中艰难地新生出来。
这，需要时间，需要历史的淘洗，需要每一代人坚定不移的耐心与努力。
从总的方面说，在秦帝国开创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之后，虽然华夏世界也有过时而出现的分治（分裂），但是，统一的时期无疑占据了主流。任何分裂内乱，最终都将归于统一。与此同时，历史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强盛中国的时代，全部是中国统一的时代；贫弱灾难的时代，全部是中国分裂内乱的时代。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之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国家，整合文明，最终回归到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的道路上。历史的足迹反复表明，任何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一次——没有能将分裂割据地永久地脱离中国而另外建成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任何一块。
在中国文明的海洋中，最为炫目的明珠，就是统一精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5）第五基本经验：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如何对待拥有出色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群，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问题。
任何事都是人做成的。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现象：任何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都有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在起决定性的导航作用。这一现象，没有人会否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并将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自觉地确立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原则。
这种关于杰出人才群的自觉意识，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华夏世界在前三千年的历史上，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在黄帝以至夏商周时代，这一意识主要来自历史所反复验证的一个事实：使用杰出人才，总是能够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杰出人才群的使用，还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还没有上升为自觉的国家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搜求杰出人才，并建立发现杰出人才群的国家人才制度的高度。所以，那个时期杰出人才的涌现，更多表现为既定体制内涌现的极少数贵族杰出人才，而不表现为来自广大社会土壤的杰出人才群。
我们可以简单地罗列一下，早期国家时代来自体制之外的杰出人才。
黄帝时代，来自既定权力之外的杰出人才有：风后、力牧、常先、大鸿。
尧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制陶工匠出身的姚重华——舜。
舜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因父罪而沦为平民的杰出人才——禹。
大禹治水时期，体制外人才，是一批已经无法知道姓名的治水、勘测方面的杰出人才。
商汤时期，体制外人才，是来自风尘的伊尹。
武丁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于山野的傅说。
周文王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自市井的吕尚——姜太公。
西周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08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