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是要谋划天下太平的！可是，方士们提出，要炼制丹药，要寻求长生不老药！几年来，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始终没有药出来！钱财哪里去了？
都徒然满足了奸人之利！现今，卢生还诽谤我，攻击我不德。对这些人要查！有人在传播妖言，惑乱民众！
于是，一场以勘问方士群、博士群为主的“妖言罪”清查开始了。
御史大夫冯劫派出的御史们，很快便查出了基本脉络：方士群在大肆谋取奸利的同时，又与儒生们一起攻击帝国政治，攻击始皇帝，主张复古分封。同时，方士群、儒生群又相互举发。结果是，涉嫌妖言惑众罪者达460余人。案情文件报告到了帝国最高层，始皇帝下令依法治罪。
最终结果是，大约在这一年的秋冬时节，460余名方士与儒生被坑杀了。
其间，帝国上层只有长公子扶苏提出过反对坑杀的意见。扶苏的反对理由有两点：其一，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需要凝聚人心；其二，儒生诵法孔子，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后来的事实证明，扶苏的意见是冷静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的。可是，始皇帝非但没有听从扶苏意见，反而将这位皇储贬谪到九原做监军去了。
（3）铁血政策第二波：对复辟势力挑战的再镇压
坑杀事件，经过儒生群与地下复辟势力的联手改编，事件真相完全变形了。最重要的改编是，事实上以刑治方士为重点的坑杀事件，占坑杀人数绝大多数的方士被抹去了，坑杀事件被简化，传为坑杀儒生460余人。流播天下的事件名称，变成了“坑儒”。连同此前的焚毁诗书令，合称为“焚书坑儒”。
谣言大起之下，一场更为匪夷所思的精神战出现了。
坑杀案的第二年，也就是紧随其后的公元前211年，东郡（今日河南濮阳地带）之中心地带，从天上落下了一块巨大的陨石。陨石被发现之时，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案情报到咸阳，始皇帝下令御史赶赴现场查究。
可是，查不出任何结果。
在实行连坐制度的秦帝国，这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它至少说明，地下复辟势力已经达到了很缜密的程度，几乎能够消除一切作案痕迹。同时也说明，地下复辟势力的威慑力已经达到了使民不敢开口的地步。面对这一公然挑战，始皇帝再次发怒了，立即依据连坐法下令，全部杀尽了陨石周围数里的人口，并以熔铁炉燔销熔化了这块巨大的陨石。
这是秦帝国在整个反复辟过程中最为铁血性的一次镇压，一次杀戮。
在陨石血案发生的同时，天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迹象。
这一年的骊山，发生了修造始皇帝陵墓的部分苦役犯的暴动逃亡事件。这群苦役犯的领袖人物，叫做黥布。他们在逃入昔日楚国的高山大川后，不久就公开为盗——起义了。
这一年，也同时发生了一次劳役逃亡事件。东海郡沛县的泗水亭长刘邦率领的劳役队伍，在开往骊山的途中，大多纷纷逃亡。刘邦死罪，不敢告官，便索性领着最后一群劳役精壮，逃亡到芒砀山藏匿了。四年后大泽乡起义，天下大乱，刘邦一伙人才从山中走出，举起了反秦武装的旗帜。
（4）铁血政策第三波：镇压东南复辟势力
始皇帝末期，六国贵族纷纷逃亡聚结在昔日楚吴越地带，复辟势力弥漫东南。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三十七年的最后一次大出巡，其实质目的，是铲除东南地区的地下复辟势力。这时的六国旧贵族已经大量逃亡昔日的楚吴越之地，或是藏匿于震泽——今日太湖周边的山水之间。逃亡旧贵族与楚国旧贵族相互通连，复辟活动非常活跃。
历史上的神秘说法却是，有人告知始皇帝，“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始皇帝巡视东南，要消灭这股天子气。从当时复辟势力制造的如同乱雨纷飞的种种政治谣言看，这则关于天子气的预言，显然是后来者编造的。
这次大出巡，始皇帝首先直接进入云梦泽，再进入长江；登临庐山之后，沿江巡视昔日吴越之地，在丹阳、会稽等地多有滞留。名义上，始皇帝是在祭祀大禹，祭祀舜帝，并宣教秦政；实际上，却是在部署铲除复辟势力的秘密藏身之地。
虽然，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了，但基本的事实是，始皇帝在丹阳等地期间，曾经派出军队连续行动，搜捕金陵、朱方、云阳三邑。之后，始皇帝下诏，将金陵邑改名为秣陵——草料之地，将朱方邑改为丹徒——囚犯之地。如此仇恨蔑视的改名，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东南地带的复辟势力引起了始皇帝的愤怒。
5.铁血政策之尾声
铁血政策并没有持久，始皇帝很快就出事了。
按照既定目标，始皇帝从吴越之地北上，离开昔日齐国的海滨地带后，北上九原与蒙恬、扶苏会面，确定皇储与身后大政。自信心极为强烈的始皇帝，一定始终以为自己能够支撑到九原。可是，始皇帝没有想到，在故齐滨海地带，他就突然发病了。
尽管如此，始皇帝仍然坚持北上。在行营启程之前，始皇帝将郎中令蒙毅派回到咸阳去了，名义是“祭祀山川”以禳解病情，真实的秘密使命却是永远的秘密了。因为，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派走总揽皇室政务的最重要大臣，而且，要完成的公开使命还远远不是蒙毅的分内职司。这里，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真实意图。
在滨海地带荣成山停留的日子里，始皇帝作出了生平最后一次壮举——亲自乘坐大战船入海，以大型连弩射杀了一头巨大的海鱼。
此后，始皇帝行营西过黄河，进入了昔日赵国的沙丘宫，要从这里直上九原。
可是，就在赵武灵王死去的这座昔日赵国的避暑行宫里，始皇帝在炎热的夏夜——7月22日夜里，突然病逝了。
将死之时，始皇帝的最后行动是给扶苏书写遗诏。
在沙丘宫，始皇帝留下了没有写完的最后一行文字：
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始皇帝突然死去，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秦帝国的反复辟铁血行动，就此骤然失去了最强大的推动力。复辟势力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其承受的毁灭性压力却减轻了，甚或一时消失了。由此，年余之后，以一批农民的小型起义为诱发点，复辟势力轰然爆发了。
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
秦帝国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较量，是中国文明史上内涵最为广阔丰富的一页。
秦帝国的铁血政策，具有那个时代最为自觉的反复辟意识。
始皇帝之后的历史突变，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
在这里，历史的轨迹突然偏离了五百余年一直汹涌向前推进的大道，发生了难以想像的一场巨大突变，发生了完全无法用惯常思维解读的一场巨大灾变。倏忽两年之间，壮美无可比拟的秦帝国大厦，以几乎是雷鸣电闪一样的速度轰隆隆崩塌了。
至今，我们似乎还能听到那依稀来自历史深处的灾难轰鸣。
这场巨大的历史突变，给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让我们的历史跋涉就此止步，让我们静下心来，反刍一下我们所展现的此前将近三千年的中国原生文明的生存发展经验，以及隐藏其中的历史教训。
[结语]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1.连续大跨越：前三千年文明史概貌
让我们回望一番此前已经走过的漫漫历程。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黄帝、炎帝时代的族群联盟制走过，战胜了百年大洪荒的劫难，进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时代。我们走过了夏、商两代邦联制社会，历经了远古青铜时代千余年的农耕沧桑与商旅生活。我们又走过了西周联邦制社会，历经了青铜时代最后的人治高峰——贵族世界的肃穆礼治与森严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春秋时代，我们历经了礼崩乐坏与王权衰落，历经了瓦釜雷鸣与诸侯争霸，历经了无数新兴势力崛起的腥风血雨。在战国时代，我们历经了汹涌澎湃的变法浪潮，历经了多极简化后七大战国的实力大争。
终于，我们走进了秦帝国时代，历经了风起云涌的统一中国疆域的战争，历经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大创造、大整合与大建设，历经了风诡云谲的复辟暗潮，也历经了反复辟时期严厉镇压的铁血风暴。
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文明历史在此前三千余年的发展中，总体上都是汹涌向前的趋势，都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从部落大联盟的初级政权开始，我们的民族几乎是一步一个历史阶梯，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我们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
可是，就在这个最辉煌的顶端，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
就在那个不经意走过的沙丘宫殿群落，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在整个社会意识都还没有丝毫警觉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历史突变，遭遇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从未感知过的深重灾变。
等我们艰难地爬出那道阴暗的历史峡谷，等我们在昔日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我们的文明历史轨迹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后两千余年之中，我们的历代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尊奉着一种被自己神化了的并以确保人民奴化于统治权为宗旨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贴地涌动着。
2.我们的文明方向在哪里
19世纪中叶，我们外部的人类世界已经发展到成熟的近代文明社会了。
这时候，闭关自守而贴地涌动的我们，终于又遭遇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几乎是亡国灭种的火器时代的历史大劫难。等我们从一百余年的火器大劫难中挣扎出来时，我们已经是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这时候，我们更为痛苦地发现，我们不仅仅物质形态的生活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连我们曾经引为骄傲的大中华礼仪之邦，也已经沦为世界边缘文明。
长期的贫困落后，频繁的灾难突变，终于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了新的历史觉醒。
这一历史觉醒，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富强崛起，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没有忘记那个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根基问题——我们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实根基在哪里？这种新的历史觉醒虽然还远远不够自觉，不够强大，但是，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触摸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在剧烈的文明冲突时代，没有文明创造精神的确立，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来大步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在贴地涌动中寄希望于世界没有任何威胁，将自己的安全涌动确立在别人不侵犯的梦幻之中，一旦遭遇突变，这种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灭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许多辉煌文明的消失，有过许多许多有为民族的突然消失。认真看看他们的足迹，根源莫不潜藏于强势生存精神的不断衰减之中。
文明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
3.文明史反刍的基本法则
我们的文明史跋涉，止步在了秦帝国突发灾变的历史警戒线之前。
虽然，我们还无法全部洞察这道使帝国大厦突然陷落的阴暗大峡谷，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灾难爆炸因子，但是，我们必须停下来，检查一番既往的足迹，回答我们灵魂深处的困惑。究竟是此前三千年走错了路？还是恶性突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此前道路的荒谬，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改变方向？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发展法则。
作为生命个体，人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无可预料的风险突变而终止生命的脚步。同理，作为民族生命形式的国家，也不能因为曾经有过的突然灾变，改变此前已经被历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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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徒然满足了奸人之利！现今，卢生还诽谤我，攻击我不德。对这些人要查！有人在传播妖言，惑乱民众！
于是，一场以勘问方士群、博士群为主的“妖言罪”清查开始了。
御史大夫冯劫派出的御史们，很快便查出了基本脉络：方士群在大肆谋取奸利的同时，又与儒生们一起攻击帝国政治，攻击始皇帝，主张复古分封。同时，方士群、儒生群又相互举发。结果是，涉嫌妖言惑众罪者达460余人。案情文件报告到了帝国最高层，始皇帝下令依法治罪。
最终结果是，大约在这一年的秋冬时节，460余名方士与儒生被坑杀了。
其间，帝国上层只有长公子扶苏提出过反对坑杀的意见。扶苏的反对理由有两点：其一，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需要凝聚人心；其二，儒生诵法孔子，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后来的事实证明，扶苏的意见是冷静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的。可是，始皇帝非但没有听从扶苏意见，反而将这位皇储贬谪到九原做监军去了。
（3）铁血政策第二波：对复辟势力挑战的再镇压
坑杀事件，经过儒生群与地下复辟势力的联手改编，事件真相完全变形了。最重要的改编是，事实上以刑治方士为重点的坑杀事件，占坑杀人数绝大多数的方士被抹去了，坑杀事件被简化，传为坑杀儒生460余人。流播天下的事件名称，变成了“坑儒”。连同此前的焚毁诗书令，合称为“焚书坑儒”。
谣言大起之下，一场更为匪夷所思的精神战出现了。
坑杀案的第二年，也就是紧随其后的公元前211年，东郡（今日河南濮阳地带）之中心地带，从天上落下了一块巨大的陨石。陨石被发现之时，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案情报到咸阳，始皇帝下令御史赶赴现场查究。
可是，查不出任何结果。
在实行连坐制度的秦帝国，这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它至少说明，地下复辟势力已经达到了很缜密的程度，几乎能够消除一切作案痕迹。同时也说明，地下复辟势力的威慑力已经达到了使民不敢开口的地步。面对这一公然挑战，始皇帝再次发怒了，立即依据连坐法下令，全部杀尽了陨石周围数里的人口，并以熔铁炉燔销熔化了这块巨大的陨石。
这是秦帝国在整个反复辟过程中最为铁血性的一次镇压，一次杀戮。
在陨石血案发生的同时，天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迹象。
这一年的骊山，发生了修造始皇帝陵墓的部分苦役犯的暴动逃亡事件。这群苦役犯的领袖人物，叫做黥布。他们在逃入昔日楚国的高山大川后，不久就公开为盗——起义了。
这一年，也同时发生了一次劳役逃亡事件。东海郡沛县的泗水亭长刘邦率领的劳役队伍，在开往骊山的途中，大多纷纷逃亡。刘邦死罪，不敢告官，便索性领着最后一群劳役精壮，逃亡到芒砀山藏匿了。四年后大泽乡起义，天下大乱，刘邦一伙人才从山中走出，举起了反秦武装的旗帜。
（4）铁血政策第三波：镇压东南复辟势力
始皇帝末期，六国贵族纷纷逃亡聚结在昔日楚吴越地带，复辟势力弥漫东南。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三十七年的最后一次大出巡，其实质目的，是铲除东南地区的地下复辟势力。这时的六国旧贵族已经大量逃亡昔日的楚吴越之地，或是藏匿于震泽——今日太湖周边的山水之间。逃亡旧贵族与楚国旧贵族相互通连，复辟活动非常活跃。
历史上的神秘说法却是，有人告知始皇帝，“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始皇帝巡视东南，要消灭这股天子气。从当时复辟势力制造的如同乱雨纷飞的种种政治谣言看，这则关于天子气的预言，显然是后来者编造的。
这次大出巡，始皇帝首先直接进入云梦泽，再进入长江；登临庐山之后，沿江巡视昔日吴越之地，在丹阳、会稽等地多有滞留。名义上，始皇帝是在祭祀大禹，祭祀舜帝，并宣教秦政；实际上，却是在部署铲除复辟势力的秘密藏身之地。
虽然，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了，但基本的事实是，始皇帝在丹阳等地期间，曾经派出军队连续行动，搜捕金陵、朱方、云阳三邑。之后，始皇帝下诏，将金陵邑改名为秣陵——草料之地，将朱方邑改为丹徒——囚犯之地。如此仇恨蔑视的改名，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东南地带的复辟势力引起了始皇帝的愤怒。
5.铁血政策之尾声
铁血政策并没有持久，始皇帝很快就出事了。
按照既定目标，始皇帝从吴越之地北上，离开昔日齐国的海滨地带后，北上九原与蒙恬、扶苏会面，确定皇储与身后大政。自信心极为强烈的始皇帝，一定始终以为自己能够支撑到九原。可是，始皇帝没有想到，在故齐滨海地带，他就突然发病了。
尽管如此，始皇帝仍然坚持北上。在行营启程之前，始皇帝将郎中令蒙毅派回到咸阳去了，名义是“祭祀山川”以禳解病情，真实的秘密使命却是永远的秘密了。因为，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派走总揽皇室政务的最重要大臣，而且，要完成的公开使命还远远不是蒙毅的分内职司。这里，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真实意图。
在滨海地带荣成山停留的日子里，始皇帝作出了生平最后一次壮举——亲自乘坐大战船入海，以大型连弩射杀了一头巨大的海鱼。
此后，始皇帝行营西过黄河，进入了昔日赵国的沙丘宫，要从这里直上九原。
可是，就在赵武灵王死去的这座昔日赵国的避暑行宫里，始皇帝在炎热的夏夜——7月22日夜里，突然病逝了。
将死之时，始皇帝的最后行动是给扶苏书写遗诏。
在沙丘宫，始皇帝留下了没有写完的最后一行文字：
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始皇帝突然死去，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秦帝国的反复辟铁血行动，就此骤然失去了最强大的推动力。复辟势力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其承受的毁灭性压力却减轻了，甚或一时消失了。由此，年余之后，以一批农民的小型起义为诱发点，复辟势力轰然爆发了。
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
秦帝国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较量，是中国文明史上内涵最为广阔丰富的一页。
秦帝国的铁血政策，具有那个时代最为自觉的反复辟意识。
始皇帝之后的历史突变，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
在这里，历史的轨迹突然偏离了五百余年一直汹涌向前推进的大道，发生了难以想像的一场巨大突变，发生了完全无法用惯常思维解读的一场巨大灾变。倏忽两年之间，壮美无可比拟的秦帝国大厦，以几乎是雷鸣电闪一样的速度轰隆隆崩塌了。
至今，我们似乎还能听到那依稀来自历史深处的灾难轰鸣。
这场巨大的历史突变，给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让我们的历史跋涉就此止步，让我们静下心来，反刍一下我们所展现的此前将近三千年的中国原生文明的生存发展经验，以及隐藏其中的历史教训。
[结语]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1.连续大跨越：前三千年文明史概貌
让我们回望一番此前已经走过的漫漫历程。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黄帝、炎帝时代的族群联盟制走过，战胜了百年大洪荒的劫难，进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时代。我们走过了夏、商两代邦联制社会，历经了远古青铜时代千余年的农耕沧桑与商旅生活。我们又走过了西周联邦制社会，历经了青铜时代最后的人治高峰——贵族世界的肃穆礼治与森严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春秋时代，我们历经了礼崩乐坏与王权衰落，历经了瓦釜雷鸣与诸侯争霸，历经了无数新兴势力崛起的腥风血雨。在战国时代，我们历经了汹涌澎湃的变法浪潮，历经了多极简化后七大战国的实力大争。
终于，我们走进了秦帝国时代，历经了风起云涌的统一中国疆域的战争，历经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大创造、大整合与大建设，历经了风诡云谲的复辟暗潮，也历经了反复辟时期严厉镇压的铁血风暴。
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文明历史在此前三千余年的发展中，总体上都是汹涌向前的趋势，都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从部落大联盟的初级政权开始，我们的民族几乎是一步一个历史阶梯，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我们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
可是，就在这个最辉煌的顶端，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
就在那个不经意走过的沙丘宫殿群落，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在整个社会意识都还没有丝毫警觉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历史突变，遭遇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从未感知过的深重灾变。
等我们艰难地爬出那道阴暗的历史峡谷，等我们在昔日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我们的文明历史轨迹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后两千余年之中，我们的历代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尊奉着一种被自己神化了的并以确保人民奴化于统治权为宗旨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贴地涌动着。
2.我们的文明方向在哪里
19世纪中叶，我们外部的人类世界已经发展到成熟的近代文明社会了。
这时候，闭关自守而贴地涌动的我们，终于又遭遇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几乎是亡国灭种的火器时代的历史大劫难。等我们从一百余年的火器大劫难中挣扎出来时，我们已经是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这时候，我们更为痛苦地发现，我们不仅仅物质形态的生活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连我们曾经引为骄傲的大中华礼仪之邦，也已经沦为世界边缘文明。
长期的贫困落后，频繁的灾难突变，终于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了新的历史觉醒。
这一历史觉醒，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富强崛起，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没有忘记那个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根基问题——我们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实根基在哪里？这种新的历史觉醒虽然还远远不够自觉，不够强大，但是，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触摸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在剧烈的文明冲突时代，没有文明创造精神的确立，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来大步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在贴地涌动中寄希望于世界没有任何威胁，将自己的安全涌动确立在别人不侵犯的梦幻之中，一旦遭遇突变，这种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灭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许多辉煌文明的消失，有过许多许多有为民族的突然消失。认真看看他们的足迹，根源莫不潜藏于强势生存精神的不断衰减之中。
文明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
3.文明史反刍的基本法则
我们的文明史跋涉，止步在了秦帝国突发灾变的历史警戒线之前。
虽然，我们还无法全部洞察这道使帝国大厦突然陷落的阴暗大峡谷，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灾难爆炸因子，但是，我们必须停下来，检查一番既往的足迹，回答我们灵魂深处的困惑。究竟是此前三千年走错了路？还是恶性突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此前道路的荒谬，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改变方向？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发展法则。
作为生命个体，人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无可预料的风险突变而终止生命的脚步。同理，作为民族生命形式的国家，也不能因为曾经有过的突然灾变，改变此前已经被历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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