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所说的边境线,而是边境郡县适合于防御的地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边境省份有利于防守、也必须防守的要害地段。

    基于长城的这一历史特点,我们不能如同当今西方人的误解一样,将中国古代的诸侯长城认定为诸侯国之边境线,将秦帝国万里长城看做秦帝国当时的边境线。

    战国时代的长城,有两大类。一类,是各大战国在相邻地区修筑的防卫长城;一类,是秦赵燕三国在华夏世界西部地区、北部地区、东北地区修筑的防卫异族入侵的长城。这两大类长城,至今仍然有诸多遗址。

    今日陕西韩城地区,有魏长城遗址,是魏国在战国初期修筑的。

    今日淮北地区,有楚长城遗址,是楚国当时防御中原战国的长城。

    今日湘南地带,有楚长城遗址,是楚国当时防御吴越两国的长城。

    今日山西朔州地区,有赵长城遗址,是赵武灵王时期修建的长城。

    今日陕北高原之榆林地区,有赵、秦土长城遗址。

    今日宁夏地区,有早期秦长城遗址,当时是北地郡防卫胡患的长城。

    关于秦帝国修筑长城的原因,历史上的基本说法有三则。

    一则,《史记·匈奴列传》的说法:“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另一则神秘文化说法,就是此前已经说过的那个神秘兮兮的故事,说始皇帝看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就派蒙恬与杨翁子修筑长城。在这种说法之下,亘古绝今的长城工程,似乎完全是始皇帝心血来潮的一念所致。

    第三则,是东汉桓谭的《新论》的说法:“北蛮……仁者不能以德来,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鸷,兽聚而鸟散,其强难屈而程难得……自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复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分之。”

    将这三种说法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事实,并不是神秘谶语决策,而是华夏世界面临的真实而巨大的危险在起决定作用。东汉桓谭的说法,最接近基本的历史事实——自春秋以来,中国虽然没有灭亡,但总是像一根细线一样在北胡风暴的冲击下风雨飘摇,非常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生存环境。到了强大的秦帝国时期,自然会产生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华夏世界必须从这种“不绝如线”的危境下解脱出来。虽然,桓谭对秦帝国实力及其进军战果的评价有很大偏差,但是他所揭示的华夏世界数百年的边患危机,却是实实在在的。基于这样深厚的历史危机背景,才产生了大规模的长城工程。从根本上说,秦帝国修筑长城,绝不是秦始皇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

    长城的修建,是从大反击胜利之后开始的。

    修筑长城的统帅人物是三个:大将军蒙恬、长公子扶苏、大将杨翁子。

    蒙恬,是与王翦、王贲齐名的秦帝国三大军事统帅之一。蒙恬一直主持九原郡抗击匈奴,必然成为长城工程的总体负责人。长公子扶苏,则是因政见分歧,被始皇帝派到九原做监军的。从当时的政治大格局来说,扶苏实际上已经是帝国储君,自然也就成为长城工程的总监。大将杨翁子,史料未见具体职司,只有《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他与蒙恬同修长城。合理推定,杨翁子应当是长城工程实际上的组织者,或设计施工总负责。

    长城的两端与经过路线,历代史料多有说法。这里,我们依据谭其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看秦帝国长城的起点、终点以及中间经过的主要地段与城市坐标。请注意,秦长城比后世明代重修的长城要外扩许多。

    长城西端起点,在当时的陇西郡之临洮县,即今日甘肃岷县地带——沿西北方向北上,再沿黄河东岸前进,越过今日兰州之西北地带,出陇西郡——再沿黄河东岸北上,进入当时的北地郡,越过今日中卫、青铜峡、石嘴山地区——再沿当时黄河以西山地北上,进入当时的九原郡,经过今日之乌兰布和沙漠——再沿当时的北河北部边缘东进,经过阳山、高阙、阴山草原北部山地,出九原郡——再继续东北方向,进入当时的云中郡,经过今日之呼和浩特地带,出云中郡——再继续东北方向前进,经过雁门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再继续东进,进入当时的右北平郡,经过今日赤峰以北山地——再继续东进,经过当时的辽西郡最北端、辽东郡最北端,越过今日之鸭绿江——

    长城东端之终点,在今日朝鲜的平壤地区,直达渤海东部之西朝鲜湾。

    如此绵延横亘而途径11郡的雄伟城墙,究竟有多长?《史记·蒙恬列传》的记载是:“延袤万余里”。故此,后人称为万里长城。

    如此庞大的长城工程,使用了多少人力呢?有关长城工役的具体数量,历代史料中只有三则相关记载——

    一则,《史记·蒙恬列传》云: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河南,筑长城。

    另一则,《史记·六国年表》:

    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

    第三则,《淮南子·人间训》:

    秦皇发卒五十万……筑长城。

    综合分析这三则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基本事实:修筑长城的人力,在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其中,反击匈奴的三十万秦军将士,是修建长城的主要劳动力;征发的辅助性民众劳役数量,应该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一定数量的民众劳役,最大可能是以后勤输送为主要任务的,并不担负大量的工程任务。就基本事实而言,长城,实际上是秦帝国时代一项伟大的士兵工程。

    大反击的全面胜利,长城工程的全面完成,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当是之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

    《汉书·韩安国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

    《汉书·匈奴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秦……悉收河南地,筑四十四县城……通直道,起(长城)万余里……匈奴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

    《汉书·主父偃传》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西汉《盐铁论》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水经注》记载的历史状况是:

    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

    聆听历史深处生发出的诸多感叹,今天的我们该作何感想?立足当代高端文明的视野,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秦帝国的对匈奴大反击战争?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道横亘中国北部万余里的长城工程?说到底,国家历史行为选择的正义性根基,究竟在哪里?

    也许,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思索的大问题。这里,我们强调两个问题。

    其一,秦帝国对匈奴大反击,体现了两个基本特点:雷霆反击,适时结束。它集中体现了华夏文明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其二,秦帝国修筑长城,加重了民众负担,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牺牲。但是,它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当代的我们,不能以绝对理念式的人道主义为文明标尺,去评判长城工程,不能因为死伤过许多民众而否定它的文明捍卫意义。长城工程,不是历史的罪孽。秦帝国修建长城,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政权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正义选择。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发展,长城具有不朽的历史功绩。

    铁血风暴:秦帝国反复辟政治战

    1.帝国之前历代政权的反复辟策略

    帝国时代的另一重大现象,是反复辟中所采取的铁血政策。

    复辟,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政治概念。辟者,君位也;复辟者,恢复失去的君位也。语源出自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文献《尚书·咸有一德》:“伊尹即复政厥辟。”——摄政大臣伊尹将政权交还给了太甲,太甲恢复了商王之位。可见,复辟是由“复政厥辟”简化而来的。此后历经千余年演化,到了战国末期,复辟已经有了普遍认可的含意:失去政权的旧势力对新政权所进行的种种破坏与反抗活动。

    中国统一之后,六大战国旧贵族所进行的秘密反秦活动,就是那时候的复辟暗潮。

    秦帝国政权针对这种地下反秦活动所进行的遏制与镇压,就是反复辟。

    帝国时代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旋律之一。展现并解析这一历史过程,能使我们明白此后两千余年诸多历史烟雾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能使我们在全面审视民族文明历史遗产时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

    历史实践表明,激烈而普遍的复辟活动,从来都发生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

    就华夏世界的历史而言,自夏王朝开始,每逢权力转移或者历史转折,都会有强度不同的复辟活动。夏王国中期,夏少康在失去政权之后,曾经依靠“一成之田、一旅之众”成功复辟,恢复王权。商王国建立初期,虽然将夏王族遗民已经分封为54里地的小诸侯——后来被周王朝改封为杞国——但还是泯灭不了夏桀在流放中咬牙切齿地悔恨:“吾悔不杀汤于夏台,使至此!”夏桀死于流放地后,夏王族残余势力仍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复辟活动。商汤政权建立之初,之所以多次发布文告,警告夏王族遗民安于天命,不要愤怨,根本原因就在于力图阻止夏王族遗民的复辟动乱。

    西周王国建立初期,殷商王族遗民联手周王室派出的监管诸侯,联结东夷族群所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管蔡武庚之乱,对西周新政权形成重大威胁。春秋时代,新兴势力夺权之政变,与旧世族之复辟抗争,年年皆有,数不胜数。战国时代,各国变法之后的老世族复辟活动,以及被吞灭国家的复辟活动,同样是数不胜数。

    面对这种不断重复的必然历史,华夏世界在战国之前的近三千年历史中,总结出了两方面的基本应对方法,也就是那个时代反复辟的基本策略。

    第一方面,及时而合适的安抚政策。

    这是新政权对已经灭亡的旧政权的残余阶层,保留适当的实际利益与政治利益方面的特许权利,以弱化甚或彻底弥散他们的复辟动机。这就是秦帝国之前历代普遍采用的“分封先代圣王后裔”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际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先代政权的承袭人,赐封诸侯名号,允许保留社稷祭祀权;其二,划分给一定范围的封地,使其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其三,大力延揽遗民群的优秀成员进入新政权,以安抚遗民群体的优秀人才。举凡这些基本政策,在夏商周三代更替的时期,都有普遍而鲜明的体现。

    第二方面的基本策略,就是铁血镇压。

    铁血镇压政策,所以成为必然现象,在于这样一个反复重演的历史剧情——已经灭亡的旧政权残余势力,总是以曾经的既得利益为历史参照物,远远不能满足于新政权的安抚政策,坚持要夺回已经失去的所有利益。为此,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不惜破家散财,不惜裹挟民众,多方聚集力量,利用新政权建立初期必然具有的社会缝隙,展开全方位的破坏与反抗,小至制造并传播谣言,大至发动武装政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历代有为政权,都无一例外采取了坚决镇压的铁血政策。

    其中,最为信奉“王道礼治”的西周王国,做得最为坚决彻底。这就是西周初期著名的周公东征。当时,武庚管蔡之乱声势极大,已经席卷了整个东部中国。但是,周王国的摄政统帅周公却霸气十足,立即集结了中央王师与鲁国、齐国军队,三路东进应战。同时,周公立即将西周王室的决心公开通告天下——绝不与复辟叛乱势力做任何妥协!经过三年大战,周公统率的西周大军终于全部肃清东方,并且毫不手软地诛杀了所有叛乱首领。这场反复辟战争之后,西周王国空前强大,一举将诸侯国的产生形式基本改为王权直封制——只有天子能分封诸侯,自立政权一律不予承认。后来,楚人在江汉之间自立政权,却长期得不到西周王权的承认,其间根源,正在于周公在反复辟时期奠定的强势王权的历史传统。

    2.秦帝国的先朝政策检查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之下,我们来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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