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轴心阶段，秦帝国表现出了最为杰出的创造力。
秦帝国的文字改制团队，以丞相李斯为最高负责人，以隶书大师程邈、王次仲为业务副手，从三个方面解决了书同文这个最大的历史难题。
其一，以此前的大篆为基础，以当时已经相对流行的小篆为标准，共商规范，写出了所有文字的标准小篆文本。同时颁布天下，作为官府公文与契约文书的法定书体。相比已经产生、流行的隶书，小篆相对复杂，相对难写。但小篆最大的好处，是利于辨认。如同后世的宋体字一样，写起来费劲，但笔画清晰整肃，认起来反而速度快，而且基本上不会误认。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当时秦帝国公认的三个书法大家——李斯、胡毋敬、赵高。李斯写出了《仓颉篇》7章，胡毋敬写出了《博学篇》7章，赵高写出了《爰历篇》6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这三篇秦小篆杰作依然被皇室保存，并曾被重新整理，以60字为一章，共分55章，共计3300字。显然，这是当时的全部常用字了。至为可惜的是，这三篇杰作的文字内容在后世泥牛入海，无法查找了。
其二，隶书为辅，以利军事、商旅、民人急务等方面之快捷便事。作为一种文字书写方法，隶书在战国时代的民间交往中已经广泛使用。中国书法史上的程邈、王次仲，都是当时的隶书大家。所谓隶书为辅，就是官方承认隶书也是法定书体之一，只是不能在公文与契约文书中使用罢了。隶书的标准写法之范本，也由两个大家来完成——程邈、王次仲。这两个大师都写了什么内容，惜乎已经失传了。
其三，无论官民，凡私人来往之信件等事务，书体自便。这一文字政策，是顾及到当时社会已经有许多种流行于战国时代的实用简便的写字方法，若骤然全部取缔，是不利于社会生活的。保留并承认这些简便书写在私人交往中的合法性，既便于个人交往，又照顾到战国两百余年所形成的复杂文字形态的渐进性。也就是说，秦帝国在事实上将统一文字看做了一个历史过程，而没有急于求成地一刀切。
在秦帝国的施政风格中，这是极为难得的文化战略方面的弹性表现。也正是这样一种估计到各个社会层面需要的弹性文化战略，使这次空前的文字统一，获得了天下深刻而普遍的共识，使特立独行于世界文明的华夏文字——方块字，自此成为中国统一文明的精神旗帜，万古飘扬，万古不朽！
从根本上说，秦统一中国文明，相比于统一中国疆域，是更具本质性的统一。
所以，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是秦帝国创建了中国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任何时代。
秦帝国的文明史地位，所以高出之后任何一个王朝，就在于它所创造的统一文明体系，框定了此后中国古典社会的全部发展轨迹。此后任何一个古典政权，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历史高度与历史辐射力。
“三南”之忧：秦帝国统合岭南
1.中国“三南”地区的历史走势
秦帝国统一六国之后整合中国，费时最长的是两件大事——南统百越，北击匈奴。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大事，一是肃清北方边患，一是统合南部中国。对于当时的华夏世界而言，要实现并巩固真正的统一疆域和统一文明，这两个战略任务就是必须跨过的两大历史难关。按照统一战争进展的实际时间顺序，秦帝国跨越这两大历史难关的第一个战略方向，是统合南部中国三大地区——东南、岭南、西南。
首先，我们应该对当时南中国广大地区的实际状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自黄帝炎帝时代开始，直到夏商西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南部中国三大地区居住的众多自治族群，一直与当时的中国腹地处于不断摩擦、不断交融的历史统合过程中。总的历史趋势是，文明融合不断加深，大的冲突越来越少。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中国腹地与三大南部地区的统合，主要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殷商时期的松散统合。
殷商六百余年，在盘庚迁殷之前，东南、岭南诸多族群对商王国相对疏离，既无大规模冲突，也没有密切的交流融合。殷商王国后期，众多东南族群自治政权联合出兵，大规模蚕食殷商东南部。为此，殷商王国在纣王时期，发动了对东南族群大规模的统合战争，并获得了相对全面的胜利。战后，东南地区的诸多族群政权，变成了殷商王国的名义诸侯国。由此，东南地区开始了融入中国腹地文明的历史进程。
第二阶段，西周初期的松散统合。
西周初期，殷商王族残存遗民联合了西周两大王族诸侯，发动了史称“管蔡之乱”的联合大叛乱，力图颠覆新建的西周王国。其中，曾经归附昔日殷商王国的东南、岭南诸侯族群，几乎全部卷入了这场战争，成为叛乱集团中极其重要的一方力量。
西周王室发动了坚决反击，这就是周公东征。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周公东征的最大历史价值，不是平定了管蔡之乱，而是及时、正确地解决了东南、岭南众多族群政权与西周新王国的关系问题。经过这场长期而艰难的战争，东南、岭南地区的众多族群政权，再次成为西周王室承认的自治诸侯国，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腹地文明。
虽然，这种自治诸侯国比殷商时期的名义诸侯国，接受王权统领要紧密一些；但是，基本上还是一种自治政权，所谓紧密，只是在纳贡、朝觐等臣服关系上更为经常化一些而已，与西周王权直封的中原诸侯全面接受王室规范，还有较大差别。从政权性质上说，西周王室与中原诸侯群，是联邦制形态；东南诸侯群（自治政权）与周王室，则是邦联制形态。
第三阶段，春秋时代较为紧密的实力统合。
春秋之世，东南、岭南、西南的诸多族群政权，较中原诸侯群更早地脱离了王室辖制，与北方众多胡人族群、西部众多戎狄羌人族群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腹地发动了长期大规模的蚕食战争。
当此之时，实力强大的齐国（齐桓公与丞相管仲）发动了“尊王攘夷”运动，号召中原诸侯群重新以西周王室为旗帜，全面反击蚕食浪潮。经过中原诸侯九次联合大反击，这场长期冲突终于平息，华夏文明圈之外的胡人族群、戎狄族群已经被基本驱逐出去。松散游离于华夏文明圈内的东南、岭南、西南的诸多族群政权，除一部分已经融合于中原几个大国之外，大部分都回归了原本的生存区域，各自以自治政权的形式进入了大争潮流。
进入春秋中后期，南部的楚、吴、越三国先后强大，分别开始向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伸展。其中，楚国伸展最大，并吞融合了七十余个以诸侯国形式存在的族群自治政权，成为南中国最强大的王国诸侯。同时，吴越两国也先后崛起，融合了东南岭南地区的许多族群自治政权。
显然，从春秋中期开始的统合，已经超越了“称臣纳贡”形式的松散邦联制，而进入了实力兼并阶段，直接以战争与军事谈判的方式统合星散林立的族群自治政权了。但是，统合之后的族群政权，依然有一部分保持着松散状态。当宗主国衰弱的时候，这些被统合政权就重新分离出去了。从总体上说，这种统合，仍然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第四阶段，战国时代的实力统合与治权统合。
战国时代对三南地区的伸展，主要是三大力量：楚、秦两强与越国余部势力。
首先是楚国。战国中期，吴、越两大国先后被楚国吞灭。东南、岭南的诸多族群政权，以及西南边缘地区的一些族群政权，在吴越灭亡之后先后臣服了楚国。由此，形成了以楚国为中心的华夏南部世界。楚威王时期，楚国又派出将军庄蹻率军进入西南，一度实际占领了黔地、滇地两大地区（今日贵州省东北部与云南省北部）。楚国的伸展，对融合西南族群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之后的楚国日渐衰落，加之又将重心放在了应对中原战争方面；故此，楚国已经没有力量继续扩大三南地区的实际治权了。自战国中期的楚威王之后，楚国对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只是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宗主国地位而已，其实际治权与实际影响力，都已经越来越小。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将近百年。到楚国灭亡之时，东南、岭南、西南的众多族群政权，事实上又重新陷入了林立分治、相互攻伐掠夺的大混乱状态。
其次，是越国余部力量的南部大伸展。
越国被楚国吞灭后，越国王族之残余力量与众多追随族群，向东南方向逃亡了。在东南之海滨高山地区，在岭南之海滨高山地区，先后或同时建立了两个新的越人政权。一个是以“无诸”为越王的“闽越”政权——东南越人政权。另一个是以“摇”为越王的“粤东海”越人政权——岭南越人政权。在楚国对东南、岭南的实际控制力大为衰减的大形势下，这两个越人政权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东南、岭南绝大部分自立小政权，都先后依附于这两个较大的越人新政权。东南、岭南的广大海滨高山地带，就此变成了越人世界。
从这时开始，东南、岭南诸多族群政权，获得了一个天下公认的名号——百越。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越人族群，为东南、岭南融入华夏世界，作出了较前更为深入的历史贡献。历史主义的评判，越人后裔进入东南、岭南，是华夏世界有效统合东南、岭南的第一块历史基石。
再次，是秦国对西南地区的伸展统合。
秦国在西南的伸展统合，开始于战国中期的秦惠王时期。
当时，秦惠王接受了名将司马错的战略主张，利用巴、蜀两地政权请求秦国帮助其平定叛乱的机会，一举并吞了西南最大的两个政权，设立了巴、蜀两郡，为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其后，历经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王嬴政，五代之中，秦国在西南地区的实际治权伸展，已经达到了与巴蜀相连的黔、滇两大地区。
之后的秦昭王时期，名将白起率军攻楚，战胜之后又向西南进军，第一次设立了黔中郡。设郡之后，白起留下了部分将士驻守，并在与黔中郡（今贵州省东部）相连的牂柯江地带的且兰（今贵阳市以东地带），设立了牂柯国，并将其头领的等级确定为王号，实行诸侯式自治。秦昭王后期，秦国修通了蜀道，从咸阳进入西南高山地区的路程相对缩短。从此，秦国才开始直接派遣官吏进入牂柯地区，实行统一治权。
秦国安定西南，采取了文武并重的基本方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秦昭王与西南夷订立盟约的一则故事。当时，虎群流动于西南各地，危害很大。秦昭王下令，悬赏消除西南虎群之患。当时的西南夷人中，有一个部族能制作白竹弓弩。这种白竹弓弩，对射杀虎群头目——白虎，有特别功效，对平息西南虎患立了大功。之后，秦昭王兑现封赏。但是依据秦国法统，不能将白竹弓弩部族的领袖升格为自治诸侯。于是，秦昭王便与西南夷族群的首领们会盟，与这个部族订立了一个包含特许权利的盟约。
这一盟约，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赋予这个夷人部族以三大特许权利。其一，特许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其二，特许其男子可以娶十个妻子，但不出人口税；其三，特许其族人在杀人之后，可以以金钱赎取死罪。盟约的另一方面，则是与整个西南夷诸多族群共同订立的颇具喜剧性的互不侵犯规定——“秦犯夷，输黄龙（玉佩）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结果是，盟约订立之后，“夷人安之”。
从总体方面说，秦国与西南地区的文明磨合，取得了较好的历史成效。但是，由于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有限，只是与巴蜀两地相毗邻的局部区域；所以，秦国所能辖制与影响的地区，并不能决定三南地区的整体形势。即或是西南地区，到秦灭六国之时，也仍然重新陷入了众多族群政权相互争夺的大混乱。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自治政权，至少有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雋唐等十多个。这些自治政权或称侯，或称王，大小不一。其所属族群的生存状况，有一部分是邑聚、种田的农耕族群，更多的则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的游牧族群。显然，这些族群的生存方式与服饰文明，已经非常接近戎狄族群了。
2.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实施
所有上述基本状况，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发生——
新建的秦帝国政权，若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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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的文字改制团队，以丞相李斯为最高负责人，以隶书大师程邈、王次仲为业务副手，从三个方面解决了书同文这个最大的历史难题。
其一，以此前的大篆为基础，以当时已经相对流行的小篆为标准，共商规范，写出了所有文字的标准小篆文本。同时颁布天下，作为官府公文与契约文书的法定书体。相比已经产生、流行的隶书，小篆相对复杂，相对难写。但小篆最大的好处，是利于辨认。如同后世的宋体字一样，写起来费劲，但笔画清晰整肃，认起来反而速度快，而且基本上不会误认。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当时秦帝国公认的三个书法大家——李斯、胡毋敬、赵高。李斯写出了《仓颉篇》7章，胡毋敬写出了《博学篇》7章，赵高写出了《爰历篇》6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这三篇秦小篆杰作依然被皇室保存，并曾被重新整理，以60字为一章，共分55章，共计3300字。显然，这是当时的全部常用字了。至为可惜的是，这三篇杰作的文字内容在后世泥牛入海，无法查找了。
其二，隶书为辅，以利军事、商旅、民人急务等方面之快捷便事。作为一种文字书写方法，隶书在战国时代的民间交往中已经广泛使用。中国书法史上的程邈、王次仲，都是当时的隶书大家。所谓隶书为辅，就是官方承认隶书也是法定书体之一，只是不能在公文与契约文书中使用罢了。隶书的标准写法之范本，也由两个大家来完成——程邈、王次仲。这两个大师都写了什么内容，惜乎已经失传了。
其三，无论官民，凡私人来往之信件等事务，书体自便。这一文字政策，是顾及到当时社会已经有许多种流行于战国时代的实用简便的写字方法，若骤然全部取缔，是不利于社会生活的。保留并承认这些简便书写在私人交往中的合法性，既便于个人交往，又照顾到战国两百余年所形成的复杂文字形态的渐进性。也就是说，秦帝国在事实上将统一文字看做了一个历史过程，而没有急于求成地一刀切。
在秦帝国的施政风格中，这是极为难得的文化战略方面的弹性表现。也正是这样一种估计到各个社会层面需要的弹性文化战略，使这次空前的文字统一，获得了天下深刻而普遍的共识，使特立独行于世界文明的华夏文字——方块字，自此成为中国统一文明的精神旗帜，万古飘扬，万古不朽！
从根本上说，秦统一中国文明，相比于统一中国疆域，是更具本质性的统一。
所以，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是秦帝国创建了中国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任何时代。
秦帝国的文明史地位，所以高出之后任何一个王朝，就在于它所创造的统一文明体系，框定了此后中国古典社会的全部发展轨迹。此后任何一个古典政权，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历史高度与历史辐射力。
“三南”之忧：秦帝国统合岭南
1.中国“三南”地区的历史走势
秦帝国统一六国之后整合中国，费时最长的是两件大事——南统百越，北击匈奴。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大事，一是肃清北方边患，一是统合南部中国。对于当时的华夏世界而言，要实现并巩固真正的统一疆域和统一文明，这两个战略任务就是必须跨过的两大历史难关。按照统一战争进展的实际时间顺序，秦帝国跨越这两大历史难关的第一个战略方向，是统合南部中国三大地区——东南、岭南、西南。
首先，我们应该对当时南中国广大地区的实际状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自黄帝炎帝时代开始，直到夏商西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南部中国三大地区居住的众多自治族群，一直与当时的中国腹地处于不断摩擦、不断交融的历史统合过程中。总的历史趋势是，文明融合不断加深，大的冲突越来越少。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中国腹地与三大南部地区的统合，主要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殷商时期的松散统合。
殷商六百余年，在盘庚迁殷之前，东南、岭南诸多族群对商王国相对疏离，既无大规模冲突，也没有密切的交流融合。殷商王国后期，众多东南族群自治政权联合出兵，大规模蚕食殷商东南部。为此，殷商王国在纣王时期，发动了对东南族群大规模的统合战争，并获得了相对全面的胜利。战后，东南地区的诸多族群政权，变成了殷商王国的名义诸侯国。由此，东南地区开始了融入中国腹地文明的历史进程。
第二阶段，西周初期的松散统合。
西周初期，殷商王族残存遗民联合了西周两大王族诸侯，发动了史称“管蔡之乱”的联合大叛乱，力图颠覆新建的西周王国。其中，曾经归附昔日殷商王国的东南、岭南诸侯族群，几乎全部卷入了这场战争，成为叛乱集团中极其重要的一方力量。
西周王室发动了坚决反击，这就是周公东征。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周公东征的最大历史价值，不是平定了管蔡之乱，而是及时、正确地解决了东南、岭南众多族群政权与西周新王国的关系问题。经过这场长期而艰难的战争，东南、岭南地区的众多族群政权，再次成为西周王室承认的自治诸侯国，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腹地文明。
虽然，这种自治诸侯国比殷商时期的名义诸侯国，接受王权统领要紧密一些；但是，基本上还是一种自治政权，所谓紧密，只是在纳贡、朝觐等臣服关系上更为经常化一些而已，与西周王权直封的中原诸侯全面接受王室规范，还有较大差别。从政权性质上说，西周王室与中原诸侯群，是联邦制形态；东南诸侯群（自治政权）与周王室，则是邦联制形态。
第三阶段，春秋时代较为紧密的实力统合。
春秋之世，东南、岭南、西南的诸多族群政权，较中原诸侯群更早地脱离了王室辖制，与北方众多胡人族群、西部众多戎狄羌人族群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腹地发动了长期大规模的蚕食战争。
当此之时，实力强大的齐国（齐桓公与丞相管仲）发动了“尊王攘夷”运动，号召中原诸侯群重新以西周王室为旗帜，全面反击蚕食浪潮。经过中原诸侯九次联合大反击，这场长期冲突终于平息，华夏文明圈之外的胡人族群、戎狄族群已经被基本驱逐出去。松散游离于华夏文明圈内的东南、岭南、西南的诸多族群政权，除一部分已经融合于中原几个大国之外，大部分都回归了原本的生存区域，各自以自治政权的形式进入了大争潮流。
进入春秋中后期，南部的楚、吴、越三国先后强大，分别开始向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伸展。其中，楚国伸展最大，并吞融合了七十余个以诸侯国形式存在的族群自治政权，成为南中国最强大的王国诸侯。同时，吴越两国也先后崛起，融合了东南岭南地区的许多族群自治政权。
显然，从春秋中期开始的统合，已经超越了“称臣纳贡”形式的松散邦联制，而进入了实力兼并阶段，直接以战争与军事谈判的方式统合星散林立的族群自治政权了。但是，统合之后的族群政权，依然有一部分保持着松散状态。当宗主国衰弱的时候，这些被统合政权就重新分离出去了。从总体上说，这种统合，仍然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第四阶段，战国时代的实力统合与治权统合。
战国时代对三南地区的伸展，主要是三大力量：楚、秦两强与越国余部势力。
首先是楚国。战国中期，吴、越两大国先后被楚国吞灭。东南、岭南的诸多族群政权，以及西南边缘地区的一些族群政权，在吴越灭亡之后先后臣服了楚国。由此，形成了以楚国为中心的华夏南部世界。楚威王时期，楚国又派出将军庄蹻率军进入西南，一度实际占领了黔地、滇地两大地区（今日贵州省东北部与云南省北部）。楚国的伸展，对融合西南族群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之后的楚国日渐衰落，加之又将重心放在了应对中原战争方面；故此，楚国已经没有力量继续扩大三南地区的实际治权了。自战国中期的楚威王之后，楚国对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只是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宗主国地位而已，其实际治权与实际影响力，都已经越来越小。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将近百年。到楚国灭亡之时，东南、岭南、西南的众多族群政权，事实上又重新陷入了林立分治、相互攻伐掠夺的大混乱状态。
其次，是越国余部力量的南部大伸展。
越国被楚国吞灭后，越国王族之残余力量与众多追随族群，向东南方向逃亡了。在东南之海滨高山地区，在岭南之海滨高山地区，先后或同时建立了两个新的越人政权。一个是以“无诸”为越王的“闽越”政权——东南越人政权。另一个是以“摇”为越王的“粤东海”越人政权——岭南越人政权。在楚国对东南、岭南的实际控制力大为衰减的大形势下，这两个越人政权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东南、岭南绝大部分自立小政权，都先后依附于这两个较大的越人新政权。东南、岭南的广大海滨高山地带，就此变成了越人世界。
从这时开始，东南、岭南诸多族群政权，获得了一个天下公认的名号——百越。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越人族群，为东南、岭南融入华夏世界，作出了较前更为深入的历史贡献。历史主义的评判，越人后裔进入东南、岭南，是华夏世界有效统合东南、岭南的第一块历史基石。
再次，是秦国对西南地区的伸展统合。
秦国在西南的伸展统合，开始于战国中期的秦惠王时期。
当时，秦惠王接受了名将司马错的战略主张，利用巴、蜀两地政权请求秦国帮助其平定叛乱的机会，一举并吞了西南最大的两个政权，设立了巴、蜀两郡，为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其后，历经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王嬴政，五代之中，秦国在西南地区的实际治权伸展，已经达到了与巴蜀相连的黔、滇两大地区。
之后的秦昭王时期，名将白起率军攻楚，战胜之后又向西南进军，第一次设立了黔中郡。设郡之后，白起留下了部分将士驻守，并在与黔中郡（今贵州省东部）相连的牂柯江地带的且兰（今贵阳市以东地带），设立了牂柯国，并将其头领的等级确定为王号，实行诸侯式自治。秦昭王后期，秦国修通了蜀道，从咸阳进入西南高山地区的路程相对缩短。从此，秦国才开始直接派遣官吏进入牂柯地区，实行统一治权。
秦国安定西南，采取了文武并重的基本方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秦昭王与西南夷订立盟约的一则故事。当时，虎群流动于西南各地，危害很大。秦昭王下令，悬赏消除西南虎群之患。当时的西南夷人中，有一个部族能制作白竹弓弩。这种白竹弓弩，对射杀虎群头目——白虎，有特别功效，对平息西南虎患立了大功。之后，秦昭王兑现封赏。但是依据秦国法统，不能将白竹弓弩部族的领袖升格为自治诸侯。于是，秦昭王便与西南夷族群的首领们会盟，与这个部族订立了一个包含特许权利的盟约。
这一盟约，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赋予这个夷人部族以三大特许权利。其一，特许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其二，特许其男子可以娶十个妻子，但不出人口税；其三，特许其族人在杀人之后，可以以金钱赎取死罪。盟约的另一方面，则是与整个西南夷诸多族群共同订立的颇具喜剧性的互不侵犯规定——“秦犯夷，输黄龙（玉佩）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结果是，盟约订立之后，“夷人安之”。
从总体方面说，秦国与西南地区的文明磨合，取得了较好的历史成效。但是，由于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有限，只是与巴蜀两地相毗邻的局部区域；所以，秦国所能辖制与影响的地区，并不能决定三南地区的整体形势。即或是西南地区，到秦灭六国之时，也仍然重新陷入了众多族群政权相互争夺的大混乱。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自治政权，至少有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雋唐等十多个。这些自治政权或称侯，或称王，大小不一。其所属族群的生存状况，有一部分是邑聚、种田的农耕族群，更多的则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的游牧族群。显然，这些族群的生存方式与服饰文明，已经非常接近戎狄族群了。
2.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实施
所有上述基本状况，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发生——
新建的秦帝国政权，若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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