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英文：utopiansocialism）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准确的译法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流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著名代表人物为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pbtxt.
空想社会主义”又音译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文，乌即没有，托邦即地方，含义为不存在的地方，即空想。
1516年，英国莫尔创作的一部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就是以“乌托邦”命名的，描绘了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海外狐岛上人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将“乌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用来泛指空想社会主义学派。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著名的还有与莫尔同时代的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此文学作品还不是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对新社会图景描绘有极端的原始性。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这时人民群众对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特别是财产平等的要求。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温斯坦莱的《自由法》至18世纪法国莱的《自由法》至18世纪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里的《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等，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
19世纪初期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到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没有到达也不可能到达的高度。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摆脱了平均主义、禁欲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暂时性，看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依据，就未来社会必须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见解。
圣西门（saint-simon）
1760年出身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曾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来由于生活状况的恶化而转向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主的斗争，也是贫苦大众同封建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他的著作中，圣西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个空想的方案。但他的学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圣西门万年的思想是属于劳苦群众的，在死时，他还热狂的喊着：“将来时属于我们的。”在圣西门的思想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胚胎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但是，在它的思想中，所谓的“劳动者”除了包含雇佣工人以外，还包含了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他认为劳动人民是不具备政治统治的能力的。相反那些商人、银行家等才应该是“全社会的代办”。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fourier）
1772年4月生在法国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思考问题。在他的学说中，他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建立起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傅立叶为了自己的美好的设想，曾进行过一些尝试。虽然他的设想都失败了，但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却给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在傅里叶后期的文学作品中，一再提到要建立“****制度”，这是他心中完美的人类社会组织运作模式。
“****”—就是一个小公社，即在一个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有2000人再次共同生活。这里的共同生活是为了大规模生产、消费的经济利益。成员们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无条件的以生产品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限度。而剩下来的则以十二分之五、十二分之四、十二分之三的比例分配给劳动、资本和才智（经营、指挥者）三部分。使其“各尽所能，各依劳动、资本、才智去取其所需”。“****”从一地推广到各地，然后发展到全世界，这样人类社会也就进入了“大同之城”。但是傅立叶想要把“****”公社付诸实践，却没有办法找到他所设想的土地和生产设备。于是他求助于资本家，希望能征得资本家的赞助。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他每天都在家里等待着资本家的“光临”。然而，整整十年却没有等到资本家的到来。
终于，一位资本家开始了他的理想主义行动。
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
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771年5月生于威尔士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由于家境贫寒，9岁时欧文便开始自谋生活。通过刻苦自学，欧文终于成为一位很有学识的人。随后，他通过个人奋斗，几经商海搏杀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同时也有了不菲的政治地位，这位还是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毫无疑问，在当时这位社会主义者视为颇有名望的富一代。
屁股决定大脑，衣食无忧的欧文坐上那个位子就开始考虑高层次的问题了……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终于，良心议员欧文转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成为一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不仅从思想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还从行动上积极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新和谐”公社，就是他的一个实际尝试。公社面积1200多公顷，公社成员居住在集体建筑里，亦工亦农。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由于“和谐大厦”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另外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这的确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名字叫“新和谐公社”（或叫“新和谐村”）。
这与充满血腥的资本主义腐朽统治下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更何况，其总设计师欧文的建设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成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了破产。
刚开始时，这一新制度公社的生产、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来由于管理意见分歧，导致了“新和谐”的解体。在英国和美国，欧文还建立过好几个公社，但同样都解体了。
欧文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但是他却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工厂主，恩格斯说：他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这人具有孩子般纯洁的高尚性格，同时有时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天生领导者。
在欧文的工厂里，他是首个在英国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日14个小时缩减到十小时半的人，并且他还在自己的工厂里建筑了工人的住宅，创办了工属幼儿园，举办公费医疗，实行职业教育和供应廉价食料等。
欧文和傅立叶都有一个共同的计划，他拿出自己3万英镑在北美印第安洲买了一块土地去进行实验，定名为“新和谐”但是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最后欧文失败了。欧文对于这种失败，绝不归咎于它的原则和办法有什么错误，而归结于资金的不足才导致了计划的失败。
欧文作为一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不但满怀热情地宣传他的思想，而且还积极地付诸实践。但是他的每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1858年11月罗伯特欧文与世长辞。
…………
所有关于这种社会运作模式的实验都失败了。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可是，人性的复杂和懒惰却一再摧毁这种理想主义者臆想的理性。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中，曾不止一次的有思想家都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建立社会平等。他们中有些代表人物甚至还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去建立他们臆想中的所谓新人类世界，甚至提出和论证了新旧两种世界过渡时期的若干细节问题。但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人性。他们在最最基本的人性问题上，始终没能摆脱空想。没有充分意识到人性的本质和复杂程度使得这些人的理想社会一开始就具备根本性缺陷，他们的理想社会最终也是不能长期实现的，即使做到了，那也无法长期运作。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国”只能是个“乌托邦”。
空想社会主义”又音译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文，乌即没有，托邦即地方，含义为不存在的地方，即空想。
1516年，英国莫尔创作的一部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就是以“乌托邦”命名的，描绘了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海外狐岛上人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将“乌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用来泛指空想社会主义学派。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著名的还有与莫尔同时代的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此文学作品还不是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对新社会图景描绘有极端的原始性。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这时人民群众对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特别是财产平等的要求。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温斯坦莱的《自由法》至18世纪法国莱的《自由法》至18世纪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里的《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等，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
19世纪初期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到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没有到达也不可能到达的高度。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摆脱了平均主义、禁欲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暂时性，看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依据，就未来社会必须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见解。
圣西门（saint-simon）
1760年出身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曾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来由于生活状况的恶化而转向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主的斗争，也是贫苦大众同封建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他的著作中，圣西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个空想的方案。但他的学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圣西门万年的思想是属于劳苦群众的，在死时，他还热狂的喊着：“将来时属于我们的。”在圣西门的思想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胚胎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但是，在它的思想中，所谓的“劳动者”除了包含雇佣工人以外，还包含了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他认为劳动人民是不具备政治统治的能力的。相反那些商人、银行家等才应该是“全社会的代办”。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fourier）
1772年4月生在法国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思考问题。在他的学说中，他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建立起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傅立叶为了自己的美好的设想，曾进行过一些尝试。虽然他的设想都失败了，但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却给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在傅里叶后期的文学作品中，一再提到要建立“****制度”，这是他心中完美的人类社会组织运作模式。
“****”—就是一个小公社，即在一个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有2000人再次共同生活。这里的共同生活是为了大规模生产、消费的经济利益。成员们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无条件的以生产品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限度。而剩下来的则以十二分之五、十二分之四、十二分之三的比例分配给劳动、资本和才智（经营、指挥者）三部分。使其“各尽所能，各依劳动、资本、才智去取其所需”。“****”从一地推广到各地，然后发展到全世界，这样人类社会也就进入了“大同之城”。但是傅立叶想要把“****”公社付诸实践，却没有办法找到他所设想的土地和生产设备。于是他求助于资本家，希望能征得资本家的赞助。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他每天都在家里等待着资本家的“光临”。然而，整整十年却没有等到资本家的到来。
终于，一位资本家开始了他的理想主义行动。
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
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771年5月生于威尔士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由于家境贫寒，9岁时欧文便开始自谋生活。通过刻苦自学，欧文终于成为一位很有学识的人。随后，他通过个人奋斗，几经商海搏杀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同时也有了不菲的政治地位，这位还是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毫无疑问，在当时这位社会主义者视为颇有名望的富一代。
屁股决定大脑，衣食无忧的欧文坐上那个位子就开始考虑高层次的问题了……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终于，良心议员欧文转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成为一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不仅从思想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还从行动上积极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新和谐”公社，就是他的一个实际尝试。公社面积1200多公顷，公社成员居住在集体建筑里，亦工亦农。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由于“和谐大厦”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另外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这的确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名字叫“新和谐公社”（或叫“新和谐村”）。
这与充满血腥的资本主义腐朽统治下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更何况，其总设计师欧文的建设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成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了破产。
刚开始时，这一新制度公社的生产、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来由于管理意见分歧，导致了“新和谐”的解体。在英国和美国，欧文还建立过好几个公社，但同样都解体了。
欧文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但是他却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工厂主，恩格斯说：他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这人具有孩子般纯洁的高尚性格，同时有时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天生领导者。
在欧文的工厂里，他是首个在英国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日14个小时缩减到十小时半的人，并且他还在自己的工厂里建筑了工人的住宅，创办了工属幼儿园，举办公费医疗，实行职业教育和供应廉价食料等。
欧文和傅立叶都有一个共同的计划，他拿出自己3万英镑在北美印第安洲买了一块土地去进行实验，定名为“新和谐”但是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最后欧文失败了。欧文对于这种失败，绝不归咎于它的原则和办法有什么错误，而归结于资金的不足才导致了计划的失败。
欧文作为一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不但满怀热情地宣传他的思想，而且还积极地付诸实践。但是他的每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1858年11月罗伯特欧文与世长辞。
…………
所有关于这种社会运作模式的实验都失败了。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可是，人性的复杂和懒惰却一再摧毁这种理想主义者臆想的理性。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中，曾不止一次的有思想家都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建立社会平等。他们中有些代表人物甚至还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去建立他们臆想中的所谓新人类世界，甚至提出和论证了新旧两种世界过渡时期的若干细节问题。但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人性。他们在最最基本的人性问题上，始终没能摆脱空想。没有充分意识到人性的本质和复杂程度使得这些人的理想社会一开始就具备根本性缺陷，他们的理想社会最终也是不能长期实现的，即使做到了，那也无法长期运作。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国”只能是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