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通知我，让我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最后消息，而代表德军来谈判的克莱勃斯将军，在得到我们确切的答复之前，也不能随便离开指挥部。
在这个漫长而尴尬的夜晚里，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们和克莱勃斯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他望着崔可夫问：“崔可夫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你好像是一位军长吧？”
“不，”见对方搞错了自己的职务，崔可夫的脸上露出了一些不悦的神情：“我那个时候已经是集团军司令员了。是我指挥的第62集团军，挡住了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疯狂进攻。”
克莱勃斯听后，点了点头，说道：“这点我知道，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以及曼斯坦因元帅给元首的报告。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抵达了伏尔加河边，但就是无法将你们彻底消灭或者赶过河去。”
他的话说完后，屋子里是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起身给克莱勃斯倒了一杯茶。他向我表示感谢后，开口说道：“奥夏宁娜将军，我第一次听说你，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你指挥的一个师坚守在伏尔加河边的马马耶夫岗，将这个制高点变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闸门，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前进一步。我有时在想，假如我们当初夺取了这个高地，也许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会被改写。”
虽然从克莱勃斯的嘴里听到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战绩时，心里有点沾沾自喜，但听到他后面的假设，我便板着脸说道：“克莱勃斯将军，就算你们的军队占领了马马耶夫岗，我们的部队也会将它夺回来的。我们的每一名战士都明白坚守这座以最高统帅本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就算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会守住这座城市的。”
克莱勃斯等我说完后，盯着我看了许久，最后点了点头，说道：“奥夏宁娜将军，也许你是对的。你就是在斯大林格勒一战中成名的，以至于我们很多将领听到你的名字都是头疼不已，没有人愿意做你的对手。远的不说，在波兹南沦陷前，我们的不少士兵就是因为你的喊话而停止了抵抗，放下武器向你们投降。”
能得到敌人的夸奖，这可能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我正准备向克莱勃斯道谢时，却听到摆在桌上的高频电话响了起来，猜到可能是朱可夫打来的电话，连忙起身走过去拿起话筒。
朱可夫在电话里急匆匆地说：“丽达，那个到你们那里谈判的将军，身上是不是带着几份文件啊？”
“是的，元帅同志。”我朝坐在桌边发呆的克莱勃斯看了一眼，肯定地说：“除了一份戈培尔亲自签署的谈判授权书，另外还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与我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谈判的授权书，是鲍尔曼于1945年3月8号签署的；另一个是希特勒的遗嘱，附有新的德意志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师部的成员名单，这个文件是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所注日期是：1945年3月7号16时正。”
朱可夫听完后，立即吩咐我：“丽达，立即派人将这三份文件送到我的司令部来。”
我放下电话后，对崔可夫说：“崔可夫将军，元帅命令我们立即将克莱勃斯将军所带来的三份文件，送到了他的方面军司令部。”随后我又转头望着克莱勃斯问，“将军阁下，你不会反对吧？”
“奥夏宁娜将军，”克莱勃斯听我这么问，立即客气地说：“这三份文件，你可以随便处置。”
刚派人把文件送走，波扎尔斯基就从外面走进来，他来到崔可夫的身边，俯下身子凑近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崔可夫点了点头，随后对我说：“丽达，除了紧急的事情，你跟我到外面来一趟。”
我们让波扎尔斯基留下陪克莱勃斯后，便一起走到了外面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崔可夫：“崔可夫将军，出了什么事情？”
“近卫第28军军长雷若夫将军打来的电话，”崔可夫可能是担心里屋的克莱勃斯听到，所以有意压低了声音：“说驻扎在蒂尔花园区的德军残余部队，准备向我们投降，让我派代表去谈判。结果我们的代表打着白旗刚到达指定的位置，却遭到了机枪的扫射，负责去联络的别尔谢涅夫少校负了重伤。”
说着话，崔可夫走到了放在电话的桌前，拿起话筒说道：“雷若夫吗？我是崔可夫，你向我报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令员同志，”雷若夫在电话另一头大声地说：“我们的代表在和德军两名代表接头时，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扫射，少校负了重伤，对方的代表是一死一伤。”
雷若夫的报告让我感到有些纳闷，我原以为敌人骗我们说要投降，然后用机枪扫射我军谈判代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但此刻听起来似乎另有内情。
崔可夫同样疑惑不解地问：“雷若夫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德国人朝我们的代表开枪，这个我能理解，但为什么同时会朝他们自己的代表开枪呢？”
“司令员同志，”雷若夫继续报告说：“现在全搞清楚了，原来是柏林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官兵准备投降，而另一部分狂妄的纳粹分子，不但自己不投降，而且还用武力来阻止别人投降。所以我们双方的代表，才会在谈判地点，遭到机枪的扫射。”他最后说道，“司令员同志，请您同意我们尽快发动更猛烈的突击，粉碎敌人的最后反抗。也许在我们的强大攻势下，那些准备投降的德军部队也能早点放下武器。”
“我知道了。”虽然崔可夫的心里比谁都着急，但在得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最后命令前，他却不能轻易命令部队发起进攻：“在没有得到我的命令前，谁也不准向敌人发起进攻，听明白了吗？”
对于崔可夫如此严厉的命令，雷若夫只能无奈地答应道：“是，司令员同志，我服从您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维持现状，在得到进攻命令前，不向敌人发起攻击。”
这边电话刚打完，波扎尔斯基便在门口叫我们：“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
我连忙跑进里屋去接朱可夫打来的电话。接到了最高统帅部指令的朱可夫对我说：“丽达，我要求你尽快搞清楚有关希姆莱的情况、里宾特洛甫在什么地方，以及现在谁担任德军总参谋长、希特勒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我等朱可夫说完后，立即向他汇报从克莱勃斯嘴里了解到的情况：“根据克莱勃斯将军的述说，希特勒和他新婚妻子的尸体，已经在地堡门外的弹坑里，被泼上汽油焚毁了。……”
朱可夫耐心地听我说完后，用怀疑的语气说道：“希特勒自杀的消息，我们也只是听说，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使我们无法辩解这个情报的真假。这样吧，你转告克莱勃斯，让他向柏林还在顽抗的德军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遗嘱。”
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克莱勃斯却在推三阻四，他固执地说道：“对不起，奥夏宁娜将军，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我的使命只是希望你们能承认新的德意志政府，并与哦我们展开正式的谈判。”
我想了想，觉得自己也许该换个思路，便对克莱勃斯说：“克莱勃斯将军，假如你们希望我们承认新的德意志政府，其最好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降。”
“彻底投降吗？”克莱勃斯试探地问道。
“是的，彻底投降。”我点着头肯定地说：“只有你们彻底投降之后，我们才会同这个新的德意志政府的成员展开对话。”
克莱勃斯听我说完后，否定地摇摇头：“对不起，奥夏宁娜将军，我无权宣布投降。如此一来，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消灭了……”他可能是有些心神大乱，在说话时居然采用德语和俄语夹杂方式，幸好有翻译及时地将他的话进行了翻译。
我们的谈判陷入僵局，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说，克莱勃斯都咬定要首先承认他们的新德意志政府，否则谈判无法继续。只要一提到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他就说自己没有得到授权。
如果按照我的性格，谈判陷入这样的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克莱勃斯回希特勒地堡去，我们重新展开进攻，直到将顽固的法西斯分子彻底消灭为止。
电话铃声响起时，朱可夫告诉我，说最高统帅部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要德军全面投降或者是柏林守军投降。假如他们依然拒绝投降的话，我们将在一个小时后发起新的进攻。
我将最高统帅部的答复，向克莱勃斯说过后，再次耐着性子提出让他们无条件投降一事，但克莱勃斯却尖叫说：“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虽然明知继续作战，我们会全歼覆没，但是柏林也不会投降。戈培尔没有得到邓尼茨的允许前，是不会同意投降的……”
就在这时，昨天带着通讯兵回地堡去拉电话线的德军翻译回来了。他情绪激动地向克莱勃斯报告说：“将军阁下，我们前往地堡的途中，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遭到了自己人的射击，正在拉电话线的俄国|军官被打死了。杜弗文格上校独自返回地堡，准备找我们的通讯兵将那边的电话线连上，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为了不让您着急，我就先回来了。留在那里的俄国人说，假如看到了上校，他们会派人护送上校安全地回到这里。”
“立刻回去，保障上校安全返回，”克莱勃斯命令道，又问翻译：“谁开的枪？”
翻译耸了耸肩膀，有些无奈地时候：“也许是个狙击兵。俄**官当场就被打死了，这事真的太令人遗憾了……”
我们在地图上寻找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仔细地察看着。
“就在这儿，‘埃克斯策尔西奥’饭店旁边。”翻译见我们几人在看地图，主动指着上面出事的地点对我们说：“我们的狙击兵就在这儿向我们开枪，在这整个地段上，俄国人一枪未发。”
崔可夫立即拿起笔在地图上给三个街区作了标记，并命令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给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打电话，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过了没多久，弗拉基米罗夫向我们报告说：“司令员同志，我已经和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营指挥所联系上了，他们说：德军上校已经安全地回到德国人那边去了，但德军一方的电话还没有完成敷设。”
听说德军上校还没有回来，而且由他负责的德国人一方的电话线还没有铺好，我觉得应该立即将德军翻译派过去，免得因为语言不通发生什么误会。于是我便冲翻译挥了挥手，说道：“行了，翻译先生，你回去等你的上校吧！”
不过翻译听了我的话以后，却站在原地没动窝。他看了一眼克莱勃斯后，小心地问我：“将军阁下，能给一个喇叭筒和一面白旗吗？”
我冲站在一旁的弗拉基米罗夫使了个眼色，他立即从墙边的桌上拿起翻译需要的东西递了过去。翻译接过东西，向我们抬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转身迈着大步走了出去。
天亮的时候，杜弗文格上校、德军翻译和我们幸存的通讯兵回到了指挥部。通讯兵抬手敬礼后，满脸悲愤地向我们报告说：“报告将军同志，通往希特勒地堡的电话线已经接通！”
杜弗文格上校也在向克莱勃斯汇报着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俄语，但也能猜到肯定和这条历尽千辛万苦才架设好的电话线有关系。
既然和希特勒地堡的电话线已经架好，我便立即给朱可夫打去了电话，向他汇报说：“元帅同志，和希特勒地堡的专线电话已经架设好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最新的指示吗？”
在这个漫长而尴尬的夜晚里，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们和克莱勃斯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他望着崔可夫问：“崔可夫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你好像是一位军长吧？”
“不，”见对方搞错了自己的职务，崔可夫的脸上露出了一些不悦的神情：“我那个时候已经是集团军司令员了。是我指挥的第62集团军，挡住了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疯狂进攻。”
克莱勃斯听后，点了点头，说道：“这点我知道，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以及曼斯坦因元帅给元首的报告。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抵达了伏尔加河边，但就是无法将你们彻底消灭或者赶过河去。”
他的话说完后，屋子里是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起身给克莱勃斯倒了一杯茶。他向我表示感谢后，开口说道：“奥夏宁娜将军，我第一次听说你，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你指挥的一个师坚守在伏尔加河边的马马耶夫岗，将这个制高点变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闸门，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前进一步。我有时在想，假如我们当初夺取了这个高地，也许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会被改写。”
虽然从克莱勃斯的嘴里听到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战绩时，心里有点沾沾自喜，但听到他后面的假设，我便板着脸说道：“克莱勃斯将军，就算你们的军队占领了马马耶夫岗，我们的部队也会将它夺回来的。我们的每一名战士都明白坚守这座以最高统帅本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就算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会守住这座城市的。”
克莱勃斯等我说完后，盯着我看了许久，最后点了点头，说道：“奥夏宁娜将军，也许你是对的。你就是在斯大林格勒一战中成名的，以至于我们很多将领听到你的名字都是头疼不已，没有人愿意做你的对手。远的不说，在波兹南沦陷前，我们的不少士兵就是因为你的喊话而停止了抵抗，放下武器向你们投降。”
能得到敌人的夸奖，这可能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我正准备向克莱勃斯道谢时，却听到摆在桌上的高频电话响了起来，猜到可能是朱可夫打来的电话，连忙起身走过去拿起话筒。
朱可夫在电话里急匆匆地说：“丽达，那个到你们那里谈判的将军，身上是不是带着几份文件啊？”
“是的，元帅同志。”我朝坐在桌边发呆的克莱勃斯看了一眼，肯定地说：“除了一份戈培尔亲自签署的谈判授权书，另外还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与我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谈判的授权书，是鲍尔曼于1945年3月8号签署的；另一个是希特勒的遗嘱，附有新的德意志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师部的成员名单，这个文件是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所注日期是：1945年3月7号16时正。”
朱可夫听完后，立即吩咐我：“丽达，立即派人将这三份文件送到我的司令部来。”
我放下电话后，对崔可夫说：“崔可夫将军，元帅命令我们立即将克莱勃斯将军所带来的三份文件，送到了他的方面军司令部。”随后我又转头望着克莱勃斯问，“将军阁下，你不会反对吧？”
“奥夏宁娜将军，”克莱勃斯听我这么问，立即客气地说：“这三份文件，你可以随便处置。”
刚派人把文件送走，波扎尔斯基就从外面走进来，他来到崔可夫的身边，俯下身子凑近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崔可夫点了点头，随后对我说：“丽达，除了紧急的事情，你跟我到外面来一趟。”
我们让波扎尔斯基留下陪克莱勃斯后，便一起走到了外面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崔可夫：“崔可夫将军，出了什么事情？”
“近卫第28军军长雷若夫将军打来的电话，”崔可夫可能是担心里屋的克莱勃斯听到，所以有意压低了声音：“说驻扎在蒂尔花园区的德军残余部队，准备向我们投降，让我派代表去谈判。结果我们的代表打着白旗刚到达指定的位置，却遭到了机枪的扫射，负责去联络的别尔谢涅夫少校负了重伤。”
说着话，崔可夫走到了放在电话的桌前，拿起话筒说道：“雷若夫吗？我是崔可夫，你向我报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令员同志，”雷若夫在电话另一头大声地说：“我们的代表在和德军两名代表接头时，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扫射，少校负了重伤，对方的代表是一死一伤。”
雷若夫的报告让我感到有些纳闷，我原以为敌人骗我们说要投降，然后用机枪扫射我军谈判代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但此刻听起来似乎另有内情。
崔可夫同样疑惑不解地问：“雷若夫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德国人朝我们的代表开枪，这个我能理解，但为什么同时会朝他们自己的代表开枪呢？”
“司令员同志，”雷若夫继续报告说：“现在全搞清楚了，原来是柏林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官兵准备投降，而另一部分狂妄的纳粹分子，不但自己不投降，而且还用武力来阻止别人投降。所以我们双方的代表，才会在谈判地点，遭到机枪的扫射。”他最后说道，“司令员同志，请您同意我们尽快发动更猛烈的突击，粉碎敌人的最后反抗。也许在我们的强大攻势下，那些准备投降的德军部队也能早点放下武器。”
“我知道了。”虽然崔可夫的心里比谁都着急，但在得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最后命令前，他却不能轻易命令部队发起进攻：“在没有得到我的命令前，谁也不准向敌人发起进攻，听明白了吗？”
对于崔可夫如此严厉的命令，雷若夫只能无奈地答应道：“是，司令员同志，我服从您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维持现状，在得到进攻命令前，不向敌人发起攻击。”
这边电话刚打完，波扎尔斯基便在门口叫我们：“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
我连忙跑进里屋去接朱可夫打来的电话。接到了最高统帅部指令的朱可夫对我说：“丽达，我要求你尽快搞清楚有关希姆莱的情况、里宾特洛甫在什么地方，以及现在谁担任德军总参谋长、希特勒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我等朱可夫说完后，立即向他汇报从克莱勃斯嘴里了解到的情况：“根据克莱勃斯将军的述说，希特勒和他新婚妻子的尸体，已经在地堡门外的弹坑里，被泼上汽油焚毁了。……”
朱可夫耐心地听我说完后，用怀疑的语气说道：“希特勒自杀的消息，我们也只是听说，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使我们无法辩解这个情报的真假。这样吧，你转告克莱勃斯，让他向柏林还在顽抗的德军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遗嘱。”
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克莱勃斯却在推三阻四，他固执地说道：“对不起，奥夏宁娜将军，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我的使命只是希望你们能承认新的德意志政府，并与哦我们展开正式的谈判。”
我想了想，觉得自己也许该换个思路，便对克莱勃斯说：“克莱勃斯将军，假如你们希望我们承认新的德意志政府，其最好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投降。”
“彻底投降吗？”克莱勃斯试探地问道。
“是的，彻底投降。”我点着头肯定地说：“只有你们彻底投降之后，我们才会同这个新的德意志政府的成员展开对话。”
克莱勃斯听我说完后，否定地摇摇头：“对不起，奥夏宁娜将军，我无权宣布投降。如此一来，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消灭了……”他可能是有些心神大乱，在说话时居然采用德语和俄语夹杂方式，幸好有翻译及时地将他的话进行了翻译。
我们的谈判陷入僵局，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说，克莱勃斯都咬定要首先承认他们的新德意志政府，否则谈判无法继续。只要一提到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他就说自己没有得到授权。
如果按照我的性格，谈判陷入这样的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克莱勃斯回希特勒地堡去，我们重新展开进攻，直到将顽固的法西斯分子彻底消灭为止。
电话铃声响起时，朱可夫告诉我，说最高统帅部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要德军全面投降或者是柏林守军投降。假如他们依然拒绝投降的话，我们将在一个小时后发起新的进攻。
我将最高统帅部的答复，向克莱勃斯说过后，再次耐着性子提出让他们无条件投降一事，但克莱勃斯却尖叫说：“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虽然明知继续作战，我们会全歼覆没，但是柏林也不会投降。戈培尔没有得到邓尼茨的允许前，是不会同意投降的……”
就在这时，昨天带着通讯兵回地堡去拉电话线的德军翻译回来了。他情绪激动地向克莱勃斯报告说：“将军阁下，我们前往地堡的途中，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遭到了自己人的射击，正在拉电话线的俄国|军官被打死了。杜弗文格上校独自返回地堡，准备找我们的通讯兵将那边的电话线连上，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为了不让您着急，我就先回来了。留在那里的俄国人说，假如看到了上校，他们会派人护送上校安全地回到这里。”
“立刻回去，保障上校安全返回，”克莱勃斯命令道，又问翻译：“谁开的枪？”
翻译耸了耸肩膀，有些无奈地时候：“也许是个狙击兵。俄**官当场就被打死了，这事真的太令人遗憾了……”
我们在地图上寻找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仔细地察看着。
“就在这儿，‘埃克斯策尔西奥’饭店旁边。”翻译见我们几人在看地图，主动指着上面出事的地点对我们说：“我们的狙击兵就在这儿向我们开枪，在这整个地段上，俄国人一枪未发。”
崔可夫立即拿起笔在地图上给三个街区作了标记，并命令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给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打电话，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过了没多久，弗拉基米罗夫向我们报告说：“司令员同志，我已经和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营指挥所联系上了，他们说：德军上校已经安全地回到德国人那边去了，但德军一方的电话还没有完成敷设。”
听说德军上校还没有回来，而且由他负责的德国人一方的电话线还没有铺好，我觉得应该立即将德军翻译派过去，免得因为语言不通发生什么误会。于是我便冲翻译挥了挥手，说道：“行了，翻译先生，你回去等你的上校吧！”
不过翻译听了我的话以后，却站在原地没动窝。他看了一眼克莱勃斯后，小心地问我：“将军阁下，能给一个喇叭筒和一面白旗吗？”
我冲站在一旁的弗拉基米罗夫使了个眼色，他立即从墙边的桌上拿起翻译需要的东西递了过去。翻译接过东西，向我们抬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转身迈着大步走了出去。
天亮的时候，杜弗文格上校、德军翻译和我们幸存的通讯兵回到了指挥部。通讯兵抬手敬礼后，满脸悲愤地向我们报告说：“报告将军同志，通往希特勒地堡的电话线已经接通！”
杜弗文格上校也在向克莱勃斯汇报着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俄语，但也能猜到肯定和这条历尽千辛万苦才架设好的电话线有关系。
既然和希特勒地堡的电话线已经架好，我便立即给朱可夫打去了电话，向他汇报说：“元帅同志，和希特勒地堡的专线电话已经架设好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最新的指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