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
在我模模糊糊的视线里，看见了病床边的高粱红。
我那清晰的听觉里，听到清明和邵可夫医生说着话。
只听清明说：“目前这些天不会有大问题吧？”
邵可夫说：“他或许受了点刺激，短时间内问题不大。”
清明说：“需要住院吗？”
邵可夫说：“医疗上已穷尽了必要手段，回家吃药吧。”但他又说：“当然，有医疗保险住院会方便一些，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尽最大努力延长病人的生命。”
清明说：“医保办了下来，启动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邵可夫“哦”了一声，好似犹豫一下，反正他没跟上话。
清明又说：“如果需要住院也没问题，医药费我们可以解决的。”
一听到这儿，我立刻急了，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么大力量，几乎噌地一下就坐起来，把挂在头顶上的吊瓶也震得不停地晃动，好在高粱红手疾，一把就将我按倒在病床上。
“我不住院！”
“我要回家！”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叫。
清明说：“回家行啊，总得打完这些药再走吧。”
邵可夫笑笑，安慰说：“冷静一些好嘛，冷静一些好嘛。”
我不依不饶道：“她们娘俩儿想咋做就咋做，这叫我咋冷静下来！”
不过，待我一说完这话，我不得不冷静下来，因为我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什么是待宰的羔羊，什么是案板上的肉糜，只有当你毫无反抗能力、到了束手无策的那时候，你才对此体会的刻骨铭心。几乎一整天，我无奈地睁着眼睛，看着一滴一滴的氯化钠裹挟着药水缓缓流进我的血液里，等到打完了满满三大瓶的药水，已经是夜半三更。
高粱红看一眼窗外说：“住一宿吧。”
我想想，身子一阵冷，只好在医院将就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饭，清明就赶来接我。
在回家路上，那个开车的小伙子表现得很紧张，一直用余光瞄着我，而且他的名字特别古怪，叫啥“高山河水”。他娘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偏偏起一个日本鬼子的名字。
我问：“你爸姓高？”
他说：“是的，伯父。”
我再问：“你妈姓何？”
他说：“不是，我妈姓江。”
我说：“江河也是一家人嘛。”
清明插话道：“老爸别问了，他肯定是中国人。”
但不知道是那几瓶药水起了神力，还是眼前这个小伙子吊起我的精神，反正这会儿我特别想说话，近乎于到了没话找话的程度，于是我又随口问：“这是你们单位的车？”
他说：“不，这是李秘书的车。”
我说：“一定替我谢谢那位李秘书。”
他没答话，像啥东西噎着一样，“喔”了两声。
并且，他还微微一偏头，瞥眼副驾驶座位上的清明。
我心里顿时一惊，呃了声，立刻没话了，也明白了大半。
高粱红插话道：“有病没病都不能堵住你的嘴，就你的话多。”
清明似乎也察觉出什么，嘟囔说：“妈，他高兴就让他说呗。”
此时，如鲠在喉的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就更别提那“高兴”二字。
后面一路上，垂下头的我感觉昏沉沉的，心里涩涩的，一股难言之隐嗖嗖地掠过，虽然我说不出这是悲哀还是痛苦，但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清明那张超凡脱俗的脸。
清明啊，清明！
清明啊，清明！
我一遍一遍默念着女儿的名字。
此刻，我只想对我的女儿说，你可是老爸人生中唯一一个亮点。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幸运瞬间造就出来的一个大美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性的女人，她也无法抛开这个社会生存的法则，更躲避不了滚滚红尘的诱惑，谁知道便宜了哪一个王八蛋的男人？！
……
江上易改，
秉性难易。
对于人类来说，
这是一句亘古难变的永恒真理。
因为人就是一个贱种的变异动物。
只有生命开始了倒计时，才会觉得时间的弥足珍贵。
每天身体剧烈疼痛让我彻头彻尾地明白，我的日子开始以天计算。
不过，肉体上的折磨并没有妨碍我的胡思乱想。接下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一直为那个老问题所困扰——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我固执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体现，而且，只要人类还没有灭绝，这类故事会继续发生着。
当然，我和其他女人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应该说完全结束了。延续到今天，我可爱的女儿又奋不顾身投入进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人该对我的骨肉至亲说些啥？我思来想去，仍然觉得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为好，因为说了未必适合现阶段的她。
毋庸置疑，在我生命最后那段日子里，清明成为我唯一的念想。
每天我一睁开眼睛，满脑子全是清明的影子，待双眼一闭，一个梦连着一个梦，都是我和女儿的生死离别。我念着清明的同时，三婶、陈雅敏、小张老师，也包括美丽的情儿，一个个不请自来，接二连三的闯入我脑海。我猜想，或许因为她们都是美人的缘故。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薄命”。想想三婶被暴虐时的可怜模样儿，想想小张老师工作的艰辛和困惑，想想情儿命运多舛的人生游戏，想想陈雅敏那一窜四溢无助的泪水，最后再想想我家清明难以预知的未来，我的心没有了忐忑不安的七上，只有咯噔咯噔的八下……
想也白想，
有心无力。
有道是——
踏遍青山人已老，
壮士未酬泪已干。
终于有一天，我连这种感觉也很淡漠了。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尽，末日马上降临了。
那天早晨，我突然烦躁至极，忍不住大叫起来。
“高粱红！”
“高粱红！”
伴着慌慌张张的脚步声，高粱红推门而进。
“你要干啥？”
“吓死我啦！”
她看着我，一脸惊惶。
我说：“我要死了。”
她说：“这不是还活着嘛？”
我说：“赶紧把电话递我。”。
她问：“打给谁？”
我说：“给我女儿打。”
她说：“清明还在上班呢。”
我叫道：“我不管！”
我一边喊一边站起身。
高粱红跨一步，连忙扶住我。
她说：“有啥事就和我说呗。”
我说：“你办不了，我要和清明说。”
话间，我跌跌撞撞走到桌前，操起了电话。
发明电话的人，最大的贡献是将声音传到远方。
半个小时后，清明回到了家里。
她问：“老爸，啥事这么急？”
我说：“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说：“我的驾驶证发下来了，开车回家的。”
我说：“那正好啊，赶紧带我出去遛一趟。”
她说：“行啊，咱们去哪儿？”
我说：“能去哪儿，出趟门呗。”
她说：“目的地是哪儿啊？”
我想都没想，脱口就说：“慈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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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模模糊糊的视线里，看见了病床边的高粱红。
我那清晰的听觉里，听到清明和邵可夫医生说着话。
只听清明说：“目前这些天不会有大问题吧？”
邵可夫说：“他或许受了点刺激，短时间内问题不大。”
清明说：“需要住院吗？”
邵可夫说：“医疗上已穷尽了必要手段，回家吃药吧。”但他又说：“当然，有医疗保险住院会方便一些，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尽最大努力延长病人的生命。”
清明说：“医保办了下来，启动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邵可夫“哦”了一声，好似犹豫一下，反正他没跟上话。
清明又说：“如果需要住院也没问题，医药费我们可以解决的。”
一听到这儿，我立刻急了，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么大力量，几乎噌地一下就坐起来，把挂在头顶上的吊瓶也震得不停地晃动，好在高粱红手疾，一把就将我按倒在病床上。
“我不住院！”
“我要回家！”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叫。
清明说：“回家行啊，总得打完这些药再走吧。”
邵可夫笑笑，安慰说：“冷静一些好嘛，冷静一些好嘛。”
我不依不饶道：“她们娘俩儿想咋做就咋做，这叫我咋冷静下来！”
不过，待我一说完这话，我不得不冷静下来，因为我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什么是待宰的羔羊，什么是案板上的肉糜，只有当你毫无反抗能力、到了束手无策的那时候，你才对此体会的刻骨铭心。几乎一整天，我无奈地睁着眼睛，看着一滴一滴的氯化钠裹挟着药水缓缓流进我的血液里，等到打完了满满三大瓶的药水，已经是夜半三更。
高粱红看一眼窗外说：“住一宿吧。”
我想想，身子一阵冷，只好在医院将就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饭，清明就赶来接我。
在回家路上，那个开车的小伙子表现得很紧张，一直用余光瞄着我，而且他的名字特别古怪，叫啥“高山河水”。他娘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偏偏起一个日本鬼子的名字。
我问：“你爸姓高？”
他说：“是的，伯父。”
我再问：“你妈姓何？”
他说：“不是，我妈姓江。”
我说：“江河也是一家人嘛。”
清明插话道：“老爸别问了，他肯定是中国人。”
但不知道是那几瓶药水起了神力，还是眼前这个小伙子吊起我的精神，反正这会儿我特别想说话，近乎于到了没话找话的程度，于是我又随口问：“这是你们单位的车？”
他说：“不，这是李秘书的车。”
我说：“一定替我谢谢那位李秘书。”
他没答话，像啥东西噎着一样，“喔”了两声。
并且，他还微微一偏头，瞥眼副驾驶座位上的清明。
我心里顿时一惊，呃了声，立刻没话了，也明白了大半。
高粱红插话道：“有病没病都不能堵住你的嘴，就你的话多。”
清明似乎也察觉出什么，嘟囔说：“妈，他高兴就让他说呗。”
此时，如鲠在喉的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就更别提那“高兴”二字。
后面一路上，垂下头的我感觉昏沉沉的，心里涩涩的，一股难言之隐嗖嗖地掠过，虽然我说不出这是悲哀还是痛苦，但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清明那张超凡脱俗的脸。
清明啊，清明！
清明啊，清明！
我一遍一遍默念着女儿的名字。
此刻，我只想对我的女儿说，你可是老爸人生中唯一一个亮点。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幸运瞬间造就出来的一个大美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性的女人，她也无法抛开这个社会生存的法则，更躲避不了滚滚红尘的诱惑，谁知道便宜了哪一个王八蛋的男人？！
……
江上易改，
秉性难易。
对于人类来说，
这是一句亘古难变的永恒真理。
因为人就是一个贱种的变异动物。
只有生命开始了倒计时，才会觉得时间的弥足珍贵。
每天身体剧烈疼痛让我彻头彻尾地明白，我的日子开始以天计算。
不过，肉体上的折磨并没有妨碍我的胡思乱想。接下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一直为那个老问题所困扰——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我固执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体现，而且，只要人类还没有灭绝，这类故事会继续发生着。
当然，我和其他女人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应该说完全结束了。延续到今天，我可爱的女儿又奋不顾身投入进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人该对我的骨肉至亲说些啥？我思来想去，仍然觉得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为好，因为说了未必适合现阶段的她。
毋庸置疑，在我生命最后那段日子里，清明成为我唯一的念想。
每天我一睁开眼睛，满脑子全是清明的影子，待双眼一闭，一个梦连着一个梦，都是我和女儿的生死离别。我念着清明的同时，三婶、陈雅敏、小张老师，也包括美丽的情儿，一个个不请自来，接二连三的闯入我脑海。我猜想，或许因为她们都是美人的缘故。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薄命”。想想三婶被暴虐时的可怜模样儿，想想小张老师工作的艰辛和困惑，想想情儿命运多舛的人生游戏，想想陈雅敏那一窜四溢无助的泪水，最后再想想我家清明难以预知的未来，我的心没有了忐忑不安的七上，只有咯噔咯噔的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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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人已老，
壮士未酬泪已干。
终于有一天，我连这种感觉也很淡漠了。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尽，末日马上降临了。
那天早晨，我突然烦躁至极，忍不住大叫起来。
“高粱红！”
“高粱红！”
伴着慌慌张张的脚步声，高粱红推门而进。
“你要干啥？”
“吓死我啦！”
她看着我，一脸惊惶。
我说：“我要死了。”
她说：“这不是还活着嘛？”
我说：“赶紧把电话递我。”。
她问：“打给谁？”
我说：“给我女儿打。”
她说：“清明还在上班呢。”
我叫道：“我不管！”
我一边喊一边站起身。
高粱红跨一步，连忙扶住我。
她说：“有啥事就和我说呗。”
我说：“你办不了，我要和清明说。”
话间，我跌跌撞撞走到桌前，操起了电话。
发明电话的人，最大的贡献是将声音传到远方。
半个小时后，清明回到了家里。
她问：“老爸，啥事这么急？”
我说：“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说：“我的驾驶证发下来了，开车回家的。”
我说：“那正好啊，赶紧带我出去遛一趟。”
她说：“行啊，咱们去哪儿？”
我说：“能去哪儿，出趟门呗。”
她说：“目的地是哪儿啊？”
我想都没想，脱口就说：“慈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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