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我的强烈要求，手术没有通知在京城读书的清明。
在上手术台前一天，一位水灵灵的小护士给我净了身。
小护士二十出头，长的白白净净，两眼闪着羞涩的目光，带我走进诊察室。一脸通红的她，声音颤抖，叫我平躺床上，伸出一只麻酥酥的小手，伴着刮刀的“酥酥”声，在我下体游走了片刻。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尴尬、最为难受的时刻。僵硬着身子的我，哗哗地冒一头汗水，随着心脏一下一下的咚咚声，才算走完了手术之前最后一道程序。
第二天早上，家人送我到手术室门前，弄得生死离别似的。
我大声道：“我死不了！”
大哥却不以为然，拉住我的手。
我再说：“我真的死不了！”
大哥再叫道：“我的傻弟弟呀……”
我说：“你千万别这样，有话就说呗。”
大哥这才说：“好，好，你有啥话给清明吗？”
我一听，不高兴了，刚想回应道，我不是还未死呢！
但我立刻住了口，因为刹那间我看见大哥眼里噙着泪花。
我也动了感情，很认真地想了想，想到最终还是摇摇头。
其实，我真不是不想说，只是不知道这时候我该说些啥。
然而在手术室大门关闭的一霎，我眼前闪出二哥的影子。
我顿时激动起来，立马转过头，冲着那扇没有关严的门，厉声喊道：“大哥！万一我走不出这屋，哪天你见到我二哥一定要告诉他一句话，就说我这个傻弟弟很想很想他！”
连我都没料到，一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外涌。
这是我人生中流出的第二次泪水，除了一股酸涩还是一股酸涩。
人们常说，男儿的泪水金不换。但在如今，无论男人和女人，早已经泪腺泛滥，想什么时候流就什么时候流，甭管到了没到伤心之处。只不过那会儿，可怜的我还没来得及拭干那两滴眼泪，便赤条条的如一头猪被搬上手术台，交给了一位叫邵可夫的军医手里。
在麻药还没有发挥作用之时，我非常认真地看着自己的主刀医生。
从面相上看，邵可夫四十二、三岁，瘦高，秃顶，山东人，话音里带着一点老夸味。在麻醉师往我的腰椎注射药物之前，他对我说，要不要你妻子进来看看。当时，我并没有听懂他话里面的意思，就说，现在是割我的身子，又不是割她的身子，叫她进来干啥？
后来，我和高粱红说起过这件事，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待遇。手术室属于生命重地，一律闲人免进。不过，经主刀医生同意的患者家属会被允许进入，我想，这大概是发出去的红包所起的作用，可能有些不好意思的邵军医，他打算以此特权给我的家人一点回报。
不过，有关红包究竟包了多少钱，至死我也没有闹清楚。高粱红说，给了五百元。因为她只给了我大哥五百元。大哥说，一共给了一千元。他说，那个麻醉师一直向他表决心，让他感觉有点过意不去，就从自己兜里掏出五百元，算是给那个麻醉师一个安慰奖。
抛出这个雾里看花的红包之外，我也不清楚手术进行了多长时间。
如今我模模糊糊只记得，一片迷迷茫茫之中，看见邵可夫军医那张模模糊糊的脸，听到他那柔和地声音。他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当时，我十分想对他说声谢谢，而且还想问问，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没事了”这个词是真的吗？但是，全身软绵绵的我，像一根溻了锅的面条，浑身上下没有一个着力点，早没了说出一句话的力气。
等到后来我又知道，我不清楚的严重问题还有一个，只是没一个人会主动告诉我，那才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大问题，因为我的肚皮是咋割开的最后咋缝上的。一言以蔽之，在我病灶的区域内，已经没有什么坏地方可以下刀，那些不该坏的地方几乎一坏到底，即使华佗再世也没啥**毛办法，最后只取下一小旮旯样本，送实验室做个病理证据而已。
这个问题直到我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的女儿清明才对我讲。
那天晚上，她死死拉住我的手说，老爸，你身子骨已没有先前那么结实，求求你，千万别再逞强，每天能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紧接着，她再也控制不住悲伤，声泪俱下地告诉了我实情。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清明看着自己太可怜，她不忍心再向我隐瞒事实真相。
实际上，刚刚做完手术那几天，我对未来还是蛮乐观的，自我感觉良好。
傻傻乎乎的我，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天真地以为命运仍然掌握在我手里，还可以自由支配几年的时光。关于这一点，从我手术后一些出格的表现，完全可以证明我的乐观和淡定。我记得很清楚，在术后第三天就主动张罗下了床，开始在病房里轻微走动。
到了第五天早晨，我勇敢地迈出病房的门，缓步遛达在长长的走廊上。
这是第十层的走廊，冷清、空寂。
我并且知道，第十一层上面是手术室。
十二层是顶层，具体做什么的我不知道。
所以，十层是全院最高的病房。也许因为住的高，我们离天堂就更近一步。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住在这层的病人都是最严重的患者，个个和我得的病一样，全是癌症患者。
癌症就是绝症，人人谈之色变。
死亡虽是最平常的事，却难以平常心。
人人都说天堂美，但鲜有人羡慕向往。
正如极乐世界再乐呵，未见敲锣打鼓者。
住在十层的我，达半月之久，也听到一、二声哭泣，却从未听到过一回笑音，散步在长廊上，看到的是一张张绝望的脸，嗅闻的也是一股绝望的气味，死亡充斥着每个角落。
……
出院前一天，星期天中午。
临床一个年轻病患，母亲和妻子来了，一时抹起泪来。
这情景叫我无法忍受，赶紧走出病房，在走廊大厅遛达。
由于休息日，大厅死一般寂静，一个保洁员悄悄地清擦地面。
忽然，我感觉胸口很闷儿，有点喘不上气的感觉，极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于是，我随手推开面前一扇窗户，却只打开一道十多公分的缝，便让外墙上面的铁护栏给挡住。不撞南墙不回头。虽然我的头没有撞上南墙，但探出外面的手，却让生锈的铁筋涂满了红。
“这么窄的一道缝！”
“三岁小孩也跳不下去。”
我一边揉擦着手一边自言自语。
因声音太大，惊动了工作中的保洁员。
她接过话茬儿说：“这是去年才安上的铁栅栏。”
又说：“一个女人从那跳下去，留下一个四岁的女孩。”
看来这又是一个爱说话的老娘们，和我一块扫马路的黄大姐差不多，身子又高又胖。黄大姐是个直性子，想说话时就憋不住自己的嘴，比原来我单位的大胖娘们更胜一筹，人家那是下面忙活儿也堵不住上面那张嘴。由此推论，心直口快天地宽，体肥腰粗啥都行。
我故意戏弄说：“你不会以为我要跳下去吧？”
她瞄我一眼说：“那可说不准，人都是一念之差。”
我没回上话，只好嘿嘿一笑，再往窗外望了望。
一个多云的天，飘过一块块厚厚的云，遮住了太阳。
她又说：“人都是嘴硬，到了那时候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啦！”
很显然，她看走了眼，并没有把我当做一个病患。这并不奇怪，她是第一次看见我，偏偏我又没穿病号服。当然，有人能拿自己当一个好人看，或多或少让我有一点开心。
我说：“你是刚来工作的？”
她笑了：“我在这儿干了三年啦。”
我说：“是吗，我咋一次也没见过你？”
她说：“前些日子家中有事，没来上班。”
我“哦”了一声。
她问：“你护理谁？”
我一笑：“我护理自己呀。”
她又笑了：“呵呵，你还挺幽默呢。”
就在我们两人没话找话闲聊之间，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风度娴雅地走进大厅，连那个保洁员都不再理我，她转过头，两道直盯盯地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个女人的身影。
平地一声雷，
惊醒梦中人。
我也立刻被这女子吸引住了。毫无疑问，引起我特别关注的焦点，并非是那女人所散发出的特别气质，也不是她所闪现出的那种雍容华贵。当她从我身旁走过的那一刻，我顿觉双眼一亮，就像漆黑的梦中突然升起了一轮红太阳，照亮了我心底处一个尘封的角落。
我终于收回自己的目光，因为那女人不见了身影。
一个曼妙轻盈的身子，缓缓拐进走廊西边尽头的病房。
只听那保洁员轻叹道：“人啊，终究斗不过命。”
如梦惊醒的我，赶紧问：“你认识她？”
保洁员说：“三年前我见过她，那时候才叫一个漂亮呢！”
在上手术台前一天，一位水灵灵的小护士给我净了身。
小护士二十出头，长的白白净净，两眼闪着羞涩的目光，带我走进诊察室。一脸通红的她，声音颤抖，叫我平躺床上，伸出一只麻酥酥的小手，伴着刮刀的“酥酥”声，在我下体游走了片刻。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尴尬、最为难受的时刻。僵硬着身子的我，哗哗地冒一头汗水，随着心脏一下一下的咚咚声，才算走完了手术之前最后一道程序。
第二天早上，家人送我到手术室门前，弄得生死离别似的。
我大声道：“我死不了！”
大哥却不以为然，拉住我的手。
我再说：“我真的死不了！”
大哥再叫道：“我的傻弟弟呀……”
我说：“你千万别这样，有话就说呗。”
大哥这才说：“好，好，你有啥话给清明吗？”
我一听，不高兴了，刚想回应道，我不是还未死呢！
但我立刻住了口，因为刹那间我看见大哥眼里噙着泪花。
我也动了感情，很认真地想了想，想到最终还是摇摇头。
其实，我真不是不想说，只是不知道这时候我该说些啥。
然而在手术室大门关闭的一霎，我眼前闪出二哥的影子。
我顿时激动起来，立马转过头，冲着那扇没有关严的门，厉声喊道：“大哥！万一我走不出这屋，哪天你见到我二哥一定要告诉他一句话，就说我这个傻弟弟很想很想他！”
连我都没料到，一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外涌。
这是我人生中流出的第二次泪水，除了一股酸涩还是一股酸涩。
人们常说，男儿的泪水金不换。但在如今，无论男人和女人，早已经泪腺泛滥，想什么时候流就什么时候流，甭管到了没到伤心之处。只不过那会儿，可怜的我还没来得及拭干那两滴眼泪，便赤条条的如一头猪被搬上手术台，交给了一位叫邵可夫的军医手里。
在麻药还没有发挥作用之时，我非常认真地看着自己的主刀医生。
从面相上看，邵可夫四十二、三岁，瘦高，秃顶，山东人，话音里带着一点老夸味。在麻醉师往我的腰椎注射药物之前，他对我说，要不要你妻子进来看看。当时，我并没有听懂他话里面的意思，就说，现在是割我的身子，又不是割她的身子，叫她进来干啥？
后来，我和高粱红说起过这件事，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待遇。手术室属于生命重地，一律闲人免进。不过，经主刀医生同意的患者家属会被允许进入，我想，这大概是发出去的红包所起的作用，可能有些不好意思的邵军医，他打算以此特权给我的家人一点回报。
不过，有关红包究竟包了多少钱，至死我也没有闹清楚。高粱红说，给了五百元。因为她只给了我大哥五百元。大哥说，一共给了一千元。他说，那个麻醉师一直向他表决心，让他感觉有点过意不去，就从自己兜里掏出五百元，算是给那个麻醉师一个安慰奖。
抛出这个雾里看花的红包之外，我也不清楚手术进行了多长时间。
如今我模模糊糊只记得，一片迷迷茫茫之中，看见邵可夫军医那张模模糊糊的脸，听到他那柔和地声音。他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当时，我十分想对他说声谢谢，而且还想问问，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没事了”这个词是真的吗？但是，全身软绵绵的我，像一根溻了锅的面条，浑身上下没有一个着力点，早没了说出一句话的力气。
等到后来我又知道，我不清楚的严重问题还有一个，只是没一个人会主动告诉我，那才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大问题，因为我的肚皮是咋割开的最后咋缝上的。一言以蔽之，在我病灶的区域内，已经没有什么坏地方可以下刀，那些不该坏的地方几乎一坏到底，即使华佗再世也没啥**毛办法，最后只取下一小旮旯样本，送实验室做个病理证据而已。
这个问题直到我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的女儿清明才对我讲。
那天晚上，她死死拉住我的手说，老爸，你身子骨已没有先前那么结实，求求你，千万别再逞强，每天能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紧接着，她再也控制不住悲伤，声泪俱下地告诉了我实情。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清明看着自己太可怜，她不忍心再向我隐瞒事实真相。
实际上，刚刚做完手术那几天，我对未来还是蛮乐观的，自我感觉良好。
傻傻乎乎的我，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天真地以为命运仍然掌握在我手里，还可以自由支配几年的时光。关于这一点，从我手术后一些出格的表现，完全可以证明我的乐观和淡定。我记得很清楚，在术后第三天就主动张罗下了床，开始在病房里轻微走动。
到了第五天早晨，我勇敢地迈出病房的门，缓步遛达在长长的走廊上。
这是第十层的走廊，冷清、空寂。
我并且知道，第十一层上面是手术室。
十二层是顶层，具体做什么的我不知道。
所以，十层是全院最高的病房。也许因为住的高，我们离天堂就更近一步。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住在这层的病人都是最严重的患者，个个和我得的病一样，全是癌症患者。
癌症就是绝症，人人谈之色变。
死亡虽是最平常的事，却难以平常心。
人人都说天堂美，但鲜有人羡慕向往。
正如极乐世界再乐呵，未见敲锣打鼓者。
住在十层的我，达半月之久，也听到一、二声哭泣，却从未听到过一回笑音，散步在长廊上，看到的是一张张绝望的脸，嗅闻的也是一股绝望的气味，死亡充斥着每个角落。
……
出院前一天，星期天中午。
临床一个年轻病患，母亲和妻子来了，一时抹起泪来。
这情景叫我无法忍受，赶紧走出病房，在走廊大厅遛达。
由于休息日，大厅死一般寂静，一个保洁员悄悄地清擦地面。
忽然，我感觉胸口很闷儿，有点喘不上气的感觉，极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于是，我随手推开面前一扇窗户，却只打开一道十多公分的缝，便让外墙上面的铁护栏给挡住。不撞南墙不回头。虽然我的头没有撞上南墙，但探出外面的手，却让生锈的铁筋涂满了红。
“这么窄的一道缝！”
“三岁小孩也跳不下去。”
我一边揉擦着手一边自言自语。
因声音太大，惊动了工作中的保洁员。
她接过话茬儿说：“这是去年才安上的铁栅栏。”
又说：“一个女人从那跳下去，留下一个四岁的女孩。”
看来这又是一个爱说话的老娘们，和我一块扫马路的黄大姐差不多，身子又高又胖。黄大姐是个直性子，想说话时就憋不住自己的嘴，比原来我单位的大胖娘们更胜一筹，人家那是下面忙活儿也堵不住上面那张嘴。由此推论，心直口快天地宽，体肥腰粗啥都行。
我故意戏弄说：“你不会以为我要跳下去吧？”
她瞄我一眼说：“那可说不准，人都是一念之差。”
我没回上话，只好嘿嘿一笑，再往窗外望了望。
一个多云的天，飘过一块块厚厚的云，遮住了太阳。
她又说：“人都是嘴硬，到了那时候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啦！”
很显然，她看走了眼，并没有把我当做一个病患。这并不奇怪，她是第一次看见我，偏偏我又没穿病号服。当然，有人能拿自己当一个好人看，或多或少让我有一点开心。
我说：“你是刚来工作的？”
她笑了：“我在这儿干了三年啦。”
我说：“是吗，我咋一次也没见过你？”
她说：“前些日子家中有事，没来上班。”
我“哦”了一声。
她问：“你护理谁？”
我一笑：“我护理自己呀。”
她又笑了：“呵呵，你还挺幽默呢。”
就在我们两人没话找话闲聊之间，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风度娴雅地走进大厅，连那个保洁员都不再理我，她转过头，两道直盯盯地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个女人的身影。
平地一声雷，
惊醒梦中人。
我也立刻被这女子吸引住了。毫无疑问，引起我特别关注的焦点，并非是那女人所散发出的特别气质，也不是她所闪现出的那种雍容华贵。当她从我身旁走过的那一刻，我顿觉双眼一亮，就像漆黑的梦中突然升起了一轮红太阳，照亮了我心底处一个尘封的角落。
我终于收回自己的目光，因为那女人不见了身影。
一个曼妙轻盈的身子，缓缓拐进走廊西边尽头的病房。
只听那保洁员轻叹道：“人啊，终究斗不过命。”
如梦惊醒的我，赶紧问：“你认识她？”
保洁员说：“三年前我见过她，那时候才叫一个漂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