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之所以称为奇迹，因为它不经常发生。
我身上的奇迹并不多，正如我从事的工作一样。
我一生干过两项长久的工作，一是电焊工，二是扫马路。
电焊是我学过的唯一手艺，其水准还能跑一趟鱼尾纹，属于赖了吧唧那个层次。扫马路则属于迫不得已，却没想到干着干着，竟然一连干了十几年。如此看来，这个活儿还真对我的脾气，连已经退休在家赋闲的二姐夫也十分肯定说，我比他更适合干这项工作。我想，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重大变故，或许我能扫到二零一六，圆满的熬到我法定退休年龄。
绞尽脑汁白了毛，
枉费心机搭了命。
这世界上，从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那万物复苏的美丽季节，我患上致命疾病——肝癌。
常言道，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我这人一贯毒舌，自然是口业孽恶深重。不说从前那些丢人现脸的糗事，也不说小时候那些没**儿的坏事，单说我这次遇见胡卫东以后，本来就没有啥感觉的我，竟然因为他的几句闲话，惹得我妒火高烧、牢骚满腹，以至于发展到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连好几天都没缓过劲儿，天天骂，不断嘴，不但骂了他八辈祖宗，只差一点就去掘人家的祖坟。
毛主席诗赋：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看看，毛主席写得多好啊！牢骚太盛肠必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只可惜，我这个傻子领悟的太晚啦！身陷生死一线间的我，老人家这些劝勉的宽心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的血液快要凝固了，跟昆明池一样露出干涸的河床。而且，更让我感到忿忿不平是，那些芸芸众生都活得好好的，充满阳光雨露，滋润的如富春江波光粼粼。
尽管如此，我还未完全丧失理智。
在第二次会诊时，我拦住了高粱红。
她说：“咋不让我进？”
我说：“是我看病，你进来干啥？”
那会儿，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期待着奇迹发生。
不过，现实总是残酷无情，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奇迹。
待我走出诊室，高粱红急忙迎上来。
她问：“医生都说啥？”
我说：“没说啥，告诉我准备住院。”
她一听，夺过我手中病历本，转身走进诊室。
过一会儿，她慌慌张张走出来，呆呆地望着我，看了好半天。
“咋办呢？”
“咋办呢？”
她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能咋办？”
“等死呗。”
我无精打采地替她回答。
实际上我还想愤怒地说，我走了正合你心意，今天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明天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不过我立刻收住了话口。一想到我死后，他们堂而皇之躺在我睡过的床上，把本应该我干的活儿都承包了，这简直叫我痛不欲生，顿生一种“心有不甘”的味道。
一想到这，我的脑袋嗡地一声，连个屁也没放出来，顿如霜打的紫茄子，没有一点精神气，耷拉个大脑袋，挪着铅一样沉重的脚步，默默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医院大门。
……
走出大门容易，
再想进大门难。
思维简单的我只知道，我们这座城市失业下岗的工人最多。
但我却不知道住院治病的人也一样多，且和我一样患有重病。
我很纳闷儿，咋有这么多人染上这种怪病。我人坏，没有口德，一生中干了不少缺德的事，偷看红心的小屁股，写“反动标语”，扒眼偷窥，猥亵妇女，睡师傅的媳妇，用人家大姑娘身子，丧尽天良，理应得到报应。只是我想不通，天底下的人都同我一样坏吗？
然而，不管坏人还是好人，患病死亡是他们最后的共同之路。
人一旦得了病，只有去医院一个地方。于是，医院成了香饽饽。我傻子一个，既不认识哪个院长、也不熟悉什么科主任，只有等着排号入院。排号还是一件小事，早一天晚一天总能排上，要是没钱就不行了，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我现偷现抢也没那个体格。
自从我买断工龄下岗后，连一天养老保险金也没缴纳，就别提每月医疗保险费。不是我不想交，我挣的那点钱仅够填饱肚子。高粱红也不挣钱，应了我娘那句话，没户口，又没有工作，唯一给苟一仁卖化妆品时，算是弄了几个钱，也是我戴着一顶绿帽子换来的。
如今没了企业管我，更没了组织罩着，好歹我还有几个穷亲戚。
这天晚上，又和我小时候“犯事”时情形一样，大姐、二姐、大哥三家人如约而至。虽然佑护我的老娘不在人世，杳无音信的二哥也不能赶到现场，但这丝毫不妨碍家人对我的特殊关心和照顾，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将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后一次家庭会议。
这是一次特殊会议，毕竟生死有别，大家顾忌我的感受，背着我曲曲。
我说：“你们随便说，我是个傻子，听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
尽管如此，大家首先谈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关于这事告诉不告诉清明。
但我不想让清明分心，立刻一锤定音：“要是告诉清明我就不做这个手术。”
当然，下一个问题才是实质，事关手术费的分担，大家不由沉默起来。
我心里很清楚，我们一家都是安分守己的人。这年月，老实人大多是穷人。穷人家积攒的一点钱财，大多靠口挪肚攒，不容易，割谁身上的肉谁都疼。一时间，我心乱如麻，感觉很狼狈、很丢脸，五十多岁的人，还麻烦比我岁数更大的人，来为这个大傻子操心。
稍后，大姐夫先开口说话。他还是那个老样子，讲话面面俱到、不厌其烦，一条一条的罗列各项必须的花销。比如，手术、医药费多少钱，手术医生和麻醉师的红包多少钱，家里人吃饭和护理的费用需要多少钱。待他一项一项计算下来，至少需要五、六万块。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这不是要我小命吗？！
我立刻大叫：“不治啦！”
大姐夫劝慰我说：“我们不是不拿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我失落极了，悲观地说：“治也是死马当做活马医，末了闹得人财两空！”
也许我这句话太沉重，大家相视一眼，都不吱声。急性子的二姐，她捅一下二姐夫，让他表个态。现在咱家就属二姐夫最牛逼，因为人家是事业单位职工，每个月退休金就两千多块，赶上大姐夫的好几倍。人一旦有了钱，腰杆子便硬了起来，说话也是底气十足。
只听他说：“我看这样吧，医药费我家出一半，剩下的各家均摊吧。”
一座大山爬过一半，相当于拨开乌云见太阳，大姐马上接话说：“就照小王说的办，剩下的我和福柱两家各出一半，至于那些零碎花销的钱就由憨弟俩口子再想想办法吧。”
大姐夫拍板说：“就这么定了，再差个千八百的我和你大姐给解决。”
感激涕零的高粱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起来，如果不是大嫂扶她一把，她当即就跪在地上，哽咽说：“这些钱我一定会还的，我这辈子还不上，将来就叫清明她来还。”
我身上的奇迹并不多，正如我从事的工作一样。
我一生干过两项长久的工作，一是电焊工，二是扫马路。
电焊是我学过的唯一手艺，其水准还能跑一趟鱼尾纹，属于赖了吧唧那个层次。扫马路则属于迫不得已，却没想到干着干着，竟然一连干了十几年。如此看来，这个活儿还真对我的脾气，连已经退休在家赋闲的二姐夫也十分肯定说，我比他更适合干这项工作。我想，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重大变故，或许我能扫到二零一六，圆满的熬到我法定退休年龄。
绞尽脑汁白了毛，
枉费心机搭了命。
这世界上，从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那万物复苏的美丽季节，我患上致命疾病——肝癌。
常言道，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我这人一贯毒舌，自然是口业孽恶深重。不说从前那些丢人现脸的糗事，也不说小时候那些没**儿的坏事，单说我这次遇见胡卫东以后，本来就没有啥感觉的我，竟然因为他的几句闲话，惹得我妒火高烧、牢骚满腹，以至于发展到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连好几天都没缓过劲儿，天天骂，不断嘴，不但骂了他八辈祖宗，只差一点就去掘人家的祖坟。
毛主席诗赋：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看看，毛主席写得多好啊！牢骚太盛肠必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只可惜，我这个傻子领悟的太晚啦！身陷生死一线间的我，老人家这些劝勉的宽心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的血液快要凝固了，跟昆明池一样露出干涸的河床。而且，更让我感到忿忿不平是，那些芸芸众生都活得好好的，充满阳光雨露，滋润的如富春江波光粼粼。
尽管如此，我还未完全丧失理智。
在第二次会诊时，我拦住了高粱红。
她说：“咋不让我进？”
我说：“是我看病，你进来干啥？”
那会儿，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期待着奇迹发生。
不过，现实总是残酷无情，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奇迹。
待我走出诊室，高粱红急忙迎上来。
她问：“医生都说啥？”
我说：“没说啥，告诉我准备住院。”
她一听，夺过我手中病历本，转身走进诊室。
过一会儿，她慌慌张张走出来，呆呆地望着我，看了好半天。
“咋办呢？”
“咋办呢？”
她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能咋办？”
“等死呗。”
我无精打采地替她回答。
实际上我还想愤怒地说，我走了正合你心意，今天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明天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不过我立刻收住了话口。一想到我死后，他们堂而皇之躺在我睡过的床上，把本应该我干的活儿都承包了，这简直叫我痛不欲生，顿生一种“心有不甘”的味道。
一想到这，我的脑袋嗡地一声，连个屁也没放出来，顿如霜打的紫茄子，没有一点精神气，耷拉个大脑袋，挪着铅一样沉重的脚步，默默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医院大门。
……
走出大门容易，
再想进大门难。
思维简单的我只知道，我们这座城市失业下岗的工人最多。
但我却不知道住院治病的人也一样多，且和我一样患有重病。
我很纳闷儿，咋有这么多人染上这种怪病。我人坏，没有口德，一生中干了不少缺德的事，偷看红心的小屁股，写“反动标语”，扒眼偷窥，猥亵妇女，睡师傅的媳妇，用人家大姑娘身子，丧尽天良，理应得到报应。只是我想不通，天底下的人都同我一样坏吗？
然而，不管坏人还是好人，患病死亡是他们最后的共同之路。
人一旦得了病，只有去医院一个地方。于是，医院成了香饽饽。我傻子一个，既不认识哪个院长、也不熟悉什么科主任，只有等着排号入院。排号还是一件小事，早一天晚一天总能排上，要是没钱就不行了，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我现偷现抢也没那个体格。
自从我买断工龄下岗后，连一天养老保险金也没缴纳，就别提每月医疗保险费。不是我不想交，我挣的那点钱仅够填饱肚子。高粱红也不挣钱，应了我娘那句话，没户口，又没有工作，唯一给苟一仁卖化妆品时，算是弄了几个钱，也是我戴着一顶绿帽子换来的。
如今没了企业管我，更没了组织罩着，好歹我还有几个穷亲戚。
这天晚上，又和我小时候“犯事”时情形一样，大姐、二姐、大哥三家人如约而至。虽然佑护我的老娘不在人世，杳无音信的二哥也不能赶到现场，但这丝毫不妨碍家人对我的特殊关心和照顾，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将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后一次家庭会议。
这是一次特殊会议，毕竟生死有别，大家顾忌我的感受，背着我曲曲。
我说：“你们随便说，我是个傻子，听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
尽管如此，大家首先谈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关于这事告诉不告诉清明。
但我不想让清明分心，立刻一锤定音：“要是告诉清明我就不做这个手术。”
当然，下一个问题才是实质，事关手术费的分担，大家不由沉默起来。
我心里很清楚，我们一家都是安分守己的人。这年月，老实人大多是穷人。穷人家积攒的一点钱财，大多靠口挪肚攒，不容易，割谁身上的肉谁都疼。一时间，我心乱如麻，感觉很狼狈、很丢脸，五十多岁的人，还麻烦比我岁数更大的人，来为这个大傻子操心。
稍后，大姐夫先开口说话。他还是那个老样子，讲话面面俱到、不厌其烦，一条一条的罗列各项必须的花销。比如，手术、医药费多少钱，手术医生和麻醉师的红包多少钱，家里人吃饭和护理的费用需要多少钱。待他一项一项计算下来，至少需要五、六万块。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这不是要我小命吗？！
我立刻大叫：“不治啦！”
大姐夫劝慰我说：“我们不是不拿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我失落极了，悲观地说：“治也是死马当做活马医，末了闹得人财两空！”
也许我这句话太沉重，大家相视一眼，都不吱声。急性子的二姐，她捅一下二姐夫，让他表个态。现在咱家就属二姐夫最牛逼，因为人家是事业单位职工，每个月退休金就两千多块，赶上大姐夫的好几倍。人一旦有了钱，腰杆子便硬了起来，说话也是底气十足。
只听他说：“我看这样吧，医药费我家出一半，剩下的各家均摊吧。”
一座大山爬过一半，相当于拨开乌云见太阳，大姐马上接话说：“就照小王说的办，剩下的我和福柱两家各出一半，至于那些零碎花销的钱就由憨弟俩口子再想想办法吧。”
大姐夫拍板说：“就这么定了，再差个千八百的我和你大姐给解决。”
感激涕零的高粱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起来，如果不是大嫂扶她一把，她当即就跪在地上，哽咽说：“这些钱我一定会还的，我这辈子还不上，将来就叫清明她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