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夏来。
秋走冬到。
屌毛事儿没发生的太平日子，一天天过去的就是快。
又一个转眼之间，世界变得更小，俨然变成一个村落。
我的祖国这个最大居民组，变化最神速，一座座大厦拔地而起。
我家变化最大的是清明，她已长成一个大姑娘，和二哥一样考入京城大学。
唯一没变的是，在逝去的每天中，我的梦想始终是一个梦想，不想看的人不请自来，想见的人却未曾出现过一次。天道虽酬勤，却一点不怜悯我。可怜巴巴的我，就像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春天把希望种在地上，秋天时却颗粒无收，连一场空欢喜都没有到来过。
尽管如此，倔强的我依旧认为，人始终生活在自己的感觉里。
这句话我曾经重复很多遍，不妨再多说这一次。然而，那种强烈炫目、叫人窒息、又难以忘怀的美好感觉，总是令人失望的存留在愉悦地一瞬间，你怎么抓也抓不住，眼睁睁地从我手边溜走。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人生也不过如此，终日沉浸于种种念头之中，以至于行动也受之控制。毫无意外，一旦等到了没有感觉那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就随之终止。
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生灵千万种，每一个生命都有一种活法。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顽固地活了几十年，赖于我有一个生存的小窍门，始终把生命的感觉寄托在一个莫须有的目标上。比如小时候，我曾经一门心思的爱恋着红心，直到小铁梅——陈雅敏出现后才算告一段落。尽管那时我隐约感觉到，自己这个目标永远不会达到，但并不妨碍我依然愿意为此而幻想着。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充实我那个时常空白的大脑。即使时至今日，我已经老了，快到了老痴卡巴眼的我，追求美好感觉的那颗心仍然没有变。
比如，我一直幻想着某一天遇见胡卫东市长，并为此而坚持不懈地蹲守着。
……
后来我想：
世上的人，
都是傻子。
没有最傻，
只有更傻。
黄大姐算得上一个小傻，天天见我这个大傻、傻呵呵地盯着这条马路，她很疑惑，不知道我看啥，又不好意思问我，就躲在远远的地方瞄着我，有时还会偷偷一笑。我知道，好事坏事都架不住这么耗着，一旦耗个天长日久，也会把一个比我尖点的人耗蒙灯喽。
记得有一天，黄大姐蔫悄儿走到我身边。
她问：“大兄弟看啥呢？”
我站起来，笑笑，蹦出三字：“瞎看呗。”
她有一点迷茫，反问：“瞎看？”
我嘿嘿一笑，说：“是啊，不行吗？”
她说：“行啊！但瞎看也得有个瞎看的理由。”
我不解了，反问：“难道我们的眼睛不都是瞎看吗？”
她一愣，无奈地摇摇头：“你在这儿瞎看吧，我下班回家喽。”
我望着她的背影，也晃晃头，又无奈地嘿嘿一笑。
……
再后来的后来，
时间继续向前走，
又一个春去夏来，
又一个秋去冬到。
早已经习惯这一切的黄大姐，再次忍不住好奇。
“李福国！”
她走到我身边，瞪着两大眼珠叫喊。
“你喊啥？”
吓一跳的我，一激灵儿，几乎蹦起来。
她嘎嘎地笑了。
我也嘿嘿笑了。
她说：“今个儿你必须告诉我，你究竟在看啥？”
我一如既往说：“我能看啥，不就是一个瞎看嘛。”
她说：“让我怎么说你呢小李同志，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人，春天算你看风景，夏天算你要乘凉，秋天算你散散心，可都过去了好几个寒冬腊月，你小子儿还瞎看啥？”
我说：“人最可贵的是不变初心，想看领导同志呗。”
她先一怔，然后摇摇头，笑一笑，还轻推我一下：“别和我撒谎了，自从我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天天说要看领导，究竟是一个啥样的大领导？你从来没有吐出过一个字来。”
我问：“没跟你说过吗？”
她说：“我知道了还会问？”
我说：“呵呵，看咱们的市领导呗。”
她又愣住了：“啥？看市领导？”
我说：“是啊，他们不是天天在这儿通过吗？”
只听她“哏喽”一声，嗓子眼像被啥东西噎住了，使劲地往肚子里一咽，过一会儿，憋在肚子里面的气流才通上来，接着，她一阵哈哈大笑，忍不住还擦一把呛出来的眼泪。
我说：“有这么好笑吗？”
她说：“太可笑啦！太可笑啦！我说小李呀、小李，你姐夫和我说你缺一根弦，我那会儿还有点不信，但这一回我算是信了，你缺的可不是一根弦，起码要缺四根弦。”
我问：“这咋说？是哪四根弦？”
她呵呵说：“三根弦是靠山，五根弦是福分，你就剩下一根死（四）心眼的弦！”
我说：“难道我想看看领导也有错吗？”
她说：“回家看电视呗，隔三差五就有领导在那上面露头。”
我说：“荧屏上的人我看不清楚。”
她说：“咋不清楚，连几根眉毛都分得清。”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你啥意思？”
我说：“你说啥意思？我就是想看看站在眼前的真人。”
她说：“你小子儿站这儿慢慢看吧，领导这工夫正搂着小娘们睡觉呢！”
说完，她又指点一下我，颤抖着胖乎乎的身躯走开了。
我认真想了想，觉得黄大姐说的没错，绝对是一个真理。看看现在才几点，刚刚到早上六点钟。也就是说，我扫完马路这个时间，应该是日理万机的领导睡得正香的时候。
我断定，如果单单从这一点上看，那么我起码要缺三根弦。
一根弦断在了那妩媚的春天中，一根弦折在了那炎热的夏天里，一根弦裂在了那缠绵的秋雨之中。至于眼前这个冬天就不用计算在内，因为更加寒冷的日子才刚刚降临。
……
毛主席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不过，这是一个少雪的冬天。
在这个干冷干冷的冬季，我开始学乖了，没有再缺第四根弦，傻逼呵呵地站立在冰冷的空气中，像盼自己儿女一样盼领导，期冀着某一天的某一刻，再一次邂逅我的小冤家——胡卫东。我一点不怕别人笑话，因为我曾经跟一个白痴似的，甚至已经拟好了和他见面时对话的台词。但最终结果证明我就是一个真正的白痴，在冬日里大白天又做了一枕黄粱梦。
做梦也罢，不做梦也好，生活还得继续，每天都需要吃饭。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喝一口水也需要钱，我最需要的就是钱。
人常说：
人无外财不富，
马不吃夜草不肥。
在我负责这段小路上，虽然不长，却摆了八个垃圾桶。长年累月的工作，早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每扫到一个垃圾桶前，我都会停下脚步，先瞥眼周围，再往里面好好瞄一会儿。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傍水吃水。我期盼从垃圾堆里侥幸捡个三瓜两枣。
一天早晨，我扫到第八个垃圾桶，老天突降一个小福。
在花花绿绿、飘着腐臭的垃圾上面，一个黑皮包赫然在目。
我眼睛一亮，在没拿起皮包之前，还特意压抑一下心中的喜悦。
欢喜的原因有二。第一，这是我今早踅摸最后的一个垃圾桶，备不住那里面装着我人生最后一桶金。第二，第八是一个多么吉祥的数字，想发财，要八（发）八（发）嘛！
祖国的人们事多，所以一向讲究多，有关“八”字的故事也不少。
据人说，广东有一个大富豪，家财过亿，一日被绑，但是宁死不付赎金。绑匪拿之无可奈何，欲撕票。富豪一听，便立刻哀求道：再给我一分钟时间吧。绑匪大喜，遂等。一分钟马上过去了。富豪急忙说：请你们快点动手吧，要不然就迟啦！绑匪大惑不解，忙问：什么迟了？富豪看看墙上的挂钟，平静地说：赶在八点死了吉利，去了那边也是死发！
佛也曾告诉说，彼佛寿量，非以算计比喻之所能知。
只是我命里犯一个穷字，没有那个到死还能大发的好运。
所以，待我激动十分地打开皮包一看，那颗喜悦的心顿时就凉了一半。包里除了一沓花花绿绿的票据，还有一本两指厚的书，和一盒写着洋文印着一对**美女的小套套。
我先拿出这东西一看，居然还未开封，便揣进兜里。
我想这是一个好东西，现在我还能用得上。自从高粱红成了一只出墙的红杏以后，我使用她的次数大为减少。但是月满则盈，水满则溢。苦于我身边没有拾遗补缺的人选，每当赶上喷薄欲发之时，我还得骑在她身上以解燃眉之急。只是每次行动之前，我理所当然的采取必要措施，倒不是怕高粱红再次受孕，而是怕我的家什器沾着苟一仁那点残渣余孽。
我翻检到最后，在扔掉黑皮包的同时，还留下那本厚厚的书。
读闲书始终是我一生的最爱，我舍不得把飘着铅香的书扔进垃圾桶。况且，这本书的名字非常醒目，十分吸引眼球，叫《新高层伟人春秋》。我当时就翻了翻，一看，还是香港那地方出版。近些年来，很多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宫廷秘闻”，大多都是从这一类书里流传出来的。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也读那么一点，不管这事挨不挨边，先过一过眼福再说。
秋走冬到。
屌毛事儿没发生的太平日子，一天天过去的就是快。
又一个转眼之间，世界变得更小，俨然变成一个村落。
我的祖国这个最大居民组，变化最神速，一座座大厦拔地而起。
我家变化最大的是清明，她已长成一个大姑娘，和二哥一样考入京城大学。
唯一没变的是，在逝去的每天中，我的梦想始终是一个梦想，不想看的人不请自来，想见的人却未曾出现过一次。天道虽酬勤，却一点不怜悯我。可怜巴巴的我，就像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春天把希望种在地上，秋天时却颗粒无收，连一场空欢喜都没有到来过。
尽管如此，倔强的我依旧认为，人始终生活在自己的感觉里。
这句话我曾经重复很多遍，不妨再多说这一次。然而，那种强烈炫目、叫人窒息、又难以忘怀的美好感觉，总是令人失望的存留在愉悦地一瞬间，你怎么抓也抓不住，眼睁睁地从我手边溜走。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人生也不过如此，终日沉浸于种种念头之中，以至于行动也受之控制。毫无意外，一旦等到了没有感觉那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就随之终止。
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生灵千万种，每一个生命都有一种活法。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顽固地活了几十年，赖于我有一个生存的小窍门，始终把生命的感觉寄托在一个莫须有的目标上。比如小时候，我曾经一门心思的爱恋着红心，直到小铁梅——陈雅敏出现后才算告一段落。尽管那时我隐约感觉到，自己这个目标永远不会达到，但并不妨碍我依然愿意为此而幻想着。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充实我那个时常空白的大脑。即使时至今日，我已经老了，快到了老痴卡巴眼的我，追求美好感觉的那颗心仍然没有变。
比如，我一直幻想着某一天遇见胡卫东市长，并为此而坚持不懈地蹲守着。
……
后来我想：
世上的人，
都是傻子。
没有最傻，
只有更傻。
黄大姐算得上一个小傻，天天见我这个大傻、傻呵呵地盯着这条马路，她很疑惑，不知道我看啥，又不好意思问我，就躲在远远的地方瞄着我，有时还会偷偷一笑。我知道，好事坏事都架不住这么耗着，一旦耗个天长日久，也会把一个比我尖点的人耗蒙灯喽。
记得有一天，黄大姐蔫悄儿走到我身边。
她问：“大兄弟看啥呢？”
我站起来，笑笑，蹦出三字：“瞎看呗。”
她有一点迷茫，反问：“瞎看？”
我嘿嘿一笑，说：“是啊，不行吗？”
她说：“行啊！但瞎看也得有个瞎看的理由。”
我不解了，反问：“难道我们的眼睛不都是瞎看吗？”
她一愣，无奈地摇摇头：“你在这儿瞎看吧，我下班回家喽。”
我望着她的背影，也晃晃头，又无奈地嘿嘿一笑。
……
再后来的后来，
时间继续向前走，
又一个春去夏来，
又一个秋去冬到。
早已经习惯这一切的黄大姐，再次忍不住好奇。
“李福国！”
她走到我身边，瞪着两大眼珠叫喊。
“你喊啥？”
吓一跳的我，一激灵儿，几乎蹦起来。
她嘎嘎地笑了。
我也嘿嘿笑了。
她说：“今个儿你必须告诉我，你究竟在看啥？”
我一如既往说：“我能看啥，不就是一个瞎看嘛。”
她说：“让我怎么说你呢小李同志，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人，春天算你看风景，夏天算你要乘凉，秋天算你散散心，可都过去了好几个寒冬腊月，你小子儿还瞎看啥？”
我说：“人最可贵的是不变初心，想看领导同志呗。”
她先一怔，然后摇摇头，笑一笑，还轻推我一下：“别和我撒谎了，自从我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天天说要看领导，究竟是一个啥样的大领导？你从来没有吐出过一个字来。”
我问：“没跟你说过吗？”
她说：“我知道了还会问？”
我说：“呵呵，看咱们的市领导呗。”
她又愣住了：“啥？看市领导？”
我说：“是啊，他们不是天天在这儿通过吗？”
只听她“哏喽”一声，嗓子眼像被啥东西噎住了，使劲地往肚子里一咽，过一会儿，憋在肚子里面的气流才通上来，接着，她一阵哈哈大笑，忍不住还擦一把呛出来的眼泪。
我说：“有这么好笑吗？”
她说：“太可笑啦！太可笑啦！我说小李呀、小李，你姐夫和我说你缺一根弦，我那会儿还有点不信，但这一回我算是信了，你缺的可不是一根弦，起码要缺四根弦。”
我问：“这咋说？是哪四根弦？”
她呵呵说：“三根弦是靠山，五根弦是福分，你就剩下一根死（四）心眼的弦！”
我说：“难道我想看看领导也有错吗？”
她说：“回家看电视呗，隔三差五就有领导在那上面露头。”
我说：“荧屏上的人我看不清楚。”
她说：“咋不清楚，连几根眉毛都分得清。”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你啥意思？”
我说：“你说啥意思？我就是想看看站在眼前的真人。”
她说：“你小子儿站这儿慢慢看吧，领导这工夫正搂着小娘们睡觉呢！”
说完，她又指点一下我，颤抖着胖乎乎的身躯走开了。
我认真想了想，觉得黄大姐说的没错，绝对是一个真理。看看现在才几点，刚刚到早上六点钟。也就是说，我扫完马路这个时间，应该是日理万机的领导睡得正香的时候。
我断定，如果单单从这一点上看，那么我起码要缺三根弦。
一根弦断在了那妩媚的春天中，一根弦折在了那炎热的夏天里，一根弦裂在了那缠绵的秋雨之中。至于眼前这个冬天就不用计算在内，因为更加寒冷的日子才刚刚降临。
……
毛主席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不过，这是一个少雪的冬天。
在这个干冷干冷的冬季，我开始学乖了，没有再缺第四根弦，傻逼呵呵地站立在冰冷的空气中，像盼自己儿女一样盼领导，期冀着某一天的某一刻，再一次邂逅我的小冤家——胡卫东。我一点不怕别人笑话，因为我曾经跟一个白痴似的，甚至已经拟好了和他见面时对话的台词。但最终结果证明我就是一个真正的白痴，在冬日里大白天又做了一枕黄粱梦。
做梦也罢，不做梦也好，生活还得继续，每天都需要吃饭。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喝一口水也需要钱，我最需要的就是钱。
人常说：
人无外财不富，
马不吃夜草不肥。
在我负责这段小路上，虽然不长，却摆了八个垃圾桶。长年累月的工作，早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每扫到一个垃圾桶前，我都会停下脚步，先瞥眼周围，再往里面好好瞄一会儿。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傍水吃水。我期盼从垃圾堆里侥幸捡个三瓜两枣。
一天早晨，我扫到第八个垃圾桶，老天突降一个小福。
在花花绿绿、飘着腐臭的垃圾上面，一个黑皮包赫然在目。
我眼睛一亮，在没拿起皮包之前，还特意压抑一下心中的喜悦。
欢喜的原因有二。第一，这是我今早踅摸最后的一个垃圾桶，备不住那里面装着我人生最后一桶金。第二，第八是一个多么吉祥的数字，想发财，要八（发）八（发）嘛！
祖国的人们事多，所以一向讲究多，有关“八”字的故事也不少。
据人说，广东有一个大富豪，家财过亿，一日被绑，但是宁死不付赎金。绑匪拿之无可奈何，欲撕票。富豪一听，便立刻哀求道：再给我一分钟时间吧。绑匪大喜，遂等。一分钟马上过去了。富豪急忙说：请你们快点动手吧，要不然就迟啦！绑匪大惑不解，忙问：什么迟了？富豪看看墙上的挂钟，平静地说：赶在八点死了吉利，去了那边也是死发！
佛也曾告诉说，彼佛寿量，非以算计比喻之所能知。
只是我命里犯一个穷字，没有那个到死还能大发的好运。
所以，待我激动十分地打开皮包一看，那颗喜悦的心顿时就凉了一半。包里除了一沓花花绿绿的票据，还有一本两指厚的书，和一盒写着洋文印着一对**美女的小套套。
我先拿出这东西一看，居然还未开封，便揣进兜里。
我想这是一个好东西，现在我还能用得上。自从高粱红成了一只出墙的红杏以后，我使用她的次数大为减少。但是月满则盈，水满则溢。苦于我身边没有拾遗补缺的人选，每当赶上喷薄欲发之时，我还得骑在她身上以解燃眉之急。只是每次行动之前，我理所当然的采取必要措施，倒不是怕高粱红再次受孕，而是怕我的家什器沾着苟一仁那点残渣余孽。
我翻检到最后，在扔掉黑皮包的同时，还留下那本厚厚的书。
读闲书始终是我一生的最爱，我舍不得把飘着铅香的书扔进垃圾桶。况且，这本书的名字非常醒目，十分吸引眼球，叫《新高层伟人春秋》。我当时就翻了翻，一看，还是香港那地方出版。近些年来，很多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宫廷秘闻”，大多都是从这一类书里流传出来的。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也读那么一点，不管这事挨不挨边，先过一过眼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