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明那这么低的税率，国库的钱财应付正常的政府开支是足够的，但一旦遇到动乱、打仗怎么办呢？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办法。
有明一代，人丁数最多为1000多万户，人丁银为140万左右，不管是占正赋2100万的比例，还是加了三饷4100万后的比例来看，都只是一个零头。
明末最大的负担来自田赋，而人丁，从洪武之后基本没涨过，逃税严重，明朝官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人丁银聊胜于无。
明末崇祯十四年间，农税2000多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合计财税收入万两，从构成来看，明朝的崇祯年间财政主要依赖农税，占总收入的78.4%。
明朝税收以实物税为主，虽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税法。但是到了崇祯十四年间也只有白银800多万两，其余为米2000多万石、麦580多万石，合计米麦2500多万石，草1300多万束/包、丝绵320万两、白麻12万斤、棉花25万斤、绢25万匹、棉布18万匹、钞6500多万贯、钱8200多万文、茶叶20多万斤、胆矾22万斤、铁44.8万斤，纸120万张，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
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才区区二三百万两，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崇祯年间，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诉崇祯，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而“苏松重赋”是晚明人们的共识，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
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苏松重赋”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但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内阁成员共3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边倒”的地域构成，导致了江南人掌握决策权、话语权。
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下刑部提问，并且提出：“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王锡爵、钱士升所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代表着江南士大夫的一贯态度：一旦损害到江南地区经济利益时，即群起反对。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护江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显然不顾全局利益。
而大明内阁反过来逼着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税之外再征收杂税。比如和辽东后金打仗，就征辽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就收剿饷，要练兵，就收练饷。大明内阁的官员们对老百姓讲，我没有随意提高税率啊！我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暂时性的多收一点钱罢了，当然，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另说了。当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着鼻子稀里糊涂的认下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明代末期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在田赋之上另加三饷，称三饷加派或额外提编。三饷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则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辽饷加派。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辽饷5厘，前后三次，每亩计加征9厘。崇祯时又有助饷（每亩田赋银1两加征1钱）、均输（每亩田加征1分4厘）、剿饷（每亩田加6分，专为镇压农民起义用）、练饷（每亩田加征银1分，全国要加足734万两）。其中以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为主要附加。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而这两千一百万并不全是田赋，属于田赋的，为辽饷650万剿饷280万练饷481万，合计1400万田赋。也就是说，加入了三饷后的田赋岁入，为2100+1400=3500万两。
崇祯明白自从加了三饷在赋税上，现在是，征无可争，大明朝已经是狼烟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祯十五年初，大明的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户部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
此刻的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听着大学士陈演吐出两个字，“厘金。”崇祯忽然泄气了。崇祯还以大学士陈演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崇祯皇帝大概，也许，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写到的，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对过往商船征收赋税所收起的赋税，那有多少。
记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给他的奏折上，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一年才区区的商税银37350两，明面上才有40000两不到的银子，这是最最忠心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所奏。“黄江税厂“是广东最大的税厂，崇祯以为指挥使骆养性就算贪一点，“黄江税厂“，能有个50000两银子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这次来到广东，在广州府上了岸就立即指派精兵强将奔袭肇庆府展开清查行动，很快就把黄江税厂收税小吏的不法行为弄得一清二楚。
比如，少报货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税，税厂得回扣；比如税厂向商家加收税款，加收的钱不上报，装进私人口袋；比如收税小吏让商人出钱给自己的上级送规礼，一送就是一千、甚至一万两银子……
接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的锦衣卫又调查了黄江税厂和梧关税厂，锦衣卫们一共收缴了数额达到近30万两银子。然而，指挥使骆养性写的奏折里面，给崇祯皇帝汇报时却故意隐瞒这笔收入，就说查无此事。
只是，“黄江税厂“，的商税银从37350两，增加到了40000两不到的银子，多了2000千来两银子。这可算指挥使骆养性稽查有功，回到京师，崇祯皇帝还要论功行赏了。
为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崇祯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这个时候，大学士陈演发明的新税种：厘金。（朱浩大少爷跟曹明府讲过，要救大明非得用厘金之策才能力挽狂澜，于是曹明府细心的听朱浩大少爷讲起了厘金之策，他还举一反三，扩大的厘金的范畴，朱浩大少爷微微笑着看着曹明府，实际上朱浩没安好心啊！）
厘金其实就是大明变种的商业税。
怎么个收法呢？
大学士陈演在乾清宫御书房内打开一幅画，上面是曹明府画的图例。大学士陈演手舞足蹈得指着画上图例对崇祯皇帝和一帮大臣们讲。
“比如你谢升要做生意，在甲地收购了一批货物，刚装上车，好，就有收厘金税的来了，这叫“起厘”。你谢升交了起厘钱，运着货物出发了，我算了一下，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看你运货运得多远，货物的价值，详细商人运货厘金的列表我已经呈报圣上。80里交官道的过路费。来到目的地，你谢升还要交“落地厘”。当然，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是我的学生曹雅兴计算的出来的。陛下以为如何！“
首辅周延儒聚精会神的听看大学士陈演的画上图例，抬起头这才现在，崇祯正看着太监王承恩送过去的一本册子，应该就是曹雅兴得“商人运货的厘金列表”。
崇祯看的入迷，突然大学士陈演没了声音，他头也不抬，就说了一个字，“讲。”
大学士陈演就继续讲着第二幅图例，“以往，我大明两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个税场，印信较简单，通常开个条子上面盖上印章就可成为‘交’税的凭证，‘交’税者则在衙门征税官的账册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来就给那些衙门征税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未完待续。)
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办法。
有明一代，人丁数最多为1000多万户，人丁银为140万左右，不管是占正赋2100万的比例，还是加了三饷4100万后的比例来看，都只是一个零头。
明末最大的负担来自田赋，而人丁，从洪武之后基本没涨过，逃税严重，明朝官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人丁银聊胜于无。
明末崇祯十四年间，农税2000多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合计财税收入万两，从构成来看，明朝的崇祯年间财政主要依赖农税，占总收入的78.4%。
明朝税收以实物税为主，虽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税法。但是到了崇祯十四年间也只有白银800多万两，其余为米2000多万石、麦580多万石，合计米麦2500多万石，草1300多万束/包、丝绵320万两、白麻12万斤、棉花25万斤、绢25万匹、棉布18万匹、钞6500多万贯、钱8200多万文、茶叶20多万斤、胆矾22万斤、铁44.8万斤，纸120万张，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
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才区区二三百万两，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崇祯年间，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就告诉崇祯，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而“苏松重赋”是晚明人们的共识，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
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苏松重赋”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更何况，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但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内阁成员共3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边倒”的地域构成，导致了江南人掌握决策权、话语权。
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下刑部提问，并且提出：“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王锡爵、钱士升所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代表着江南士大夫的一贯态度：一旦损害到江南地区经济利益时，即群起反对。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护江南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显然不顾全局利益。
而大明内阁反过来逼着大明皇帝，在就是正税之外再征收杂税。比如和辽东后金打仗，就征辽饷，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就收剿饷，要练兵，就收练饷。大明内阁的官员们对老百姓讲，我没有随意提高税率啊！我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暂时性的多收一点钱罢了，当然，至于“暂时”到什么时候，那就另说了。当然，大明的皇帝也是捏着鼻子稀里糊涂的认下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明代末期为筹集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在田赋之上另加三饷，称三饷加派或额外提编。三饷最早始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则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辽饷加派。规定全国田地每亩加征辽饷5厘，前后三次，每亩计加征9厘。崇祯时又有助饷（每亩田赋银1两加征1钱）、均输（每亩田加征1分4厘）、剿饷（每亩田加6分，专为镇压农民起义用）、练饷（每亩田加征银1分，全国要加足734万两）。其中以辽饷、剿饷、练饷三项为主要附加。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而这两千一百万并不全是田赋，属于田赋的，为辽饷650万剿饷280万练饷481万，合计1400万田赋。也就是说，加入了三饷后的田赋岁入，为2100+1400=3500万两。
崇祯明白自从加了三饷在赋税上，现在是，征无可争，大明朝已经是狼烟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祯十五年初，大明的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户部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
此刻的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听着大学士陈演吐出两个字，“厘金。”崇祯忽然泄气了。崇祯还以大学士陈演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崇祯皇帝大概，也许，知道“厘金”就好像是，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写到的，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对过往商船征收赋税所收起的赋税，那有多少。
记得，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给他的奏折上，广东肇庆的“黄江税厂“，一年才区区的商税银37350两，明面上才有40000两不到的银子，这是最最忠心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奏折上所奏。“黄江税厂“是广东最大的税厂，崇祯以为指挥使骆养性就算贪一点，“黄江税厂“，能有个50000两银子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这次来到广东，在广州府上了岸就立即指派精兵强将奔袭肇庆府展开清查行动，很快就把黄江税厂收税小吏的不法行为弄得一清二楚。
比如，少报货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税，税厂得回扣；比如税厂向商家加收税款，加收的钱不上报，装进私人口袋；比如收税小吏让商人出钱给自己的上级送规礼，一送就是一千、甚至一万两银子……
接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的锦衣卫又调查了黄江税厂和梧关税厂，锦衣卫们一共收缴了数额达到近30万两银子。然而，指挥使骆养性写的奏折里面，给崇祯皇帝汇报时却故意隐瞒这笔收入，就说查无此事。
只是，“黄江税厂“，的商税银从37350两，增加到了40000两不到的银子，多了2000千来两银子。这可算指挥使骆养性稽查有功，回到京师，崇祯皇帝还要论功行赏了。
为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崇祯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这个时候，大学士陈演发明的新税种：厘金。（朱浩大少爷跟曹明府讲过，要救大明非得用厘金之策才能力挽狂澜，于是曹明府细心的听朱浩大少爷讲起了厘金之策，他还举一反三，扩大的厘金的范畴，朱浩大少爷微微笑着看着曹明府，实际上朱浩没安好心啊！）
厘金其实就是大明变种的商业税。
怎么个收法呢？
大学士陈演在乾清宫御书房内打开一幅画，上面是曹明府画的图例。大学士陈演手舞足蹈得指着画上图例对崇祯皇帝和一帮大臣们讲。
“比如你谢升要做生意，在甲地收购了一批货物，刚装上车，好，就有收厘金税的来了，这叫“起厘”。你谢升交了起厘钱，运着货物出发了，我算了一下，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看你运货运得多远，货物的价值，详细商人运货厘金的列表我已经呈报圣上。80里交官道的过路费。来到目的地，你谢升还要交“落地厘”。当然，各地的厘金局在80里设一关卡，是我的学生曹雅兴计算的出来的。陛下以为如何！“
首辅周延儒聚精会神的听看大学士陈演的画上图例，抬起头这才现在，崇祯正看着太监王承恩送过去的一本册子，应该就是曹雅兴得“商人运货的厘金列表”。
崇祯看的入迷，突然大学士陈演没了声音，他头也不抬，就说了一个字，“讲。”
大学士陈演就继续讲着第二幅图例，“以往，我大明两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个税场，印信较简单，通常开个条子上面盖上印章就可成为‘交’税的凭证，‘交’税者则在衙门征税官的账册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来就给那些衙门征税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