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府是行政司的直属光复区，也是同盟会除了崇明岛之外的最核心区域。这三个府县在反抗剃发令运动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屠城。满清残酷的杀戮虽然使得江南繁华地带毁于一旦，但同盟会的新政在废墟上从零开始，也算是一种机遇，可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垄断田地的官绅死的死，逃的逃，大批无主的田地荒芜，这些田地都充公会库，号称为同盟田。
这些同盟田除了按军功发放给烈属之外，还招募大批的难民租种，凭着华商会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支持，这些同盟田享受免税三年的农税。自大明开国以来，苏松两府的税赋最重，同盟会新政的免税三年，对收拾江南民心的效果是无法估量的。这些同盟田的自耕农将成为同盟会最坚定的支持者。
作为行政司的司理长，沈廷扬的实务能力值得称道，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经营，处于敌后根据地的苏松两府在短短的一年间，社会生产就得到了巨大的恢复。但是他毕竟出身旧式官绅，身上带着诸多晚明官场上的烙印，对于高旭颇为激进的新政措施，特别是重商主义的奉行，大力提高军人、匠人的社会地位，颠覆性的新学推广，相较起大明朝历来的重农抑商，以文制武，视匠人为贱籍，八股取士的传统来说，可谓南辕北辙。对于这些新措施，沈廷扬是保留意见的，但幸好他的性子并不迂腐，被高旭拉上了同盟会这条贼船，开弓没有回头路，只有硬着头皮执行着高旭的政治理念。
以高旭看来，沈廷扬的性子虽然少了一分顾炎武志在进取的锐气，但多了几分沉稳，但在这个新旧交替、变革激烈的时代里，也需要像沈廷扬这样一个有实务能力的人来主持政务，厚实平稳地搭建同盟会的政治基础。
让高旭欣慰的是，沈氏后继有人，沈从文做了一年的上海县县理事长，表现出了极强的治政能力。
沈从文颇有其父沈廷扬的沉稳与实务精神，作为新生代，他是高旭政治理念的坚持追随者，而不像其父在很多的新政措施上保留意见。他年纪轻轻，年仅十八岁，内敛的性格下保持着旺盛的进取心，对于新政的推行没有一丝一毫瞻前顾后的忧虑。
在参政会上，高旭正式把上海作为新政试验的行政特区，废府改市，把原来的松江府改制为上海市，把原来设在松江的府郡移到上海县城，任命沈从文作为上海市的第一任市长。原松江府府理陈子龙改任为苏州府府理，原苏州府府理事长沈廷扬再回归崇明总部，坐镇行政司，统筹同盟会的政务全局。
毕竟暂时来说，同盟会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为了与大明朝的知府、知县这些官方称谓区别开来，高旭以府理事、县理事代替，而在上海这个新政特区中，高旭正式启用市、县、镇三级行政单位，各级行政首长分别以后世的市长、县长、镇长称谓。在高旭的计划中，上海特区将是以后光复区的行政模板。
上海特区正式成立后，高旭决定在上海筹建同盟会新学的大本营——“复旦公学”，招收光复区各地同盟公塾中的优秀学子。这个这复旦公学，原本由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祖伯创建于1905年，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高旭则是信手移植到四个世纪之前。
筹建复旦公学的重任，高旭交给了沈从文。当然，高旭将会给沈从文一个大致的筹建方案，包括学校的选址，新式校舍的建设，师资力量的筹备，参照后世的九年义务教育学制，以及各个年级课程的编撰，等等诸如此类。幸好有了高老庄内同盟公塾的基础，筹建公学有了样本。拒如此，这复旦公学的建设，起码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初见雏形。
另外，高旭又计划把崇明讲武堂与浦东新兵训练营合并一处，在浦东筹建黄浦军校。
复旦公学以后将成为新学士子的摇篮，而黄浦军校则成为同盟军军事人才的摇篮，这两个学校将成为高旭事业中最核心的两个支点。
接着，高旭又在参政会上，宣布改革同盟会的组织架构，把原来的五司削减为三司，只设宪政司、行政司、律政司，为将来的三权分立作准备。
原先的商政司改为商政部，从属于行政司，高老头则是全面负责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经济组织华商会。
原来的军政司则从同盟会的行政组织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直属于会长的督帅府，由高旭任最高统帅，下设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军备部、兵役部、后勤部等部门。督帅府中以参谋部为首，任命阎应元为第一任参谋长，其成员由陆军和海军中的优先将领组成，以参谋会议的形式辅助督帅高旭形成决策。
除了宪政、行政、律政三司与督帅府之外，高旭又新设都察院和科学院。
都察院下设廉政公署，作为会社各级政府机构的监察系统。对于廉政公署的署理长，高旭有意让黄宗羲担任。只是暂时来说，黄宗羲初入会社不过半年，资历不足，还需要一个足够长的试用考察期。
至于科学院，与士人的科举毫无关系，而是一个新技术的研发部门，由那些一技之长的工匠组成。科学院暂时设在高氏工坊之中。科学院将是高旭重视匠人阶层、开发新技术的标志性部院。
在三司之中，宪政、行政二司的司理长分别由顾炎武、沈廷扬担任，但律政司的司理长，高旭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在高旭的构想中，律政司是是独立司法组织，掌起诉、判决、惩处、狱政等职，负责律政司的人必须是一个一心为公，而且六亲不认的家伙。
但是高旭见到阎尔梅之后，直觉这个“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的老顽固，似乎是律政司司理长的好人选。
如果以冷酷的性情，以及满脸麻坑的凶恶来说，阎应元被称之为“阎罗王”的话，那么长着一张惨白、毫无血色的僵尸脸，当初为了反清而杀妾、焚家、毁去祖坟的阎尔梅，其性情之孤厉，当得上是视私情为无物的“白无常”。
俩人皆是姓阎，性情都倾向凶狠，但阎应元却是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女阎小玉视若珍宝，触之犹如逆鳞，但是阎尔梅则是为了大义，为求无所牵挂，不惜手刃至亲，让人悚然。
对于高旭悍然的焚诏行动，忠于大明的阎尔梅心中自有一股愤懑之气。但他初入同盟会，资历尚浅，就算是反对，效果也是微不足道。他一边心怀对大明王朝的留恋，一边也明白这些朱明宗室正如顾炎武所言，人人皆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要想反清，就必须凭借着同盟会这个新兴团体。
但是，像阎尔梅这样的明眼人都知道，高旭的焚诏立宪，已完全抛弃了大明旗帜。他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的中华不再是朱氏大明，而是他的高氏中华。易朱而立之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高旭知道，暂时来说，这个阎尔梅心中有大明正统的执念，他虽然加入会社，只是为了抗清大势，并不是真正的同道中人。
但是，高旭也有足够的自信，这个同盟会是个大染缸，只要阎尔梅跳了进来，总有一日会蜕变为自己的支持者，成为律政司的首任司理长。
大年初三的参政会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
在会议上，高旭抛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比如三司分立，改军政司为督帅府，新立都察院和科学院，建立上海行政特区，筹建复旦公学和黄浦军校，这些计划的推行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只是有些部门的负责人选，还需要进一步的选拔。高旭把架子先搭起来，但完善计划还需来日方长。
自大年初四开始，同盟会的各司部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作为一个新生团体，那种自上而下的工作热情完全不是晚明官场上那般拖拖拉拉，每一项指令从崇明总部发出，具体落实到光复区，这个流程可谓是朝令夕达，畅通无阻。
作为同盟会的大佬之一，顾炎武的干劲最为凶猛，他早在年底就已经筹备好的各个宣政队，就开始秘密向江西、湖广、山东、河南、山西这个满清控制区挺进，暗中联络抗清志士，发展地下会员。为了推广同盟会运动，顾炎武不遗余力，每个宣政队都携带了大量的《中华报》新年期刊以及宣传同盟宪章的传单，以江南为起点，向全国各地散发。
阎应元的身份从原先的军政司司理长，变成督帅府的总参谋长，但他仍然是同盟军领导层中除高旭之外的第二人。对于同盟军今年的军事行动，将由阎应元全面支持。
自正月初四开始，阎应元的参谋部就开始调兵遣将，集结兵力。铁一镇中项真达、罗子牛、侯世荫、汤志远这些新生代将领，以及出身绍兴师爷的狗头军师鲁无巧，出身郑氏的将领洪旭，举义反正的李元胤，除了忠义镇号称“蟑螂”和“螃蟹”的俩个攻守名将——何常和季从孝领部驻扎在常州城，监控驻扎在丹阳的清兵动向之外，几乎同盟军的主要将领都来到崇明。
一时间，崇明将星云集，江南战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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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盟田除了按军功发放给烈属之外，还招募大批的难民租种，凭着华商会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支持，这些同盟田享受免税三年的农税。自大明开国以来，苏松两府的税赋最重，同盟会新政的免税三年，对收拾江南民心的效果是无法估量的。这些同盟田的自耕农将成为同盟会最坚定的支持者。
作为行政司的司理长，沈廷扬的实务能力值得称道，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经营，处于敌后根据地的苏松两府在短短的一年间，社会生产就得到了巨大的恢复。但是他毕竟出身旧式官绅，身上带着诸多晚明官场上的烙印，对于高旭颇为激进的新政措施，特别是重商主义的奉行，大力提高军人、匠人的社会地位，颠覆性的新学推广，相较起大明朝历来的重农抑商，以文制武，视匠人为贱籍，八股取士的传统来说，可谓南辕北辙。对于这些新措施，沈廷扬是保留意见的，但幸好他的性子并不迂腐，被高旭拉上了同盟会这条贼船，开弓没有回头路，只有硬着头皮执行着高旭的政治理念。
以高旭看来，沈廷扬的性子虽然少了一分顾炎武志在进取的锐气，但多了几分沉稳，但在这个新旧交替、变革激烈的时代里，也需要像沈廷扬这样一个有实务能力的人来主持政务，厚实平稳地搭建同盟会的政治基础。
让高旭欣慰的是，沈氏后继有人，沈从文做了一年的上海县县理事长，表现出了极强的治政能力。
沈从文颇有其父沈廷扬的沉稳与实务精神，作为新生代，他是高旭政治理念的坚持追随者，而不像其父在很多的新政措施上保留意见。他年纪轻轻，年仅十八岁，内敛的性格下保持着旺盛的进取心，对于新政的推行没有一丝一毫瞻前顾后的忧虑。
在参政会上，高旭正式把上海作为新政试验的行政特区，废府改市，把原来的松江府改制为上海市，把原来设在松江的府郡移到上海县城，任命沈从文作为上海市的第一任市长。原松江府府理陈子龙改任为苏州府府理，原苏州府府理事长沈廷扬再回归崇明总部，坐镇行政司，统筹同盟会的政务全局。
毕竟暂时来说，同盟会不过是一个民间组织，为了与大明朝的知府、知县这些官方称谓区别开来，高旭以府理事、县理事代替，而在上海这个新政特区中，高旭正式启用市、县、镇三级行政单位，各级行政首长分别以后世的市长、县长、镇长称谓。在高旭的计划中，上海特区将是以后光复区的行政模板。
上海特区正式成立后，高旭决定在上海筹建同盟会新学的大本营——“复旦公学”，招收光复区各地同盟公塾中的优秀学子。这个这复旦公学，原本由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祖伯创建于1905年，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高旭则是信手移植到四个世纪之前。
筹建复旦公学的重任，高旭交给了沈从文。当然，高旭将会给沈从文一个大致的筹建方案，包括学校的选址，新式校舍的建设，师资力量的筹备，参照后世的九年义务教育学制，以及各个年级课程的编撰，等等诸如此类。幸好有了高老庄内同盟公塾的基础，筹建公学有了样本。拒如此，这复旦公学的建设，起码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初见雏形。
另外，高旭又计划把崇明讲武堂与浦东新兵训练营合并一处，在浦东筹建黄浦军校。
复旦公学以后将成为新学士子的摇篮，而黄浦军校则成为同盟军军事人才的摇篮，这两个学校将成为高旭事业中最核心的两个支点。
接着，高旭又在参政会上，宣布改革同盟会的组织架构，把原来的五司削减为三司，只设宪政司、行政司、律政司，为将来的三权分立作准备。
原先的商政司改为商政部，从属于行政司，高老头则是全面负责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经济组织华商会。
原来的军政司则从同盟会的行政组织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直属于会长的督帅府，由高旭任最高统帅，下设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军备部、兵役部、后勤部等部门。督帅府中以参谋部为首，任命阎应元为第一任参谋长，其成员由陆军和海军中的优先将领组成，以参谋会议的形式辅助督帅高旭形成决策。
除了宪政、行政、律政三司与督帅府之外，高旭又新设都察院和科学院。
都察院下设廉政公署，作为会社各级政府机构的监察系统。对于廉政公署的署理长，高旭有意让黄宗羲担任。只是暂时来说，黄宗羲初入会社不过半年，资历不足，还需要一个足够长的试用考察期。
至于科学院，与士人的科举毫无关系，而是一个新技术的研发部门，由那些一技之长的工匠组成。科学院暂时设在高氏工坊之中。科学院将是高旭重视匠人阶层、开发新技术的标志性部院。
在三司之中，宪政、行政二司的司理长分别由顾炎武、沈廷扬担任，但律政司的司理长，高旭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在高旭的构想中，律政司是是独立司法组织，掌起诉、判决、惩处、狱政等职，负责律政司的人必须是一个一心为公，而且六亲不认的家伙。
但是高旭见到阎尔梅之后，直觉这个“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的老顽固，似乎是律政司司理长的好人选。
如果以冷酷的性情，以及满脸麻坑的凶恶来说，阎应元被称之为“阎罗王”的话，那么长着一张惨白、毫无血色的僵尸脸，当初为了反清而杀妾、焚家、毁去祖坟的阎尔梅，其性情之孤厉，当得上是视私情为无物的“白无常”。
俩人皆是姓阎，性情都倾向凶狠，但阎应元却是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女阎小玉视若珍宝，触之犹如逆鳞，但是阎尔梅则是为了大义，为求无所牵挂，不惜手刃至亲，让人悚然。
对于高旭悍然的焚诏行动，忠于大明的阎尔梅心中自有一股愤懑之气。但他初入同盟会，资历尚浅，就算是反对，效果也是微不足道。他一边心怀对大明王朝的留恋，一边也明白这些朱明宗室正如顾炎武所言，人人皆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要想反清，就必须凭借着同盟会这个新兴团体。
但是，像阎尔梅这样的明眼人都知道，高旭的焚诏立宪，已完全抛弃了大明旗帜。他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的中华不再是朱氏大明，而是他的高氏中华。易朱而立之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高旭知道，暂时来说，这个阎尔梅心中有大明正统的执念，他虽然加入会社，只是为了抗清大势，并不是真正的同道中人。
但是，高旭也有足够的自信，这个同盟会是个大染缸，只要阎尔梅跳了进来，总有一日会蜕变为自己的支持者，成为律政司的首任司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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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年初四开始，同盟会的各司部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作为一个新生团体，那种自上而下的工作热情完全不是晚明官场上那般拖拖拉拉，每一项指令从崇明总部发出，具体落实到光复区，这个流程可谓是朝令夕达，畅通无阻。
作为同盟会的大佬之一，顾炎武的干劲最为凶猛，他早在年底就已经筹备好的各个宣政队，就开始秘密向江西、湖广、山东、河南、山西这个满清控制区挺进，暗中联络抗清志士，发展地下会员。为了推广同盟会运动，顾炎武不遗余力，每个宣政队都携带了大量的《中华报》新年期刊以及宣传同盟宪章的传单，以江南为起点，向全国各地散发。
阎应元的身份从原先的军政司司理长，变成督帅府的总参谋长，但他仍然是同盟军领导层中除高旭之外的第二人。对于同盟军今年的军事行动，将由阎应元全面支持。
自正月初四开始，阎应元的参谋部就开始调兵遣将，集结兵力。铁一镇中项真达、罗子牛、侯世荫、汤志远这些新生代将领，以及出身绍兴师爷的狗头军师鲁无巧，出身郑氏的将领洪旭，举义反正的李元胤，除了忠义镇号称“蟑螂”和“螃蟹”的俩个攻守名将——何常和季从孝领部驻扎在常州城，监控驻扎在丹阳的清兵动向之外，几乎同盟军的主要将领都来到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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