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蒋先生听闻麦克马洪线后义愤填膺，就是陈布雷、林蔚也是万分震惊，他们相信陈海松不会拿这么大的事造谣生事，以他的广阔消息渠道和出访欧洲的便利，获得真相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国际事件，九万平方公里凭空消失对一个国家就是灾难。
陈海松看到了他们的震惊，心里叹了口气，这就是国民政府，一切都等着最高领袖的指示，缺乏明确的施政纲领和严谨的政务要求，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却无人坚守本则料理政务，更不肯深入实际体察下情，面对棘手问题推诿扯皮不愿担当，涉外争端更是争相回避。
唉，可怜的委员长！坐在这个位置上也真是不容易，四面都是火没人替他灭。可这烧的不仅仅是党国的统治地位更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烧下去的结果就是前世里的屈辱、尴尬、历史后遗症。还是我来做吧，谁让自己是一个穿越者呢？谁又有自己的切身感受呢？
“委座，其实这条人为编造的侵略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过去重内轻外的边疆政策，它及时地敲响了警钟，现在需要政府做的不再是抗议、交涉，而是实实在在的确认边界。
长期以来，国家对边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边境的认定简单、模糊，许多地方明明是我国国民在生活，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却没有正式的边界协议、正式的界桩、界碑来固定，让殖民主义者有机可乘，在前藏、后藏、缅甸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改变。”
比较冷静的陈布雷希望掌握更多的细节，问道：“海松，你调查的情况是怎样的？”
“先生应当知道，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10月。英国在印度西姆拉主持了中国北洋政府、西藏噶厦政权和英属印度的三方会谈。当时的英国谈判代表叫麦克马洪，他支持噶厦政权获得更多的地方自治权，中国只保留象征性的宗主国地位而不再享有西藏的主权。提出由英国主管西藏内政，无异于妄图把西藏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中央代表陈贻范断然拒绝。坚持领土主权完整之外还要求享有驻军权、外交权、司法权，谈了大半年不欢而散。
卑职感觉民国以来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洋政府在强大北洋军的支撑下是对外交往中最积极主动、最有进取心、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上态度最强硬的时期，在他主导下西藏、蒙古的独立倾向均被粉碎，并采取了加强边疆地区主权认定、驻军、行政干预等有效手段。
可惜袁世凯走上了君主立宪的复辟之路，自己在万民唾骂中郁郁而死，北洋集团也分崩离析，自此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势军力越来越弱，历届政府也失去了维护本国利益对外强硬的信心，面对列强的侵犯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忍让、退缩，息事宁人委曲求全。殊不知除了助长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气焰我们失去的是领土、主权和民族的抗争精神。
如果没有两年的顽强抗战的卑职的欧美之行也无法收获到尊重和支持，可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论穷富不论大小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的是实力和勇气，没有实力可以创造，有勇气就会让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招惹，而失去了勇气即便是有实力也无法阻挡列强的垂涎。
当今世界旧有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的力量格局将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中重新划定，对于古老的中国既是严峻的考验更是走向民族复兴的机遇，卑职早在抗战前庐山会晤时就提出以坚定的态度、强大的武力证明我们的实力，独自打败了日本，以强国的身份赢得与列强周旋的平等地位。再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主动布局积极争取边疆稳固、收回被霸占的领土、领海，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等国家主权。
卑职这两年北上南下东奔西走，编练部队、发展经济、创办工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有实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不要因为自己的懈怠、愚蠢、漫不经心而错过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卑职也希望国府上下也要树立起这样的理想和信心，以更加敏锐的眼光去寻找发展中国振兴民族的各种机会，以更加自信的态度粉碎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侵略图谋。”
蒋先生听着这个晚生后辈在那里追昔抚今，感觉得到陈海松已经不是庐山会晤时的那个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思考问题完全进入了上位者的理性、冷静、睿智、高深境界，与自己的交流也明显感觉到他高人一等的独立见解，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对等关系下的磋商。
这种感觉只有在和周恩来交谈时才有，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而且更加强势、没有遮遮掩掩、更加直截了当、咄咄逼人，让久居高位、自我评价较高的他很不舒服。尤其是陈海松赞颂袁世凯无形中就是在否定孙先生和自己在对日、对西方态度上的软弱，让他脸色阴郁。
陈布雷何尝不想让中华民族堂堂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可他历经辛亥以来的民主革命历程早已在一次次的交涉失败、国家退让的打击下有些麻木了，力有不逮何谈强硬呀！
不过他理解陈海松的思路，就是要利用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一面加紧发展本国经济、军事实力，一面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重视边疆地区中央权威的树立、军队的入驻，努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再受侵犯，这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应该同时起步相互激励促进的重大事业。
话说的有些不中听可事实的确是如此，相比于袁世凯无论是孙先生还是汪先生、蒋先生在涉外事务中都偏于软弱，积累下今天的乱局。从陈海松身上他感觉得到行伍出身的政治家要更强硬一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呐喊、行动，国家还将继续软弱下去。
他见蒋先生有些挂不住，忙阻止住陈海松的借题发挥：“海松，你的想法是好的，国家也在调整相关政策，一待局势稳定就会全面研讨边疆形势，你继续说地图的事。”
“哦！对不起，扯远了！那个西姆拉会谈一直拖到了1914年7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无力东顾草草收场，因为中国代表的坚持英国的分裂图谋没有得逞。
然而节外生枝的是西藏噶厦政权的谈判代表伦钦夏扎为了换取英国对地方政权更大的支持，会谈期间私下里与麦克马洪签订了个《西姆拉条约》，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对西藏享有的自治权利做了放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央政府主权的行使，但由于没有陈贻范的签字和中央政府的核准盖章，这仍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私下协议。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诱饵，哄骗和逼迫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瞒着中央代表和噶厦地方政权在麦克马洪提供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形成了现在英国人主张的印藏边界线。
这条边界线是由英国探险家为英属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山脊线，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地区，沿分水岭和山脊线至云南的独龙江流域，这条线南部渐渐伸向印度平原的传统上西藏当局拥有管辖权的9万多平方公里低山丘陵河谷地带都划进英属印度的版图。
中国代表陈贻范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并声明绝不承认西藏地方政权独自签署的任何条约后回国，噶厦的代表伦钦夏扎返回拉萨提交了他和麦克马洪签署的《西姆拉条约》，却没敢提及他无权办理的边界换文，此事缺乏中国政府的认可一直没有公开，英方也没有进入该地区实施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一切都没有改变因此渐渐被各方淡忘。
今年在伦敦我偶然在地图册上看到这幅新版地图才引起警觉，明确告诉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伯爵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和严重侵犯，必须做出修正并向中国政府道歉。
哈里法克斯伯爵派出一个司长来向我解释了换文条约的签订过程，认为这个地图是依据英印当局与西藏政府签署的《西姆拉条约》的边界划分协议制作的合法的官方地图，并出示了协议副本和后期塞在草签条约附图红线中的边界的分界图影印件。
我告诉他西藏是中国固有领土，噶厦政权作为地方政权没有权利就领土、边界签订条约。这个条约上没有中国政府的签字盖章，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任何西藏与英印当局签署的条约，更没有听说过所谓的边界划分协议，英国政府的做法是鲁莽的，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这个司长相当傲慢地表示在英国政府看来西藏和蒙古一样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主权国家，拥有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权。这是一份合乎国际法则、有约束力的正式文件，不应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对而失去效力。”
陈海松看到了他们的震惊，心里叹了口气，这就是国民政府，一切都等着最高领袖的指示，缺乏明确的施政纲领和严谨的政务要求，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却无人坚守本则料理政务，更不肯深入实际体察下情，面对棘手问题推诿扯皮不愿担当，涉外争端更是争相回避。
唉，可怜的委员长！坐在这个位置上也真是不容易，四面都是火没人替他灭。可这烧的不仅仅是党国的统治地位更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烧下去的结果就是前世里的屈辱、尴尬、历史后遗症。还是我来做吧，谁让自己是一个穿越者呢？谁又有自己的切身感受呢？
“委座，其实这条人为编造的侵略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过去重内轻外的边疆政策，它及时地敲响了警钟，现在需要政府做的不再是抗议、交涉，而是实实在在的确认边界。
长期以来，国家对边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边境的认定简单、模糊，许多地方明明是我国国民在生活，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却没有正式的边界协议、正式的界桩、界碑来固定，让殖民主义者有机可乘，在前藏、后藏、缅甸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改变。”
比较冷静的陈布雷希望掌握更多的细节，问道：“海松，你调查的情况是怎样的？”
“先生应当知道，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10月。英国在印度西姆拉主持了中国北洋政府、西藏噶厦政权和英属印度的三方会谈。当时的英国谈判代表叫麦克马洪，他支持噶厦政权获得更多的地方自治权，中国只保留象征性的宗主国地位而不再享有西藏的主权。提出由英国主管西藏内政，无异于妄图把西藏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中央代表陈贻范断然拒绝。坚持领土主权完整之外还要求享有驻军权、外交权、司法权，谈了大半年不欢而散。
卑职感觉民国以来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洋政府在强大北洋军的支撑下是对外交往中最积极主动、最有进取心、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上态度最强硬的时期，在他主导下西藏、蒙古的独立倾向均被粉碎，并采取了加强边疆地区主权认定、驻军、行政干预等有效手段。
可惜袁世凯走上了君主立宪的复辟之路，自己在万民唾骂中郁郁而死，北洋集团也分崩离析，自此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势军力越来越弱，历届政府也失去了维护本国利益对外强硬的信心，面对列强的侵犯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忍让、退缩，息事宁人委曲求全。殊不知除了助长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气焰我们失去的是领土、主权和民族的抗争精神。
如果没有两年的顽强抗战的卑职的欧美之行也无法收获到尊重和支持，可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论穷富不论大小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的是实力和勇气，没有实力可以创造，有勇气就会让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招惹，而失去了勇气即便是有实力也无法阻挡列强的垂涎。
当今世界旧有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的力量格局将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中重新划定，对于古老的中国既是严峻的考验更是走向民族复兴的机遇，卑职早在抗战前庐山会晤时就提出以坚定的态度、强大的武力证明我们的实力，独自打败了日本，以强国的身份赢得与列强周旋的平等地位。再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主动布局积极争取边疆稳固、收回被霸占的领土、领海，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等国家主权。
卑职这两年北上南下东奔西走，编练部队、发展经济、创办工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有实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不要因为自己的懈怠、愚蠢、漫不经心而错过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卑职也希望国府上下也要树立起这样的理想和信心，以更加敏锐的眼光去寻找发展中国振兴民族的各种机会，以更加自信的态度粉碎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侵略图谋。”
蒋先生听着这个晚生后辈在那里追昔抚今，感觉得到陈海松已经不是庐山会晤时的那个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思考问题完全进入了上位者的理性、冷静、睿智、高深境界，与自己的交流也明显感觉到他高人一等的独立见解，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对等关系下的磋商。
这种感觉只有在和周恩来交谈时才有，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而且更加强势、没有遮遮掩掩、更加直截了当、咄咄逼人，让久居高位、自我评价较高的他很不舒服。尤其是陈海松赞颂袁世凯无形中就是在否定孙先生和自己在对日、对西方态度上的软弱，让他脸色阴郁。
陈布雷何尝不想让中华民族堂堂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可他历经辛亥以来的民主革命历程早已在一次次的交涉失败、国家退让的打击下有些麻木了，力有不逮何谈强硬呀！
不过他理解陈海松的思路，就是要利用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一面加紧发展本国经济、军事实力，一面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重视边疆地区中央权威的树立、军队的入驻，努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再受侵犯，这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应该同时起步相互激励促进的重大事业。
话说的有些不中听可事实的确是如此，相比于袁世凯无论是孙先生还是汪先生、蒋先生在涉外事务中都偏于软弱，积累下今天的乱局。从陈海松身上他感觉得到行伍出身的政治家要更强硬一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呐喊、行动，国家还将继续软弱下去。
他见蒋先生有些挂不住，忙阻止住陈海松的借题发挥：“海松，你的想法是好的，国家也在调整相关政策，一待局势稳定就会全面研讨边疆形势，你继续说地图的事。”
“哦！对不起，扯远了！那个西姆拉会谈一直拖到了1914年7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无力东顾草草收场，因为中国代表的坚持英国的分裂图谋没有得逞。
然而节外生枝的是西藏噶厦政权的谈判代表伦钦夏扎为了换取英国对地方政权更大的支持，会谈期间私下里与麦克马洪签订了个《西姆拉条约》，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对西藏享有的自治权利做了放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央政府主权的行使，但由于没有陈贻范的签字和中央政府的核准盖章，这仍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私下协议。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诱饵，哄骗和逼迫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瞒着中央代表和噶厦地方政权在麦克马洪提供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形成了现在英国人主张的印藏边界线。
这条边界线是由英国探险家为英属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山脊线，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地区，沿分水岭和山脊线至云南的独龙江流域，这条线南部渐渐伸向印度平原的传统上西藏当局拥有管辖权的9万多平方公里低山丘陵河谷地带都划进英属印度的版图。
中国代表陈贻范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并声明绝不承认西藏地方政权独自签署的任何条约后回国，噶厦的代表伦钦夏扎返回拉萨提交了他和麦克马洪签署的《西姆拉条约》，却没敢提及他无权办理的边界换文，此事缺乏中国政府的认可一直没有公开，英方也没有进入该地区实施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一切都没有改变因此渐渐被各方淡忘。
今年在伦敦我偶然在地图册上看到这幅新版地图才引起警觉，明确告诉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伯爵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和严重侵犯，必须做出修正并向中国政府道歉。
哈里法克斯伯爵派出一个司长来向我解释了换文条约的签订过程，认为这个地图是依据英印当局与西藏政府签署的《西姆拉条约》的边界划分协议制作的合法的官方地图，并出示了协议副本和后期塞在草签条约附图红线中的边界的分界图影印件。
我告诉他西藏是中国固有领土，噶厦政权作为地方政权没有权利就领土、边界签订条约。这个条约上没有中国政府的签字盖章，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任何西藏与英印当局签署的条约，更没有听说过所谓的边界划分协议，英国政府的做法是鲁莽的，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这个司长相当傲慢地表示在英国政府看来西藏和蒙古一样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主权国家，拥有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权。这是一份合乎国际法则、有约束力的正式文件，不应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对而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