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听到了汪精卫的嘲讽,他也知道这个和平俱乐部首脑是借机攻击蒋介石的顽固抵抗、屡战屡败、劳民伤财,又想重提和平谈判的论调。这时候**可不能跟着他跑,镇定地说:“汪主席,你理解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坚决抗战、也不反对极端的作法用于抗战。
日军如此凶顽,连续连续占了广州、武汉,截断了粤汉铁路、平汉铁路,目的就是要逼迫我国政府接受他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占领,成为他的新殖民地,被他掠夺、被他驱使、被他奴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能答应的。即使我们弱小、会付出极大的牺牲也要顽强地抗争下去,和平谈判无异于屈膝投降,得不到国家的独立地位、民族的生存权利。
长沙执行焦土政策没有错,错在执行政策的人惊慌失措、玩忽职守,错在国府上下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部署、具体的规划,人员物资转移、设备工厂搬迁等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牵头组织合理安排,抱着侥幸心理懒散等待,事到临头又不顾民众安危仓皇处置以致酿成悲剧。
整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可以说后方管理完全处在无序混乱的状态。汪主席,你们都是党国要员,担负着国家管理的重任,与其抱怨抗日带来生灵涂炭、幻想着日本放下屠刀,不如用心想想怎么组织好后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计划地搬迁交战区我国不多的工业设施。
此次长沙被烧毁工厂有40多家。损失最大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27万余元,原料损失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60多万元。数百工人丧生;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损失粮食十万吨以上;绸布业损失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宝贵的资源付之一炬,触目惊心呀!
我们在敌后也提倡坚壁清野,在强大的敌人到来之前,转移民众、粮食以及家畜家禽,目的是减少民众的损失、断绝日军获得战场补给,这和焦土政策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不能烧县城、烧村庄。我军长期转战敌后。离开百姓就断了自己的后路,我们不像**有退路。
正是因为有退路,**才不断地撤退。才敢于执行焦土政策,似乎留给敌人一片瓦砾敌人就会恐惧退却,似乎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民众、设备、物资发展后方经济,我们会很快回来收复失地的,转移的民众还是要回来生产生活的,烧毁的文物古迹是弥足珍贵无法复制的。
我觉得**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个错误观念,日军经过战略进攻的消耗已经没有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实力,这种时候**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组织防御,给后方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建设工业创造条件。长沙悲剧说起来是因为各级指挥员一系列的疏忽造成的,却是军委会放弃积极防御的战略、接连丢失咸宁、通城、岳阳等城市埋下的隐患。因此我建议**加强新墙河前线的防御兵力,轻易不言撤退,打退鬼子的进攻,让后方民众安心。”
周恩来一番评论让蒋先生、张治中、陈布雷等人陷入深思,政府貌似面面俱到都有部署可就是没有形成完整的规划,党国干部貌似很多偏偏遇到事就缺乏责任心、手忙脚乱一再误事,花园口水淹敌军造成上千万民众沦为难民,长沙城一把火烧死三万,50万人无家可归,初衷都没有错,可实际效果竟是严重的自残、留下悲惨的后遗症,的确问题严重。
白崇禧还在为焦土政策鸣不平,见被人戳了脊梁骨的汪精卫都不反驳,再次发难:“周先生,此次情报有误是为意外,若果如电报所说敌已至城下,不该点火焚城吗?”
周恩来见他接二连三地纠缠焦土政策,马上想到原因,坦然地说:“健生误会了,周某也是有感而发,焦土政策本身不失为展示决心、疲弱敌人的辅助手段,却不是作战的全部目的,焦土之后的反击、消灭敌人才是焦土的最终目的,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吗?
目前形势下,国府上下人心惶惶、战略不明,是战是和是守是攻争论不休,各级官员不明就里、不安其位、不操其心、不负其责,前期准备没有做好贸然执行焦土政策代价太大。
有此一粗放政策存在,各部首先考虑的是焚城撤退,而不是坚强防御,敌人尚在百公里之外,这边已经泼油堆柴,张皇失措可见一斑,虽说是情报有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可焚城之心已决即使4日不着、5日6日也会着,因此焦土助长了退却、放弃、不负责任。”
被撤职的潘公展一向仇视**,张治中治湘时亲近**,率领政府官员前往张掖、绥远考察他就拒绝参加,对湖南大量启用**管理地方事务非常反感,联合官员向蒋先生多次举报,最终将张治中赶走,他也借机解除**人的重要职务,全部发配到乡下。
鬼子打到岳阳,他意识到长沙危急,一面部署焚城一面带着一些人先撤到离长沙四五百公里湘桂边界上的东安为省政府的撤离打前站,顺便把大员们的家小细软搬迁过来,没想到大火突起酿成惨祸,他也被紧急叫回,刚回来一天就被蒋先生撤职,憋了一肚子火。
这周恩来借机攻击地方官员惊慌失措、不负责任无异于抽他的耳光,更是抽了蒋先生的耳光,这时候个人荣辱都在其次,重要的是要表现出维护党国尊严的明确态度,他看了一眼面色阴郁的蒋先生。上前一步很不客气地说:“周先生口口声声党国官员无能,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南昌、武汉一下涌进来30万人,**只有五六千人组织撤离谈何容易。市民犹豫观望不肯抛舍家园,企业主不忍旅途颠簸执意不迁,莫非都该留给鬼子吗?”
周恩来看了看这个毫不反省的无耻党棍,严肃地说:“国家危亡、民众倒悬,正是政府官员表现出忠诚、勤奋、善良诸多品质的时候,可潘秘书长做了什么?调动警备区30多辆汽车一个警卫连运送着自家财产、老小赶往东安,你无牵无挂当然不担心焚城的后果。
百姓想向后方转移,企业主想离开战乱之地,我也多次让你在湘西、湘南后方规划安置点、派出官员动员民众、企业向安置点转移,可你做了吗?没有政府的详细安排周密组织让他们拖家带口风餐露宿自己逃难他们敢走吗?怎么走啊?去哪里呀?路上有人接济吗?
你根本就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去筹划生存之道。你这样的官员是有同情心的负责任的吗?你从小就学的仁义礼智信都用到哪里去了?你的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都用到你的个人利益上去了。老百姓的死活你根本就不操心。后方交给你们只能是越来越乱。今天长沙大火,明天或许就是衡阳大火、宜昌大火、恩施大火、桂林大火。”
周恩来看都没有看一眼面红耳赤、嗔目结舌的潘公展,转头对白崇禧说:“我相信德公提出焦土战略也不是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可现实表明如果官员的心里只有焦土,国家得到的只有更深重的苦难、百姓得到的是更悲惨的命运,没有得力的干部再好的政策都会变味。”
他又转头对表情震惊的蒋先生说:“焚城目的在于防止资敌,其实防范的办法很多,必定要用焚毁的极端做法吗?进口物资是用于抗战的本来就不多,敌情紧急、这里用不上可以转移到别处去使用嘛,武汉撤退时这里就应该积极组织力量转移,城内外50万人一人50斤有多少物资都随同民众撤去后方了,即便焚城也不会造成如此大的伤亡损失。
因此祸根在指导思想的逃避惧战,前后方的沟通不畅。后方军政部门缺乏协作,具体执行的草率慌乱,也在于政府对后撤民众物资没有统一部署。杀个酆悌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由来已久的软弱涣散、不关注底层民众、不用心做事的痼疾,反而损失一员战将,请委座三思。”
蒋先生见周恩来极力把责任推到最高当局的头上为酆悌开脱,更加坚定了杀掉酆悌的决心。来之前他就做出了杀鸡给猴看的决定,除了整顿官员队伍的需要外,更主要的是这个酆悌首鼠两端,表面上是黄埔精英、复兴社的干将,暗中却同情**,帮助**。
要不是有人告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酆悌早在27年四一二担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时在上海私自把被抓获的周恩来放掉,组织刺杀汪精卫的**员华克之也是被他包庇释放,还组织失意军人以清君侧、惩贪腐的名义策划暗杀杨永泰、张群,可谓是目无领袖胆大包天。
他用人首重道德二看才具,道德最大的表现就是对他的忠诚,一个身居高位包庇共党谋害同僚的人是他最忌讳的,再加上蒋纬国曾向他告状这个酆悌在德国大使馆当武官时看上了他的配枪,厚颜提出交换枪支,他的配枪锈得拉不开枪栓还随身佩戴毫不羞耻,这样依仗忠诚窃据高位的智商低下的旧式军人哪里有现代军人的素质,怎么能把军队带好。
没想到真被纬国言中了,难堪大用,现在周恩来跳出来求情,摆明了是投桃报李、兔死狐悲,他的决心更难动摇:“恩来兄想的周全,党国的乱局到了非严加治理的地步了。”
他对众人道:“长沙大火烧的民众难以生存、党国颜面无存,对党国每一个人都是深刻教训,恩来兄说的对,再好的政策也需要负责勤勉的干部来执行,没有干部坚守岗位、勤于政务、扎实做好安民、搬迁、转运、支前等各项工作,没有团结奋斗就不会有抗战的胜利。
鬼子虽然在信阳、九江、上饶、广州实力大损却打进了江汉平原,占领了武汉,势头正猛、得意洋洋,自以为中国意志崩溃、国力枯竭、无力再战,正期待着我们去与他签订檀渊之盟,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好不容易迎来战略转机又怎么可以去迎合他、满足他。
作为已经正式宣战的中日战争我们的态度很坚决不把日本军队彻底赶出中国我们绝不妥协媾和,任何人不得散布和平论调,严禁任何组织个人私下与日方接触出卖国家民族。
中国的出路、未来全在党国自己手中,维护国家尊严的是**的大炮、后方的经济建设,因此前线将士务必拿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加强防御,绝不轻易后退。焦土政策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做,我们不怕牺牲,不在乎损失,但是一定不能像长沙这样自掘坟墓、惹天下耻笑。为严明纪律警示后人,渎职殃民的酆悌、徐昆、文重孚维持死刑立即执行。
湖南是西南大后方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临武汉、广州两路敌人的夹击,备战任务繁重,影响全国形势。兹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主席,立即组建清正廉洁、亲民高效的政府领导湘省政务,俞济时为长沙警备司令,重建保安部队维护周边车站码头救济站秩序。
以周先生政治部为主成立救济委员会,向每一位灾民发放救济金,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加紧组织民众清理废墟、净化市容,调集物资重建长沙,尽快恢复工商生产和邮政、电讯、交通等业务,与第九战区通力配合把湖南打造成坚强的抗日堡垒。”
他又转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兄,九战区迭经战火、伤亡极大,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战力,鬼子虎视眈眈,长沙危如累卵,还需要三、七两个战区加大牵制力度,帮助九战区完成编练建立防线。听说海松已经回来,此子善战,可否请他在华东筹划一场大胜,以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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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敌后也提倡坚壁清野,在强大的敌人到来之前,转移民众、粮食以及家畜家禽,目的是减少民众的损失、断绝日军获得战场补给,这和焦土政策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不能烧县城、烧村庄。我军长期转战敌后。离开百姓就断了自己的后路,我们不像**有退路。
正是因为有退路,**才不断地撤退。才敢于执行焦土政策,似乎留给敌人一片瓦砾敌人就会恐惧退却,似乎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民众、设备、物资发展后方经济,我们会很快回来收复失地的,转移的民众还是要回来生产生活的,烧毁的文物古迹是弥足珍贵无法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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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见他接二连三地纠缠焦土政策,马上想到原因,坦然地说:“健生误会了,周某也是有感而发,焦土政策本身不失为展示决心、疲弱敌人的辅助手段,却不是作战的全部目的,焦土之后的反击、消灭敌人才是焦土的最终目的,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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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看了看这个毫不反省的无耻党棍,严肃地说:“国家危亡、民众倒悬,正是政府官员表现出忠诚、勤奋、善良诸多品质的时候,可潘秘书长做了什么?调动警备区30多辆汽车一个警卫连运送着自家财产、老小赶往东安,你无牵无挂当然不担心焚城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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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看都没有看一眼面红耳赤、嗔目结舌的潘公展,转头对白崇禧说:“我相信德公提出焦土战略也不是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可现实表明如果官员的心里只有焦土,国家得到的只有更深重的苦难、百姓得到的是更悲惨的命运,没有得力的干部再好的政策都会变味。”
他又转头对表情震惊的蒋先生说:“焚城目的在于防止资敌,其实防范的办法很多,必定要用焚毁的极端做法吗?进口物资是用于抗战的本来就不多,敌情紧急、这里用不上可以转移到别处去使用嘛,武汉撤退时这里就应该积极组织力量转移,城内外50万人一人50斤有多少物资都随同民众撤去后方了,即便焚城也不会造成如此大的伤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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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虽然在信阳、九江、上饶、广州实力大损却打进了江汉平原,占领了武汉,势头正猛、得意洋洋,自以为中国意志崩溃、国力枯竭、无力再战,正期待着我们去与他签订檀渊之盟,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好不容易迎来战略转机又怎么可以去迎合他、满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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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西南大后方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临武汉、广州两路敌人的夹击,备战任务繁重,影响全国形势。兹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主席,立即组建清正廉洁、亲民高效的政府领导湘省政务,俞济时为长沙警备司令,重建保安部队维护周边车站码头救济站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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