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她，的确只有十六岁的年貌。可，我不能叫她少女。
因为，她看起来，的的确确纯然是一个妇人。至多是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妇人。
她还带着稚气的面容被开过脸，汗毛绒毛被缴得干干净净，上面带着一种愁苦憔悴。和我见过的那些普通的妇女一样，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砺出的愁苦。
她开始期期艾艾的，叫了我一声姐姐后，信缓慢地移动，十分局促地扶着墙过来坐下。
我们说了几句话，聊了聊分别之后十多年的事。我又拿出来小时候的物件和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封信，她哭了一场，才慢慢放松起来，话也多了。
她她和我十六岁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我十六岁的时候，在师范女学部里，和同学畅谈古今中外，抨击评论国家大事，读**，和守旧的教师抗衡，游街示威，冲击军警。
我们，新青年们，因冲击军警，被抓进牢里一回，也不放在心上。到社会各界大游行罢市罢工声援我们，国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男女青年们出牢的时候，有些遭了牢里狱卒殴打，脸上带着淤青，依旧手拉手，满怀慷慨激昂，嘻嘻笑笑，乃至引为勇武的谈资。
那时为理想流泪，为中国伤怀，正是意气飞扬，青春无敌的岁数。
可是她，她和我说话，老成得要命，谈的却都是“这个丫鬟的活做的不好”、“嫁过来的时候，嫁妆里少了一副马桶”，“婆婆待我都好。只是不准我吃饭吃太多，要立规矩”、“姐姐来了，厨房里今天中午做饭的米要选用精细的米”。
我看着她画得细细的眉，忽然十分内疚。
我打断了她的话：“桃儿，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我？——我？”桃儿呆住，半天，才嗫嚅着说：“我，做针线活？还有——看婆婆打牌？”
“那么，这是你的爱好？”
桃儿又呆了呆。
我又问她妹夫最近如何，她默然不语。
我们俩没说太久，外边就有人催：“少奶奶，夫人请亲家姨去前边吃酒。”
这一场酒席，吃的双方都不痛快。
罗家是老式作风的家庭，看我孤身女流，年纪一大把还没嫁，千里迢迢来看望妹妹，虽然因听说我是师范出身，读过大学，对“女先生”抱有几分敬意，但是私下里，他家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还偷眼看桃儿。
我更不痛快。倒不是在乎这些指点。只因左看右看，竟然不见桃儿的丈夫列席！
我父亲已经去世，忻姑准备北伐，我来这里，就是代表了桃儿的娘家长辈。
可是她的丈夫人呢？我问起来，罗家婆婆似是有些不自然，只说桃儿丈夫也是个学生，在外读书，放假才能回来。
吃了酒，罗家邀请我赘天。
今天，即使我初到罗家，只是浅浅一看，也能看出，桃儿过得绝说不上好。我起了点打算。便欣然答应。
我的住处离桃儿的不远，我在天色昏暗的时候悄悄过去桃儿的房中看过。
这样的孤夜里，桃儿一个人坐在灯下补男人的旧衣服。可是那个衣服，显然是很久之前的男孩子的旧衣服。
我也曾是个激进学生，知道当年很多男同学的做派。家里安排娶了裹脚的传统的不识字的妻子，他们十分不满，追求“新文化”的同时，还想在外再找几个“新妻子”。
固然这确实是封建婚姻的迫害，可是这种婚姻里，作为男子的那些同学，还能选择逃避，经年累月地在外面求学或者工作。他们的那些妻子，却几乎都做了牺牲品，在家里守活寡，照顾公婆，得不到半点怜悯，还被讥讽作“旧婚姻的古董木偶”。
我们几个当时要好的女同学愤愤不平的谈论过。却都转眼抛在脑后——我们自认是新女性，对这些女人，固然可怜，却始终觉得离自己太远。
可是，今天，却不得不使我怀疑桃儿也做了这样的牺牲品。
若是我的妹妹也成了这样的“木偶”我咬了咬牙，进门一屁股坐在桃儿对面。
桃儿一看我进来，慌慌张张就要把手里的衣服和针线收起来，喊：“姐姐”
我按住那件衣服，拉过来翻了翻：“妹夫的？”
桃儿拉扯不过，只好怯怯地回答：“是金堂的。”
罗家的长子，她丈夫罗玉展，字金堂。
我抖开衣服，比了比：“这是十二、三岁的半大少年穿的衣服？妹夫今年似乎二十有三了？”
桃儿低声道：“金堂今年整二十二岁。”
我不经意地问：“十年前的衣服，怎么还拿出来补？”
“家婆说看到这衣服就想起金堂小时候，舍不得扔。就叫我先练练手。”桃儿答道。
“练练手？妹夫现在的衣服，你还没碰过？”
桃儿僵住了，半晌，才道：“他读书紧要，回来的少，等过一两年毕业了就好了。”接着就问我忻姑近况如何，又问我最近都在做些什么，要不要多赘天。
看来桃儿似乎不愿意谈论罗玉展。多问几句，她眼眶就红了，轻轻叫姐姐。叫得我问不下去。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我袖手离开桃儿的屋里，看了一眼。她屋里没有一点男子的遗迹，素净得可怜，全乎是个寡妇的屋子似的。
我心里已经憋了一股火气。转角的时候，听到几个罗家的佣人在聊天，天色暗下来，他们没有看到我，聊天的声音漏了出来一些，用的是本地的土话，虽说浙江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我也听清了几个紧要的词：“圆房”、“亲家”、“交代”。
哼，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我心里实在憋火，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就对罗家人说，想参观桑县。
罗家叫人给我领路，我说不用，我自己随便逛逛，罗家担心我一个孤身女子，被桑县一些地痞流氓拦路。我冷笑着露出一把枪。罗家人闭嘴了。
我受忻姑、女学的阿姨们抚养，她们都曾是辛亥年里动过刀枪，战场流过血的女豪杰，我自小就学过怎么使枪，怎么上马，怎么使刀。女学的后院，还因此总是系过一匹马。
如果一个人在外，是绝不会不带刀枪。
当年五四时候，同学们上街和社会各界一起游行，反对二十一条，军警要逮捕我们，可有好几个军警吃过我的苦头。
桑县虽小，一应俱全。包括妓院、赌馆、鸦片馆。
街头巷尾，到处是尘土弥漫，垃圾成堆。街角是流浪猫狗，还有不时地有被车马碾做了一层皮的死老鼠。
街上时不时有污水混合着粪尿的气息，，蚊豸和苍蝇嗡嗡地飞。有时候路过一户人家外边，向导就要提醒我，小心是不是有人往外泼污水。
和我平日所见的中国的县城，没什么不同。
我原本是打算随便找个消息灵通的老道地方如茶馆客店之流打听一下，毕竟罗家是桑县的大户人家，他家的长短，应该很有些人作为谈资咀嚼。
可惜我实在是高估了自己。
浙江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是说着玩的。之前罗家下人嘴里说的土话我能听得懂一点，还托了罗家祖上是我们那的户籍，所以仆人的口音长期耳濡目染，都带了点我们那的口音。
出了罗家，桑县对我来说，到处就是一片“乌拉”声。这种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会讲官话的人又很少。之前带我来桑县的那个信得过的向导，把我送到桑县后，就不知去向了。
我郁闷不已，只好在桑县大街上边走边看，谋求机会。
走了一段路，忽然前边闹哄哄的。耳朵里传进一个声音，声音是清泠泠的，近乎柔婉的，却富有穿透力：“这迟司，如何打不得？”
官话？我一喜，赶忙走上前去。
因为，她看起来，的的确确纯然是一个妇人。至多是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妇人。
她还带着稚气的面容被开过脸，汗毛绒毛被缴得干干净净，上面带着一种愁苦憔悴。和我见过的那些普通的妇女一样，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砺出的愁苦。
她开始期期艾艾的，叫了我一声姐姐后，信缓慢地移动，十分局促地扶着墙过来坐下。
我们说了几句话，聊了聊分别之后十多年的事。我又拿出来小时候的物件和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封信，她哭了一场，才慢慢放松起来，话也多了。
她她和我十六岁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我十六岁的时候，在师范女学部里，和同学畅谈古今中外，抨击评论国家大事，读**，和守旧的教师抗衡，游街示威，冲击军警。
我们，新青年们，因冲击军警，被抓进牢里一回，也不放在心上。到社会各界大游行罢市罢工声援我们，国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男女青年们出牢的时候，有些遭了牢里狱卒殴打，脸上带着淤青，依旧手拉手，满怀慷慨激昂，嘻嘻笑笑，乃至引为勇武的谈资。
那时为理想流泪，为中国伤怀，正是意气飞扬，青春无敌的岁数。
可是她，她和我说话，老成得要命，谈的却都是“这个丫鬟的活做的不好”、“嫁过来的时候，嫁妆里少了一副马桶”，“婆婆待我都好。只是不准我吃饭吃太多，要立规矩”、“姐姐来了，厨房里今天中午做饭的米要选用精细的米”。
我看着她画得细细的眉，忽然十分内疚。
我打断了她的话：“桃儿，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我？——我？”桃儿呆住，半天，才嗫嚅着说：“我，做针线活？还有——看婆婆打牌？”
“那么，这是你的爱好？”
桃儿又呆了呆。
我又问她妹夫最近如何，她默然不语。
我们俩没说太久，外边就有人催：“少奶奶，夫人请亲家姨去前边吃酒。”
这一场酒席，吃的双方都不痛快。
罗家是老式作风的家庭，看我孤身女流，年纪一大把还没嫁，千里迢迢来看望妹妹，虽然因听说我是师范出身，读过大学，对“女先生”抱有几分敬意，但是私下里，他家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还偷眼看桃儿。
我更不痛快。倒不是在乎这些指点。只因左看右看，竟然不见桃儿的丈夫列席！
我父亲已经去世，忻姑准备北伐，我来这里，就是代表了桃儿的娘家长辈。
可是她的丈夫人呢？我问起来，罗家婆婆似是有些不自然，只说桃儿丈夫也是个学生，在外读书，放假才能回来。
吃了酒，罗家邀请我赘天。
今天，即使我初到罗家，只是浅浅一看，也能看出，桃儿过得绝说不上好。我起了点打算。便欣然答应。
我的住处离桃儿的不远，我在天色昏暗的时候悄悄过去桃儿的房中看过。
这样的孤夜里，桃儿一个人坐在灯下补男人的旧衣服。可是那个衣服，显然是很久之前的男孩子的旧衣服。
我也曾是个激进学生，知道当年很多男同学的做派。家里安排娶了裹脚的传统的不识字的妻子，他们十分不满，追求“新文化”的同时，还想在外再找几个“新妻子”。
固然这确实是封建婚姻的迫害，可是这种婚姻里，作为男子的那些同学，还能选择逃避，经年累月地在外面求学或者工作。他们的那些妻子，却几乎都做了牺牲品，在家里守活寡，照顾公婆，得不到半点怜悯，还被讥讽作“旧婚姻的古董木偶”。
我们几个当时要好的女同学愤愤不平的谈论过。却都转眼抛在脑后——我们自认是新女性，对这些女人，固然可怜，却始终觉得离自己太远。
可是，今天，却不得不使我怀疑桃儿也做了这样的牺牲品。
若是我的妹妹也成了这样的“木偶”我咬了咬牙，进门一屁股坐在桃儿对面。
桃儿一看我进来，慌慌张张就要把手里的衣服和针线收起来，喊：“姐姐”
我按住那件衣服，拉过来翻了翻：“妹夫的？”
桃儿拉扯不过，只好怯怯地回答：“是金堂的。”
罗家的长子，她丈夫罗玉展，字金堂。
我抖开衣服，比了比：“这是十二、三岁的半大少年穿的衣服？妹夫今年似乎二十有三了？”
桃儿低声道：“金堂今年整二十二岁。”
我不经意地问：“十年前的衣服，怎么还拿出来补？”
“家婆说看到这衣服就想起金堂小时候，舍不得扔。就叫我先练练手。”桃儿答道。
“练练手？妹夫现在的衣服，你还没碰过？”
桃儿僵住了，半晌，才道：“他读书紧要，回来的少，等过一两年毕业了就好了。”接着就问我忻姑近况如何，又问我最近都在做些什么，要不要多赘天。
看来桃儿似乎不愿意谈论罗玉展。多问几句，她眼眶就红了，轻轻叫姐姐。叫得我问不下去。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我袖手离开桃儿的屋里，看了一眼。她屋里没有一点男子的遗迹，素净得可怜，全乎是个寡妇的屋子似的。
我心里已经憋了一股火气。转角的时候，听到几个罗家的佣人在聊天，天色暗下来，他们没有看到我，聊天的声音漏了出来一些，用的是本地的土话，虽说浙江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我也听清了几个紧要的词：“圆房”、“亲家”、“交代”。
哼，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我心里实在憋火，打定了主意，第二天，就对罗家人说，想参观桑县。
罗家叫人给我领路，我说不用，我自己随便逛逛，罗家担心我一个孤身女子，被桑县一些地痞流氓拦路。我冷笑着露出一把枪。罗家人闭嘴了。
我受忻姑、女学的阿姨们抚养，她们都曾是辛亥年里动过刀枪，战场流过血的女豪杰，我自小就学过怎么使枪，怎么上马，怎么使刀。女学的后院，还因此总是系过一匹马。
如果一个人在外，是绝不会不带刀枪。
当年五四时候，同学们上街和社会各界一起游行，反对二十一条，军警要逮捕我们，可有好几个军警吃过我的苦头。
桑县虽小，一应俱全。包括妓院、赌馆、鸦片馆。
街头巷尾，到处是尘土弥漫，垃圾成堆。街角是流浪猫狗，还有不时地有被车马碾做了一层皮的死老鼠。
街上时不时有污水混合着粪尿的气息，，蚊豸和苍蝇嗡嗡地飞。有时候路过一户人家外边，向导就要提醒我，小心是不是有人往外泼污水。
和我平日所见的中国的县城，没什么不同。
我原本是打算随便找个消息灵通的老道地方如茶馆客店之流打听一下，毕竟罗家是桑县的大户人家，他家的长短，应该很有些人作为谈资咀嚼。
可惜我实在是高估了自己。
浙江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是说着玩的。之前罗家下人嘴里说的土话我能听得懂一点，还托了罗家祖上是我们那的户籍，所以仆人的口音长期耳濡目染，都带了点我们那的口音。
出了罗家，桑县对我来说，到处就是一片“乌拉”声。这种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会讲官话的人又很少。之前带我来桑县的那个信得过的向导，把我送到桑县后，就不知去向了。
我郁闷不已，只好在桑县大街上边走边看，谋求机会。
走了一段路，忽然前边闹哄哄的。耳朵里传进一个声音，声音是清泠泠的，近乎柔婉的，却富有穿透力：“这迟司，如何打不得？”
官话？我一喜，赶忙走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