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是当地玉厂琢出来的,也就能糊弄一下外行人。”我把身体往后一靠,“真正的汉代琢玉,都是斜着下刀,所以刀口都是一面深一面浅。你看这个玉器上头,刻痕与刻口平整,凹槽平整,一看就是机器琢出来的。”
    大脑袋一听这话,可就坐不住了,下巴不住颤抖:“你这说法太武断了吧?我还特意去找过专家鉴定的呢!”
    我微微叹了口气。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了,自己受了骗,但却不肯面对现实,抱定一个说法不放手,对任何指责都怀有疑心。
    “那专家是谁带你去找的?”
    “她啊。”
    “那就对了,这就是托儿。”
    也不知道是大脑袋本身智商比较低,还是恋爱中的人容易变傻,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清楚。我解释了半天,大脑袋这才接受了现实,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颓丧地坐回到邮包之间,一会儿工夫后,居然哭了……
    他哭得特别伤心,声音不大,但流泪不少,嗓子还发出凄凉的哀鸣。真看不出来,这么一个大汉,哭起来跟个小女孩似的。他边哭边含糊不清地讲他跟那姑娘的一段段美好回忆,又用手绢抹眼角。两个警察还以为我把他怎么了,过来查问。我也没瞒着,都给说出来了,警察看他哭得涕泪交加,想乐又不好乐,又坐了回去。
    他在那哭哭啼啼了半天,眼泪一抹:“多谢你,兄弟。要不是你多看一眼,我的感情就被她欺骗了。说吧,有啥我能帮上你的。我在牢里也有几个熟人,可以照顾照顾你。”
    我说:“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我只要你给一个人捎句话就行。”然后对他耳语几句,大脑袋听完以后一愣:“这人到底是你什么人?”
    “整个北京城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我长长吐出一口气。
    大脑袋很快离开,继续去缅怀他被欺骗的爱情。我则继续闭目养神,脑子里不住地转动着。
    从满是情欲味道的宾馆转换到这冰冷的机舱里,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心,慢慢消化木户笔记带给我的冲击了。
    从整篇文章来看,玉佛的传承,似乎到了明末就断掉了。一直到了许一城这一代,才搜集资料,将其补完。该文是在1930年写成的,说不定木户有三就是看到这篇考据,才动了来中国的心思。
    但是,这篇考证文章还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根据许衡的《自叙》所言,玉佛在唐代一分为二,河内得佛头带回日本,许衡得佛身,藏在岐山。既然如此,佛头应该是在日本才对,为什么木户有三还要来中国寻找呢?
    这说明,在这两件事之间,还缺失了重要的一环。那枚玉佛头,在唐代到民国之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曾经返回过中国,一直到抗战前才再一次被运到日本。姬云浮说这篇文章当与《景德传灯录》参照阅读,可《景德传灯录》是宋朝一本记录历代高僧事迹的书,不知和这个有什么联系。我手头没这本书,只好先搁置一边。
    我忽然想到,在前往海螺山的半路上,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墓。按照笔记的说法,那应该是明代许信的坟墓。方震从那墓里找出来过一枚花钱,正面是“汝南世德”,背面也是四个字,只看得清两个字:人,心。
    我心里一哆嗦。那花钱是方孔的,方孔为回,“回”通悔。四面四字,两个字是人、心,难道另外两个字是事、过?难道它指的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
    那是我祖父的遗言,也是父亲的遗言,以及四悔斋店名的来历。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遗言,代表了他对一些事情和人的悔意。可是现在发现,明朝我家先祖的墓里,就已经有了这四句话,如此说来,这句话应该是许家的祖训,由此看来,父亲的遗言,似乎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我想着想着,整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从外头打完篮球回来,发现家门口聚着好多人。那些邻居看到我回来了,都纷纷让开一条路,眼神里有同情,有伤心,甚至还有几道幸灾乐祸,但没人开口说话。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拨开人群,掏出钥匙进了家门。平时回家,妈妈总会递来一搪瓷缸子的凉白开,然后把我的脏背心脱下来去洗;而父亲永远是在书房看书。可这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我在书房的桌子上,看到了父亲写的一张信纸,上面有八个字: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还有一串数字。我不明白什么意思,随手折了起来。这时候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他趾高气扬地向我宣布,右派、反革命分子许和平和他的夫人,在革命小将的震慑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揭露其罪行,在太平湖投水自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他奉命前来收缴反革命分子的遗留罪证。
    很奇怪的是,就像是有预感似的,我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反而异常平静。我扑向那个头头,跟他扭打起来。那头头是大学篮球队的主力,身材壮得不得了,可那一天却被我打断了两条肋骨。然后我被七八个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动弹不得。我看到一群人冲进我的家里,肆无忌惮地毁灭我所熟悉的一切。父亲和母亲结婚的合影被践踏在地上,妈妈的花盆被砸烂,墙上的奖状和柜橱上的玩具枪全都丢出窗外……
    接下来的三天,我都是在派出所的羁押室里度过的。等到我被放出来,他们告诉我,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我没看到他们最后一面,拿到手里的只有一坛骨灰——他们甚至没有分开存放,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流一滴泪。
    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了套,没有一个地方没被蹂躏过,没有一件东西没被翻动过。我怀抱着骨灰坛在废墟里蜷缩着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我又掏出父亲的遗言来看,猛然发现那一串数字,是大学图书馆的索引号。那时候学校都在闹,没人上课,图书馆更没人去了。我就找机会溜进去,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笔记。这本笔记里,记录的是《素鼎录》,而它的密码,正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这八个字——不过另外一本藏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已经随着老房子的拆迁,带着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可真是奇妙,木户有三带走了两本笔记,却不知道密钥;我父亲许和平知道密钥,却没有笔记。一直到木户有三去世前夕,其中两本才送回到我父亲手里。早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已经知道了真相,但他选择了沉默,把一部分资料交给姬云浮之后,继续隐姓埋名,直到大时代的洪流将我的家庭撞碎……
    我靠着舱壁,静静地回忆着这些事情,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些事情,从千年之前明堂起火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爸爸,妈妈,爷爷……”我望着机舱外看不到的夜空,喃喃自语。那一天未曾留出的泪水,在此时悄然滑落脸庞。
    不知过了多久,机舱里一震,总算是安全降落了。我从飞机里被带出来,一辆警车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着。此时已是深夜,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当时去安阳的时候,我可没想过会这么回到北京。
    既然是军航,那么降落地点应该是北京南边的南苑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大脑袋冲我比了个手势,表示他没忘记我的嘱托,然后拎起包离开了。两个警察把我押上警车,警车里的窗帘拉得很严实,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拉去哪里。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停在了一处不知所在的看守所。这看守所白墙灰屋,规模不是很大,此时只有岗哨和交接室还亮着灯。警察把我送到交接室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看守所的管教打量了我一番,也没多说话,只是让我换上囚犯的衣服,发了一套牙刷和漱口杯,个人物品封存签字,态度还挺客气。等手续都走完了,我被关到了一个单间号房里。
    这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北京的看守所条件很差,经常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号房里,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像单间这种奢侈,很少有犯人能够享受到。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竟然赶上这种待遇。
    其实这个单间的条件也不怎么样,床上一套看不出颜色的破褥子与被子,上头结着一层屎黄色的油壳。墙上沾着几缕可疑的污渍和乱七八糟的刻痕。在床头方向的角落搁着一个夜壶,夜壶附近的墙角生着一圈惨绿色的尿苔,骚味仍能隐隐闻得到。
    如果换了黄烟烟、药不然或者木户加奈,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但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没脱衣服,直接躺在褥子上,安然睡去。
    我以前在街上当过一段时间小混混,对里面的规矩还算熟悉。对看守所来说,单间只是个临时性的中转站,能住在这里的犯人,要么是穷凶极恶的重刑犯,要么是有背景的人,这两种人都不会待很久。所以我猜测,我既然被关进单间,应该最多也就待上一两天,很快就会被再度转移。
    可令我感到蹊跷的是,接下来一连五天,除了每日三餐定时有人送来以外,一点动静也没有,没人提审,没人探视,也没人来交保,甚至连一日两次的放风,都没我的份。我每天只能待在这间狭小的号房里,听着附近牢房犯人的吵嚷和管教来回巡逻的脚步声。这种平静很是让人不安,我似乎变成了《基督山伯爵》里的邓迪斯,被关进了无人问津的古老监狱。外界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直到终老病死。
    为了驱走这种恐惧,我每天在号房里飞快地来回走动,让身体保持一定运动量,这在监狱里叫狗转圈;我的脑子也不闲着,把目前搜集到的线索重新排列组合,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想得脑瓜仁都疼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管教打开号房,对我说:“许愿,有人要见你。”我走出号房,先贪婪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跟随着他来到接待室。接待室被一扇厚玻璃隔成了两边,我一眼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
    红字门的掌门,刘一鸣?
    居然会是他。
    我对这个老人印象不深,只记得在那天晚上的聚餐上,他一共没说几句话。最后我要走,其他四门都送了好东西,就他送了轻飘飘的两句话。我倒真没想到,第一个来探监的人,不是木户加奈,不是刘局或方震,居然会是他。说实话,黄克武来,我都不会这么惊讶。
    我慢慢走过去,坐下。刘一鸣听到声音,缓缓睁开眼睛,先凝神看了半分钟,才开口说道:“小许,你受委屈了。”这台词很熟,电影里那些被自己同志误会的地下党,在真相大白之后,总会有一位领导代表组织这样说。
    “嗯?您说的委屈是?”我没客气。
    “这事算是个误会。所有人都以为你死在了安阳,结果有人在岐山发现龙纹爵,黄家还以为是被人盗去,这才报了案,想不到把你逮了个正着。”
    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是笑了笑,刘一鸣则略抬嘴角,两个人心照不宣。他给了这么一个拙劣的解释,是想隐讳地告诉我,这事是黄家自己搞出来的,不是五脉的官方决议。
    刘一鸣轻轻拍了拍椅背:“你不必有太多顾虑,黄家很快就会撤诉,警方那边有方震在协调,这案子立不起来。不过程序上,还得委屈你在这里待几天。我会让看守所的人照顾你。”
    我面无表情地说:“我受委屈不要紧,耽误了正事可就不好了。”
    刘一鸣听出我的话外音,微微一笑:“你放心好了,无论是龙纹爵还是佛头,五脉都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不让你白白辛苦。”
    我听出来了,他在旁敲侧击问我在岐山的发现。这说明,无论是方震还是木户加奈,都没有说出当时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木户加奈不说可以理解,方震是刘局的部下,居然都没透露半点风声,这可太奇怪了。难道刘一鸣和刘局不是一路人?
    刘一鸣是这一代五脉的掌门,可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人好似闲云野鹤,从来不参与任何事务,连说话都是云山雾罩,虚的比实的多。上次五脉聚首那么大的事,他几乎不置一词,只在最后给我留下两句不咸不淡的劝诫。这份有话从来不直说的风格,倒是跟刘局一脉相承。
    我暗自下定决心,除非他直接开口想问,不然我就装傻到底。
    所以我安静地与他对视,不肯吐露一字。刘一鸣也不急,手指慢慢敲着椅背,好似下围棋的时候长考。旁边的警卫看到我们两个如老僧入定一般,都不讲话,表情变得颇为怪异。这种奇特的对峙持续了三分多钟,警卫不得不咳了一声:“咳,我说,会面时间可就快过了。”
    这句话对刘一鸣起了一点作用,他终于打破沉默:“其实我今日到此,除了是想让你宽心以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木户加奈已经回国了。”
    我大吃一惊,再也无法装作淡定,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居然回日本了?
    刘一鸣看到我的失态,未动声色,平静地说道:“你出事以后,木户加奈立刻返回了北京。她本来要见你,但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去做,只好先回国,拜托我转告你一声。”
    “什么事?”
    “她应该已经掌握一部分资料,说是回国跟东北亚研究会的人协调,说服他们将佛头正式归还我国。看来你们在岐山的工作,卓有成效啊。”
    我猛然意识到,刘一鸣是故意的。木户加奈的消息是我急于知道的,他却一直到会面时间快结束时才透露出来,这样一来,我就会陷入恐慌,没法继续保持淡定。我深吸一口气,索性把话挑明,挑衅般地反问道:“您不想知道,我们在岐山发现了什么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刘一鸣却摇了摇头,伸出一个指头封在了嘴唇上,示意我噤声,然后说:“你就先在这里安心待几天吧,这里条件一般,不过总比外头清净。”然后他站起身,踏着会客时间结束的铃声飘然离去。
    我彻底糊涂了,刘一鸣专程跑到这个看守所来,既不救我出去,也不追问我真相,难道真的只是通知我木户加奈回国的事情?
    我回到号房以后,思绪万千,这事情开始朝着奇妙的方向发展了。木户加奈手里有木户笔记的译稿,看来她打算用这个去说服东北亚研究会。这个选择是对的,如今幕后黑手不明,留在中国太危险,不如早早跳出去。只要东北亚研究会同意归还佛头,这一切都将成为公众的焦点,对幕后黑手来说,下手就更有难度了。
    木户加奈已经回日本了,方震知道一部分真相,但他从一开始就有意回避我们的谈话,所知也非常有限。若有人现在想了解岐山的真实情形,唯一的选择就是问我;而如果有人想隐瞒岐山的真实情形,唯一的目标,也是我……
    我突然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心惊不已。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有人不希望我知道,有人希望从我这里知道。各方隐藏在水下的势力,都冷冷地盯着我,打着自己的算盘。这么推演一下,我简直就成了众矢之的。我忽然明白,刘一鸣说我在牢里待着还算清净,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时候,铁门传来敲击声,然后门上的小门打开,一盆热气腾腾的窝头、咸菜和满满一碗芹菜肉丁递了进来。看来刘一鸣果然已经打过招呼,这饭菜可比前几天的丰盛多了。有隔壁牢房闻到香味的犯人开始鼓噪,喊着也来一份,直到管教亮出棍子才闭上嘴。
    我已经素了好几天了,肚子里缺油水,于是也不客气,张开大嘴风卷残云,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个饱,撑得倒在地上直喘气。五分钟以后,我忽然感觉不对劲了。肚子开始只是浅浅的一线疼痛,很快这疼痛感分出无数枝桠,扩展到整个胃部,把里面变成了火灾现场,无处不是火烧火燎的。
    我捂着肚子躺倒在地,冷汗直冒,右手无力地伸向牢房铁门,抓了几抓,却没发出任何声响。又一阵疼痛传来,我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隔壁犯人听见了,开始还调侃说哥们儿吃太多了吧,后来听我声音确实不对,赶紧帮忙喊来了管教。
    铁门咣当一声被拉开,管教一看我蜷缩在地捂着肚子疼得脸色发青,立刻喊来医生给我检查。医生匆忙跑过来简单检查了一下,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可能是食物中毒或者胃穿孔,赶紧送医院去。于是三四名管教把我抬起来,七手八脚地送上看守所的一辆面包车,由一名司机和一名管教看着,往附近的医院送。
    说来也怪,我的腹部剧疼,意识却清醒得很。这食物肯定不对劲,可到底是谁要下毒害我?是幕后黑手,还是五脉中的什么人?为何他们在岐山不动手,却要在北京灭口呢?刘一鸣跟这事,有没有关系?
    疑虑袭击我的精神,痛苦折磨我的肉体。我在这双重的打击不断呕吐,不断颤抖,在面包车的座椅上蜷缩成一团。管教看我这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嘴里不住念叨着什么。
    这时候,面包车一个急刹车,突然停住了。我听见管教大声问司机怎么回事,司机说好像撞到什么人了。管教看了我一眼,拉开车门下去查探。没过多久,外面传来一声闷闷的打击声,然后一个人冲进车里,一下打晕司机,然后凑到我面前。
    我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来的人是谁。他喊了一声我的名字,往我嘴里塞了一粒什么东西。这东西有些发苦,一落进肚子,胃里顿时清凉一片,火势减弱了不少。我勉强睁开眼睛,看到一张老人的脸,脖颈右侧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表情颇为凶悍。
    “付……付贵?”
    来的人,居然是当年的北平探长付贵。他把我搀扶起来,厉声道:“别说那么多,咱们先走。”我脑袋还有些晕,听凭他把我胳膊搭在肩上,扶我下了车,钻进旁边一条小胡同。看他的动作干净利落,全不像一个老年人。在胡同的另外一头,一辆桑塔纳早已停在那里。付贵把我塞进车里,自己也跳上去,喝令司机开车。桑塔纳车头一摆,朝着相反方向开去。我在车上晃晃悠悠,胃里还是疼得很。付贵又递给我一粒药丸,我张口吞下,腹里又稍微好受了一点。
    我本想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实在没什么力气,任由车子往前开去,昏昏沉沉地又睡了过去。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自己正躺在一张软绵绵的席梦思床上,床头柜上搁着一条粉红色毛巾,还有一粒药丸搁在一个塑料瓶盖儿里。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房间很有特点。家具与器物都是寻常所见,但摆放得颇为巧妙,不用任何字画古物,却自然流露出淡淡的古典韵味。唯一的例外,是床头的一头毛绒大熊玩具,就搁在我脑袋不远处。
    门一开,我看到付贵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杯水。见我醒了,让我把那药就着水吞下。我喝完以后,虚弱地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付贵嘿嘿一笑:“还不是为了把你弄出来。我买通了厨师,在你菜里下了特制的药丸,吃了那东西,你会开始胃疼。那个看守所没有好的医生,一定会把你往医院送,我们中途一截,就成了。小事一桩。”说完以后,他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舌头,啧啧了两声:“这是民国截囚的老法子了,连药丸的配方都没变,想不到现在还能用上。”
    从他的表情,依稀可见当年叱咤四九城的大探长风范。我苦笑着拿起毛巾,擦了擦脸:“我不是问这个,而是问,您怎么会跑来趟这个浑水了?”
    “是她把我找来的。”付贵回头望去。我看到一个窈窕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握着杯子的手不由得一颤。
    来的人是黄烟烟。
    黄烟烟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神情和从前一样冰冷,只是脸庞愈加瘦削,双颊浮起两团苍白。她的眼神盯着我,却没有喜色或怒色。付贵站起身来,投来一个暧昧的眼光给我。黄烟烟走过来,我苦笑着刚要开口说话,她却扬起手来,搧了我一巴掌。
    这巴掌打得好重,有如五条沾了水的牛皮鞭子狠狠抽过。我猝不及防,被打得差点跌下床去,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打完这巴掌,黄烟烟才开口道:“为什么是我?”
    “因为整个北京我只信得过你。”我捂着脸,看着她的眼睛。
    大脑袋下飞机前,我曾拜托他给一个人传句话。那个人就是黄烟烟。我知道自己即将身陷牢狱,但外面有件关键的事情,必须交托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尽管那时候黄烟烟恨我入骨,但我仍相信她是最好的选择——本来我还考虑过药不然,但这个家伙有点太过跳脱,做事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黄烟烟闻言,眼神闪动,手攥了又攥,这第二个巴掌,终究没有落下来。我忽然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她的那枚青铜环,交到她手里,轻声说了一句谢谢。这是我掉进盗洞时她扔下来的,如今算是物归原主。黄烟烟眉头一蹙,把它接过去,“啪”地又重重地搧了一记耳光。
    这时候付贵在一旁提醒道:“喂,我从天津冒这么大风险来这,是为了给许一城许老哥洗刷冤屈的,不是看你们打情骂俏的。黄姑娘,你账算清楚了没?咱们好说正事了。”黄烟烟冷冷瞥了我脸上的五道指印:“算清楚了。”
    “都还清了就好。这世上两本账不能欠,一本风流账,一本恩义账,算错了可会惹出大麻烦。”付贵一脸揶揄。我抚摸着脸庞,尴尬地点着头,巴不得赶紧换个话题:“你怎么会去找付老爷子?”
    黄烟烟道:“是你自己说的,要提防五脉里的人,我别无选择。”付贵补充道:“这丫头找到我时,吓了我一跳。丫头说你小子有危险。老许的后人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把老骨头只好冒险出来闯一闯。”
    “可你们怎么知道我有危险?”我问。
    付贵道:“黄丫头说了,这次黄家报案的事,黄克武并不知情。也就是说,试图借黄家整你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所图非小,视你为眼中钉。你留在看守所内,等于是任人宰割,绝不安全。”
    他的说法,跟刘一鸣截然相反,我不禁哑然。
    我把今天刘一鸣的事说给他听。付贵笑道:“这并不算矛盾。刘一鸣的话,倒也没错,但他只算到你在狱中会平安无事,这是守势;而我把你劫出来,则是个攻势。兵法有云,做敌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把你从牢里弄出来,等若为那幕后黑手平添一份变数,他只能进行补救,早晚会露出破绽,那就是咱们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重重一拳砸在桌子上,把上面的像框震得差点倒地,眼神凶光毕露。付贵当年在北平地皮上,三教九流什么场面都见过,奇案怪案也破了不少,无论眼界还是见识都是一流。经他这么一分析,我才明白原来劫我出来还有这层深意。
    “辛苦老爷子了。”我真心实意地向他道谢。付贵至今在沈阳道还被悬赏,却跑到北京来劫看守所的囚车,这份胆识、这份义气都不得了。我心中感激,深觉我爷爷当年没交错这个朋友。
    “你别谢我。”付贵摆了摆手,“我帮你,一是看许一城的面子;可更主要的是,我对当年他的作为也一直想不通。等这件事圆满解决,你要完完整整说给我听,让我这老头子闭着眼睛进棺材。”
    我举起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指头,这象征着天、地、人,也代表着君、亲、师,是旧江湖发誓最郑重的手势。我当场郑重起誓,等佛头案真相大白,必将一切细节告之付贵,违者五雷轰顶。
    付贵满意地点点头。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你还记得让黄烟烟去调查的事么?我说记得啊。
    我在去天津和去安阳之前,先后接到过两封匿名信,上面都只有两个字“有诈”。还暗示了一个地址。我最初对此并没特别留意,但随着真相不断揭开,我越发感觉,这两封匿名信对于谜团的破解至关重要。所以我让大脑袋给黄烟烟传话时,特意叮嘱她针对这个地址调查一下。
    写信之人熟知我的行程,必然与五脉有关联。黄烟烟利用自己的优势,把调查重点放在五脉成员与这个地址的重叠。结果发现,那个地址是一家高级品茗会所,会所的管理者姓沈,叫沈君,是青字门掌门沈云琛的远方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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