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贾大昌去白云酒馆预订了二楼竹梅雅间。;
第三天上午十点钟，贾大昌就去了竹梅雅间，独自喝茶、思量、等候。十一点零五分，常如锦领着四个人进来了。这四个人是，常胜的儿子常春风、查学礼的孙子查杰、李得理儿子李伟、袁望仁儿子袁小虎。常如锦把他们一一向贾大昌作了介绍，也把贾大昌向他们作了介绍。当常如锦向他们说：“贾老板同甄思李一家祖祖辈辈都有杀人冤仇，找你们来就是想商量商量灭掉甄思李一家的事。”
一提到甄思李，四个人炸开了锅，纷纷咒骂起来。稍许平静下来，大家边喝酒边议论起来。李伟说，华章武馆很多年前就闭馆了，后来武馆租了出去，武馆里所有人都不知去向，好像在人间蒸发了，到什么地方找他们去？袁小虎说，华章武馆的徒弟在广州有的是，大家细心查寻，不会找不到。常春风说，华章武馆的徒弟对赖无忌、甄思李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是不会说的。查杰说，花点时间慢慢套，总会套出来的。贾大昌说，大家别着急，这条路走不通，再想别的路，再难去的地方也有路，耐着性子找得了，说着敬了众人一杯酒，劝大家喝酒吃菜，切不可灰心丧气。于是气氛又渐渐活跃起来。
酒罢喝茶时，常如锦说，找到了华章武馆的徒弟，要先同他套近乎，要说赖无忌、甄思李他们如何如何令人尊敬，然后说如何如何想见到他们，打消他的疑虑，引起他的兴趣，才能让他说出来。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一齐都说，常大婶堪比百岁挂帅的佘老太君，足智多谋。
此后，每隔十天半月就聚会一次，贾大昌对因无半点进展而苦恼的几个人总是一再安慰。而每次饮酒，贾大昌总是抢着结账，并一再说，这么几个钱是搞不垮茶庄的，要大家切勿介怀，常如锦和这四个人对贾大昌越来越有好感。贾大昌知道，耐心固然重要，钱还是起了特大作用的。
转眼到了1938年12月中旬。在一次喝酒中，袁小虎懊恼地说：“可恨日本宪兵一到晚就戒严，不然增加一些夜晚时间，对找人询问方面不是更好一些吗？”大家都称是。查杰突然紧张兮兮的说：“说到戒严，我陡然想起一事，前天夜里，我肚子疼上茅房，在巷口看到对面屋上两条人影，正在惊讶中，另一条街巷枪响了，我赶紧跑回家，肚子也不疼了，直到天亮，连小便也没有了。”在大家的笑声中，常春风说：“我听在治安队的耿小三说，时常有人在夜里杀皇军、杀治安队人，说那些人飞檐走壁，枪法精准。日本兵说那些人是马虎子。他们治安队每夜轮流巡逻，个个提心吊胆，就怕遇到马虎子。”于是贾大昌等人决定，不在夜晚出门，防止遇到那些马虎子，更防止被日本人当作马虎子杀掉。他们一致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寻找，总有一天会如愿的。
这些夜袭者并不全是日本鬼子说的马虎子（**游击队），他们大多是有血性的中国平民。华章武馆关闭后，不久，赖无忌就吩咐账房唐先生领着几个打杂的住守武馆，对外说武馆租了出去。而赖家人全部分批分期住进了广州郊外独大院。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起初，八十岁的赖无忌仍主张闭门不出。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广州的暴行激起民怨沸腾，侠肝义胆的赖无忌夫妇、甄思李夫妇再也按捺不住了，独大院的人经过认真商讨，成立两个组，一组是日侦组，选出甄思李、赖升、赖喜平、李守诚四人，白天专在城里城外打探日军的兽行。一是夜行组，选出甄念平、赖勇、赖忠、赖义、赖关、李大方六人，专在夜晚袭击那些兽行的日兵，并留下告示，严厉告诫日寇不得奸杀淫掳，严正声明：日寇滚出中国去，中国人不可欺！
真正的中国人确实不可欺。古往今来，中国人什么时候向侵者屈服过呢？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他们的老祖宗起一直妄想向外扩张，可一直被打得焦头烂额。远的不说，就说明朝时期吧，倭寇被戚继光杀得尸横海滩，血染东海。可倭寇的子孙们就是不记取惨败的教训，一直用武士道精神培育他们的一代代。日寇可诱降汪精卫，也可逼降蒋介石，可四亿多中国人民是利诱不成，威逼不倒的。正直勇敢的中国人民迫使国民党军队奋起抗日，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且不说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是如何舍生忘死地抗击日寇，就说那些非武装的中国老百姓吧，他们总是时时刻刻在寻机消灭日本侵略者。高城有“打恶队”，广州有“夜行组”。两地相隔几千里，无法沟通，可就是想到了一处，干到了一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
甄思李等四人在茶楼酒馆、街头巷尾探得情况，就回去通知甄念平等人。甄念平六人分三组，每组二人，每夜一组执行任务。他们腰系暗器，背插单刀，别着短枪，翻墙越屋，如履平地。这**，甄念平、赖忠等六人齐去除灭日本宪兵龟田少佐及其率领的巡逻队。
龟田少佐是个短腿、肥胖的三十来岁的男人，两道极短的蚕豆似的眉毛，一撮仁丹胡，黄中透黑的脸色，粗短的鼻梁上方，嵌着一双不在一条平线上的蛇眼。此人原是个日本浪人，从小练忍术，自夸有一套独特的空手道功夫，练有一手刀法。他鄙视暗器，也鄙视枪弹，说那是小孩玩的活，是懦弱者偷袭的玩意。他从不佩枪，但也不反对他的士兵荷枪实弹。
他极端看不起中国人，对他的翻译也一口一个“支那猪”，常常拳打脚踢。他暴躁起来就要砍中国人。他好酒，不喜欢日本清酒，特喜欢中国的烈性烧酒。有一次酒后，他对姜翻译说，十七岁到中国来至今，已有八十六个“支那猪”死在他的刀、拳、脚下，他立志要杀两百个“支那猪”。
第三天上午十点钟，贾大昌就去了竹梅雅间，独自喝茶、思量、等候。十一点零五分，常如锦领着四个人进来了。这四个人是，常胜的儿子常春风、查学礼的孙子查杰、李得理儿子李伟、袁望仁儿子袁小虎。常如锦把他们一一向贾大昌作了介绍，也把贾大昌向他们作了介绍。当常如锦向他们说：“贾老板同甄思李一家祖祖辈辈都有杀人冤仇，找你们来就是想商量商量灭掉甄思李一家的事。”
一提到甄思李，四个人炸开了锅，纷纷咒骂起来。稍许平静下来，大家边喝酒边议论起来。李伟说，华章武馆很多年前就闭馆了，后来武馆租了出去，武馆里所有人都不知去向，好像在人间蒸发了，到什么地方找他们去？袁小虎说，华章武馆的徒弟在广州有的是，大家细心查寻，不会找不到。常春风说，华章武馆的徒弟对赖无忌、甄思李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是不会说的。查杰说，花点时间慢慢套，总会套出来的。贾大昌说，大家别着急，这条路走不通，再想别的路，再难去的地方也有路，耐着性子找得了，说着敬了众人一杯酒，劝大家喝酒吃菜，切不可灰心丧气。于是气氛又渐渐活跃起来。
酒罢喝茶时，常如锦说，找到了华章武馆的徒弟，要先同他套近乎，要说赖无忌、甄思李他们如何如何令人尊敬，然后说如何如何想见到他们，打消他的疑虑，引起他的兴趣，才能让他说出来。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一齐都说，常大婶堪比百岁挂帅的佘老太君，足智多谋。
此后，每隔十天半月就聚会一次，贾大昌对因无半点进展而苦恼的几个人总是一再安慰。而每次饮酒，贾大昌总是抢着结账，并一再说，这么几个钱是搞不垮茶庄的，要大家切勿介怀，常如锦和这四个人对贾大昌越来越有好感。贾大昌知道，耐心固然重要，钱还是起了特大作用的。
转眼到了1938年12月中旬。在一次喝酒中，袁小虎懊恼地说：“可恨日本宪兵一到晚就戒严，不然增加一些夜晚时间，对找人询问方面不是更好一些吗？”大家都称是。查杰突然紧张兮兮的说：“说到戒严，我陡然想起一事，前天夜里，我肚子疼上茅房，在巷口看到对面屋上两条人影，正在惊讶中，另一条街巷枪响了，我赶紧跑回家，肚子也不疼了，直到天亮，连小便也没有了。”在大家的笑声中，常春风说：“我听在治安队的耿小三说，时常有人在夜里杀皇军、杀治安队人，说那些人飞檐走壁，枪法精准。日本兵说那些人是马虎子。他们治安队每夜轮流巡逻，个个提心吊胆，就怕遇到马虎子。”于是贾大昌等人决定，不在夜晚出门，防止遇到那些马虎子，更防止被日本人当作马虎子杀掉。他们一致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寻找，总有一天会如愿的。
这些夜袭者并不全是日本鬼子说的马虎子（**游击队），他们大多是有血性的中国平民。华章武馆关闭后，不久，赖无忌就吩咐账房唐先生领着几个打杂的住守武馆，对外说武馆租了出去。而赖家人全部分批分期住进了广州郊外独大院。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起初，八十岁的赖无忌仍主张闭门不出。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广州的暴行激起民怨沸腾，侠肝义胆的赖无忌夫妇、甄思李夫妇再也按捺不住了，独大院的人经过认真商讨，成立两个组，一组是日侦组，选出甄思李、赖升、赖喜平、李守诚四人，白天专在城里城外打探日军的兽行。一是夜行组，选出甄念平、赖勇、赖忠、赖义、赖关、李大方六人，专在夜晚袭击那些兽行的日兵，并留下告示，严厉告诫日寇不得奸杀淫掳，严正声明：日寇滚出中国去，中国人不可欺！
真正的中国人确实不可欺。古往今来，中国人什么时候向侵者屈服过呢？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他们的老祖宗起一直妄想向外扩张，可一直被打得焦头烂额。远的不说，就说明朝时期吧，倭寇被戚继光杀得尸横海滩，血染东海。可倭寇的子孙们就是不记取惨败的教训，一直用武士道精神培育他们的一代代。日寇可诱降汪精卫，也可逼降蒋介石，可四亿多中国人民是利诱不成，威逼不倒的。正直勇敢的中国人民迫使国民党军队奋起抗日，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且不说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是如何舍生忘死地抗击日寇，就说那些非武装的中国老百姓吧，他们总是时时刻刻在寻机消灭日本侵略者。高城有“打恶队”，广州有“夜行组”。两地相隔几千里，无法沟通，可就是想到了一处，干到了一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
甄思李等四人在茶楼酒馆、街头巷尾探得情况，就回去通知甄念平等人。甄念平六人分三组，每组二人，每夜一组执行任务。他们腰系暗器，背插单刀，别着短枪，翻墙越屋，如履平地。这**，甄念平、赖忠等六人齐去除灭日本宪兵龟田少佐及其率领的巡逻队。
龟田少佐是个短腿、肥胖的三十来岁的男人，两道极短的蚕豆似的眉毛，一撮仁丹胡，黄中透黑的脸色，粗短的鼻梁上方，嵌着一双不在一条平线上的蛇眼。此人原是个日本浪人，从小练忍术，自夸有一套独特的空手道功夫，练有一手刀法。他鄙视暗器，也鄙视枪弹，说那是小孩玩的活，是懦弱者偷袭的玩意。他从不佩枪，但也不反对他的士兵荷枪实弹。
他极端看不起中国人，对他的翻译也一口一个“支那猪”，常常拳打脚踢。他暴躁起来就要砍中国人。他好酒，不喜欢日本清酒，特喜欢中国的烈性烧酒。有一次酒后，他对姜翻译说，十七岁到中国来至今，已有八十六个“支那猪”死在他的刀、拳、脚下，他立志要杀两百个“支那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