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比赛中，我驾驶着那辆毫不起眼的赛车冲在了最前面，排在第二名的蒋介石脸色铁青，因为以往每次总是他第一。 可是在冲刺的时候，我的汽车突然发生了故障，最终还是被蒋介石超了过去。
赢得了冠军的蒋介石走下车来，径直走到我跟前，和我握手，请教我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我到他的郊外官邸做客。从此以后，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我套近乎。自然，在很多次谈话中，一些情报也就从这些将军们的嘴巴里流到了我的报告里。”
“从1930年5月开始，我从广州出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我的足迹遍及南方许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结束采访之后，我给总部写了一份较为详尽的材料，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
“那么，你向朱毛赤匪提供了什么情报？”小林问道。
“很多，比较重要的有：1932年德国顾问魏策尔，帮助国民党政府制定了第4次围剿计划。我设法搞到了这份作战计划，包括进攻方向、兵力部署及部队集结日期。我立刻把这份名为‘掩体战略’的计划电告莫斯科。同时，也把这个情报辗转通过几个人的关系，最终送到了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在围剿前就做好了准备，避免了重大损失。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在沈阳开始行动，强占满洲，整个东北都陷入了混乱。这时，红军总部最关心、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已经对中国发动了军事攻击，那会不会入侵苏联呢？
红军总部来电指示我加紧收集情报，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我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尾川秀实的日本人，他当时是《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
“你们是如何认识的？”小林又问道。
“是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的记者、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介绍而相识的。因为都是记者，共同之处很多，我们便成了朋友。”
“尾川秀实知道你是**的间谍吗？”长孙花衣突然发问。
佐尔格马上反应过来，应声道：“不知道，直到今天，这位可爱的先生还蒙在鼓里，我只是出钱向他买感兴趣的消息。”
“你休想为他开脱，尾川已经承认自己是深海了。”小林叫着。
“你大概是想急于成名吧？就好象在德国有人纵火焚烧国会大厦；在法国有人想拆毁埃菲尔铁塔；在美国有人企图推倒自由女神像一样吧。”
佐尔格的幽默、辛辣使全场人轰堂大笑，同时也都十分佩服他的睿智，因为他是有所指的，上述这些行为，都是反动派栽赃给**和民主人士的丑恶伎俩！
“请往下说。”高田*官强忍住笑说。
“1932年初，我从尾川秀实那里得知，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目标很是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因此，我做出判断，日本不可能进攻苏联，它的目标仍然是中国。我马上给总部发电。1932年1月28日，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我的判断。”
“你是在什么时间离开中国，又是在什么时间到日本的？”高田*官问。
“我是在1932年末离开了中国的。”
“这就奇怪啦，你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可谓是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跑到日本来呢？”小林不解地问。
“原因是‘牛兰事件’。”
“牛兰事件？”
个别敏锐的记者，马上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好材料，是一个价值可观的新闻眼。马上有记者站起来提出要求：“佐尔格先生，请详细说一下这个事件。”
佐尔格礼貌地转向高田*官，以眼光征询他的意见。
高田*官点点头：“你可以说。”
“牛兰事件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就难怪在座的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当时，这可是轰动一时的国际性的大事件呢！”
佐尔格侃侃而谈：“牛兰是苏联**员，他的真实姓名叫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形势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任务是重新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一名共产国际信使，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在中国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很多世界名人都加入了进来，比如象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都参与了营救。共产国际自然也不例外，我授命要积极采取行动，想尽一切方法，一定要将牛兰夫妇营救出来。
赢得了冠军的蒋介石走下车来，径直走到我跟前，和我握手，请教我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我到他的郊外官邸做客。从此以后，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我套近乎。自然，在很多次谈话中，一些情报也就从这些将军们的嘴巴里流到了我的报告里。”
“从1930年5月开始，我从广州出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我的足迹遍及南方许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结束采访之后，我给总部写了一份较为详尽的材料，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
“那么，你向朱毛赤匪提供了什么情报？”小林问道。
“很多，比较重要的有：1932年德国顾问魏策尔，帮助国民党政府制定了第4次围剿计划。我设法搞到了这份作战计划，包括进攻方向、兵力部署及部队集结日期。我立刻把这份名为‘掩体战略’的计划电告莫斯科。同时，也把这个情报辗转通过几个人的关系，最终送到了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在围剿前就做好了准备，避免了重大损失。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在沈阳开始行动，强占满洲，整个东北都陷入了混乱。这时，红军总部最关心、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已经对中国发动了军事攻击，那会不会入侵苏联呢？
红军总部来电指示我加紧收集情报，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我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尾川秀实的日本人，他当时是《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
“你们是如何认识的？”小林又问道。
“是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的记者、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介绍而相识的。因为都是记者，共同之处很多，我们便成了朋友。”
“尾川秀实知道你是**的间谍吗？”长孙花衣突然发问。
佐尔格马上反应过来，应声道：“不知道，直到今天，这位可爱的先生还蒙在鼓里，我只是出钱向他买感兴趣的消息。”
“你休想为他开脱，尾川已经承认自己是深海了。”小林叫着。
“你大概是想急于成名吧？就好象在德国有人纵火焚烧国会大厦；在法国有人想拆毁埃菲尔铁塔；在美国有人企图推倒自由女神像一样吧。”
佐尔格的幽默、辛辣使全场人轰堂大笑，同时也都十分佩服他的睿智，因为他是有所指的，上述这些行为，都是反动派栽赃给**和民主人士的丑恶伎俩！
“请往下说。”高田*官强忍住笑说。
“1932年初，我从尾川秀实那里得知，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目标很是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因此，我做出判断，日本不可能进攻苏联，它的目标仍然是中国。我马上给总部发电。1932年1月28日，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我的判断。”
“你是在什么时间离开中国，又是在什么时间到日本的？”高田*官问。
“我是在1932年末离开了中国的。”
“这就奇怪啦，你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可谓是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跑到日本来呢？”小林不解地问。
“原因是‘牛兰事件’。”
“牛兰事件？”
个别敏锐的记者，马上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好材料，是一个价值可观的新闻眼。马上有记者站起来提出要求：“佐尔格先生，请详细说一下这个事件。”
佐尔格礼貌地转向高田*官，以眼光征询他的意见。
高田*官点点头：“你可以说。”
“牛兰事件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就难怪在座的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当时，这可是轰动一时的国际性的大事件呢！”
佐尔格侃侃而谈：“牛兰是苏联**员，他的真实姓名叫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形势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任务是重新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一名共产国际信使，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在中国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很多世界名人都加入了进来，比如象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都参与了营救。共产国际自然也不例外，我授命要积极采取行动，想尽一切方法，一定要将牛兰夫妇营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