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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行营在连续一周的会议之后更为忙绿，各机构各部门迅速调整工作方向。
张群以军政联络处长兼南京行营特派员的身份，率领三十余将校组成的军事巡查小组，对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进行巡回考察，唯独没有把一直犹犹豫豫、拥兵自重的云南列入巡查行程，因此云南也就无法获得南京行营下拨的先进武器装备、整训军官和南京军事学院的进修名额。
孙宝琦坐镇上海，继续负责对外联络、南京行营驻上海对外办事处、经贸合作与外来投资等事项。
王陵基返回南昌的次日便一声令下，驻扎江西各地的八万官兵随即停止训练，奔赴各自的责任区，协助民众冬修水利。
广东潮汕驻军在军长王瓒绪和总部特派小组的领导下，转入到对码头、公路的扩建工程之中。
林白水调整宣传计划，发起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全国发行的《中国时报》和陆续收购重组的《北京晨报》、《天津商报》、《羊城晚报》和上海的三家报纸已被林白水牢牢掌控，展现出越来越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外交总长王正廷返回北京后，立即将萧益民的密信和南京行营相关会议结论上呈给总理段祺瑞，段祺瑞经过三天的反复考虑，连续召开两次智囊团会议，把三名心腹塞进王正廷的代表名单之后，才命令王正廷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赶赴巴黎，去为国家争取权益。
可**无能的中央政府各部早已将全年经费挥霍一空，债台高筑的财政部，竟然拿不出代表团赶赴欧洲的十万元经费，最后还是气急败坏的段祺瑞从私人账户挤出十万元，这才把这一丑闻掩盖下来。
段祺瑞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拉拢摇摆不定的北洋各军将领和有效保持麾下心腹对京津、热河、绥远、山东、安徽各省的控制。段祺瑞在短短半年之间花掉了八千余万，其中用在明处的军费开支就耗去五千万，为了扩大麾下九个师的军力，又花费一千二百万元从四川购买两批质优价廉的火炮、重机枪和步枪等武器弹药，再加上暗中付出的一笔笔政治收买、军队拉拢等款项，段祺瑞已经囊中羞涩所剩无几，不得不再次致电南京，请求萧益民提前支付江南各省应缴中央的八千万元赋税。
八千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去年四川省政府收到的全省赋税就超过了这个数字。这还没有将四川各地直属南京行营的两大军工企业的巨额盈利包括进去。
得益于五年来的巨额投入和迅速发展，以及大批工商企业的免税期结束正式征税，今年前十个月，四川省政府就已经超额完成全年税收任务，因此，仅四川一省今年就能向南京行营上缴五千万元赋税，剩下的再次投入到四川各地的基础建设当中。
可是，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七省的两年免税期尚未过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在地方军阀陆荣廷、莫荣新、鲁平山、唐继尧的控制之中。除了已经成为萧益民集团重要一员的贵州督军兼省主席鲁平山之外，其他几个不可能给任何人交税，至于鲁平山治下迅速发展的贵州省赋税，从来就没有一个统计数字。
而山多地少的福建，仍然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恼火之下萧益民自十月份起，明面上时常呼吁福建地方政府顺应民意，锐意改革。暗中却对福建采取暗中包围、步步蚕食的计划，使得福建南北包括漳州全境在内的数十个县脱离了福建省政府的阵营，投入到萧益民阵营之中。
因此，福建省政府不但没有一分赋税上缴，反而三天两头恳求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救济，但是在萧益民集团的无情打压下，李厚基等人的垮台、福建全省归附南京行营的时刻指日可待。
原本中央政府还有个富裕的税源地上海。可自从南京行营提前半年将上海全年赋税四千万元上缴中央财政之后，整个上海就通过中央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自一九一九年元月一日起正式纳入南京行营的管辖之内，以后上海不管是穷是富，也只是通过南京行营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四千万元赋税，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上海指手画脚的权力。
最后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希望的就剩下两淮和浙江的盐税，可两淮盐税已经提前半年上缴中央，浙江盐业刚完成产业整顿，购进的大批先进生产设备和扩大近十倍的盐田陆续投产，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产生巨额利润，如果南京政府能体谅中央的困难，为浙江提前支付明年两千万元的全年赋税，中央政府那群大爷们就会高呼阿弥陀佛了。
段祺瑞和他的心腹们日子过得愈加窘迫，相比之下，名义上基本统一了中国南部的萧益民如今可谓风光无限，富得流油，不但有实力强大的中国工商业银行、美国蓝旗银行这两大银行做后盾，而且还控制着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军火生产和百分之八十的军火贸易，一年来强大的英美两国财团蜂拥而至，在长江流域各省砸下了一笔又一笔巨额投资，萧益民集团从中获得的衍生税收不下千万。
再加上萧益民深得老天眷顾，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连续两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不但大大缓解了两亿多民众的生存压力，也给萧益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实惠。
更让人眼红的是，萧益民不但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中央政府免除了七省民众两年的赋税，而且还建起了宜昌、南昌、浦口三大粮食储存仓库，斥巨资大量收购南方各省农民手中的余粮，弄得每年都要从江南各省购买数十万吨便宜稻米运回国内的日本人急得上蹿下跳破口大骂，一次又一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
年关将至，摆在段祺瑞集团面前的形势愈发严峻，段祺瑞与十余名心腹苦商多日，最后不得不做出再次向萧益民伸手求援的决定。
谁知电文没有拟好，前往南京求援的人员尚未选出，广东粤西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不愿屈居桂系军阀之下的粤军将领邓本殷、陈济棠、李济深、张发奎等人合兵一处，对残酷压榨广东民众的桂军各部发起突然袭击，战火瞬间燃遍粤西大地。
早已被架空的广东省长岑春煊调停无效，一怒之下电呈中央政府和总理段祺瑞请辞，随后不等段祺瑞政府做出任何决定，便带上家小离开广州，乘坐英国客轮返回上海寓所。
段祺瑞集团这时哪里还有精力管到远隔数千里的广东，但是又无法推卸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好匆匆发表声明予以痛斥，严令桂粤两军服从中央领导停止战争，谁知惹来桂粤两军的连番抵触。
陆荣廷、莫荣新通电全国，极力申辩，指责中央政府完全无视两广民众的根本利益，通电中把广东大规模的战争称之为暴乱，并把广东军务会办陈炯明指为幕后黑手。
陈炯明对此不但矢口否认，而且对桂军的倒行逆施和穷征暴敛给予无情揭露，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桂军盘踞的广州，并命令麾下三个师集结于东莞一线，摆出攻势严阵以待。
已经占据大半个雷州半岛的邓本殷和陈济棠、占领了罗定六县的李济深和张发奎、从香港返回广东重招旧部的许崇智和蔡廷锴等四十余名粤军将领，联名发出通电，揭露桂系军阀对广东人民的无情压榨和残酷掠夺，指责中央政府罔顾广东人民的利益，号召全省军民团结起来，赶走残暴的桂系军队，建立独立自主的广东新政府。
面对无法控制的两广局面，段祺瑞政府束手无策，萧益民的南京行营本着既定的政策，呼吁两军停战的同时，紧急调集湖南两个主力师、贵州第三步兵师、江西地方守备部队和直属两个军，向广东广西徐徐压迫。
此举果然吓坏了桂系首领陆荣廷和莫荣新，广西紧急调集的五万军队全部停止东进的脚步，调转方向，赶赴桂北一线严防死守，阻止南京行营指挥的各路大军借机开进广西。
如此一来，广东形势顿时改变，分散在广州地区和粤西各县的八万桂军遭到了数倍于己的粤军围攻，一周之内死的死逃的逃，损失近半，相继失去了富裕的粤西六县和整个钦廉地区。
莫荣新率领三个师镇守广州至三水一线，承受着迅速壮大的广东军民无所不在的打击，陈炯明指挥的五万粤军和蔡廷锴、许崇智指挥的两万联军，进展神速，仅用七天时间就突破了莫荣新设在广州城外的三重防线，兵锋直指莫荣新重兵屯聚的广州城。
而此时邓本殷、李济深等人率领的军队，已经杀入广西境内，攻占边境重镇容县之后，继续向梧州压迫。
就在段祺瑞执政的中央政府政令无效，对两广内战束手无策之时，陕西突然爆发了陈树藩、邓锡侯与井岳秀等北洋旧将之间的大规模争战。
以井岳秀为首的六万官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溃了驻扎在西安北郊和西郊的川军邓锡侯第五军，引来近十万蛰伏已久的北洋残部和绿林民军的蜂拥归附，损失惨重惊魂未定的邓锡侯和陕西督军陈树藩，只能忍痛放弃西安，狼狈逃往汉中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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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以军政联络处长兼南京行营特派员的身份，率领三十余将校组成的军事巡查小组，对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进行巡回考察，唯独没有把一直犹犹豫豫、拥兵自重的云南列入巡查行程，因此云南也就无法获得南京行营下拨的先进武器装备、整训军官和南京军事学院的进修名额。
孙宝琦坐镇上海，继续负责对外联络、南京行营驻上海对外办事处、经贸合作与外来投资等事项。
王陵基返回南昌的次日便一声令下，驻扎江西各地的八万官兵随即停止训练，奔赴各自的责任区，协助民众冬修水利。
广东潮汕驻军在军长王瓒绪和总部特派小组的领导下，转入到对码头、公路的扩建工程之中。
林白水调整宣传计划，发起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全国发行的《中国时报》和陆续收购重组的《北京晨报》、《天津商报》、《羊城晚报》和上海的三家报纸已被林白水牢牢掌控，展现出越来越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外交总长王正廷返回北京后，立即将萧益民的密信和南京行营相关会议结论上呈给总理段祺瑞，段祺瑞经过三天的反复考虑，连续召开两次智囊团会议，把三名心腹塞进王正廷的代表名单之后，才命令王正廷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赶赴巴黎，去为国家争取权益。
可**无能的中央政府各部早已将全年经费挥霍一空，债台高筑的财政部，竟然拿不出代表团赶赴欧洲的十万元经费，最后还是气急败坏的段祺瑞从私人账户挤出十万元，这才把这一丑闻掩盖下来。
段祺瑞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拉拢摇摆不定的北洋各军将领和有效保持麾下心腹对京津、热河、绥远、山东、安徽各省的控制。段祺瑞在短短半年之间花掉了八千余万，其中用在明处的军费开支就耗去五千万，为了扩大麾下九个师的军力，又花费一千二百万元从四川购买两批质优价廉的火炮、重机枪和步枪等武器弹药，再加上暗中付出的一笔笔政治收买、军队拉拢等款项，段祺瑞已经囊中羞涩所剩无几，不得不再次致电南京，请求萧益民提前支付江南各省应缴中央的八千万元赋税。
八千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去年四川省政府收到的全省赋税就超过了这个数字。这还没有将四川各地直属南京行营的两大军工企业的巨额盈利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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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七省的两年免税期尚未过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在地方军阀陆荣廷、莫荣新、鲁平山、唐继尧的控制之中。除了已经成为萧益民集团重要一员的贵州督军兼省主席鲁平山之外，其他几个不可能给任何人交税，至于鲁平山治下迅速发展的贵州省赋税，从来就没有一个统计数字。
而山多地少的福建，仍然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恼火之下萧益民自十月份起，明面上时常呼吁福建地方政府顺应民意，锐意改革。暗中却对福建采取暗中包围、步步蚕食的计划，使得福建南北包括漳州全境在内的数十个县脱离了福建省政府的阵营，投入到萧益民阵营之中。
因此，福建省政府不但没有一分赋税上缴，反而三天两头恳求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救济，但是在萧益民集团的无情打压下，李厚基等人的垮台、福建全省归附南京行营的时刻指日可待。
原本中央政府还有个富裕的税源地上海。可自从南京行营提前半年将上海全年赋税四千万元上缴中央财政之后，整个上海就通过中央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自一九一九年元月一日起正式纳入南京行营的管辖之内，以后上海不管是穷是富，也只是通过南京行营每年向中央政府上缴四千万元赋税，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上海指手画脚的权力。
最后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希望的就剩下两淮和浙江的盐税，可两淮盐税已经提前半年上缴中央，浙江盐业刚完成产业整顿，购进的大批先进生产设备和扩大近十倍的盐田陆续投产，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产生巨额利润，如果南京政府能体谅中央的困难，为浙江提前支付明年两千万元的全年赋税，中央政府那群大爷们就会高呼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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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萧益民深得老天眷顾，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连续两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不但大大缓解了两亿多民众的生存压力，也给萧益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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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被架空的广东省长岑春煊调停无效，一怒之下电呈中央政府和总理段祺瑞请辞，随后不等段祺瑞政府做出任何决定，便带上家小离开广州，乘坐英国客轮返回上海寓所。
段祺瑞集团这时哪里还有精力管到远隔数千里的广东，但是又无法推卸中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好匆匆发表声明予以痛斥，严令桂粤两军服从中央领导停止战争，谁知惹来桂粤两军的连番抵触。
陆荣廷、莫荣新通电全国，极力申辩，指责中央政府完全无视两广民众的根本利益，通电中把广东大规模的战争称之为暴乱，并把广东军务会办陈炯明指为幕后黑手。
陈炯明对此不但矢口否认，而且对桂军的倒行逆施和穷征暴敛给予无情揭露，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桂军盘踞的广州，并命令麾下三个师集结于东莞一线，摆出攻势严阵以待。
已经占据大半个雷州半岛的邓本殷和陈济棠、占领了罗定六县的李济深和张发奎、从香港返回广东重招旧部的许崇智和蔡廷锴等四十余名粤军将领，联名发出通电，揭露桂系军阀对广东人民的无情压榨和残酷掠夺，指责中央政府罔顾广东人民的利益，号召全省军民团结起来，赶走残暴的桂系军队，建立独立自主的广东新政府。
面对无法控制的两广局面，段祺瑞政府束手无策，萧益民的南京行营本着既定的政策，呼吁两军停战的同时，紧急调集湖南两个主力师、贵州第三步兵师、江西地方守备部队和直属两个军，向广东广西徐徐压迫。
此举果然吓坏了桂系首领陆荣廷和莫荣新，广西紧急调集的五万军队全部停止东进的脚步，调转方向，赶赴桂北一线严防死守，阻止南京行营指挥的各路大军借机开进广西。
如此一来，广东形势顿时改变，分散在广州地区和粤西各县的八万桂军遭到了数倍于己的粤军围攻，一周之内死的死逃的逃，损失近半，相继失去了富裕的粤西六县和整个钦廉地区。
莫荣新率领三个师镇守广州至三水一线，承受着迅速壮大的广东军民无所不在的打击，陈炯明指挥的五万粤军和蔡廷锴、许崇智指挥的两万联军，进展神速，仅用七天时间就突破了莫荣新设在广州城外的三重防线，兵锋直指莫荣新重兵屯聚的广州城。
而此时邓本殷、李济深等人率领的军队，已经杀入广西境内，攻占边境重镇容县之后，继续向梧州压迫。
就在段祺瑞执政的中央政府政令无效，对两广内战束手无策之时，陕西突然爆发了陈树藩、邓锡侯与井岳秀等北洋旧将之间的大规模争战。
以井岳秀为首的六万官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溃了驻扎在西安北郊和西郊的川军邓锡侯第五军，引来近十万蛰伏已久的北洋残部和绿林民军的蜂拥归附，损失惨重惊魂未定的邓锡侯和陕西督军陈树藩，只能忍痛放弃西安，狼狈逃往汉中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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