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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新朝第一次国政联席会议在召开之际,码头广场上的人群也没有散去。百姓聚在这里,除了等着看夜间的焰火,还要等着第一时间知道新朝会采取些什么国策。

    新朝自有新气象,早在几天前,报纸上还有坊间的那些评谈艺人们就说了,新朝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将会在每个衙门前立公示牌,所有的大小政务,都将在公示牌上贴出来。俞国振亲自在报上撰文时便说,所谓公,就是开诚布公,就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公家之事,公家之人,都须如此。

    而金陵城作为登基之地,共辟出十八个地点为公示场所,树立了百余座公示牌,只要政务联席会里出了什么决定,立刻便有人抄下分贴。

    或许是因为一起对来自新襄的暴发户瞧不顺眼的缘故,左兴与滕渔两人挤到了同一处公示牌前。他们并没有等多久,便见着一个穿着类似于大明官服但又略有不同的人在几个华夏军士兵的护卫下排开众人匆匆而来,然后将一张纸贴在了公示牌上。

    左兴不识字,但滕渔却是认得的,他凑上去念道:“华夏国皇帝第一令,华夏国上下尊卑,只以能力与为国贡献来划分,而不以官职有无来区别,故此,非祭祀与家中亲长,跪拜之礼皆废……我的娘亲啊,这是说,这是说我这样的小商贾,今后见着了官人大老爷都不必跪拜了?”

    “我说滕兄。你别是看错了吧,什么时候,百姓见着官老爷不需跪拜,大约是说读书人都不必跪拜吧?”

    “不是,就是所有百姓,上边说得很明白,无论是兵农工商,见官皆可不跪。若有官员、豪强强迫他人跪拜,有司必以伤人之罪论处……这,这……”

    “这有什么奇怪的,滕兄你不是燕京人么,燕京在我家统帅治下也有四五年光景了,你在燕京时,几曾见到要拜军委会的官员?”

    他二人正说话间。身后又传来声音,回过去看。正是方才那新襄人。两人相视一望。不禁苦笑。

    看来是摆脱不了这些新襄人了。

    在离他们不远处的酒楼,了,他们自恃身份,不会到下面人潮中去拥挤,自然有人抄好了文告前来宣读。听得第一条竟然是废跪拜礼,众人都面面相觑。

    “废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功名只凭书剑取。”夏完淳在众人中年纪最轻,因此先开口道:“这跪拜之礼。不但繁冗,而且若不诚心。就是将头如捣蒜一般磕下去又如何?”

    他说完又转向座中一人:“顾先生,你说是不是?”

    顾先生即是顾炎武,他捋须点了点头:“非但如此,俞公这第一号令,如同此前一般,都是向……最顽固最不通人情的那些势力宣战啊。”

    众人初时没有反应过来,经顾炎武这一提醒,顿时明白:确实如此,这是对旧的传统与体制的一种割裂,表明俞国振所建立的这个新朝代与此前会截然不同。特别是对于乡野的普通百姓来说,国家大政什么的他们未必能懂,但是知道自己可以不再向官员下跪,他们就会意识到,如今的朝廷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

    一道这样的命令,胜过无数言辞!

    在大会议室中,钱谦益此时也想明白了这一点,不禁低喟了声。他此前还以为俞国振与旧文人割裂是一时之举,但从这个命令中,他看出了俞国振的坚决,对于自己等人的结局,情不自禁悲观起来。

    “今后政权的形式,我个人拟了一个框架,此前也下发征询过诸位的意见和建议,如今会总后又按着大伙的想法有所修改,现今公布给大伙。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预先说明,便是此后干系到国家长远大计之战略,诸如政权形式之变化,都不可由一人一言而决,都当如此次一般,付诸公议,而后公决。”

    俞国振提出公议,众人并不意外,但又提出“公决”之说,让众人一惊。从来只听说过乾纲独断,少有“公决”之说,身为皇帝,愿意兼听已经可以算是明君了,更何况将自己独揽的大权交与他人分享?

    而那些旧官员、旧文人,此刻更是心中一凛,俞国振早就征求了这么多人的意见,却没有泄露出丝毫风声,俞国振对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做得未免太好了些!

    “如何公决,我们今日便可试行之。”俞国振示意了一下,一个华夏军士兵捧着一个大箱子走了上来,那箱子上有个小口,可以塞得进一封信,紧接着,又有人开始分发印好的纸和笔,正式与会的三百余人,人人面前都有一份,而列席于旁的旁听者,则什么都没有。

    “所有纸上都有同意、反对、弃权三项,过会儿我宣读我所提议之华夏国政权机构与组织形式,诸位同意,便在同意后写‘可’字,反对,便在反对后写‘可’字,弃权亦是如此……事关国家重大事项,当得诸位中绝对多数同意,方算公决通过,所谓绝对多数,便是在座有公决权者三分之二及以上者是也。”

    俞国振这番话说出来,旧官员当中有人就有些不屑:这是多此一举,如今被俞国振挑出来拥有公决权的一共是三百七十一人,他们可都是俞国振的亲信,有谁会反对俞国振的提议?

    但亦有目光长远些者心中一动:以俞国振个人的威望,自然是不会或者绝少有反对之声,但若这项制度形成,到了日后俞国振的子孙再无他的威望,官员似乎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约束皇权,不至于出现一个昏君便可祸国殃民之举。

    “国家一般事项。则只需得到在座二分之一以上者同意,便算公决通过,至于何为重大事项,何为一般事项,今后我们再来议定。若是公议双方人数相当,即赞成与反对皆为一半,那么,我。或者今后的皇帝,便有最终裁决权。”

    这是应有之义,众人还在回味俞国振提出的国事公决之制,越想众人便越觉得此事别有深意,虽然可以集思广益,但也容易产生党争。象是端坐在一边旁听的崇祯,便觉得俞国振这样做是在为子孙后世埋下隐患:他现在可以保证参与公议者唯他马首是瞻。可是日后呢,若是有人上串下联。勾通了参与公决的所有人。岂不就可以架空皇帝?

    不过崇祯明白,现在管理国事的是俞国振,俞国振邀他来旁听,实际上是出于礼貌与器量,他若在这时表示反对,那就是不识抬举了。他暗暗记下此事,想着等以后再与俞国振商议。然后便听得俞国振开始宣布新朝廷的组成形式和结构。

    皇帝自然是唯一无二的,皇帝除非自己选择退位否则终身任职。但原则上到了七十岁便应退位颐养。大臣之首为首辅,首辅一人。由皇帝任免,实行任期制,即首辅任期时间为四年,四年之后可以连任一次,但不得再次连任。但俞国振在这里却提出一个类似于正德皇帝自任大将军时的荒唐举措,他竟然任命自己为首任首辅!

    但紧接着众人便明白俞国振的意思:首辅之下,可以六名次辅,协助首辅分管各类事务,而次辅人选,由首辅却不是皇帝来提议!

    崇祯皱着眉,他知道俞国振这个举动,只怕是吸取了大明的教训。大明后期几个皇帝,都有走马灯般换首辅和内阁大学士的习惯,崇祯朝换了四五十个首辅并不是绝无仅有。四年的任期和只能连任一次,一方面能保持政令的相对连贯性,另一方面则可以有效地控制首辅的权力,不至于形成象张居正那样的权相。

    至于俞国振自任为第一任首辅,别人觉得荒唐,崇祯却觉得正常:这是俞国振为了能够彻底执行自己的意图而推出的权宜之举,想来他那个任期制,也是在向众人表明,短则四年,长则八年,之后才会任命真正的首辅,那么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特别是被他任命为次辅的几人,都要加倍努力了。

    首辅提议次辅人选之事,在大明时便有之,只不过未形成惯例,更多的时候还是皇帝用次辅来牵制首辅。此次俞国振将之制度化下来,大约也是防止内阁群辅中出现内讧之事吧。

    “中枢设政务内阁,共分十九个部,分别是吏部,主管人事考评升迁罢黜致仕退休之事;户部,主管中枢财权与赋税事宜;兵部,主管国防军备事宜;建设部,主管各种工程、水利、道路交通建设事宜;礼部,主管宗教、文娱、报刊和宣传事宜;铁路部,主管全国铁路建设事宜;农业部,主管农业、农村、农民事宜;工业部,主管工业、矿业事宜;商业部,主管各式经商活动与商务行业;外务部,主管与外国交往事宜;海事部,主管水运与渔业事宜;移民部,主管海外移民事宜;中枢银行,主管所有银行与钱庄、股权与债权及货币发行事宜;教育部,主管各级学校教育及考试事宜;医卫部,主管各级医院与医生、推广各类运动事宜;研究院,主管各类实学与技艺研究事宜;邮驿总局,主管邮驿事宜;归化部,主管异族同化事宜;治安部,主管内地巡防治安事宜,兼理民兵事宜。”

    俞国振念的很短,但每个人手中发到的相关资料里,有各部具体职权范围,包括旧朝官员手中,此时也有人来散发资料。众人看到这十八个部,都觉得比起旧朝时期的六个部,管得更细,也更为具体。但是这十八个部中却没有以前主管律法的刑部,也没有审理案件的大理寺,众人都有些讶然。

    就在这时,俞国振又道:“原先前朝的刑部、大理寺等职权,归而为一,另设一机构,为中枢法务总部,以法务卿为其主官,设法曹院、监察院与廉政院。法曹院掌管起诉审判事宜,民事案件,二审终审,刑事案件,三审终审,由法曹院及其派驻各地方法院受理;所有判决结果,当由监察院监察,其过程与结果是否公正合法,是否有循私枉法;廉政院,主管各级官吏与各项政务监督。”

    这个中枢法务总部,不但将刑部、大理寺的职权拿到手中,甚至连前朝厂卫的部分职权也控制住,其**于政务内阁之外,可以限制和监督政务内阁权力,但又不至于过度干涉政务内阁主政。而且,法务总部的法务卿,由皇帝直接任命,其任期为十年,不得连任,也就是说,法务卿与内阁首辅互不统属,双方的关系比较**。

    众人此时也看出俞国振的心思,他虽然主动限制了部分皇权,但同时也分化了内阁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是在追求平衡。但不象过去大明皇帝所追求的,只是人与人的平衡,他追求的却是权与权的平衡、制与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下,任何人上台,都不影响整体。

    只不过想法很好,能不能实现,还要看具体操作。众人知道,俞国振还没有说完,在分发的材料之中,俞国振对新朝的中央和地方,还有许多设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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