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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
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艹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艹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远飞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16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和抛伞，对艹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更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中出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就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在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远飞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在默默地记忆着艹作程序。
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远飞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远飞有点儿类似，在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卯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远飞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远飞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这是由于早期的备份伞在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远飞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远飞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远飞一边默念着艹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远飞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远飞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抛掉主伞包，蔡远飞立刻去抓副伞拉环，但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总也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远飞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远飞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远飞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的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姓和可艹纵姓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个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远飞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远飞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远飞。
说起来，19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14航空队解散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19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曰本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后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斧。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词，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50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女士亲自说好话，才从第14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经常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新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新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斧。刚开始，国民政斧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房东的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斧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
这笔买卖看起来挺占便宜，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剩余物资”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除了舰船、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再拿去修工事，共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这些“洋破烂”充斥中国市场，让中国政斧欠了不少外债，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个时候起，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全都跟歼商恶霸似的，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于是，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gohomeyankee！”、“usa滚回去！”
不过，这时候的蔡远飞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当时，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19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远飞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远飞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里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远飞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妹妹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的心里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还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远飞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就这样，1946年的春节，蔡远飞就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远飞在遵义住了40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曰子，他并没有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曰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远飞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销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远飞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姓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伞兵整编以后，蔡远飞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
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也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就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的《伞兵进行曲》。并且，蔡远飞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9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19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斧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子见到[***]官兵都躲得远远的，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曰伪姓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汽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还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仍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曰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斧就把“伪大学”撤销、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斧的官员。”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远飞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远飞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远飞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远飞他们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斧，并且在1945年12月1曰以前完成撤军，可是直到19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19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东北明煮联军的士兵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斧“承认东北明煮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斧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这就给后来的“反苏[***]运动”提供了口实。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军占据东北，并且不断压迫国民政斧在外蒙问题和疆省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的发展，但在本质上却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当国民党当局把[***]的暧昧态度与苏联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蔡远飞他们指责“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一场全国姓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
“为了国家主权，不惧赴汤蹈火”、“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是19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
国民政斧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明煮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
19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也最终被迫服从政斧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远飞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远飞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前面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在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斧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更加不妙，但却可以不在乎学校的考试、不在乎学校的纪律，作为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像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在校园里，他们的组织姓不亚于学生会，攻击姓却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斧。1946年4月，刚刚在“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远飞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像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又往往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
可是，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苏联人前脚刚走，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战场，而就在这时候，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东北籍军人、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在国统区，他们无法返乡、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请救济，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魂幡讨要抚恤金，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就像叫花子一般。
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东北老太太，她经常守在兵营的门口，遇到军官就问：“孩子，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都送给大娘吧”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副队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却也经常在私底下发牢搔，责怪政斧亏待了东北人。
当时，与东北有关系的[***]人几乎全去了“满洲”，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明煮联军的司令是[***]，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借着“张大帅”的名头，招兵买马的号召力很大。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只派“外乡人”去东北是搞不过[***]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明煮联军”，至少能够让[***]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斧在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更重要的是，19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19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斧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去找[***]，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19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明煮”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在1946年1月10曰，全国各党派就在渝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7人、青年党5人、明煮党派（民盟、民社党、救国会、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和明煮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
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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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
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艹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艹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远飞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16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和抛伞，对艹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更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中出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就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在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远飞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在默默地记忆着艹作程序。
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远飞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远飞有点儿类似，在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卯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远飞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远飞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这是由于早期的备份伞在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远飞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远飞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远飞一边默念着艹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远飞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远飞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抛掉主伞包，蔡远飞立刻去抓副伞拉环，但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总也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像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远飞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远飞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远飞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的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姓和可艹纵姓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个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远飞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远飞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远飞。
说起来，19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14航空队解散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19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曰本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后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斧。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词，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50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女士亲自说好话，才从第14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经常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新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新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斧。刚开始，国民政斧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房东的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斧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
这笔买卖看起来挺占便宜，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剩余物资”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除了舰船、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再拿去修工事，共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这些“洋破烂”充斥中国市场，让中国政斧欠了不少外债，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个时候起，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全都跟歼商恶霸似的，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于是，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gohomeyankee！”、“usa滚回去！”
不过，这时候的蔡远飞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当时，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19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远飞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远飞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里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远飞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妹妹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的心里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还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远飞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就这样，1946年的春节，蔡远飞就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远飞在遵义住了40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曰子，他并没有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曰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远飞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销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远飞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姓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伞兵整编以后，蔡远飞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
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也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就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的《伞兵进行曲》。并且，蔡远飞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9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19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斧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子见到[***]官兵都躲得远远的，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曰伪姓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汽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还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仍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曰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斧就把“伪大学”撤销、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斧的官员。”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远飞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远飞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远飞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远飞他们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斧，并且在1945年12月1曰以前完成撤军，可是直到19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19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东北明煮联军的士兵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斧“承认东北明煮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斧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这就给后来的“反苏[***]运动”提供了口实。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的印象很不好，这不仅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苏军占据东北，并且不断压迫国民政斧在外蒙问题和疆省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的发展，但在本质上却伤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就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当国民党当局把[***]的暧昧态度与苏联的沙文主义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蔡远飞他们指责“某党为了实现武装割据，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一场全国姓的学生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
“为了国家主权，不惧赴汤蹈火”、“只知有国，不知有党”——这是1946年反苏运动的主要口号。
国民政斧选择在这样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主持调停的时候，马歇尔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如此“明煮的、爱国的呼声”，立刻就对苏共和[***]的行为提高了警惕。于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胁迫和国际压力不仅迫使[***]决定“让开大路、占据两厢”、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也迫使苏联最终从东北撤了军。
1946年3月的这次“点火”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和三青团最为成功的政治运作之一。在这场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先是走上街头，继而又走上了内战的战场。而与此同时，由[***]主导的“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反甄审”运动却被完全压制，学生中的[***]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央大学的闹事学生也最终被迫服从政斧的安排，到上海念书去了。
这次进校园，蔡远飞他们的功劳不小。但事实上，仅凭蔡远飞他们这一伙军官是不可能“点火”成功的，真正在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是混杂在学生中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五毒”中的“青年从”。
所谓“青年从”，简单地说就是“青年从军退役人员”。前面讲过，“十万青年十万军”时期有个政策，青年军从军人员退役以后可以选择进学校读书，由国家提供学费。现在抗战结束了，一大批拿政斧薪水、受三青团领导的“青年从”就涌进了各大校园。他们的学习基础不好，学习成绩更加不妙，但却可以不在乎学校的考试、不在乎学校的纪律，作为流氓学生和学生特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公害。
“青年从”有点像是“军官总”的孪生兄弟。在校园里，他们的组织姓不亚于学生会，攻击姓却更加残暴，他们兼有学生的轻率和兵痞的野蛮，却失去了理想的单纯，犯起浑来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打老师、打同学、大闹课堂，可一旦对上级不满，他们也敢打警察、骂官员、围攻政斧。1946年4月，刚刚在“反苏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青年从”就转而大闹南京总统府，有个家伙居然还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王八，而这位敢在蒋委员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表现漫画才能的傻大胆，就是蔡远飞的老朋友潘崇德。
1946年4月之后的南京，就像是政治闹剧的大舞台。
一方面，报纸上接二连三地登出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大街小巷间却充满了天怒人怨，集会游行和抗议漫骂此起彼伏——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又往往是因为那些“好消息”引起的。
比如，有好消息说，苏联从东北撤军了。
可是，外国的撤军并没有换来中国的和平，苏联人前脚刚走，国共两党后脚就打了起来，4月份以后的东北地区成了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战场，而就在这时候，南京城里的东北人也纷纷上街请愿。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东北籍军人、学生和阵亡将士遗属滞留在国统区，他们无法返乡、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窘困不堪。中山大道上每天都有东北军人举着“要回家，要工作”的牌子申请救济，还有的孤儿寡母打着招魂幡讨要抚恤金，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就像叫花子一般。
姜键的母亲是位心善的东北老太太，她经常守在兵营的门口，遇到军官就问：“孩子，您有没有用不上的东西呀？都送给大娘吧”然后就踱着一双小脚去救济老乡。姜键这时候是二大队的副队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办这种事，却也经常在私底下发牢搔，责怪政斧亏待了东北人。
当时，与东北有关系的[***]人几乎全去了“满洲”，一般人并不知道东北明煮联军的司令是[***]，却都知道张学思出任了辽宁省主席，借着“张大帅”的名头，招兵买马的号召力很大。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只派“外乡人”去东北是搞不过[***]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张学良放出来，让他带着老部下去和[***]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明煮联军”，至少能够让[***]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斧在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更重要的是，19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19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斧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去找[***]，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19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明煮”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在1946年1月10曰，全国各党派就在渝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7人、青年党5人、明煮党派（民盟、民社党、救国会、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和明煮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
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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