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陆军省华丽的大厅里，审讯继续进行。倪检察官盘问的话锋明亮而锐利，一路剥开和直逼，使板垣疲于招架。当涉及到土肥原贤二时，板垣总是显得格外紧张和狡诈，满口谎言。倪检察官：“‘九;一八’事变过后，土肥原即上任沈阳市市长，你数次派他去天津，是否与挟持溥仪有关?”
板垣：“土肥原出任市长一切都托付给满洲人处理，他只是挂名而已，所以除了收集情报之外别无它事。他去天津也是为了收集情报，弄清溥仪是否真的愿意离开天津来满洲只是附带的任务。”
检察官拿出一份林总领事1931年11月12日给币原外相的电报，念道：
“有关宣统皇帝来满一事，12日向军司令官探听时，司令官答日未闻任何情况。目前皇帝来满，时机尚未成熟，勿急于从事，应令板垣参谋通报给天津军，暂缓办理为宜……”紧锣密鼓地炮制一个傀儡政权，也是板垣与土肥原秘密策划的一个阴谋。
检察官：“政府特意选任土肥原到中国，是因为土肥原在过去已有建立新政府的经验，不是这样吗?”
板垣：“不是。”
被激怒的检察官呼地站了起来，指着坐在被告席一角的土肥原大声斥陈道：“那就是土肥原!就是他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他还策划‘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伪政权；煽动内**立；纵恿吴唐合作；扶植南京伪政府；策动特务组织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些都是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干的!”
法官、检察官、书记官、证人、被告、宪兵、旁听者，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迅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土肥原被重重地击中，被突现了出来。
土肥原大概是被作为恶神制造出来的。他在日本人中算是个大块头，身体肥胖，有着宽阔前额和蘑菇大耳的肥硕脑袋栽在又宽又厚的肩上。沉重的蒜头鼻子在两颊和上唇的结合部压出两道深深的弧沟，双眉向额角挑起，深陷在鼻子和眉毛里的眼睛，像藏于袖口的暗剑，时而吐露出阴气逼人的冷焰。但土肥原是一个老练的假面演员，他不仅善于把自己的阴谋隐藏好，还能把自己的表情相貌遮避起来。
自从坐在被告席上，土肥原看着审判席上的中国人、印度人、新西兰人和菲律宾人，心里就一直有一个讥诮的念头：“侏儒在决定巨人的命运。”但他毫不费劲地保持着大理石般的冷静，同往常一样，脸上始终挂着温和恭顺的笑意，加上眼睛附近松弛的肌肉和鼻子底下那撮幽默的仁丹胡子，给人一种稳重可靠的印象。
1931年1o月的某天夜里，土肥原就是带着这副假面闯进了天津溥仪居住的“静园”。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意志顽强、勤勉能干的阴谋家就绞尽脑汁地谋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经过苦苦思索和奔忙，一个阴谋又在他那脑满肠肥的身体里孕育成形了。9月23日上午，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一个四人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们为今后怎样奴役和控制满洲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土肥原并不急于言，他手捧一只洁白的细瓷杯，面向窗外，慢条斯理地品着浓茶。等会议的气氛趋于冷却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建立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方案。方案之周密令板垣等人不得不服。日本中央军事机构根据这一方案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土肥原根据他老辣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把溥仪作为对象人物，并由他潜入天津实施这个阴谋。
那天夜里，土肥原戴着他那副温和恭顺的假面，以十二分的诚恳对溥仪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日本因此而出兵。土肥原紧紧抓住溥仪朝思暮想重当清帝的心理，把假面弄得更假一点，接着说：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国不能无主，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尽快回到祖先的祥地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特别强调说：“这是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需要更明确的承诺，问道：“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就可以解决。”
“不，”溥仪咬住实质性的问题不放：“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不知是真的以为梦想就要成真，还是迫于土肥原的压力，当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动身。但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起用溥仪及时机问题的认识仍未统一，为此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生了争执，使得溥仪也陷入了混乱，犹豫不定。土肥原见状，便指使手下的特务采取流氓手段进行恫吓。溥仪一会儿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炸弹，一会儿收到措辞恐怖的黑信，一会儿接到威胁电话，还现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转悠，弄得胆小的溥仪心惊肉颤坐卧不宁。在土肥原的推动下，日本人豢养的匪徒、流氓、吸毒犯动了汉奸便衣队武装暴乱，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酿成了“天津事件”。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静园”门口，是保护还是威慑，溥仪心里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婉容皇后也被女谍金璧辉（川岛芳子的真实姓名）诱骗到长春。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搅蛮缠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外，还有一班证人，他们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战犯，他们相互勾结，颠倒黑自制造伪证，给审讯带来许多麻烦。对于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当事人溥仪出庭作证、事实昭明的情况下，不仅板垣为其掩饰，日本当年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在出庭作证时，也为其狡赖。土肥原到天津进行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最后又长电给币原外相，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秘密送走的经过。这些电报被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秘密档案中查获，并引入证词。而桑岛在法庭上竟然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足为信。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关于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倒噎了一口气，讪讪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极为紧张焦虑，他不知道一个致命的证据是否落到了公诉方的手里。1943年12月27日，于日本本土东部防卫司令部，土肥原在8张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亲笔写下了罪恶的记录。他写道：“我于中途才参加满洲事变的计划。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仪回满洲。我任奉天市长一个半月后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闹事，准备在华北闹得天翻地覆，并乘着慌乱把溥仪带走。我以前就认识溥仪，向他劝说时他提出各种条件，我说就是接受了你的条件，由于情势会不断变化也没有把握，故要紧的还是胆量。当时天津驻屯军只有一个大队左右，因此我们也动员了警察。我们乘警戒溥仪公馆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时，把溥仪带出来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还写道：“那时，币原外相曾训令说，如果溥仪想逃跑，可以把他杀掉。溥仪逃出天津，中国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这份弥足珍贵的证据当时并没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个负责保管它的日本人手里。这个日本人为了避免被国际军事法庭觉，志愿去由中国大陆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带上了船，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当1977年这个日本人把材料公诸于众时，仍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见法庭并没有掌握这个证据，收紧的身体渐渐地松开了，甚至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还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后，法庭抓不住什么东西。这个富于心计的赌徒没有全错，对他的罪行的索证确实很困难。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倪征噢在赴东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让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罪证，赵应承并写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时，他却变了卦，把已写出的一部分扔进煤炉烧成了灰烬，并拒绝再动笔。
但是，土肥原做梦也没有想到，昔日曾经与他一起策划并实施了“九一八”事变，并建立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同僚里，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来。
随着审讯工作的步步深入，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以越来越充分的证据，一层层地剥开紧紧包裹着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阴影一样的原形暴露在阳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名声广播的间谍劳伦斯，叫作“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话谐音，叫作“土匪原”。这两个别号恰到好处地剥露出他阴险诡诈和残暴毒辣的双重性格。这两个别号也包含着他罪恶的荣耀和历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国从事间谍阴谋活动起家的日本法西斯军人。1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1912年以优异成绩于陆军大学毕业。次年被派到日本陆军在北京的间谍窝“坂西公馆”，担任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诚实，乐天善谈”、给人以“温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不乏各界的头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中国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组织着热气腾腾的场面。就在这人声鼎沸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竖起警觉的耳朵。他就这样隐蔽着开始施展他阴晦的才华。1第二次直奉战争爆时，他竭力帮助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作战，并暗中策划用停止银行兑换等手段，导致直系军阀行的纸币作废，从而加了它的垮台。当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势力从东北扩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实力，急欲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时，这个傀儡反成了障碍，土肥原又参与密谋，于1928年6月1日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炸翻了张作霖乘坐的花车，张作霖当场毙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声和地位。其实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过令人侧目的杰作。192o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调查中国炮舰事件，从锅炉房的耗煤记录中现炮击那天耗煤量常，进而确证炮舰有过活动。还曾利用与山西土皇帝阎百川的同学关系，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对那里的兵要地理进行了详密的侦察。“七;七”事变爆后，当日军侵犯山西时，国民政府军队仗着雁门关是天险而疏于守备，不料日军比国民政府军队还要熟悉地形，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这要完全归功于土肥原。
“九;一八”事变和挟溥仪称帝，使土肥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随着日军势力的南侵，这个“东方劳伦斯”的活动舞台也不停地扩大，他认为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剧膨胀，于是他放开手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
1935年6月5日，察哈尔境内的中**队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务，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中**队从该地区撤出，使日军在察哈尔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便向汉奸殷汝耕展开了攻势，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这里重演了五代残唐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闹剧。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抛出了诱饵，许下种种诺言，呕心沥血地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难处，没有立即就范，于12月初称病离开北平去西山别墅。但终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诱，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所说：土肥原“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当局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不足以使它摆脱困境，急于把几个区域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足智多谋的土肥原出任负责人，所以又称“土肥原机关”，办事处设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会”的要任务，是物色一个能充当政府脑的“中国第一流的人物”。经过一番试探，土肥原把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作为争取对象，于8、9月间展开了阴谋活动。靳云鹏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内阁总理，1921年下台后弃政从商，不久又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他对土肥原的劝说坚辞不就。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与唐绍仪密谈。唐绍仪系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颇有影响，且有浓厚的亲日倾向。他对土肥原的计划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当土肥原兴高采烈地筹措“新中央政府”时，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国民政府派出的军统特工人员杀死。
折了两人，土肥原并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有着“玉帅”之名的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领，野心勃勃地要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下野后仍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但吴佩孚不愿出山，他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王。何况，唐绍仪的鬼影还不时地从他眼前掠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吴佩孚谈判。溥仪说，土肥原干起这种勾当来甚至不需要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他那副赌案上一样率真的面孔就够了。也许真的是这样，事态似乎有了转机。于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吴佩孚的寓所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土肥原踌躇满志，他已拟好了“答记者问”等书面谈话文件，只待吴佩孚一念，他的又一杰作就将呱呱坠地。然而，这个斗智天才这回却让他眼里的土军阀给涮了一把。会议开始后，吴佩孚把日方拟就的文稿扔在一边，而大谈自己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吴佩孚所开出的条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这一通劈头盖脸的三“石”，把个土肥原砸得晕头转向，七窍冒烟。但土肥原是坚定而有耐心的，当受到日本军方的指责时，他仍然冷静地辩解道：“现在立即中止吴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点，目前华北事变已陷入无底之泥沼，为尽快解决日华事变，只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只有树立吴佩孚，别无他法。”
正当“吴佩孚工作”僵持之际，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导，以影佐祯昭为的“梅机关”所开展的“渡边工作”即争取汪精卫的工作获得了成功。汪精卫甘当驯服的走狗，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侧翼攻克了堡垒。
说起这位斗智天才的失着，这已不是头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拢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1934年夏天，一位杰出的苏联谍报人员左格尔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术，在斗智的意义上战胜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尔的战友、女谍报员安娜;克劳津迷住心窍，竞然被她虎口拔牙，窃走了情报。话说回来，吴佩孚虽使土肥原的诡计受挫，但最终却未能逃脱他的魔掌。1939年底，吴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医生给他拔除一颗牙后，引起高烧。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医生寺田等人，不顾吴佩孚亲属的阻止，强行给他施行手术，终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气绝。
作为假面杀手，上述行径远非他罪恶的全部。在任奉天市长时，他下令废除有关鸦片的禁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推行鸦片种植。中国检察官向哲溶在起诉言中愤怒地指出：这是日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瓦解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一是获取利润作为侵略的经费。日本曾签署了禁止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土肥原充当了撕毁公约之手。
土肥原有两句自我膨胀的话。一句是“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另一句是“华北的老百姓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谈虎色变”。这第二句是他为自己邀功请赏时说的，暴露了假面后边“土匪原”那张狰狞的面孔。“七;七”事变前后，当日本要以武装进攻代替骚乱、暴动、扶植傀儡的时候，土肥原脱下白手套，撕去假面，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的身分，统帅日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
1937年8月，作为师团长的土肥原高举明晃晃的战刀，率领他的“野州健儿”从大阪港乘船直抵塘沽，登陆后乘火车至北平，在西直门外宋哲元的旧兵营稍事休整，即投入华北战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土肥原的部队强渡永定河、拒马河与大清河，攻取保定，沿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一线疾进，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所经之处*过冷刀烈火，焦土裹地，血气蔽日。日本报界大肆吹捧土肥原的锋利和凶猛，他成了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在黑云如铁的天空闪耀。土肥原在担任战地指挥官时，粗暴地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所犯罪行均受到指控，被写在判决书里。
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余年的工夫，他就踏着尸骨和血泊，由大佐擢升为大将，双肩戴上了带穗肩章，这种在日本军界里极为罕见的晋升度是与他的罪恶相称的。他的胸前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金光闪闪的“瑞宝”、“猛虎”、“金鸦”、“旭日双辉”勋章，显示着他骇人听闻的功勋。
就是这样一个遭万笞也不能平冤，死百回也不足以抵罪的战犯，当初在讨论战犯名单时，西方的某些检察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不主张将其列入甲级战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这使中国的检察官愤怒和吃惊。他们据理力争，保证在审讯期间提供必要的人证与物证，以证明他是创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幕后策划人和具体执行者，同时郑重声明，如不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中国检察官势难继续工作。中国检察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当然，想要抓住这个极度狡猾的老狐狸的尾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老牌间谍头子，土肥原在平时干特务工作的时候很少留下书面的指令，也很少在公开的会议记录里面能够找得到他的言。即使刘建业缴获了汗牛充栋的日本军政档案，但是，在里面也只能找到零星的只言片g，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让土肥原和他的辩护律师哑口无言。而且，吸取了板垣征四郎教训的土肥原在法庭上摆出了一副沉默到底的架势，拒绝开口。
“土肥原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难抓到他的马脚了。几乎所有能够指正他的证据都被他销毁了。”检察官向哲浚带着一些惆怅的举着酒杯说。
“这个家伙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要想从他嘴里得到证据，难度的确很大。”刘建业也对此感到为难。
“最可喜的就是我们明知道他罪恶滔天，就是很难找到他的证据。要是让他得到逃脱，对我来说纯粹是耻辱。”向哲浚愤愤地说。
“书面的证据很难找得到。我们要是能够找得到人证就好了。”刘建业说。
“最好还是曾经与他一起共事，又身处高位知道足够内幕的人。可是，这样的人现在简直不知道在那里才能找得到。”倪检察官说道。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只是一时之间很难想得起来。”刘建业放下酒杯，说道。
沉思了一会，刘建业突然眼前一亮，对两人说道：“我想起来一个人，他应该知道不少的内幕。不过，可能我们为此就不能定他的罪了。”
向哲浚说：“你先不要说，我也想起来了一个人。我们先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再对照一下。”
“没问题。”说完，刘建业掏出纸笔，写下几个字。
两人写完以后，再互相给对方一看，不禁相视一笑。
原来两个人写的人名是同一个人，石原莞尔。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不过，这个人现在巢鸭监狱里，如果我们要他出庭作证，恐怕需要和他达成司法协议，做一次交易了。”刘建业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办法抓到土肥原的痛处。如果他能够出庭作证，再加上田中隆吉和溥仪的证词，土肥原才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倪检察官说。
“这件事情，看来要找美国人出面了，如果我们出面，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向哲浚说。
“事情也只能这样办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只能抓大放小了，尽管这个家伙的屁股上也不干净。”刘建业带着遗憾说——
最近《人民网》登出了记者包蹇先生写的一篇报道，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上海市看守所原所长黄健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提篮桥监狱五监区原教导员傅克琥有期徒刑2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原狱政管理一处处长、刑务部部长王争鸣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提篮桥监狱原教导员俞金宝有期徒刑2年。
为什么管理犯人的人反倒成了被别人管犯人？这个具有相当讽刺意义的颠倒，就是因为这些人贪赃枉法，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给大款犯人周正毅以种种特殊照顾，使周正毅成了监狱中的“飞人”，可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真的，您不信还不行，不然庄严的法律不会对这些贪官那样的无情。
这些监所的管理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在罪犯周正毅2oo3年至2oo5年被羁押及服刑期间，违规给予其照顾、为其传递信件、虚报考核材料等，并为此收受钱财。其中黄健单独和伙同其妻收受钱财4o余万元；傅克琥收受奇瑞轿车一辆，价值7.7万余元；王争鸣收受钱财4.1万余元。
那么这个大款犯人周正毅在收监以后，到底享受了什么样的特殊照顾呢？这里只能粗线条地告诉列位:1、为周正毅保密。在很长一段时间，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情，他们在档案中也查不到周的姓名，后来监狱工作人员在网络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就是那个番号为“3844o”的服刑犯人“邹振义”。
2、评周正毅是“改造积极分子”，启动为周减刑程序。约在2oo5年9月，提篮桥监狱曾受命起*周正毅的减刑报告，当时周的剩余刑期已不足九个月，若减刑报告获得认可，周可立即获释。后来由于香港廉政公署公开通缉周正毅，这个减刑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3、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周正毅开始入监时还参加一些如包装肥皂之类的简单劳动，但没有几天他就厌烦了，后来则整天呆在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里，看电视，打电话。犯人们早晨5时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参加，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则可以由其他犯人代劳。监室里通常是睡三个人，而周则独享一间囚室。一般犯人一个月只有一次与亲人会见的机会，且有时间限制，而周正毅会见每周可高达**次之多，并且是不在“会见大厅”里，不在管教干部的监视下进行，因而也就有机会“在监狱开董事会”。
4、周正毅看病也享受“特殊病人”待遇。据说周每次去医院看病，有关医院都会事先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们的门诊全部停诊，全部为周一个人看病让路。人们反映光在这一点上，周正毅的待遇就不亚于一个省部级的领导！而周的所谓“病”，其实不过就是一些伤3、感冒之类。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有钱大款在狱中可以享受特权吗？
板垣：“土肥原出任市长一切都托付给满洲人处理，他只是挂名而已，所以除了收集情报之外别无它事。他去天津也是为了收集情报，弄清溥仪是否真的愿意离开天津来满洲只是附带的任务。”
检察官拿出一份林总领事1931年11月12日给币原外相的电报，念道：
“有关宣统皇帝来满一事，12日向军司令官探听时，司令官答日未闻任何情况。目前皇帝来满，时机尚未成熟，勿急于从事，应令板垣参谋通报给天津军，暂缓办理为宜……”紧锣密鼓地炮制一个傀儡政权，也是板垣与土肥原秘密策划的一个阴谋。
检察官：“政府特意选任土肥原到中国，是因为土肥原在过去已有建立新政府的经验，不是这样吗?”
板垣：“不是。”
被激怒的检察官呼地站了起来，指着坐在被告席一角的土肥原大声斥陈道：“那就是土肥原!就是他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他还策划‘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伪政权；煽动内**立；纵恿吴唐合作；扶植南京伪政府；策动特务组织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些都是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干的!”
法官、检察官、书记官、证人、被告、宪兵、旁听者，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迅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土肥原被重重地击中，被突现了出来。
土肥原大概是被作为恶神制造出来的。他在日本人中算是个大块头，身体肥胖，有着宽阔前额和蘑菇大耳的肥硕脑袋栽在又宽又厚的肩上。沉重的蒜头鼻子在两颊和上唇的结合部压出两道深深的弧沟，双眉向额角挑起，深陷在鼻子和眉毛里的眼睛，像藏于袖口的暗剑，时而吐露出阴气逼人的冷焰。但土肥原是一个老练的假面演员，他不仅善于把自己的阴谋隐藏好，还能把自己的表情相貌遮避起来。
自从坐在被告席上，土肥原看着审判席上的中国人、印度人、新西兰人和菲律宾人，心里就一直有一个讥诮的念头：“侏儒在决定巨人的命运。”但他毫不费劲地保持着大理石般的冷静，同往常一样，脸上始终挂着温和恭顺的笑意，加上眼睛附近松弛的肌肉和鼻子底下那撮幽默的仁丹胡子，给人一种稳重可靠的印象。
1931年1o月的某天夜里，土肥原就是带着这副假面闯进了天津溥仪居住的“静园”。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意志顽强、勤勉能干的阴谋家就绞尽脑汁地谋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经过苦苦思索和奔忙，一个阴谋又在他那脑满肠肥的身体里孕育成形了。9月23日上午，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一个四人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们为今后怎样奴役和控制满洲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土肥原并不急于言，他手捧一只洁白的细瓷杯，面向窗外，慢条斯理地品着浓茶。等会议的气氛趋于冷却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建立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方案。方案之周密令板垣等人不得不服。日本中央军事机构根据这一方案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土肥原根据他老辣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把溥仪作为对象人物，并由他潜入天津实施这个阴谋。
那天夜里，土肥原戴着他那副温和恭顺的假面，以十二分的诚恳对溥仪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日本因此而出兵。土肥原紧紧抓住溥仪朝思暮想重当清帝的心理，把假面弄得更假一点，接着说：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国不能无主，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尽快回到祖先的祥地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特别强调说：“这是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需要更明确的承诺，问道：“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就可以解决。”
“不，”溥仪咬住实质性的问题不放：“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不知是真的以为梦想就要成真，还是迫于土肥原的压力，当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动身。但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起用溥仪及时机问题的认识仍未统一，为此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生了争执，使得溥仪也陷入了混乱，犹豫不定。土肥原见状，便指使手下的特务采取流氓手段进行恫吓。溥仪一会儿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炸弹，一会儿收到措辞恐怖的黑信，一会儿接到威胁电话，还现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转悠，弄得胆小的溥仪心惊肉颤坐卧不宁。在土肥原的推动下，日本人豢养的匪徒、流氓、吸毒犯动了汉奸便衣队武装暴乱，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酿成了“天津事件”。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静园”门口，是保护还是威慑，溥仪心里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婉容皇后也被女谍金璧辉（川岛芳子的真实姓名）诱骗到长春。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搅蛮缠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外，还有一班证人，他们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战犯，他们相互勾结，颠倒黑自制造伪证，给审讯带来许多麻烦。对于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当事人溥仪出庭作证、事实昭明的情况下，不仅板垣为其掩饰，日本当年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在出庭作证时，也为其狡赖。土肥原到天津进行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最后又长电给币原外相，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秘密送走的经过。这些电报被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秘密档案中查获，并引入证词。而桑岛在法庭上竟然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足为信。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关于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倒噎了一口气，讪讪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极为紧张焦虑，他不知道一个致命的证据是否落到了公诉方的手里。1943年12月27日，于日本本土东部防卫司令部，土肥原在8张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亲笔写下了罪恶的记录。他写道：“我于中途才参加满洲事变的计划。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仪回满洲。我任奉天市长一个半月后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闹事，准备在华北闹得天翻地覆，并乘着慌乱把溥仪带走。我以前就认识溥仪，向他劝说时他提出各种条件，我说就是接受了你的条件，由于情势会不断变化也没有把握，故要紧的还是胆量。当时天津驻屯军只有一个大队左右，因此我们也动员了警察。我们乘警戒溥仪公馆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时，把溥仪带出来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还写道：“那时，币原外相曾训令说，如果溥仪想逃跑，可以把他杀掉。溥仪逃出天津，中国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这份弥足珍贵的证据当时并没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个负责保管它的日本人手里。这个日本人为了避免被国际军事法庭觉，志愿去由中国大陆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带上了船，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当1977年这个日本人把材料公诸于众时，仍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见法庭并没有掌握这个证据，收紧的身体渐渐地松开了，甚至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还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后，法庭抓不住什么东西。这个富于心计的赌徒没有全错，对他的罪行的索证确实很困难。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倪征噢在赴东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让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罪证，赵应承并写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时，他却变了卦，把已写出的一部分扔进煤炉烧成了灰烬，并拒绝再动笔。
但是，土肥原做梦也没有想到，昔日曾经与他一起策划并实施了“九一八”事变，并建立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同僚里，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来。
随着审讯工作的步步深入，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以越来越充分的证据，一层层地剥开紧紧包裹着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阴影一样的原形暴露在阳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名声广播的间谍劳伦斯，叫作“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话谐音，叫作“土匪原”。这两个别号恰到好处地剥露出他阴险诡诈和残暴毒辣的双重性格。这两个别号也包含着他罪恶的荣耀和历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国从事间谍阴谋活动起家的日本法西斯军人。1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1912年以优异成绩于陆军大学毕业。次年被派到日本陆军在北京的间谍窝“坂西公馆”，担任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诚实，乐天善谈”、给人以“温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不乏各界的头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中国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组织着热气腾腾的场面。就在这人声鼎沸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竖起警觉的耳朵。他就这样隐蔽着开始施展他阴晦的才华。1第二次直奉战争爆时，他竭力帮助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作战，并暗中策划用停止银行兑换等手段，导致直系军阀行的纸币作废，从而加了它的垮台。当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势力从东北扩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实力，急欲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时，这个傀儡反成了障碍，土肥原又参与密谋，于1928年6月1日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炸翻了张作霖乘坐的花车，张作霖当场毙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声和地位。其实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过令人侧目的杰作。192o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调查中国炮舰事件，从锅炉房的耗煤记录中现炮击那天耗煤量常，进而确证炮舰有过活动。还曾利用与山西土皇帝阎百川的同学关系，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对那里的兵要地理进行了详密的侦察。“七;七”事变爆后，当日军侵犯山西时，国民政府军队仗着雁门关是天险而疏于守备，不料日军比国民政府军队还要熟悉地形，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这要完全归功于土肥原。
“九;一八”事变和挟溥仪称帝，使土肥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随着日军势力的南侵，这个“东方劳伦斯”的活动舞台也不停地扩大，他认为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剧膨胀，于是他放开手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
1935年6月5日，察哈尔境内的中**队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务，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中**队从该地区撤出，使日军在察哈尔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便向汉奸殷汝耕展开了攻势，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这里重演了五代残唐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闹剧。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抛出了诱饵，许下种种诺言，呕心沥血地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难处，没有立即就范，于12月初称病离开北平去西山别墅。但终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诱，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所说：土肥原“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当局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不足以使它摆脱困境，急于把几个区域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足智多谋的土肥原出任负责人，所以又称“土肥原机关”，办事处设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会”的要任务，是物色一个能充当政府脑的“中国第一流的人物”。经过一番试探，土肥原把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作为争取对象，于8、9月间展开了阴谋活动。靳云鹏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内阁总理，1921年下台后弃政从商，不久又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他对土肥原的劝说坚辞不就。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与唐绍仪密谈。唐绍仪系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颇有影响，且有浓厚的亲日倾向。他对土肥原的计划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当土肥原兴高采烈地筹措“新中央政府”时，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国民政府派出的军统特工人员杀死。
折了两人，土肥原并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有着“玉帅”之名的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领，野心勃勃地要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下野后仍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但吴佩孚不愿出山，他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王。何况，唐绍仪的鬼影还不时地从他眼前掠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吴佩孚谈判。溥仪说，土肥原干起这种勾当来甚至不需要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他那副赌案上一样率真的面孔就够了。也许真的是这样，事态似乎有了转机。于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吴佩孚的寓所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土肥原踌躇满志，他已拟好了“答记者问”等书面谈话文件，只待吴佩孚一念，他的又一杰作就将呱呱坠地。然而，这个斗智天才这回却让他眼里的土军阀给涮了一把。会议开始后，吴佩孚把日方拟就的文稿扔在一边，而大谈自己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吴佩孚所开出的条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这一通劈头盖脸的三“石”，把个土肥原砸得晕头转向，七窍冒烟。但土肥原是坚定而有耐心的，当受到日本军方的指责时，他仍然冷静地辩解道：“现在立即中止吴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点，目前华北事变已陷入无底之泥沼，为尽快解决日华事变，只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只有树立吴佩孚，别无他法。”
正当“吴佩孚工作”僵持之际，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导，以影佐祯昭为的“梅机关”所开展的“渡边工作”即争取汪精卫的工作获得了成功。汪精卫甘当驯服的走狗，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侧翼攻克了堡垒。
说起这位斗智天才的失着，这已不是头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拢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1934年夏天，一位杰出的苏联谍报人员左格尔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术，在斗智的意义上战胜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尔的战友、女谍报员安娜;克劳津迷住心窍，竞然被她虎口拔牙，窃走了情报。话说回来，吴佩孚虽使土肥原的诡计受挫，但最终却未能逃脱他的魔掌。1939年底，吴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医生给他拔除一颗牙后，引起高烧。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医生寺田等人，不顾吴佩孚亲属的阻止，强行给他施行手术，终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气绝。
作为假面杀手，上述行径远非他罪恶的全部。在任奉天市长时，他下令废除有关鸦片的禁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推行鸦片种植。中国检察官向哲溶在起诉言中愤怒地指出：这是日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瓦解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一是获取利润作为侵略的经费。日本曾签署了禁止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土肥原充当了撕毁公约之手。
土肥原有两句自我膨胀的话。一句是“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另一句是“华北的老百姓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谈虎色变”。这第二句是他为自己邀功请赏时说的，暴露了假面后边“土匪原”那张狰狞的面孔。“七;七”事变前后，当日本要以武装进攻代替骚乱、暴动、扶植傀儡的时候，土肥原脱下白手套，撕去假面，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的身分，统帅日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
1937年8月，作为师团长的土肥原高举明晃晃的战刀，率领他的“野州健儿”从大阪港乘船直抵塘沽，登陆后乘火车至北平，在西直门外宋哲元的旧兵营稍事休整，即投入华北战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土肥原的部队强渡永定河、拒马河与大清河，攻取保定，沿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一线疾进，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所经之处*过冷刀烈火，焦土裹地，血气蔽日。日本报界大肆吹捧土肥原的锋利和凶猛，他成了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在黑云如铁的天空闪耀。土肥原在担任战地指挥官时，粗暴地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所犯罪行均受到指控，被写在判决书里。
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余年的工夫，他就踏着尸骨和血泊，由大佐擢升为大将，双肩戴上了带穗肩章，这种在日本军界里极为罕见的晋升度是与他的罪恶相称的。他的胸前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金光闪闪的“瑞宝”、“猛虎”、“金鸦”、“旭日双辉”勋章，显示着他骇人听闻的功勋。
就是这样一个遭万笞也不能平冤，死百回也不足以抵罪的战犯，当初在讨论战犯名单时，西方的某些检察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不主张将其列入甲级战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这使中国的检察官愤怒和吃惊。他们据理力争，保证在审讯期间提供必要的人证与物证，以证明他是创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幕后策划人和具体执行者，同时郑重声明，如不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中国检察官势难继续工作。中国检察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当然，想要抓住这个极度狡猾的老狐狸的尾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老牌间谍头子，土肥原在平时干特务工作的时候很少留下书面的指令，也很少在公开的会议记录里面能够找得到他的言。即使刘建业缴获了汗牛充栋的日本军政档案，但是，在里面也只能找到零星的只言片g，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让土肥原和他的辩护律师哑口无言。而且，吸取了板垣征四郎教训的土肥原在法庭上摆出了一副沉默到底的架势，拒绝开口。
“土肥原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难抓到他的马脚了。几乎所有能够指正他的证据都被他销毁了。”检察官向哲浚带着一些惆怅的举着酒杯说。
“这个家伙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要想从他嘴里得到证据，难度的确很大。”刘建业也对此感到为难。
“最可喜的就是我们明知道他罪恶滔天，就是很难找到他的证据。要是让他得到逃脱，对我来说纯粹是耻辱。”向哲浚愤愤地说。
“书面的证据很难找得到。我们要是能够找得到人证就好了。”刘建业说。
“最好还是曾经与他一起共事，又身处高位知道足够内幕的人。可是，这样的人现在简直不知道在那里才能找得到。”倪检察官说道。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只是一时之间很难想得起来。”刘建业放下酒杯，说道。
沉思了一会，刘建业突然眼前一亮，对两人说道：“我想起来一个人，他应该知道不少的内幕。不过，可能我们为此就不能定他的罪了。”
向哲浚说：“你先不要说，我也想起来了一个人。我们先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再对照一下。”
“没问题。”说完，刘建业掏出纸笔，写下几个字。
两人写完以后，再互相给对方一看，不禁相视一笑。
原来两个人写的人名是同一个人，石原莞尔。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不过，这个人现在巢鸭监狱里，如果我们要他出庭作证，恐怕需要和他达成司法协议，做一次交易了。”刘建业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办法抓到土肥原的痛处。如果他能够出庭作证，再加上田中隆吉和溥仪的证词，土肥原才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倪检察官说。
“这件事情，看来要找美国人出面了，如果我们出面，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向哲浚说。
“事情也只能这样办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只能抓大放小了，尽管这个家伙的屁股上也不干净。”刘建业带着遗憾说——
最近《人民网》登出了记者包蹇先生写的一篇报道，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上海市看守所原所长黄健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提篮桥监狱五监区原教导员傅克琥有期徒刑2年；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原狱政管理一处处长、刑务部部长王争鸣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提篮桥监狱原教导员俞金宝有期徒刑2年。
为什么管理犯人的人反倒成了被别人管犯人？这个具有相当讽刺意义的颠倒，就是因为这些人贪赃枉法，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给大款犯人周正毅以种种特殊照顾，使周正毅成了监狱中的“飞人”，可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真的，您不信还不行，不然庄严的法律不会对这些贪官那样的无情。
这些监所的管理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在罪犯周正毅2oo3年至2oo5年被羁押及服刑期间，违规给予其照顾、为其传递信件、虚报考核材料等，并为此收受钱财。其中黄健单独和伙同其妻收受钱财4o余万元；傅克琥收受奇瑞轿车一辆，价值7.7万余元；王争鸣收受钱财4.1万余元。
那么这个大款犯人周正毅在收监以后，到底享受了什么样的特殊照顾呢？这里只能粗线条地告诉列位:1、为周正毅保密。在很长一段时间，外边都在传周正毅已经进了提篮桥，提篮桥监狱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情，他们在档案中也查不到周的姓名，后来监狱工作人员在网络上看到香港的报道后，才知道周正毅就是那个番号为“3844o”的服刑犯人“邹振义”。
2、评周正毅是“改造积极分子”，启动为周减刑程序。约在2oo5年9月，提篮桥监狱曾受命起*周正毅的减刑报告，当时周的剩余刑期已不足九个月，若减刑报告获得认可，周可立即获释。后来由于香港廉政公署公开通缉周正毅，这个减刑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3、周正毅可以在提篮桥监狱开董事会。周正毅开始入监时还参加一些如包装肥皂之类的简单劳动，但没有几天他就厌烦了，后来则整天呆在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里，看电视，打电话。犯人们早晨5时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参加，别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则可以由其他犯人代劳。监室里通常是睡三个人，而周则独享一间囚室。一般犯人一个月只有一次与亲人会见的机会，且有时间限制，而周正毅会见每周可高达**次之多，并且是不在“会见大厅”里，不在管教干部的监视下进行，因而也就有机会“在监狱开董事会”。
4、周正毅看病也享受“特殊病人”待遇。据说周每次去医院看病，有关医院都会事先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们的门诊全部停诊，全部为周一个人看病让路。人们反映光在这一点上，周正毅的待遇就不亚于一个省部级的领导！而周的所谓“病”，其实不过就是一些伤3、感冒之类。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有钱大款在狱中可以享受特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