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坐在车里，旁边坐着向哲浚和刘建业。三人都一g不。
车里的收音机里传出当时的流行小调或关于审判的新闻报道。
车子拐进来停在一个小酒馆前，梅汝璈，向哲浚和刘建业走进小酒馆，车子开走了。
小酒馆的老板娘今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一边亲自给梅汝璈他们烤着青鱼，一边不时和一个顾客调笑着。
梅汝璈和刘建业两人一言不，只是在默默地在喝茶。
不一会儿，向哲浚从洗手间出来，坐在两人的旁边。
“对方来势凶猛啊，向先生，现在你们国际检察局的力量，中国组最弱，美国人准备最充足，快一个加强团了，苏联也来了七十多人，中国检察组就你们几个人，真替你们愁。”梅汝璈先表达了他的担忧。
向哲浚也深有同感：“中国受日本侵略最重，残害也最重，理应提出的证据最多，但日本人在撤退时证据销毁得也最彻底，我们接到通知根本就没有准备证据的时间和条件，一切都很仓促。我已经让裘绍恒回国了，一方面想办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找几位熟悉英美法系的学者过来，增强力量。可国内传回来的消息还是进展缓慢。”
梅汝璈皱了皱眉：“马上就要进入中国部分的审理了，到时候如果你们的证据不充分，可就丢人现眼了。”
“岂止丢人现眼，我只有学陈天华蹈海谢国人。”
梅汝璈说：“相信向先生还是胸有成竹的。”
刘建业说：“就算日本人在从我们中国撤退的时候证据销毁得很彻底，只要我们能够从日本这里找到他们的证据，一样是可以定他们的罪的。”
“这一点我们也想过，只是日本人的档案资料实在是数量太多了，就算我们所有人不吃不喝不休息，日以继夜的连续整理翻译，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些证据都找出来。何况，现在美国人的态度已经明显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积极了，有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检查组提出的要求根本就是推托搪塞。”向哲浚喝了一口茶说道。
梅汝璈说：“相信向先生还是胸有成竹的。”
“我想把倪征日奥调来，担任中国检察组席顾问。”
梅汝璈点了点头：“那就如虎添翼了。”
“但他现在正在欧洲作司法考察，一时还不能到位。我已经打电报了，请他十万火急赶来东京增援。”
“如果有必要的话，能不能从国内再找一些人来？最好是既懂日g又懂国际法律的？”刘建业说道。
“恐怕国内的政府现在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些事情了。”向哲浚说。
“我这两天看报纸，国内的内战又开始了。中国的仗是打不完了。”梅汝璈说。
“到处都在打仗，根本无法下去取证。”
梅汝璈叹了口气：“国民政府啊。”
向哲浚也叹了一口气：“现在真不知道是谁的政府，反正不是国民的政府。唉，我现在是拿着石头打天！”
“对，就是拿着石头打天。”刘建业举起茶杯，对向哲浚说。
梅汝璈愣了下：“什么？！”
向哲浚苦笑着：“这是我们湖南老话，意思就是，你恨老天不公，拿了块石头去打他。你有再大的力气，你想想，你也够不着啊。”
梅汝璈笑了笑。
向哲浚说：“倒是你，关键时刻的中流砥柱啊。”
梅汝璈说：“没有证据，我也是拿着石头打天啊。”
三人都笑了。
“不至于那么不堪。起码第一仗会很漂亮的。我和刘司令已经准备了几个杀手锏，肯定是个满堂彩！”向哲浚说。
梅汝璈想问，但立即止住了。
向哲浚知道他在想什么，笑着看着他：“想知道？”
梅汝璈也笑了：“我好奇，但我是法官，我能管住我自己。我不问，我就等着看好戏。”
三人又无声地笑了。
这时，老板娘拿着烤好的青鱼过来：“三位，鱼好了。”
向哲浚笑了：“老板娘汉g说得够标准的。”
“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友好邻邦啊！”老板娘说完，自己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梅汝璈，向哲浚和刘建业也笑了。
向哲浚笑说：“可别老是上邻居家偷鸡吃啊。”
老板娘说：“嗨，偷鸡的不都被你们抓起来了吗？我在奉天住过三年。”
此时帘子一掀，有人进来。
老板娘回头一看，赶忙向三人道了个歉，快步上前用日g热情地打招呼。
梅汝璈愣了，进来的正是广濑一郎。
广濑一郎看见梅汝璈，谦恭地鞠了个躬：“梅法官好。”但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明显的敌意。
梅汝璈向他点了点头。向哲浚回头看见广濑一郎，广濑一郎又鞠了一躬，向哲浚客气地朝他点了点头。刘建业虽然没有穿着军服，可也不打算暴露自己的身份，也跟着对这位日本律师点了点头。老板娘引着广濑一郎向里面走去。
向哲浚感叹说：“此公不简单啊。听说一直独身住在纪尾井街的断壁残垣中。”
梅汝璈说：“这是个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从事在野司法多年，东条当政时他曾带头正面反对治安维持法提案。”
向哲浚说：“不知道东条有什么魔力把他请出来辩护。期望流芳百世，弄不好最后遗臭万年。”
刘建业说道：“这个案子，恐怕他就是有孙猴子那样的本事，也翻不了天的。我估计他最多也就是在尽一个律师的本分罢了。职业精神嘛，只要嫌疑人一天没有被正式定罪，从法律上都应当视为无辜，律师就要为他做最大的努力。”
梅汝璈笑了笑：“起码在给博士讲课时有亲身经历的经典案例了。”
三人同时大笑。
此时，小酒馆的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凉的哭声。
老板娘出去看了一会，回来对三人说道：“对不起，打扰了各位。是我的隔壁邻居在哭。”
刘建业问道：“老板娘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怎么觉得哭声很凄凉呢？肯定是家里生了什么大事吧？”
“不瞒几位说，邻居是一对老夫妻，有两个儿子都应征入伍了。刚刚来了两个警察，通知他们，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菲律宾战死了，一个在中国关内战死了。两个老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老板娘带着一些同情地说。
“战争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荣耀，还有苦难。只是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很长时间以来，日本人都只看到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没有想到战争同样会给他们带来苦难。我们不时有一句老话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刘建业说道。
向哲浚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梅汝璈说：“不管怎么样，和我们中国人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日本人的这些也实在不算多。”
刘建业说：“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苦难才能完全结束。”
沉思了一段时间以后，梅汝璈说：“时间也许不会很长，也许还很遥远。”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夏天，法庭审理进入了中国满洲阶段。“皇姑屯爆炸案”是法庭对被告重点调查的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
到底是谁炸死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的性质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第一枪？法庭进入了白热化的争辩……
1946年7月5日，就皇姑屯事件，法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广濑一郎陈述道：“检方律师武断地指控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国对中国动的侵略战争的开始事件，既违背了事实，也显然混淆了局部冲突和正式战争的区别。”
“当时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中国政府就是北京政府，而张作霖先生是北京政府的脑。我想请问辩方，一个国家利用阴谋炸死另一个国家的脑，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又是什么呢？”季南问。
广濑一郎反问：“检方律师有何证据证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
季南拿出一份证词：“这是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日本满铁守备军一直在间接援助张作霖将军，但张将军一边接受我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田中内阁一直想通过谈判来争取张将军，但关东军本庄繁将军手下阴谋集团因对田中内阁政策不满，这伙人卡断通讯，将本庄将军完全隔离起来，策划了炸死张将军的事件……”
“请问检方律师，一个海相作证陆军的事情，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那么谁作证才能证明此事真实存在呢？”
“当然是陆军的官员。”
季南微笑了一下，看向法官席：“下面，请法庭传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庭作证。”
广濑一郎有些疑惑地看向战俘席。
卫勃说：“允许！”
法庭执行官叫道：“带证人田中隆吉！”
东条英机的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的喧哗声中，一扇门打开，田中隆吉站在门口。法庭上人们在交头接耳。
东条英机紧紧地盯着田中隆吉，板垣、土肥原及其他战犯都惊讶地看着田中隆吉。身穿西服，长得肉头肉脑，看上去有点像山西当铺老板的田中隆吉环视了下法庭，直直地走到证人席。
梅汝璈看向下面，向哲浚也看着他，用手指悄悄地指了一下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冲着梅汝璈微微一笑。梅汝璈也笑了一下。
田中隆吉坐到证人席上。
季南问：“证人，请问你的姓名。”
“田中隆吉。”
“国籍？”
“日本。”
“职业？”
“原日本军人，现在退役。”
“你退役前的军衔及职务？”
“陆军少将，退役前担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动。
田中隆吉是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同期的有那位死在硫磺岛的栗林忠道中将（死后晋升大将）。陆大34期（1921年）的毕业生，从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1923年在支那班任职。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那时日本人管中国叫“支那”，所以这“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是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根本博，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的，不能随便乱用。那个“支那班”后来升级成了“支那课”，但是“支那通”仅仅用来指那些“支那班”出来的人。这位田中隆吉就是这么一位“支那通”。
陆大34期支那通不少，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最后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和石原莞尔一起搞“9.18”的花谷正，还有和知鹰二都是那一届的。
田中隆吉的朋友不少，在支那课混的时候通过桥本欣五郎的介绍，和大川周明交上了朋友。这个朋友可交的好，后来田中去满洲以后就知道好处了。1927年开始田中隆吉开始在中国活动，一开始在张家口任特务机关特派员，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参谋本部研究员，就是说同时代表参谋本部。因此1928年的“济南惨案”生以后他在现场，还交了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鸦片王”里见甫。
就这样，田中隆吉和其他参谋有点不同的是他一直在情报行当混，几乎没有干过作战参谋。所有的阴谋事件几乎都能找到他。
3o年开始担任陆军驻上海武官，32年1月田中少佐和“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在板垣征四郎的指示下策划“第一次上海事变”，也就是“1.28事变”，目的在于转移国际视线。川岛房子雇了杀手在上海袭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从而挑起了这次事变。板垣的目的是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挑起武装冲突就不会有人去注意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了。“1.28事变”一直闹到5月5日才签订停战协定，而板垣征四郎们则乘机在3月1日偷偷摸摸成立了那个“满洲国”。
这个“1.28事变”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那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军用飞机轰炸民用目标。从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号上起飞的海军飞机轰炸了上海。
而田中也因为在“上海事变”中的功劳而升为中佐，在1935年去了满洲当关东军总参谋部情报参谋。后任德化特务机关长。在德化干什么呢？想学石原莞尔，鼓捣一个“蒙古国”出来。谁知他运气不佳，石原莞尔的对手是3流倜傥却优柔寡断的张少帅，可田中隆吉的对手是杀伐果断的傅宜生将军。11月5日，德王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少帅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田中只好偃旗息鼓了。
失败是失败了，但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就升上了大佐。第第25山炮联队长，没赶上。急得和辻政信一起赶到天津去给那位牟田口大佐打气，生怕牟田口一不当心给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莞尔给忽悠了去。
卢沟桥事变总算按照这拨的意图弄大了，这边朝鲜军1938年8月又弄了一个“张鼓峰事件”。别看他田中隆吉穿了那么多年军装，还没打过正经仗，可算等到了这一天了。说着话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俄国人干了。
人老毛子这次就让田中大佐彻底开了眼，一出手就是2oo多门大炮，里面居然还有不少15o毫米口径的。再加上遍地的坦克飞机，一下子就把隶属日本朝鲜军的第19师团给打残了。这顿打不白挨，田中算长了学问，知道了白鬼子打仗是玩钢铁，大大地吓人吓人。以后没事还是不要去惹白鬼子。
人跟人不一样。辻政信输了诺门坎老是想报仇，这田中隆吉呢，算被钢铁给吓破了胆。以后田中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都和这次在张鼓峰痛挨了扁有关。
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田中大佐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是在第一线干的人，还是该去干特务情报老本行。正好可能上峰也觉得让这位去放炮有点屈才，屈才不说，这不一炮没放出去还差点让老毛子给放没了，就让田中去陆军省干兵务局兵务课长。
兵务局是陆军省最年轻的一个局。干什么的呢？主管“军容风纪”。1936年“2.26事件”以后，军部觉得要抓一下“军内思想工作”，这才在8月成立了这个兵务局。其实就是主管宪兵，宪兵在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是军事警察，同时还是秘密政治警察，那时候的东条英机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
干宪兵了不到一年，成绩斐然，官升少将。去了第一军当参谋长。第一军司令部在山西太原，怎么会要这么位不会打仗的将军去当参谋长呢？主要是当时日军想招降山西土皇帝阎百川，所以就派了这位“支那通”去了山西。他手下的作战参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位后来在香港喊“毛zd万岁”，在天津做对虾贩子的辻政信的秘书朝枝繁春少佐。
忙了半天，没忙出名堂。不管你能指出别人多少不是出来，阎老西在大是大非上还是分得很清楚：当汉奸，没门。大半年后田中又回了陆军省，还升了官，这次是兵务局长。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这位田中上哪儿都干不成事怎么还能官运亨通呢？因为那时候东条正顺着。东条是宪兵出身，靠宪兵吃饭、觉得让田中管宪兵他放心。田中和东条英机在满洲就是旧交，37年他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东条兵团”（也叫东京兵团）的参谋。
现在中国人知道的昭和军阀在中国大陆的大屠杀一般就是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东条兵团”在晋察，内蒙进行的大屠杀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过了南京大屠杀。那个“东条兵团”的编成也是日军历史上几乎没有过的：参谋任主将，所以有这么个匪号。
其实单单就中日战争来说，东条倒不一定是甲级战犯，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乙级战犯。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府还是zg都没有加以追究，“阳高惨案”，“宁武惨案”等大量大屠杀行为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上提起，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也根本就没有“东条兵团”这个名词。还是秦郁彦教授在1987年才向世界揭露了这件事。说句闲话，这位秦郁彦教授也是被中国愤青们封为“右翼文人”的。
田中隆吉当了陆军省兵务局长，后来还兼了一个时期的陆军中野学校校长。这个中野学校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学校，特别变态，创办者是那位后来开战前夕和美国秘密谈判的岩畔豪雄。
这就到了1942年日美开战。应该公平地说田中隆吉是反对开战的，田中隆吉是支那通，并不太知道美国的事儿，但是张鼓峰的苏军炮火他这辈子忘不了。都是白鬼子，炮火应该都差不多，这辈子他可不愿意再挨那炮火。你要是说他田中在中央机关，“英美鬼畜”炮火再猛又轰不到他身上，他这是害的哪门子怕呢？人家又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少将局长，还想在肩上再添几颗星呢。怎么看怎么觉得武藤章坐的那个位子——军务局长爽。可是想升官就得到现场去锻炼锻炼，和蒋介石玩人家田中倒是不怕，可是要和山姆大叔开练，哎哟我的妈诶，听说那比俄国人还阔，打起炮来不论个，论时间，这打到本将头上来怎么办？所以反对。
那不行，那叫“失败主义”，这么一来田中就被轰出了陆军省。和石原莞尔不一样，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事态有一套一套的说法，所以被轰出了军队还能到陆军大学去当教授；这位是真的怕死，说不出什么道道，把东条惹急了说他有神经病，干脆关到国府台的陆军医院去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转预备役还捎带着给披了一件“疯子”的马甲？这下田中隆吉对一点不给面子的东条英机，竞争对手的武藤章，身为陆军次官装聋作哑不说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的的木村兵太郎是恨之入骨。
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还真是个问题。理由是后来在1945年3月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起用了他做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还是用不了，最后不得不解除召集，让他回家养病。不过这话得这么说：到底田中是原来就被老毛子吓成了神经病还是被东条英机给治成了神经病没人知道。
战争结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实大概本来也没有什么病，就胆小一点，怕大炮。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将组阁。但是麦克阿瑟大帅爷说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战犯也不能担任公职，这下田中又抓了瞎。
田中思前想后，越想越恨东条英机们。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分析败因》的书，批判东条英机对美开战的冒傻气。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陆军内情，立即成了热门。
原本刘建业还没有想起这个人，田中隆吉的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刘建业的高度注意。刘建业立即通过以向哲浚为的中国检察组以国际检察局的名义出了一个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这个命令不是逮捕令而仅仅是找他这个人。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证实他那本书的细节。所以田中隆吉没有被关在巢鸭监狱，而是被关在所谓“服部houose”，就是“服部时计”（就是那个现在做精工牌手表的）老板的私宅，被中国占领军征用的。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里面住过，从巢鸭监狱里被放出来的里见甫也在里面住过，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在那座房子里面起*的。田中隆吉在里面住的不寂寞，中国占领军容许他带着小老婆和儿子田中稔三个人住在里面。除了不让出来以外，里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还有田中最喜欢的威士忌。
刘建业为什么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个宝库，从一开始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就给了国际检察局极深的印象。田中的记忆力原来就是有名的，现在在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面前，更是大放异彩。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出日期和参与人，几乎没有错误。
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们是fbi专门搞帮会调查的那拨，本来总检察长季南就是因为砸芝加哥的黑手党而出名的。他们的审讯哲学是：日本的军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党也好，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集团；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团，只要许以不加起诉的好处，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原高层人物，田中隆吉少将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而田中呢，有了占领军开出来的免死牌，当然是很欣然地答应这个司法交易。对他来说捎带着还可以报一下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干才傻呢。
刘建业肯不惜以不让他受到起诉为代价换取他的合作，也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宝库，只要他肯出庭作证来指证那些战犯，在法庭上的证言将是非常关键和具有杀伤力。
为了达到大的目标，必要时候和嫌疑人达成司法交易，这是英美法系常见的。刘建业现在为了能够尽快加法庭的审讯进展，也只能暂时放下对田中隆吉战争罪行的追究。大不了就先让他多活一阵，刘建业相信只要自己的部队还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田中隆吉就能逃得出自己的手心。
田中隆吉之所以一出场就能引起法庭的骚动，并不是大家见惯了穿军装或者是穿长袍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装，也不是因为田中是前陆军省兵务局长，陆军少将。因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们几乎全是大臣将军，所以出庭作证的各国将军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内光政，冈田启介这两位当过相的海军大将加上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出庭，其余中国，美国，苏联，英国，蒙古哪国的将军都有。到后来连将军们的老板皇上都坐到了证人席上，就那个满清宣统废帝，“满洲国”的“康德皇上”溥仪。
也不是因为田中是作为控方证人的身份，控方证人中也有日本将军、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会吃窝窝头的人都知道田中和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号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么成了证人？他会做出怎样的证词？
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级战犯们也一样地从本能反应就知道这主儿出来必没好事，所以诸位战犯们不是躲避着目光对视，就是怒目以视。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对田中笑了笑，点了点头。
谁？桥本欣五郎退役大佐，田中隆吉的老朋友。
桥本大佐马上就要为他的乐观后悔了。两小时以后桥本就公开宣扬：“这是一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
本来的惯例是证人先提出证词，然后检察官再根据这份证词提出问题，被告律师的盘问等等。大概是在询问期间对田中的记忆力有了充分的自信，席检察官季南向卫勃**官提出直接提问的请求。
卫勃有点意外，但随即就同意了。马上卫勃就会知道季南的理由了。
田中坐到证人席上以后，立即很轻松地就回答了季南对其身份的盘问：“1914年12月任陆军少尉，1921年11月陆军大学校毕业，1922年12月1日就职参谋本部，……194o年12月1日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9月退职”，全部18项，没打一个顿，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号，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纪年法。
这一下就把审判场给镇住了。
那场审判的主题是9.18，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
车里的收音机里传出当时的流行小调或关于审判的新闻报道。
车子拐进来停在一个小酒馆前，梅汝璈，向哲浚和刘建业走进小酒馆，车子开走了。
小酒馆的老板娘今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一边亲自给梅汝璈他们烤着青鱼，一边不时和一个顾客调笑着。
梅汝璈和刘建业两人一言不，只是在默默地在喝茶。
不一会儿，向哲浚从洗手间出来，坐在两人的旁边。
“对方来势凶猛啊，向先生，现在你们国际检察局的力量，中国组最弱，美国人准备最充足，快一个加强团了，苏联也来了七十多人，中国检察组就你们几个人，真替你们愁。”梅汝璈先表达了他的担忧。
向哲浚也深有同感：“中国受日本侵略最重，残害也最重，理应提出的证据最多，但日本人在撤退时证据销毁得也最彻底，我们接到通知根本就没有准备证据的时间和条件，一切都很仓促。我已经让裘绍恒回国了，一方面想办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找几位熟悉英美法系的学者过来，增强力量。可国内传回来的消息还是进展缓慢。”
梅汝璈皱了皱眉：“马上就要进入中国部分的审理了，到时候如果你们的证据不充分，可就丢人现眼了。”
“岂止丢人现眼，我只有学陈天华蹈海谢国人。”
梅汝璈说：“相信向先生还是胸有成竹的。”
刘建业说：“就算日本人在从我们中国撤退的时候证据销毁得很彻底，只要我们能够从日本这里找到他们的证据，一样是可以定他们的罪的。”
“这一点我们也想过，只是日本人的档案资料实在是数量太多了，就算我们所有人不吃不喝不休息，日以继夜的连续整理翻译，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些证据都找出来。何况，现在美国人的态度已经明显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积极了，有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检查组提出的要求根本就是推托搪塞。”向哲浚喝了一口茶说道。
梅汝璈说：“相信向先生还是胸有成竹的。”
“我想把倪征日奥调来，担任中国检察组席顾问。”
梅汝璈点了点头：“那就如虎添翼了。”
“但他现在正在欧洲作司法考察，一时还不能到位。我已经打电报了，请他十万火急赶来东京增援。”
“如果有必要的话，能不能从国内再找一些人来？最好是既懂日g又懂国际法律的？”刘建业说道。
“恐怕国内的政府现在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些事情了。”向哲浚说。
“我这两天看报纸，国内的内战又开始了。中国的仗是打不完了。”梅汝璈说。
“到处都在打仗，根本无法下去取证。”
梅汝璈叹了口气：“国民政府啊。”
向哲浚也叹了一口气：“现在真不知道是谁的政府，反正不是国民的政府。唉，我现在是拿着石头打天！”
“对，就是拿着石头打天。”刘建业举起茶杯，对向哲浚说。
梅汝璈愣了下：“什么？！”
向哲浚苦笑着：“这是我们湖南老话，意思就是，你恨老天不公，拿了块石头去打他。你有再大的力气，你想想，你也够不着啊。”
梅汝璈笑了笑。
向哲浚说：“倒是你，关键时刻的中流砥柱啊。”
梅汝璈说：“没有证据，我也是拿着石头打天啊。”
三人都笑了。
“不至于那么不堪。起码第一仗会很漂亮的。我和刘司令已经准备了几个杀手锏，肯定是个满堂彩！”向哲浚说。
梅汝璈想问，但立即止住了。
向哲浚知道他在想什么，笑着看着他：“想知道？”
梅汝璈也笑了：“我好奇，但我是法官，我能管住我自己。我不问，我就等着看好戏。”
三人又无声地笑了。
这时，老板娘拿着烤好的青鱼过来：“三位，鱼好了。”
向哲浚笑了：“老板娘汉g说得够标准的。”
“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友好邻邦啊！”老板娘说完，自己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梅汝璈，向哲浚和刘建业也笑了。
向哲浚笑说：“可别老是上邻居家偷鸡吃啊。”
老板娘说：“嗨，偷鸡的不都被你们抓起来了吗？我在奉天住过三年。”
此时帘子一掀，有人进来。
老板娘回头一看，赶忙向三人道了个歉，快步上前用日g热情地打招呼。
梅汝璈愣了，进来的正是广濑一郎。
广濑一郎看见梅汝璈，谦恭地鞠了个躬：“梅法官好。”但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明显的敌意。
梅汝璈向他点了点头。向哲浚回头看见广濑一郎，广濑一郎又鞠了一躬，向哲浚客气地朝他点了点头。刘建业虽然没有穿着军服，可也不打算暴露自己的身份，也跟着对这位日本律师点了点头。老板娘引着广濑一郎向里面走去。
向哲浚感叹说：“此公不简单啊。听说一直独身住在纪尾井街的断壁残垣中。”
梅汝璈说：“这是个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从事在野司法多年，东条当政时他曾带头正面反对治安维持法提案。”
向哲浚说：“不知道东条有什么魔力把他请出来辩护。期望流芳百世，弄不好最后遗臭万年。”
刘建业说道：“这个案子，恐怕他就是有孙猴子那样的本事，也翻不了天的。我估计他最多也就是在尽一个律师的本分罢了。职业精神嘛，只要嫌疑人一天没有被正式定罪，从法律上都应当视为无辜，律师就要为他做最大的努力。”
梅汝璈笑了笑：“起码在给博士讲课时有亲身经历的经典案例了。”
三人同时大笑。
此时，小酒馆的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凉的哭声。
老板娘出去看了一会，回来对三人说道：“对不起，打扰了各位。是我的隔壁邻居在哭。”
刘建业问道：“老板娘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怎么觉得哭声很凄凉呢？肯定是家里生了什么大事吧？”
“不瞒几位说，邻居是一对老夫妻，有两个儿子都应征入伍了。刚刚来了两个警察，通知他们，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菲律宾战死了，一个在中国关内战死了。两个老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老板娘带着一些同情地说。
“战争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荣耀，还有苦难。只是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很长时间以来，日本人都只看到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没有想到战争同样会给他们带来苦难。我们不时有一句老话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刘建业说道。
向哲浚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梅汝璈说：“不管怎么样，和我们中国人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日本人的这些也实在不算多。”
刘建业说：“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苦难才能完全结束。”
沉思了一段时间以后，梅汝璈说：“时间也许不会很长，也许还很遥远。”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夏天，法庭审理进入了中国满洲阶段。“皇姑屯爆炸案”是法庭对被告重点调查的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
到底是谁炸死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的性质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第一枪？法庭进入了白热化的争辩……
1946年7月5日，就皇姑屯事件，法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广濑一郎陈述道：“检方律师武断地指控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国对中国动的侵略战争的开始事件，既违背了事实，也显然混淆了局部冲突和正式战争的区别。”
“当时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中国政府就是北京政府，而张作霖先生是北京政府的脑。我想请问辩方，一个国家利用阴谋炸死另一个国家的脑，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又是什么呢？”季南问。
广濑一郎反问：“检方律师有何证据证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
季南拿出一份证词：“这是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日本满铁守备军一直在间接援助张作霖将军，但张将军一边接受我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田中内阁一直想通过谈判来争取张将军，但关东军本庄繁将军手下阴谋集团因对田中内阁政策不满，这伙人卡断通讯，将本庄将军完全隔离起来，策划了炸死张将军的事件……”
“请问检方律师，一个海相作证陆军的事情，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那么谁作证才能证明此事真实存在呢？”
“当然是陆军的官员。”
季南微笑了一下，看向法官席：“下面，请法庭传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庭作证。”
广濑一郎有些疑惑地看向战俘席。
卫勃说：“允许！”
法庭执行官叫道：“带证人田中隆吉！”
东条英机的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的喧哗声中，一扇门打开，田中隆吉站在门口。法庭上人们在交头接耳。
东条英机紧紧地盯着田中隆吉，板垣、土肥原及其他战犯都惊讶地看着田中隆吉。身穿西服，长得肉头肉脑，看上去有点像山西当铺老板的田中隆吉环视了下法庭，直直地走到证人席。
梅汝璈看向下面，向哲浚也看着他，用手指悄悄地指了一下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冲着梅汝璈微微一笑。梅汝璈也笑了一下。
田中隆吉坐到证人席上。
季南问：“证人，请问你的姓名。”
“田中隆吉。”
“国籍？”
“日本。”
“职业？”
“原日本军人，现在退役。”
“你退役前的军衔及职务？”
“陆军少将，退役前担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动。
田中隆吉是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同期的有那位死在硫磺岛的栗林忠道中将（死后晋升大将）。陆大34期（1921年）的毕业生，从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1923年在支那班任职。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那时日本人管中国叫“支那”，所以这“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是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根本博，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的，不能随便乱用。那个“支那班”后来升级成了“支那课”，但是“支那通”仅仅用来指那些“支那班”出来的人。这位田中隆吉就是这么一位“支那通”。
陆大34期支那通不少，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最后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和石原莞尔一起搞“9.18”的花谷正，还有和知鹰二都是那一届的。
田中隆吉的朋友不少，在支那课混的时候通过桥本欣五郎的介绍，和大川周明交上了朋友。这个朋友可交的好，后来田中去满洲以后就知道好处了。1927年开始田中隆吉开始在中国活动，一开始在张家口任特务机关特派员，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参谋本部研究员，就是说同时代表参谋本部。因此1928年的“济南惨案”生以后他在现场，还交了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鸦片王”里见甫。
就这样，田中隆吉和其他参谋有点不同的是他一直在情报行当混，几乎没有干过作战参谋。所有的阴谋事件几乎都能找到他。
3o年开始担任陆军驻上海武官，32年1月田中少佐和“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在板垣征四郎的指示下策划“第一次上海事变”，也就是“1.28事变”，目的在于转移国际视线。川岛房子雇了杀手在上海袭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从而挑起了这次事变。板垣的目的是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挑起武装冲突就不会有人去注意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了。“1.28事变”一直闹到5月5日才签订停战协定，而板垣征四郎们则乘机在3月1日偷偷摸摸成立了那个“满洲国”。
这个“1.28事变”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那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军用飞机轰炸民用目标。从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号上起飞的海军飞机轰炸了上海。
而田中也因为在“上海事变”中的功劳而升为中佐，在1935年去了满洲当关东军总参谋部情报参谋。后任德化特务机关长。在德化干什么呢？想学石原莞尔，鼓捣一个“蒙古国”出来。谁知他运气不佳，石原莞尔的对手是3流倜傥却优柔寡断的张少帅，可田中隆吉的对手是杀伐果断的傅宜生将军。11月5日，德王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少帅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田中只好偃旗息鼓了。
失败是失败了，但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就升上了大佐。第第25山炮联队长，没赶上。急得和辻政信一起赶到天津去给那位牟田口大佐打气，生怕牟田口一不当心给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莞尔给忽悠了去。
卢沟桥事变总算按照这拨的意图弄大了，这边朝鲜军1938年8月又弄了一个“张鼓峰事件”。别看他田中隆吉穿了那么多年军装，还没打过正经仗，可算等到了这一天了。说着话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俄国人干了。
人老毛子这次就让田中大佐彻底开了眼，一出手就是2oo多门大炮，里面居然还有不少15o毫米口径的。再加上遍地的坦克飞机，一下子就把隶属日本朝鲜军的第19师团给打残了。这顿打不白挨，田中算长了学问，知道了白鬼子打仗是玩钢铁，大大地吓人吓人。以后没事还是不要去惹白鬼子。
人跟人不一样。辻政信输了诺门坎老是想报仇，这田中隆吉呢，算被钢铁给吓破了胆。以后田中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都和这次在张鼓峰痛挨了扁有关。
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田中大佐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是在第一线干的人，还是该去干特务情报老本行。正好可能上峰也觉得让这位去放炮有点屈才，屈才不说，这不一炮没放出去还差点让老毛子给放没了，就让田中去陆军省干兵务局兵务课长。
兵务局是陆军省最年轻的一个局。干什么的呢？主管“军容风纪”。1936年“2.26事件”以后，军部觉得要抓一下“军内思想工作”，这才在8月成立了这个兵务局。其实就是主管宪兵，宪兵在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是军事警察，同时还是秘密政治警察，那时候的东条英机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
干宪兵了不到一年，成绩斐然，官升少将。去了第一军当参谋长。第一军司令部在山西太原，怎么会要这么位不会打仗的将军去当参谋长呢？主要是当时日军想招降山西土皇帝阎百川，所以就派了这位“支那通”去了山西。他手下的作战参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位后来在香港喊“毛zd万岁”，在天津做对虾贩子的辻政信的秘书朝枝繁春少佐。
忙了半天，没忙出名堂。不管你能指出别人多少不是出来，阎老西在大是大非上还是分得很清楚：当汉奸，没门。大半年后田中又回了陆军省，还升了官，这次是兵务局长。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这位田中上哪儿都干不成事怎么还能官运亨通呢？因为那时候东条正顺着。东条是宪兵出身，靠宪兵吃饭、觉得让田中管宪兵他放心。田中和东条英机在满洲就是旧交，37年他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东条兵团”（也叫东京兵团）的参谋。
现在中国人知道的昭和军阀在中国大陆的大屠杀一般就是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东条兵团”在晋察，内蒙进行的大屠杀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过了南京大屠杀。那个“东条兵团”的编成也是日军历史上几乎没有过的：参谋任主将，所以有这么个匪号。
其实单单就中日战争来说，东条倒不一定是甲级战犯，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乙级战犯。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府还是zg都没有加以追究，“阳高惨案”，“宁武惨案”等大量大屠杀行为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上提起，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也根本就没有“东条兵团”这个名词。还是秦郁彦教授在1987年才向世界揭露了这件事。说句闲话，这位秦郁彦教授也是被中国愤青们封为“右翼文人”的。
田中隆吉当了陆军省兵务局长，后来还兼了一个时期的陆军中野学校校长。这个中野学校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学校，特别变态，创办者是那位后来开战前夕和美国秘密谈判的岩畔豪雄。
这就到了1942年日美开战。应该公平地说田中隆吉是反对开战的，田中隆吉是支那通，并不太知道美国的事儿，但是张鼓峰的苏军炮火他这辈子忘不了。都是白鬼子，炮火应该都差不多，这辈子他可不愿意再挨那炮火。你要是说他田中在中央机关，“英美鬼畜”炮火再猛又轰不到他身上，他这是害的哪门子怕呢？人家又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少将局长，还想在肩上再添几颗星呢。怎么看怎么觉得武藤章坐的那个位子——军务局长爽。可是想升官就得到现场去锻炼锻炼，和蒋介石玩人家田中倒是不怕，可是要和山姆大叔开练，哎哟我的妈诶，听说那比俄国人还阔，打起炮来不论个，论时间，这打到本将头上来怎么办？所以反对。
那不行，那叫“失败主义”，这么一来田中就被轰出了陆军省。和石原莞尔不一样，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事态有一套一套的说法，所以被轰出了军队还能到陆军大学去当教授；这位是真的怕死，说不出什么道道，把东条惹急了说他有神经病，干脆关到国府台的陆军医院去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转预备役还捎带着给披了一件“疯子”的马甲？这下田中隆吉对一点不给面子的东条英机，竞争对手的武藤章，身为陆军次官装聋作哑不说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的的木村兵太郎是恨之入骨。
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还真是个问题。理由是后来在1945年3月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起用了他做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还是用不了，最后不得不解除召集，让他回家养病。不过这话得这么说：到底田中是原来就被老毛子吓成了神经病还是被东条英机给治成了神经病没人知道。
战争结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实大概本来也没有什么病，就胆小一点，怕大炮。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将组阁。但是麦克阿瑟大帅爷说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战犯也不能担任公职，这下田中又抓了瞎。
田中思前想后，越想越恨东条英机们。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分析败因》的书，批判东条英机对美开战的冒傻气。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陆军内情，立即成了热门。
原本刘建业还没有想起这个人，田中隆吉的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刘建业的高度注意。刘建业立即通过以向哲浚为的中国检察组以国际检察局的名义出了一个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这个命令不是逮捕令而仅仅是找他这个人。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证实他那本书的细节。所以田中隆吉没有被关在巢鸭监狱，而是被关在所谓“服部houose”，就是“服部时计”（就是那个现在做精工牌手表的）老板的私宅，被中国占领军征用的。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里面住过，从巢鸭监狱里被放出来的里见甫也在里面住过，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在那座房子里面起*的。田中隆吉在里面住的不寂寞，中国占领军容许他带着小老婆和儿子田中稔三个人住在里面。除了不让出来以外，里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还有田中最喜欢的威士忌。
刘建业为什么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个宝库，从一开始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就给了国际检察局极深的印象。田中的记忆力原来就是有名的，现在在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面前，更是大放异彩。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出日期和参与人，几乎没有错误。
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们是fbi专门搞帮会调查的那拨，本来总检察长季南就是因为砸芝加哥的黑手党而出名的。他们的审讯哲学是：日本的军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党也好，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集团；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团，只要许以不加起诉的好处，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原高层人物，田中隆吉少将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而田中呢，有了占领军开出来的免死牌，当然是很欣然地答应这个司法交易。对他来说捎带着还可以报一下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干才傻呢。
刘建业肯不惜以不让他受到起诉为代价换取他的合作，也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宝库，只要他肯出庭作证来指证那些战犯，在法庭上的证言将是非常关键和具有杀伤力。
为了达到大的目标，必要时候和嫌疑人达成司法交易，这是英美法系常见的。刘建业现在为了能够尽快加法庭的审讯进展，也只能暂时放下对田中隆吉战争罪行的追究。大不了就先让他多活一阵，刘建业相信只要自己的部队还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田中隆吉就能逃得出自己的手心。
田中隆吉之所以一出场就能引起法庭的骚动，并不是大家见惯了穿军装或者是穿长袍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装，也不是因为田中是前陆军省兵务局长，陆军少将。因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们几乎全是大臣将军，所以出庭作证的各国将军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内光政，冈田启介这两位当过相的海军大将加上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出庭，其余中国，美国，苏联，英国，蒙古哪国的将军都有。到后来连将军们的老板皇上都坐到了证人席上，就那个满清宣统废帝，“满洲国”的“康德皇上”溥仪。
也不是因为田中是作为控方证人的身份，控方证人中也有日本将军、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会吃窝窝头的人都知道田中和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号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么成了证人？他会做出怎样的证词？
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级战犯们也一样地从本能反应就知道这主儿出来必没好事，所以诸位战犯们不是躲避着目光对视，就是怒目以视。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对田中笑了笑，点了点头。
谁？桥本欣五郎退役大佐，田中隆吉的老朋友。
桥本大佐马上就要为他的乐观后悔了。两小时以后桥本就公开宣扬：“这是一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
本来的惯例是证人先提出证词，然后检察官再根据这份证词提出问题，被告律师的盘问等等。大概是在询问期间对田中的记忆力有了充分的自信，席检察官季南向卫勃**官提出直接提问的请求。
卫勃有点意外，但随即就同意了。马上卫勃就会知道季南的理由了。
田中坐到证人席上以后，立即很轻松地就回答了季南对其身份的盘问：“1914年12月任陆军少尉，1921年11月陆军大学校毕业，1922年12月1日就职参谋本部，……194o年12月1日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9月退职”，全部18项，没打一个顿，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号，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纪年法。
这一下就把审判场给镇住了。
那场审判的主题是9.18，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