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德，别碰我。不要靠近我。是的，你非常惊愕！我已经不像那个骑兵中队的棒小伙子——一等兵戈弗雷了，是吧？”他的容貌确实十分异常。谁都可以看出，他本来是一个五官端正的英俊男人，皮肤被非洲的阳光晒得黝黑，但他那黝黑的皮肤现在夹杂了一些奇怪的白斑，他的皮肤变白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见人的原因，”他说，“我倒是不介意你，多德，但是我用不着见你的同伴。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这么做将对我不利。”
“我只想确信你安全无恙，戈弗雷。那天晚上你朝我的窗户往里看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后来我不放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不可。”
“老拉尔夫告诉我说你在那儿，我忍不住想去看看你。我希望你没有看见我，后来我听见了窗户打开的声音，我只好跑回了我的小屋。”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说来话长，”他说着点燃一支香烟，“你记得那天早上在布弗斯普鲁的战斗吗，就在比勒陀利亚外边的铁路西线上？你听说我中弹了，对吧？”“是的，我听说了，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三个人跟部队失去了联系。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地区地形很复杂。三个人有辛普森——就是外号叫秃头的那个人，有安德森，还有我。我们正在追击布尔人，最后中了敌人的埋伏——我们三人被包围了。他们两人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大号猎枪子弹。但我拼命趴在马背上，跑了几英里后，昏了过去，从马上掉下来。“当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挣扎着站起来，感觉非常虚弱。我惊讶的发现近处就有一座房子，相当大，外面有南非式的游廊，房子上有许多窗户。你知道，天气非常冷，那种夜晚冷得能让人全身都冻僵，无法忍受，跟这里的霜冻不一样。总之，我觉得寒冷彻骨，唯一的想法就是进入那座房子。我踉踉跄跄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去，几乎不知道是怎么走过去的，隐隐约约记得我爬上台阶，爬进敞开的门，走进一间摆着几张床的大屋子，倒在一张床上，满意地哼了一声。床上的被子没有整理过，我身子冻得瑟瑟发抖，什么也不顾，把被子往身上一拉就沉沉地睡着了。
“当早晨我再醒来时，我感觉自己似乎是从一个疯狂世界逃到了另一个可怕的梦里。非洲火辣辣的太阳从宽大而没有窗帘的窗子涌进来，把这幢白色简陋宿舍式的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一清二楚。在我面前站了一个矮子——像侏儒的人，他的大脑袋就像一个大洋葱，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荷兰话，两只像棕色海绵的手不停地挥动着。在他身后站了一群人，似乎对目前的情景觉得十分好玩，但是当我望向他们时，一股寒意顿时穿透了我整个身体：每个人都是奇形怪状，扭曲的、肿胀的或是变了形的。这些陌生怪物的笑声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似乎没有人会说英文，但是情况很快就清楚了。那个大头的侏儒似乎十分愤怒，嘴中不停发出怪异的叫声，用他那可怕的双手揪着我往床下拖，不顾我伤口仍流着血。那小怪物力气比牛还大，要不是一个颇有权威的老人被这吵闹的声音引来，我真不知他会给我折磨成什么样。他先用荷兰话严厉责备了几句，那群旁观者于是退开去，然后他转向我，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你怎么跑到这来？’他惊异万分地问，‘先别动，我看你是筋疲力尽了，而且你肩上的伤口也需要救治。我是一名医生，立刻可以替你包扎，可是，我的天啊！你躲在这里比在战场上还危险！这里是麻风病院，你昨晚睡的床是麻风病人的床。’“多德，我还有必要说下去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可怜的家伙在头一天被疏散了。第二天，英军来了，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带了回来。他告诉我说，尽管他相信自己对这种麻风病有一定的免疫力，但他也决不敢像我这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觉。他把我安置在一个单独的病房，细心照料我，大约一周之后，我就被送到了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当时还抱有一丝希望，但是当我回到家里时，我脸上开始出现这些可怕的症状——现在你看到的这样，看来我还是未能逃脱厄运。我该怎么办呢？我只好住在这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我们有两个仆人，我们对他们绝对信任，我还有这个地方可以居住。这位外科医生是肯特先生，他发誓绝对保密，愿意陪着我。这样做似乎简单多了。而另一条路则极其可怕——和陌生人待在一起，终身被隔离，毫无获释的希望。不过这样做就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在这个僻静的乡村，也会引起骚动，而我也就会因此被送入麻风病院。所以即使是你，多德——就连你也不能告诉。我父亲怎么会让你们来，我可就想不通了。”埃姆斯沃斯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迫使我这样做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风”字样。“既然他都知道这么多了，干脆全都告诉他可能更安全。”“就是嘛，”我说，“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我猜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问一下，您是不是治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根据我的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是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合格医生，我具有医疗常识。”他板起面孔说。“先生，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我建议，如果你同意再请一个专家来同你一起给他会诊，也许更有价值。我明白，你们竭力回避会诊是怕有压力，害怕最后把他送到麻风病院吧？”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我解释说，“我带了一位朋友来，他的为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我曾经有一次为他服务过，因此他愿意以一个朋友而不是专家的身份给出一点儿意见。他的名字叫詹姆士·桑德斯爵士。”肯特先生听我提到这个名字，脸上的惊喜超过了新兵去见首相的程度。“我感到万分荣幸。”他喃喃道。
“那我就去请詹姆士爵士进来，他现在正等在外面的马车里。同时，埃姆斯沃斯上校，也许咱们可以在你的书房碰头，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在这种时候，我不由得怀念我的华生了。
他可以提出巧妙的问题，发出惊讶的感叹，来提升我简单的侦探艺术，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写成惊人之举，现在让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不过，我会把我当时在爱斯沃斯上校的书房里，对包括戈弗雷母亲在内的几个人所解释的过程，叙述给读者。“我的推理，”
我说道，“始于这样一种原理：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解释之后，那么剩下来的解释，无论是否合理，都必定是事实。如果是这样，剩下的解释就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去求证，直到剩下其中一种令人信服的、有理有据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原理来分析这个案子。我首先想到的是，戈弗雷被隔离或监禁在他父亲庄园外面的小屋里，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他因为犯罪而在躲避；第二种，他精神失常，而父母不愿他住进精神病医院；第三种，他患了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
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对这三种解释进行对比、分析和鉴别。“犯罪这一解释不必去查证，我很了解，本地区并没有待破的犯罪案件。如果是尚未被发现的犯罪，那么，从家族利益出发，也应该把他弄走或者是送到国外去，而不是把他藏在家里。因此，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
“我觉得精神失常似乎比较合理。小屋中另外的一个人就是看守者，他走出屋子后将门锁住，证明了他被强行禁闭的解释。另一方面，禁闭不是十分严密，否则戈弗雷不可能跑出来看他的朋友。记得吗？
多德先生，在这点上我一直在求证，譬如，我问你肯特先生看的是什么报？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就可以帮助我确定这种情况的性质。可是，只要有合格的医务人员看守，又向适当的机构报告过，把疯人关在家里并不犯法，但为什么要这么严守秘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解释也说不通。
“剩下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仿佛太离奇，非常靠不住，却完全符合各种情况。因为在南非麻风病并不罕见。戈弗雷很可能意外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人感到很为难，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风病院隔离。所以他们必须严守秘密，一点风声都不能走漏，以免当局干涉。
如果报酬优厚的话，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照顾这个病人。也没有必要限制病人晚上出来走动。麻风病的一个显着病症就是皮肤白化。
这个假设的论据十分充足，最后我便作出这样的决定，像已经得到证实一样采取行动。我到这里时，又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样就连我最后一点疑虑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两个字，就让你知道秘密已经揭穿，我写下这两个字，而不是说出来，就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人品是你可以信赖的。”
我对这事的分析刚结束时，门开了，那位着名的皮肤病学专家桑德斯爵士被领进来了。他那狮身人面像般严肃的面孔今天破例地松弛了下来，眼里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味儿。他大步朝上校走去，并握住他的手。
“我常常给人带来坏消息而很少给人带来好消息，”他说，“可是今天我带来的却是好消息——戈弗雷患的不是麻风病。”
“什么？”
“这是一种类麻风的鱼鳞病，十分顽固的皮肤病，它会影响仪容，但有可能治愈，同时绝对不会传染。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的确是件万分巧合的事。但是，是巧合吗？难道不是未知因素在作怪吗？可能是这位年轻人在接触到麻风病人后，心生恐惧，刺激他身体产生了某种分泌物？不管怎样，我敢以我自己的职业信誉担保——啊，夫人晕倒了！她是因为惊喜过度而晕倒的。我看最好由肯特先生好好照顾她，帮她从惊喜导致的休克中恢复过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见人的原因，”他说，“我倒是不介意你，多德，但是我用不着见你的同伴。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这么做将对我不利。”
“我只想确信你安全无恙，戈弗雷。那天晚上你朝我的窗户往里看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后来我不放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不可。”
“老拉尔夫告诉我说你在那儿，我忍不住想去看看你。我希望你没有看见我，后来我听见了窗户打开的声音，我只好跑回了我的小屋。”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说来话长，”他说着点燃一支香烟，“你记得那天早上在布弗斯普鲁的战斗吗，就在比勒陀利亚外边的铁路西线上？你听说我中弹了，对吧？”“是的，我听说了，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三个人跟部队失去了联系。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地区地形很复杂。三个人有辛普森——就是外号叫秃头的那个人，有安德森，还有我。我们正在追击布尔人，最后中了敌人的埋伏——我们三人被包围了。他们两人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大号猎枪子弹。但我拼命趴在马背上，跑了几英里后，昏了过去，从马上掉下来。“当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挣扎着站起来，感觉非常虚弱。我惊讶的发现近处就有一座房子，相当大，外面有南非式的游廊，房子上有许多窗户。你知道，天气非常冷，那种夜晚冷得能让人全身都冻僵，无法忍受，跟这里的霜冻不一样。总之，我觉得寒冷彻骨，唯一的想法就是进入那座房子。我踉踉跄跄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去，几乎不知道是怎么走过去的，隐隐约约记得我爬上台阶，爬进敞开的门，走进一间摆着几张床的大屋子，倒在一张床上，满意地哼了一声。床上的被子没有整理过，我身子冻得瑟瑟发抖，什么也不顾，把被子往身上一拉就沉沉地睡着了。
“当早晨我再醒来时，我感觉自己似乎是从一个疯狂世界逃到了另一个可怕的梦里。非洲火辣辣的太阳从宽大而没有窗帘的窗子涌进来，把这幢白色简陋宿舍式的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一清二楚。在我面前站了一个矮子——像侏儒的人，他的大脑袋就像一个大洋葱，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荷兰话，两只像棕色海绵的手不停地挥动着。在他身后站了一群人，似乎对目前的情景觉得十分好玩，但是当我望向他们时，一股寒意顿时穿透了我整个身体：每个人都是奇形怪状，扭曲的、肿胀的或是变了形的。这些陌生怪物的笑声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似乎没有人会说英文，但是情况很快就清楚了。那个大头的侏儒似乎十分愤怒，嘴中不停发出怪异的叫声，用他那可怕的双手揪着我往床下拖，不顾我伤口仍流着血。那小怪物力气比牛还大，要不是一个颇有权威的老人被这吵闹的声音引来，我真不知他会给我折磨成什么样。他先用荷兰话严厉责备了几句，那群旁观者于是退开去，然后他转向我，难以置信地瞪着我。
“‘你怎么跑到这来？’他惊异万分地问，‘先别动，我看你是筋疲力尽了，而且你肩上的伤口也需要救治。我是一名医生，立刻可以替你包扎，可是，我的天啊！你躲在这里比在战场上还危险！这里是麻风病院，你昨晚睡的床是麻风病人的床。’“多德，我还有必要说下去吗？看来，由于战火迫近，这些可怜的家伙在头一天被疏散了。第二天，英军来了，他们又被这位医务总监带了回来。他告诉我说，尽管他相信自己对这种麻风病有一定的免疫力，但他也决不敢像我这样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觉。他把我安置在一个单独的病房，细心照料我，大约一周之后，我就被送到了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悲剧。我当时还抱有一丝希望，但是当我回到家里时，我脸上开始出现这些可怕的症状——现在你看到的这样，看来我还是未能逃脱厄运。我该怎么办呢？我只好住在这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我们有两个仆人，我们对他们绝对信任，我还有这个地方可以居住。这位外科医生是肯特先生，他发誓绝对保密，愿意陪着我。这样做似乎简单多了。而另一条路则极其可怕——和陌生人待在一起，终身被隔离，毫无获释的希望。不过这样做就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在这个僻静的乡村，也会引起骚动，而我也就会因此被送入麻风病院。所以即使是你，多德——就连你也不能告诉。我父亲怎么会让你们来，我可就想不通了。”埃姆斯沃斯上校指了指我。
“是这位先生迫使我这样做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风”字样。“既然他都知道这么多了，干脆全都告诉他可能更安全。”“就是嘛，”我说，“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我猜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问一下，您是不是治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根据我的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
“我是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合格医生，我具有医疗常识。”他板起面孔说。“先生，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我建议，如果你同意再请一个专家来同你一起给他会诊，也许更有价值。我明白，你们竭力回避会诊是怕有压力，害怕最后把他送到麻风病院吧？”
“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我解释说，“我带了一位朋友来，他的为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我曾经有一次为他服务过，因此他愿意以一个朋友而不是专家的身份给出一点儿意见。他的名字叫詹姆士·桑德斯爵士。”肯特先生听我提到这个名字，脸上的惊喜超过了新兵去见首相的程度。“我感到万分荣幸。”他喃喃道。
“那我就去请詹姆士爵士进来，他现在正等在外面的马车里。同时，埃姆斯沃斯上校，也许咱们可以在你的书房碰头，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在这种时候，我不由得怀念我的华生了。
他可以提出巧妙的问题，发出惊讶的感叹，来提升我简单的侦探艺术，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写成惊人之举，现在让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不过，我会把我当时在爱斯沃斯上校的书房里，对包括戈弗雷母亲在内的几个人所解释的过程，叙述给读者。“我的推理，”
我说道，“始于这样一种原理：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解释之后，那么剩下来的解释，无论是否合理，都必定是事实。如果是这样，剩下的解释就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去求证，直到剩下其中一种令人信服的、有理有据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原理来分析这个案子。我首先想到的是，戈弗雷被隔离或监禁在他父亲庄园外面的小屋里，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他因为犯罪而在躲避；第二种，他精神失常，而父母不愿他住进精神病医院；第三种，他患了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
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对这三种解释进行对比、分析和鉴别。“犯罪这一解释不必去查证，我很了解，本地区并没有待破的犯罪案件。如果是尚未被发现的犯罪，那么，从家族利益出发，也应该把他弄走或者是送到国外去，而不是把他藏在家里。因此，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
“我觉得精神失常似乎比较合理。小屋中另外的一个人就是看守者，他走出屋子后将门锁住，证明了他被强行禁闭的解释。另一方面，禁闭不是十分严密，否则戈弗雷不可能跑出来看他的朋友。记得吗？
多德先生，在这点上我一直在求证，譬如，我问你肯特先生看的是什么报？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就可以帮助我确定这种情况的性质。可是，只要有合格的医务人员看守，又向适当的机构报告过，把疯人关在家里并不犯法，但为什么要这么严守秘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解释也说不通。
“剩下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仿佛太离奇，非常靠不住，却完全符合各种情况。因为在南非麻风病并不罕见。戈弗雷很可能意外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人感到很为难，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风病院隔离。所以他们必须严守秘密，一点风声都不能走漏，以免当局干涉。
如果报酬优厚的话，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照顾这个病人。也没有必要限制病人晚上出来走动。麻风病的一个显着病症就是皮肤白化。
这个假设的论据十分充足，最后我便作出这样的决定，像已经得到证实一样采取行动。我到这里时，又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样就连我最后一点疑虑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两个字，就让你知道秘密已经揭穿，我写下这两个字，而不是说出来，就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人品是你可以信赖的。”
我对这事的分析刚结束时，门开了，那位着名的皮肤病学专家桑德斯爵士被领进来了。他那狮身人面像般严肃的面孔今天破例地松弛了下来，眼里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味儿。他大步朝上校走去，并握住他的手。
“我常常给人带来坏消息而很少给人带来好消息，”他说，“可是今天我带来的却是好消息——戈弗雷患的不是麻风病。”
“什么？”
“这是一种类麻风的鱼鳞病，十分顽固的皮肤病，它会影响仪容，但有可能治愈，同时绝对不会传染。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的确是件万分巧合的事。但是，是巧合吗？难道不是未知因素在作怪吗？可能是这位年轻人在接触到麻风病人后，心生恐惧，刺激他身体产生了某种分泌物？不管怎样，我敢以我自己的职业信誉担保——啊，夫人晕倒了！她是因为惊喜过度而晕倒的。我看最好由肯特先生好好照顾她，帮她从惊喜导致的休克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