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十章第五节 唐太宗为何修撰国史
开心一刻
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喋血宫门，杀戮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于皇宫玄武门内。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被称为“玄武门之变”。有历史学者曾断言：“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
然而，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事变起因，大多都说李世民是被迫所致。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李建成、李元吉设毒酒陷害李世民的事件。据称：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邀李世民入宫饮酒。酒后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由淮安王李坤通扶世民“还西宫”。
还有人说，李建成故意选一匹劣马赠与李世民作猎骑，目的是残害李世民于马下，后李世民识破诡计才幸免于难。
至于李元吉拟行刺李世民或请高祖赐李世民死等各类说法，因无可靠证据，很难让人相信。
开心学国学
玄武门之变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很难再说清楚。李世民在位期间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执法慎刑，重农恤民，开创了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但就是这位旷世圣人，他的一生仍然有瑕疵。“玄武门之变”内情历来让人生疑，而他后来的修编国史也为后人议论不休。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修改国史呢？对此，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隋唐卷》是这么写官修正史的——
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由合法继承得到的，而是其杀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夺得皇位之后，就着手修编国史，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认为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时录》时，大肆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在唐朝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并极力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杜撰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获得近似于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修编国史？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无确定的答案，是历史遗留的一桩疑案。
开心一刻
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喋血宫门，杀戮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于皇宫玄武门内。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被称为“玄武门之变”。有历史学者曾断言：“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
然而，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事变起因，大多都说李世民是被迫所致。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李建成、李元吉设毒酒陷害李世民的事件。据称：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邀李世民入宫饮酒。酒后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由淮安王李坤通扶世民“还西宫”。
还有人说，李建成故意选一匹劣马赠与李世民作猎骑，目的是残害李世民于马下，后李世民识破诡计才幸免于难。
至于李元吉拟行刺李世民或请高祖赐李世民死等各类说法，因无可靠证据，很难让人相信。
开心学国学
玄武门之变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很难再说清楚。李世民在位期间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执法慎刑，重农恤民，开创了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但就是这位旷世圣人，他的一生仍然有瑕疵。“玄武门之变”内情历来让人生疑，而他后来的修编国史也为后人议论不休。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修改国史呢？对此，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隋唐卷》是这么写官修正史的——
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由合法继承得到的，而是其杀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夺得皇位之后，就着手修编国史，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认为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时录》时，大肆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在唐朝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并极力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杜撰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获得近似于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修编国史？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无确定的答案，是历史遗留的一桩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