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没有钱粮，岂能安邦——税收?
第8章第3节没有钱粮，岂能安邦——税收
康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英明的君主。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经济治国、理财治税方面也是一个行家里手。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奖励清正廉洁，惩罚贪污受贿，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康熙时期有广为流传的关于税收的三个故事。
一是严惩以税谋私的贪官。
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白银，除贿赂给四川巡抚能泰等官员20200两白银外，自己共贪污白银17000余两。卡永式按律法本应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追究，能泰因受贿被处死。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私吞白银174000余两，也被处死。山西新任巡抚倭伦包庇下属官员亏空国家金库，将国家税收占为自己所有，被降职三级。
二是康熙皇帝查税——探花不值一文。
康熙年间，苏州一带绅士逃税之风甚烈，涉及者共万余人。为此，康熙皇帝下令一律取消功名，其中3000人交刑部议处。在顺治皇帝时考中探花的昆山儒叶子蔼，也欠税折银一两。叶探花上书求情：“所欠一厘，准令制钱一文”。料想是会恩准的。然而，康熙皇帝还是照样除了他的功名。
这事在江南一带成了一句民谣，“探花不值一文”，并四处流传，偷漏税者，莫不惊恐。
三是“康乾盛世”的关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连云港）设海关征税，开始与外国通商，这也是我国创立海关之始。
设立海关后，清廷宣布对荷兰、暹罗（泰国）等国商船免税，对其他各国商船也减免商税，以示大清“怀远”政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颁布海关征收则例，把进出口货物分为食物、衣物、用物和杂物4类，从价课税，进口货物税率为4%，出口税率为16%。另外，海船按大小征收船税，每船约2000两白银。此时，海关关税不重，沿海各地商业极为兴盛，西方各国争相前来贸易。
由于当时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对洋货需求较少，而出口的丝绸、瓷器很多，所以清朝一直占据着贸易顺差的优势。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进行走私鸦片等一系列非法活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下令，浙江沿海关税增加一倍，目的是减少西洋各国北上通商，“滋扰生事”。后干脆封闭了其他港口，只准广州一处通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使臣到热河行宫朝见乾隆皇帝，提出准许英国商人在宁波、舟山及天津、广东自由通商并减免税收的要求，当即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乾隆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谕旨中指出：尔国所请“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康熙帝对税收如此重视，正说明了税收之于一国的根本地位。早在1789年，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百姓幸福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和谐，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税收的目的就是为政府的各种支出筹集资金，或者说是以最低的税收征收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多少取决于税基（国民收入）和税率，征税成本取决于税收征收和管理的效率。税率是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数量关系或比例关系，是指课税的尺度。
那么税收都有哪些职能呢？
二战后，各国根据凯恩斯主义把财政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这样，税收被赋予调节经济的目的，增税减税以宏观经济状况为根据。国家可以利用税收政策，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分配，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目标。
筹集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另一基本功能。我国的税收制度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演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税收的实质一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当前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对我国的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央果断地提出了四万亿投资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救经济于水火，这正是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集中体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要解决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其中税收作为重要的调节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征管力度的加大，可以起到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都是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
然而税收并非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灵丹妙药。要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首先要靠经济发展，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收入水平。而过高的累进税则会抑制富人从事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富人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具有从事生产的能力，他们从事投资和创造性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火车头缺乏动力，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一说。于是，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税收是在分蛋糕而不是在做蛋糕。
此外，税收根据国民财富收入状况实行差别征取，并不是有劫富济贫的嫌疑，如前所述，这正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有“能力说”与“受益说”两种理论。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收入相等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收入越高缴纳的税应该越高，这样就实现了税收公平。
受益说认为应该按照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得收益的大小来征税。从这一点来看，富人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穷人。因为富人有更多的财产需要政府来提供保护。虽然财政有一大笔用于社会保障，其实富人也是利益受益者，因为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的安全网，能为社会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这样就更有利于保护富人的财富。
税收是一个政府能够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而要想增加税收就必须努力扩大税基。税基的扩大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康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英明的君主。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经济治国、理财治税方面也是一个行家里手。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奖励清正廉洁，惩罚贪污受贿，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康熙时期有广为流传的关于税收的三个故事。
一是严惩以税谋私的贪官。
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白银，除贿赂给四川巡抚能泰等官员20200两白银外，自己共贪污白银17000余两。卡永式按律法本应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追究，能泰因受贿被处死。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私吞白银174000余两，也被处死。山西新任巡抚倭伦包庇下属官员亏空国家金库，将国家税收占为自己所有，被降职三级。
二是康熙皇帝查税——探花不值一文。
康熙年间，苏州一带绅士逃税之风甚烈，涉及者共万余人。为此，康熙皇帝下令一律取消功名，其中3000人交刑部议处。在顺治皇帝时考中探花的昆山儒叶子蔼，也欠税折银一两。叶探花上书求情：“所欠一厘，准令制钱一文”。料想是会恩准的。然而，康熙皇帝还是照样除了他的功名。
这事在江南一带成了一句民谣，“探花不值一文”，并四处流传，偷漏税者，莫不惊恐。
三是“康乾盛世”的关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连云港）设海关征税，开始与外国通商，这也是我国创立海关之始。
设立海关后，清廷宣布对荷兰、暹罗（泰国）等国商船免税，对其他各国商船也减免商税，以示大清“怀远”政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颁布海关征收则例，把进出口货物分为食物、衣物、用物和杂物4类，从价课税，进口货物税率为4%，出口税率为16%。另外，海船按大小征收船税，每船约2000两白银。此时，海关关税不重，沿海各地商业极为兴盛，西方各国争相前来贸易。
由于当时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对洋货需求较少，而出口的丝绸、瓷器很多，所以清朝一直占据着贸易顺差的优势。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进行走私鸦片等一系列非法活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下令，浙江沿海关税增加一倍，目的是减少西洋各国北上通商，“滋扰生事”。后干脆封闭了其他港口，只准广州一处通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使臣到热河行宫朝见乾隆皇帝，提出准许英国商人在宁波、舟山及天津、广东自由通商并减免税收的要求，当即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乾隆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谕旨中指出：尔国所请“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康熙帝对税收如此重视，正说明了税收之于一国的根本地位。早在1789年，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百姓幸福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和谐，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税收的目的就是为政府的各种支出筹集资金，或者说是以最低的税收征收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税收的多少取决于税基（国民收入）和税率，征税成本取决于税收征收和管理的效率。税率是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数量关系或比例关系，是指课税的尺度。
那么税收都有哪些职能呢？
二战后，各国根据凯恩斯主义把财政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这样，税收被赋予调节经济的目的，增税减税以宏观经济状况为根据。国家可以利用税收政策，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分配，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目标。
筹集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另一基本功能。我国的税收制度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演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税收的实质一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当前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对我国的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央果断地提出了四万亿投资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救经济于水火，这正是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集中体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要解决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其中税收作为重要的调节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征管力度的加大，可以起到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都是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
然而税收并非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灵丹妙药。要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首先要靠经济发展，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收入水平。而过高的累进税则会抑制富人从事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富人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具有从事生产的能力，他们从事投资和创造性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如果火车头缺乏动力，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一说。于是，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税收是在分蛋糕而不是在做蛋糕。
此外，税收根据国民财富收入状况实行差别征取，并不是有劫富济贫的嫌疑，如前所述，这正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有“能力说”与“受益说”两种理论。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收入相等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收入越高缴纳的税应该越高，这样就实现了税收公平。
受益说认为应该按照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获得收益的大小来征税。从这一点来看，富人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穷人。因为富人有更多的财产需要政府来提供保护。虽然财政有一大笔用于社会保障，其实富人也是利益受益者，因为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的安全网，能为社会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这样就更有利于保护富人的财富。
税收是一个政府能够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而要想增加税收就必须努力扩大税基。税基的扩大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