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当其时是一个异族南下中原，最终定鼎的朝代。
而在某个意义上，不少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的学者以及一些对当时历史有一定研究的人，都认为清朝算是一个汉化相对彻底的国家。
但是这一个情况是分时候的。
作为清王朝的开创者皇太极（努尔哈赤建立的是金国），有一句比较流传广泛的话：
一部三国亡大明。
当然这么一句话的可信度真的不高。因为这句话的描述，并不见于清史稿。
而出现这种说法的时间以及出处，即使是在张嘉师所在的后世，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而这个说法的因由，却有着以下的观点：
清太祖爱心觉罗努尔哈赤幼年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曾跟随主人学习汉语汉文，爱读汉人写的，尤其喜欢看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他的才智谋略虽然一部分有天分的因素，而绝大一部分当是从这部明朝人的中学来的。
然而，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一眼就看穿了袁崇焕的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的计谋，便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这位五台山的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袁崇焕，表示了议和的意向。而且言词十分恳切地说：你停息干戈，派使者前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事着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阿玛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愿意议和的话，应当以诚信为先。”
皇太极一边派人南下与大明王朝议和，一边采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蛮夷、巩固后方的策略，在自己的后方积极攻打朝鲜，以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满清铁骑势如破竹，朝鲜被迫宣布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满清不仅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钱款和物品的供应。而且还得到了朝鲜在明清交战中保持中立的许诺。因此在以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不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而且一直保持中立国的姿态，使满清去掉了后顾之忧。
满清得到了朝鲜经济上支援，皇太极便撕掉议和的面具，亲率八旗大军再次与大明王朝开战。《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皇太极三伐宁远，最后一举取得了松锦战役的全面胜利。大明王朝山海关外的军事据点，如今已仅剩宁远孤城，所谓锦宁防线已不复存在，京师门户山海关岌岌可危，满清向大明王朝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时机眼看就要来临。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突然病逝，这给了大明王朝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
皇太极英年早逝，满清举国哀悼，但是却给了多尔衮展露非凡军事才能的机会。公元1643年，既是大明的崇祯十六年，也是大清的崇德八年，爱新觉罗福临登基继位，是为顺治皇帝。这个年近六岁的小皇帝无法执政，多尔衮便以皇叔父之尊登上了摄政王的宝座，成为了军政大权独揽的无冕之王。多尔衮掌权后在对明朝的军队的征战中，便把《三国演义》中的兵法韬略运用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细数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他采用《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的计策，实施反间计，让明朝崇祯皇帝杀了挡在满清夺取大明万里江山征程上最大障碍的袁崇焕。一向多疑的崇祯皇帝果然中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使大明王朝骤然失去了中流砥柱，结果大明的万里江山仅靠袁崇焕的部下、在山海关镇守的吴三桂支撑。
谁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的关门，引清兵入关。满清的八旗大军势如洪水猛兽，迅速吞没了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从此，纵横万里的中原大地进入了满清王朝统治的时期。
明朝人罗贯中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和弘扬大汉民族美德而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身后刚过了二百多年，满清却利用他的《三国演义》打下了明朝万里江山，罗贯中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一定会感到无尽的遗憾！
嘛，这个说法的弊病很大，最明显的弊病是吴三桂跟袁崇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将这种情况牵扯到两人身上，很明显就有一种张冠李戴的味道。
再说了，吴三桂成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将，已经是公元1639年的事情了。
再者……满清多次入寇中原，而因为很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吴三桂并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所谓的“国之干城”的说法，同样也算是很牵强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而言，所谓的“半部三国打天下”的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
但是这不代表后金或者是满清在这个时期完全拒绝汉化。
处于统治国家方面的因素，有部分史就记载了努尔哈赤曾经推行汉学的事情：
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而在皇太极时期，则是大量官方刊印中华文化的相关典籍：
皇太极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
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三略》、《万宝全》，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
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
而在某个意义上，清王朝真正的汉化步伐，始于亲政后的福临时期：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
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间，清王朝逐渐进入到大幅度汉化的时期：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历法和地图。
其中，举办博学鸿儒科可以说是让中华文化得以喘息的一个重要举措。
博学鸿儒是指学问丰富渊博的学者。而博学鸿儒科的意义如下：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又称博学鸿词，亦简作词科或鸿博。鸿始为宏，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作鸿。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虽有重开之议，旋因德宗死，遂告终止。
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十八年，与试一百四十三人（一说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与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
无论就得人之盛，还是对一时政局的影响而言，应首推康熙词科。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乾隆词科，旨在驱使士人为朝廷装点门面，无非鼓吹承平而已。两科名一却不可同日而语。
而康熙为何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大力推行汉化的人，其最主要的就是修订了《康熙字典》。
……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作者是张玉、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是依据明朝《字汇》、《正字通》两加以增订。对两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讹”的功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
一、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大字典》出版，达四万八余字，才超过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
三、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
该字典的缺点有二：
一、全反切和训释罗列现象，漫无标准，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利于初学者使用；
二、其中疏漏和错误实多，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12卷，纠正其讹误2588条，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错误。
史料记载，《康熙字典》成10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乾嘉学派学者王引之等人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共纠正引文、字头、释义以及例证与义项等错误2588条。
即使是康熙字典的缺点事实上要比起优点要明显，但是作为一部汉字总纲之一，康熙修撰康熙字典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根基之一——汉字的传承巩固的体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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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某个意义上，不少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的学者以及一些对当时历史有一定研究的人，都认为清朝算是一个汉化相对彻底的国家。
但是这一个情况是分时候的。
作为清王朝的开创者皇太极（努尔哈赤建立的是金国），有一句比较流传广泛的话：
一部三国亡大明。
当然这么一句话的可信度真的不高。因为这句话的描述，并不见于清史稿。
而出现这种说法的时间以及出处，即使是在张嘉师所在的后世，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而这个说法的因由，却有着以下的观点：
清太祖爱心觉罗努尔哈赤幼年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曾跟随主人学习汉语汉文，爱读汉人写的，尤其喜欢看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他的才智谋略虽然一部分有天分的因素，而绝大一部分当是从这部明朝人的中学来的。
然而，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一眼就看穿了袁崇焕的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的计谋，便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这位五台山的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袁崇焕，表示了议和的意向。而且言词十分恳切地说：你停息干戈，派使者前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事着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阿玛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愿意议和的话，应当以诚信为先。”
皇太极一边派人南下与大明王朝议和，一边采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蛮夷、巩固后方的策略，在自己的后方积极攻打朝鲜，以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满清铁骑势如破竹，朝鲜被迫宣布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满清不仅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钱款和物品的供应。而且还得到了朝鲜在明清交战中保持中立的许诺。因此在以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不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而且一直保持中立国的姿态，使满清去掉了后顾之忧。
满清得到了朝鲜经济上支援，皇太极便撕掉议和的面具，亲率八旗大军再次与大明王朝开战。《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皇太极三伐宁远，最后一举取得了松锦战役的全面胜利。大明王朝山海关外的军事据点，如今已仅剩宁远孤城，所谓锦宁防线已不复存在，京师门户山海关岌岌可危，满清向大明王朝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时机眼看就要来临。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突然病逝，这给了大明王朝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
皇太极英年早逝，满清举国哀悼，但是却给了多尔衮展露非凡军事才能的机会。公元1643年，既是大明的崇祯十六年，也是大清的崇德八年，爱新觉罗福临登基继位，是为顺治皇帝。这个年近六岁的小皇帝无法执政，多尔衮便以皇叔父之尊登上了摄政王的宝座，成为了军政大权独揽的无冕之王。多尔衮掌权后在对明朝的军队的征战中，便把《三国演义》中的兵法韬略运用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细数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他采用《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的计策，实施反间计，让明朝崇祯皇帝杀了挡在满清夺取大明万里江山征程上最大障碍的袁崇焕。一向多疑的崇祯皇帝果然中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使大明王朝骤然失去了中流砥柱，结果大明的万里江山仅靠袁崇焕的部下、在山海关镇守的吴三桂支撑。
谁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的关门，引清兵入关。满清的八旗大军势如洪水猛兽，迅速吞没了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从此，纵横万里的中原大地进入了满清王朝统治的时期。
明朝人罗贯中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和弘扬大汉民族美德而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身后刚过了二百多年，满清却利用他的《三国演义》打下了明朝万里江山，罗贯中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一定会感到无尽的遗憾！
嘛，这个说法的弊病很大，最明显的弊病是吴三桂跟袁崇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将这种情况牵扯到两人身上，很明显就有一种张冠李戴的味道。
再说了，吴三桂成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将，已经是公元1639年的事情了。
再者……满清多次入寇中原，而因为很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吴三桂并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所谓的“国之干城”的说法，同样也算是很牵强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而言，所谓的“半部三国打天下”的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
但是这不代表后金或者是满清在这个时期完全拒绝汉化。
处于统治国家方面的因素，有部分史就记载了努尔哈赤曾经推行汉学的事情：
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而在皇太极时期，则是大量官方刊印中华文化的相关典籍：
皇太极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
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三略》、《万宝全》，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
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
而在某个意义上，清王朝真正的汉化步伐，始于亲政后的福临时期：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
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间，清王朝逐渐进入到大幅度汉化的时期：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历法和地图。
其中，举办博学鸿儒科可以说是让中华文化得以喘息的一个重要举措。
博学鸿儒是指学问丰富渊博的学者。而博学鸿儒科的意义如下：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有博学鸿儒、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学鸿儒，又称博学鸿词，亦简作词科或鸿博。鸿始为宏，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改作鸿。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两度举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虽有重开之议，旋因德宗死，遂告终止。
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十八年，与试一百四十三人（一说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与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
无论就得人之盛，还是对一时政局的影响而言，应首推康熙词科。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乾隆词科，旨在驱使士人为朝廷装点门面，无非鼓吹承平而已。两科名一却不可同日而语。
而康熙为何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大力推行汉化的人，其最主要的就是修订了《康熙字典》。
……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作者是张玉、陈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该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字典》是依据明朝《字汇》、《正字通》两加以增订。对两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讹”的功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
一、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大字典》出版，达四万八余字，才超过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
三、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
该字典的缺点有二：
一、全反切和训释罗列现象，漫无标准，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利于初学者使用；
二、其中疏漏和错误实多，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12卷，纠正其讹误2588条，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错误。
史料记载，《康熙字典》成10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乾嘉学派学者王引之等人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共纠正引文、字头、释义以及例证与义项等错误2588条。
即使是康熙字典的缺点事实上要比起优点要明显，但是作为一部汉字总纲之一，康熙修撰康熙字典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根基之一——汉字的传承巩固的体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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