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扫记 作者:虞期
分卷阅读2
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拂过我的发顶：“回床上去，锁好卧室。”
我下意识拽住他，急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疯子！我……我不一个人……”
他脱开我的手，慢慢拧开防盗门上的锁扣，闪身出去，立刻把门重新关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紧绷发白的指节揉皱了他平整的裤脚，我看见他弯下腰，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试图架起她。
平心而论，那女人苍白而枯槁，几乎不可能威胁父亲的安全，但她眼睛里始终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炽烈得像能吞没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间她就把细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亲的喉咙时，她家的大门猛然打开，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上客。他明显不合身的宽大衣服上满布褶皱、油污和焦痕，脸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灯下形成柔软的青影，但这些全都无损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在秀美与英挺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副容貌，以及他好听的名字，不禁让人推测，那疯女人曾拥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艳的韶华。
父亲帮他把他母亲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苹果过来道歉。他刚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来要安抚母亲睡下，之后还要写作业，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连母亲跑出去都没听见。至于他父亲在哪里，他母亲又是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他不提，也没有人问。母亲留了一个苹果，余下的仍替他提回家里，父亲为他打开门，说若他念书辛苦，请他有事随时来我们家里。母亲看父亲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到底没有说话。
父亲找不到新工作。母亲开始白班连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父亲渐渐承担了所有家务，终于学会像母亲那样老练地漂净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楼道里踢到一个霉烂的苹果，迟疑了一下，还是捡起来拿进屋里。
江上客偶尔送吃的过来，以馒头居多，过节时还有饺子——他说学校每月发食堂餐券当作生活补助，用不完也是浪费。母亲父亲都不愿收，他就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把报纸和塑料袋裹好的、犹带热气的食物塞进不懂得拒绝的我手里。于是母亲主动去帮那女人洗一次澡，回来说，江上客的奖状贴了满墙，那女人在其他地方乱涂乱抓，唯独对那一面墙宝贝得很。
过年的时候，母亲请江上客母子来我家一起吃饭。他穿了件很干净的毛衣，整个人明亮又随和。母亲接下他提来的一小袋鸡蛋和几把挂面，帮他安顿好那女人，请他在屋里随便看看。他翻了翻我的寒假作业，目光很快被属于父亲的书橱吸引了。
书是最大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不愿意给我买一本六元钱的《新华字典》，我被老师罚站了整整一天；我的练习册全都是母亲去书店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的，而且做完一遍之后还要擦掉答案重写一遍。父亲藏书中我唯一能看懂的《苏联民间故事选》，被手指磨毛了页边。
当江上客惊喜地翻开一本印满了各色符号与图形的大书时，我突然发现他几乎和父亲一样高了。
即使无数次从他手里接过馒头，即使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学校，即使他能解答一切我解不出来的应用题，一直以来，我始终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当父亲把书借给他，他满面笑意地抱在怀里，我当即悲哀而敏锐地预感到，我太过自信了，他和父亲是一类人，九岁的我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他们。
母亲煮好了江上客带来的鸡蛋和挂面——除夕夜吃下的面条叫做“钱串”，大约是饭桌上的五人来年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那女人梳好了头发，显得很安静，只吃江上客夹到她碗里的东西；母亲在厨房跑进跑出，时不时端出一碟回锅的小菜或是刚煮好的汤；我一边听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边拣出菜里的肉末；而父亲和江上客在谈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们容光焕发，激动地挥舞双手，两局面黄肌瘦的皮囊里突然冒出了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我从没见父亲笑得那么开心，那不是面对我时纵容又无奈的笑，不是面对母亲时忧郁伤感的笑，而是激赏和赞许、兴奋和昂扬。他眼里的笑意那么深，像高高涨起的潮水，把自己和江上客裹在里面，而我只能站在岸边，任浪头拍湿我的脚。
其实我心底也是快乐的。打记事起，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外的人一起过年——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照片也没有。我看得出来，江上客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沉稳又随意，可小心翼翼与受宠若惊还是从一举一动中渗出，只是我不能确定，他的惊喜是来自我们，还是来自父亲。
那个冬天一直有个男人在我家楼下徘徊，他站在一地暗红色的鞭炮碎屑里，仰起头望着三楼的窗户。有一天他把五块钱塞进我手里，问我认不认识江上客。我飞快地跑回家，透过窗子看到他站在原地，把那张纸币塞回口袋里，身形与江上客有几分相似。
几天后他敲响了对面的大门。江上客不在家，那女人懵懵懂懂地打开门，蓦地发出一阵大叫，像出林的野兽般扑了上去，那男人几乎是落荒而逃，女人不依不舍地追赶着，直到父亲冲出去把她拉回来。
后来他终于消失，江上客当晚便出现在我家门口。他坐在沙发的一角，声音沙哑，向给他倒水的父亲道谢。
父亲坐下来，他们都沉默着。这片凝滞让我恐慌，我就回到卧室画画取乐。透过半掩的门，我看到江上客开始抽泣，把头埋进手里、膝盖里，最后是父亲的肩窝里。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讲述了他父亲移情别恋、抛家弃子的故事。后来他抬起头，眼中的委屈和悲伤伴着泪水消弭无踪，酷厉与强硬浮上眉心，一字一顿地宣布自己绝不会原谅那样的人。
父亲为他端着水杯，温柔地拍打他的背。
此后江上客常到我家来，有时借书，有时问题，每当此时，父亲常年不变的忧郁神情就像遇到暖阳的云翳般消散开来。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四野无人之际，他只能聊胜于无地对牛弹琴，而现在他的子期出现了，他何必再与我和母亲周旋呢？我无数次看到他们开怀大笑，与其说像父子，不如说像密友，像知交。
我只能到母亲身边寻求安慰。周末的时候她带我一起上班，给我买一小根麻花，听我讲班里的趣事。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江上客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他礼貌地问候母亲，然后回家做饭，而父亲看到我们时，总是蹙起眉头紧闭双眼，好像被迫从梦中醒来，看到了残酷而惨烈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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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拂过我的发顶：“回床上去，锁好卧室。”
我下意识拽住他，急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疯子！我……我不一个人……”
他脱开我的手，慢慢拧开防盗门上的锁扣，闪身出去，立刻把门重新关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紧绷发白的指节揉皱了他平整的裤脚，我看见他弯下腰，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试图架起她。
平心而论，那女人苍白而枯槁，几乎不可能威胁父亲的安全，但她眼睛里始终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炽烈得像能吞没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间她就把细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亲的喉咙时，她家的大门猛然打开，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上客。他明显不合身的宽大衣服上满布褶皱、油污和焦痕，脸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灯下形成柔软的青影，但这些全都无损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在秀美与英挺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副容貌，以及他好听的名字，不禁让人推测，那疯女人曾拥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艳的韶华。
父亲帮他把他母亲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苹果过来道歉。他刚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来要安抚母亲睡下，之后还要写作业，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连母亲跑出去都没听见。至于他父亲在哪里，他母亲又是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他不提，也没有人问。母亲留了一个苹果，余下的仍替他提回家里，父亲为他打开门，说若他念书辛苦，请他有事随时来我们家里。母亲看父亲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到底没有说话。
父亲找不到新工作。母亲开始白班连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父亲渐渐承担了所有家务，终于学会像母亲那样老练地漂净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楼道里踢到一个霉烂的苹果，迟疑了一下，还是捡起来拿进屋里。
江上客偶尔送吃的过来，以馒头居多，过节时还有饺子——他说学校每月发食堂餐券当作生活补助，用不完也是浪费。母亲父亲都不愿收，他就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把报纸和塑料袋裹好的、犹带热气的食物塞进不懂得拒绝的我手里。于是母亲主动去帮那女人洗一次澡，回来说，江上客的奖状贴了满墙，那女人在其他地方乱涂乱抓，唯独对那一面墙宝贝得很。
过年的时候，母亲请江上客母子来我家一起吃饭。他穿了件很干净的毛衣，整个人明亮又随和。母亲接下他提来的一小袋鸡蛋和几把挂面，帮他安顿好那女人，请他在屋里随便看看。他翻了翻我的寒假作业，目光很快被属于父亲的书橱吸引了。
书是最大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不愿意给我买一本六元钱的《新华字典》，我被老师罚站了整整一天；我的练习册全都是母亲去书店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的，而且做完一遍之后还要擦掉答案重写一遍。父亲藏书中我唯一能看懂的《苏联民间故事选》，被手指磨毛了页边。
当江上客惊喜地翻开一本印满了各色符号与图形的大书时，我突然发现他几乎和父亲一样高了。
即使无数次从他手里接过馒头，即使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学校，即使他能解答一切我解不出来的应用题，一直以来，我始终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当父亲把书借给他，他满面笑意地抱在怀里，我当即悲哀而敏锐地预感到，我太过自信了，他和父亲是一类人，九岁的我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他们。
母亲煮好了江上客带来的鸡蛋和挂面——除夕夜吃下的面条叫做“钱串”，大约是饭桌上的五人来年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那女人梳好了头发，显得很安静，只吃江上客夹到她碗里的东西；母亲在厨房跑进跑出，时不时端出一碟回锅的小菜或是刚煮好的汤；我一边听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边拣出菜里的肉末；而父亲和江上客在谈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们容光焕发，激动地挥舞双手，两局面黄肌瘦的皮囊里突然冒出了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我从没见父亲笑得那么开心，那不是面对我时纵容又无奈的笑，不是面对母亲时忧郁伤感的笑，而是激赏和赞许、兴奋和昂扬。他眼里的笑意那么深，像高高涨起的潮水，把自己和江上客裹在里面，而我只能站在岸边，任浪头拍湿我的脚。
其实我心底也是快乐的。打记事起，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外的人一起过年——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照片也没有。我看得出来，江上客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沉稳又随意，可小心翼翼与受宠若惊还是从一举一动中渗出，只是我不能确定，他的惊喜是来自我们，还是来自父亲。
那个冬天一直有个男人在我家楼下徘徊，他站在一地暗红色的鞭炮碎屑里，仰起头望着三楼的窗户。有一天他把五块钱塞进我手里，问我认不认识江上客。我飞快地跑回家，透过窗子看到他站在原地，把那张纸币塞回口袋里，身形与江上客有几分相似。
几天后他敲响了对面的大门。江上客不在家，那女人懵懵懂懂地打开门，蓦地发出一阵大叫，像出林的野兽般扑了上去，那男人几乎是落荒而逃，女人不依不舍地追赶着，直到父亲冲出去把她拉回来。
后来他终于消失，江上客当晚便出现在我家门口。他坐在沙发的一角，声音沙哑，向给他倒水的父亲道谢。
父亲坐下来，他们都沉默着。这片凝滞让我恐慌，我就回到卧室画画取乐。透过半掩的门，我看到江上客开始抽泣，把头埋进手里、膝盖里，最后是父亲的肩窝里。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讲述了他父亲移情别恋、抛家弃子的故事。后来他抬起头，眼中的委屈和悲伤伴着泪水消弭无踪，酷厉与强硬浮上眉心，一字一顿地宣布自己绝不会原谅那样的人。
父亲为他端着水杯，温柔地拍打他的背。
此后江上客常到我家来，有时借书，有时问题，每当此时，父亲常年不变的忧郁神情就像遇到暖阳的云翳般消散开来。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四野无人之际，他只能聊胜于无地对牛弹琴，而现在他的子期出现了，他何必再与我和母亲周旋呢？我无数次看到他们开怀大笑，与其说像父子，不如说像密友，像知交。
我只能到母亲身边寻求安慰。周末的时候她带我一起上班，给我买一小根麻花，听我讲班里的趣事。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江上客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他礼貌地问候母亲，然后回家做饭，而父亲看到我们时，总是蹙起眉头紧闭双眼，好像被迫从梦中醒来，看到了残酷而惨烈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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