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古斋，晚上经常传出古乐声。
袁秋华的古琴，翁师傅的二胡，玄武的萧，小李子的埙，隔三差五来个古乐合奏。大家精通韵律，喜丝弦，好钟鼓，与友同乐，以艺会友，其乐融融。纯粹是志趣相投，与君同乐，属于安身立命之余暇，养家糊口之外兴，既不卖艺，也不应酬，也不收徒，就图个高兴。
声音拨心弦，乐律长翅膀，关不住。心情舒畅也罢，情绪高涨也罢，兴致勃勃也罢，听众没必要猜测奏者是谁，为何而乐，感觉到愉悦就好。街头巷尾，便有人停下脚步，伫立静听。有的呼朋引友，赶到欣赏，称之为音乐盛宴。甚至有人将它录音，放到网上，与众乐友分享，赠与博古斋各种美誉，音乐殿堂、精神食粮、高等乐府。
手舞足蹈，挥毫泼墨，盎然自乐。书画唱和，。命题之声，应景之作，本来不打算奏，但经不起编辑一再约稿，只好披上个马甲上阵，士气低落，当然索然无味。
文化基本是玩出来的，古玩是成年后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为旨，图的是乐。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行内小型拍卖会上，客户有不少是玩家，他们身份各异，大多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一点闲钱，及多一点对古玩的兴趣。他们今天买，明天也可以卖，高兴就买，不高兴就不卖，但如果是心头好，给再多钱也不卖。这就是玩家，不强求系统收藏，也不讲究利益回报。对于玩家而言，买卖没有贵不贵，只有喜欢不喜欢。讲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则玩得不开心。所谓“心安”，就是心里没有后悔的事，没有亏心的事，没有想不开的事，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役，不利用，不算计，不设防，做人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坦荡体面。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玩家们如鱼得水，买得容易，卖得开心。
什么是“玩”？就像熟人一样，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里，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也懂得古玩了？这部分人是通过多年的实践，从感觉意识方面掌握了一些辨伪要领，但他们多数只能识别，不能解释。同时也只能凭经验大概进行真伪的判断，不讲理由，也不讲证据。
文物发展的不同，历经可简单归结为：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画。
国内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权。二是政府批准成立的拍卖机构。三是民间旧货市场和收藏者之间的交流。
文物拍卖以近现代器物，现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为主，以海外回流宋代以前文物为辅。中国的高古玉器、新石器时代彩陶、唐三彩、唐以前的石质造像、汉代以前青铜器、明清民窑陶瓷、元代以前的古字画，一直都是西方收藏家的“宠儿”。但重要的夏、商、周青铜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则由于文物法的限制难以进入拍卖行，这些文物基本处于民间私下交流状态。交流总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名人书画，最受藏家追捧，其它则相对较少，但赝品却泛滥与无制。不管是拍卖会，还是私下交易，都是一棰定音，不保真，不包换，也不退货，文物变成了牟利、谋生、得名的工具。隔行如隔山，不懂装懂，“国宝帮”只想快速升值，甚至是为了炫耀、显摆。几十年后，只能是一堆垃圾，投资必然血本无归。结果就是花了冤枉钱，做了冤大头，被一个闷棍打晕。
凡是国有体制的文博人员，考古人员，严禁接触及买卖民间古玩文物。这一政策制约了他们的市场实践，使体制内人员缺乏真假古玩的辨识能力，不但不允许买卖，还与古玩界隔绝交流和来往，他们被国家养在金字塔内，没有眼力，也不敢下手买古玩。
有些民间出土和流散的古玩，古玩商也不会让体制内的专家们鉴赏。说穿了，有些古玩来源并不合法，且认为他们的鉴定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求助他们鉴定，同时也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同一件器物，一二手进价和三四手进价，价格会差数倍。文博人员，古玩商之间，不具备交流沟通的条件，更不会进行买卖交易。
古董商不与那些不懂鉴赏古玩的人，进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为这一群体不懂得欣赏，没有共同语言和沟通的基础，不但不懂得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且不懂得养护古玩，有的甚至损毁文化遗存。破四旧的时候，这群体，砸寺庙，多起劲，烧书画，多卖力，批孔斗孟，多风光。真正内行的古玩商，实际上舍不得把古玩卖给不懂、不爱古玩的人，因为真正的古玩商，内心喜欢酷爱古玩，交易并非完全为了金钱，不像竟拍时价高者得，转让主要看对方人品，如果卖给外行，会被看做毁老祖宗的宝贝，良心有愧。古书画，特别怕氧气和光照，会造成“光老化”，禁止拍照。近代书画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灯光下，禁止烟熏火缭，虫咬鼠啃，还特别怕紫外线和潮湿。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卖高仿，认为门外汉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自知平庸嘛，甘于凡俗嘛，生活平平淡淡，同时也平平安安。看不清潮头风向，非要跟风冒险，用一百块要一万块的货，想捡漏？痴心妄想哦，不可救药！异想天开哈，骗骗这厮！关公面前耍花刀，买的没有卖的精，给他脖子挂一磨盘，大街栽一跟斗。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单打独斗当然也就孤掌难鸣，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文物有学术研究价值，但未必都有经济价值，及市场需求，并非越高古，越老旧，就越价高，也并非宫廷出来的物件，都是无价之宝。玉就是玉，石就是石，万年的石头，还是石头，不可能变成玉。皇上的厕纸，也是厕纸，不可能变成金纸。要和懂规则的聪明人一起干，最关键还要遇对明师，跟对朋友圈，很多想成为收藏家的收藏爱好者，都牺牲在了拍卖行的边缘。鉴定师要有看到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资金，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人缘广，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书画店，购藏古董，有时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搜寻以前散落在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例如，康有为家族，朱汝珍家族，商衍鎏家族，甚至拜访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名家，预订作品。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即在海外，明清名家大作，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惯常到近代书画展，当地画廊购买书画作品，不看官衔、头衔、名气，不论名头、流派、行情，只讲作品内涵，艺术水平，囤货以小名家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幼年时就成了孤儿，被舅舅卖进芜湖青楼，学歌伎。十七岁遇到潘赞化，嫁给他后，移居上海，拜师洪野学画，考进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师从朱屺瞻、王济远。1921年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是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是同学。1925年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回国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大学当教授。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有人在《人力壮士》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她出身艺伎，学校录取学生，只认成绩；国家用人，只认人才。这个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画展时受到羞辱，有人故意捣乱，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源于愚昧，或对女子的歧视，都令世人鄙视，男人真正的风度是学问和尊重，只有下流无耻的男人才会侮辱女人。
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大夫人倨傲对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妻小妾，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你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赞赞化无奈地说，“嗨呀！你入乡随俗吧！”潘赞化赋闲在家，潘玉良挣钱养家，大夫人是包办婚姻，乡村小脚女子，不识字，也不懂洋文，此前呆在老家。潘赞化是留日学生，陈独秀的同学。潘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得同情起潘赞化来，“倒是他左右为难呢！”于是她心软了，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双膝下跪，磕头倒茶。
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故土。寄居法国，生活拮据，她一直坚持不改国籍，不卖作品，不谈情爱。上世纪80年代，她的几百幅画作登上了回国的邮轮，收藏在合肥市博物馆。流散作品也在她死后，在海外屡屡被卖出天价。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获取，从来都是物在选择人，而不是人在选择物，人与物之间的缘分，仿佛前世已经注定。
从2003年起，古玩价格的不断飞涨和海外淘宝市场的全方位开拓，给了古玩商们迅速发展做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拍卖业、画廊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那时候，好东西出来得多，国人在世界各地寻宝，掀起了文物回流的大潮。一部分“熬不住”的收藏者，以前专门倒卖古董时收的老物件，在折价套现，又或者是行家家中出现变故，囤不住了要出手，所以降价售卖，新入行者的目的基本都是投资和理财。随着收藏者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层次的提升，艺术品的价值已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从过去比较单纯的喜欢、欣赏型，开始转变为财富管理，兼顾了增值保值、资产质押，金融工具、企业宣传等功能。实际上，是市场洗牌，也是品质升级。当有“death(死亡)”、“divorce(离婚)、“debt(债务)”发生的时候，家庭变故，也会促使艺术品出现换手。行业里资金和货品周转快，当时不少精品的价格，远没达到它该有的位置，恰恰又是大行家收真品，囤积居奇的时机。真正的好东西，一旦钻进收藏家的保险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进入市场了。
袁秋华不仅订阅国内公开发行的《收藏》、《文物》、《书法》、《画苑》、《艺术品》等报刊，又到馆院借阅内部刊物资料，还托海外亲友邮寄《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艺术品与财富》等期刊，及各大拍卖行的拍卖图册。
几年下来，通才整理刊登的系列文章，对比市场动态，得出了一组数据，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从港澳台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收藏家的储藏室。
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半买半送，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经外商转手后，无论是外国古董商售出，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严重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譬如三代青铜器、战汉古玉、唐陶、宋瓷、佛像、明炉、清翡翠，还会被中国收藏家花巨款买回去，物归原主嘛！
买家追捧的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行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畅销品。明代晚期以后，瓷器外销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等产品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多见。器形以盘、碗、盖盒、瓶、瓷塑为主。还有八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为换取外汇，外贸出口的精美仿古瓷。
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拍卖行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同事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拍卖行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没“合法”身份的文物，买卖就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
文物甩锅，套牢，押宝，藏家，炒家、庄家忙得不亦乐乎，评论家、策展人、专家鼓吹，跟进，抬轿，市场澎涨繁荣。
由此可知，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
袁秋华的古琴，翁师傅的二胡，玄武的萧，小李子的埙，隔三差五来个古乐合奏。大家精通韵律，喜丝弦，好钟鼓，与友同乐，以艺会友，其乐融融。纯粹是志趣相投，与君同乐，属于安身立命之余暇，养家糊口之外兴，既不卖艺，也不应酬，也不收徒，就图个高兴。
声音拨心弦，乐律长翅膀，关不住。心情舒畅也罢，情绪高涨也罢，兴致勃勃也罢，听众没必要猜测奏者是谁，为何而乐，感觉到愉悦就好。街头巷尾，便有人停下脚步，伫立静听。有的呼朋引友，赶到欣赏，称之为音乐盛宴。甚至有人将它录音，放到网上，与众乐友分享，赠与博古斋各种美誉，音乐殿堂、精神食粮、高等乐府。
手舞足蹈，挥毫泼墨，盎然自乐。书画唱和，。命题之声，应景之作，本来不打算奏，但经不起编辑一再约稿，只好披上个马甲上阵，士气低落，当然索然无味。
文化基本是玩出来的，古玩是成年后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为旨，图的是乐。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行内小型拍卖会上，客户有不少是玩家，他们身份各异，大多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一点闲钱，及多一点对古玩的兴趣。他们今天买，明天也可以卖，高兴就买，不高兴就不卖，但如果是心头好，给再多钱也不卖。这就是玩家，不强求系统收藏，也不讲究利益回报。对于玩家而言，买卖没有贵不贵，只有喜欢不喜欢。讲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则玩得不开心。所谓“心安”，就是心里没有后悔的事，没有亏心的事，没有想不开的事，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役，不利用，不算计，不设防，做人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坦荡体面。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玩家们如鱼得水，买得容易，卖得开心。
什么是“玩”？就像熟人一样，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里，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也懂得古玩了？这部分人是通过多年的实践，从感觉意识方面掌握了一些辨伪要领，但他们多数只能识别，不能解释。同时也只能凭经验大概进行真伪的判断，不讲理由，也不讲证据。
文物发展的不同，历经可简单归结为：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画。
国内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权。二是政府批准成立的拍卖机构。三是民间旧货市场和收藏者之间的交流。
文物拍卖以近现代器物，现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为主，以海外回流宋代以前文物为辅。中国的高古玉器、新石器时代彩陶、唐三彩、唐以前的石质造像、汉代以前青铜器、明清民窑陶瓷、元代以前的古字画，一直都是西方收藏家的“宠儿”。但重要的夏、商、周青铜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则由于文物法的限制难以进入拍卖行，这些文物基本处于民间私下交流状态。交流总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名人书画，最受藏家追捧，其它则相对较少，但赝品却泛滥与无制。不管是拍卖会，还是私下交易，都是一棰定音，不保真，不包换，也不退货，文物变成了牟利、谋生、得名的工具。隔行如隔山，不懂装懂，“国宝帮”只想快速升值，甚至是为了炫耀、显摆。几十年后，只能是一堆垃圾，投资必然血本无归。结果就是花了冤枉钱，做了冤大头，被一个闷棍打晕。
凡是国有体制的文博人员，考古人员，严禁接触及买卖民间古玩文物。这一政策制约了他们的市场实践，使体制内人员缺乏真假古玩的辨识能力，不但不允许买卖，还与古玩界隔绝交流和来往，他们被国家养在金字塔内，没有眼力，也不敢下手买古玩。
有些民间出土和流散的古玩，古玩商也不会让体制内的专家们鉴赏。说穿了，有些古玩来源并不合法，且认为他们的鉴定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求助他们鉴定，同时也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同一件器物，一二手进价和三四手进价，价格会差数倍。文博人员，古玩商之间，不具备交流沟通的条件，更不会进行买卖交易。
古董商不与那些不懂鉴赏古玩的人，进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为这一群体不懂得欣赏，没有共同语言和沟通的基础，不但不懂得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且不懂得养护古玩，有的甚至损毁文化遗存。破四旧的时候，这群体，砸寺庙，多起劲，烧书画，多卖力，批孔斗孟，多风光。真正内行的古玩商，实际上舍不得把古玩卖给不懂、不爱古玩的人，因为真正的古玩商，内心喜欢酷爱古玩，交易并非完全为了金钱，不像竟拍时价高者得，转让主要看对方人品，如果卖给外行，会被看做毁老祖宗的宝贝，良心有愧。古书画，特别怕氧气和光照，会造成“光老化”，禁止拍照。近代书画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灯光下，禁止烟熏火缭，虫咬鼠啃，还特别怕紫外线和潮湿。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卖高仿，认为门外汉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自知平庸嘛，甘于凡俗嘛，生活平平淡淡，同时也平平安安。看不清潮头风向，非要跟风冒险，用一百块要一万块的货，想捡漏？痴心妄想哦，不可救药！异想天开哈，骗骗这厮！关公面前耍花刀，买的没有卖的精，给他脖子挂一磨盘，大街栽一跟斗。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单打独斗当然也就孤掌难鸣，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文物有学术研究价值，但未必都有经济价值，及市场需求，并非越高古，越老旧，就越价高，也并非宫廷出来的物件，都是无价之宝。玉就是玉，石就是石，万年的石头，还是石头，不可能变成玉。皇上的厕纸，也是厕纸，不可能变成金纸。要和懂规则的聪明人一起干，最关键还要遇对明师，跟对朋友圈，很多想成为收藏家的收藏爱好者，都牺牲在了拍卖行的边缘。鉴定师要有看到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资金，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人缘广，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书画店，购藏古董，有时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搜寻以前散落在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例如，康有为家族，朱汝珍家族，商衍鎏家族，甚至拜访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名家，预订作品。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即在海外，明清名家大作，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惯常到近代书画展，当地画廊购买书画作品，不看官衔、头衔、名气，不论名头、流派、行情，只讲作品内涵，艺术水平，囤货以小名家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幼年时就成了孤儿，被舅舅卖进芜湖青楼，学歌伎。十七岁遇到潘赞化，嫁给他后，移居上海，拜师洪野学画，考进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师从朱屺瞻、王济远。1921年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是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是同学。1925年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回国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大学当教授。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有人在《人力壮士》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她出身艺伎，学校录取学生，只认成绩；国家用人，只认人才。这个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画展时受到羞辱，有人故意捣乱，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源于愚昧，或对女子的歧视，都令世人鄙视，男人真正的风度是学问和尊重，只有下流无耻的男人才会侮辱女人。
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大夫人倨傲对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妻小妾，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你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赞赞化无奈地说，“嗨呀！你入乡随俗吧！”潘赞化赋闲在家，潘玉良挣钱养家，大夫人是包办婚姻，乡村小脚女子，不识字，也不懂洋文，此前呆在老家。潘赞化是留日学生，陈独秀的同学。潘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得同情起潘赞化来，“倒是他左右为难呢！”于是她心软了，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双膝下跪，磕头倒茶。
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故土。寄居法国，生活拮据，她一直坚持不改国籍，不卖作品，不谈情爱。上世纪80年代，她的几百幅画作登上了回国的邮轮，收藏在合肥市博物馆。流散作品也在她死后，在海外屡屡被卖出天价。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获取，从来都是物在选择人，而不是人在选择物，人与物之间的缘分，仿佛前世已经注定。
从2003年起，古玩价格的不断飞涨和海外淘宝市场的全方位开拓，给了古玩商们迅速发展做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拍卖业、画廊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那时候，好东西出来得多，国人在世界各地寻宝，掀起了文物回流的大潮。一部分“熬不住”的收藏者，以前专门倒卖古董时收的老物件，在折价套现，又或者是行家家中出现变故，囤不住了要出手，所以降价售卖，新入行者的目的基本都是投资和理财。随着收藏者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层次的提升，艺术品的价值已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从过去比较单纯的喜欢、欣赏型，开始转变为财富管理，兼顾了增值保值、资产质押，金融工具、企业宣传等功能。实际上，是市场洗牌，也是品质升级。当有“death(死亡)”、“divorce(离婚)、“debt(债务)”发生的时候，家庭变故，也会促使艺术品出现换手。行业里资金和货品周转快，当时不少精品的价格，远没达到它该有的位置，恰恰又是大行家收真品，囤积居奇的时机。真正的好东西，一旦钻进收藏家的保险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进入市场了。
袁秋华不仅订阅国内公开发行的《收藏》、《文物》、《书法》、《画苑》、《艺术品》等报刊，又到馆院借阅内部刊物资料，还托海外亲友邮寄《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艺术品与财富》等期刊，及各大拍卖行的拍卖图册。
几年下来，通才整理刊登的系列文章，对比市场动态，得出了一组数据，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从港澳台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收藏家的储藏室。
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半买半送，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经外商转手后，无论是外国古董商售出，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严重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譬如三代青铜器、战汉古玉、唐陶、宋瓷、佛像、明炉、清翡翠，还会被中国收藏家花巨款买回去，物归原主嘛！
买家追捧的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行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畅销品。明代晚期以后，瓷器外销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等产品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多见。器形以盘、碗、盖盒、瓶、瓷塑为主。还有八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为换取外汇，外贸出口的精美仿古瓷。
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拍卖行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同事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拍卖行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没“合法”身份的文物，买卖就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
文物甩锅，套牢，押宝，藏家，炒家、庄家忙得不亦乐乎，评论家、策展人、专家鼓吹，跟进，抬轿，市场澎涨繁荣。
由此可知，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