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是秦非正发布的暗杀名单上的男人，一进到重庆，当即便被躲在重庆这座城市里的民党特务人员给盯上了。
正当民党的特务们准备寻找契机抓捕二人，隐着踪迹跟在二人身后时候，却发现这两人原本一脸的惊慌，在进到重庆以后，反倒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走进了重庆的市政厅，求见了重庆的市长，取下了帽子，低头道：“我们要见秦总司令。”
两人的身份有些特殊，是刘忠然十分信任的两个下属。在刘忠然叛出国民政府的时候，跟着刘忠然一起逃到了越南。
当他们出现在市政厅的时候，市政厅的人对他们的身份和价值把握不准，于是便让他见到了市长。现在，重庆的市长同样对他们的身份把握不准，便又只能先派人直接把两人带到武汉去。
在民、产、铁三方达成同盟协议以后，除了马启鸿率先带着民军和铁血军的援军回去平定陕西以外，秦非正和锦颐仍旧留在武汉，并等着马启鸿重新派来的代表一起商量进一步的计划。
当那两人被带到的时候，锦颐正应邀去到秦非正的住处，同秦非正商量着南方各城市战后重建的事宜。
于锦颐而言，自打她决定了要同秦非正达成合作，并决定率先同秦非正一起肃清南方开始，便清楚自己会经常同秦非正打交道。而他们二人间也都不是什么闲人，素日的交谈商讨中，经常会中途要有其他的事务处理。
是以，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锦颐便自发自觉的停下了声音，等待秦非正先解决眼前的事情。
“进来。”
秦非正把手里用来同锦颐商讨的消息文稿放到桌面上，等进来的护卫士兵伏在自己耳边耳语完后，似也不觉得那是一件锦颐应当回避的事，直接便吩咐道：“把人带进来吧。”
而后，等人出去传话了，这才状似随意地对锦颐笑道：“是刘忠然带走的人，不知道怎么要来见我，谢司令干脆也留下来看看好了。”
事实上，这便是一种变相的讨好了。
刘忠然的人要来见他，在武汉这座城市里，他是瞒不过铁血军、瞒不过锦颐的。但要是换了平常，换了锦颐是个手无大权的光杆司令，他又何必要管瞒不瞒得过铁血军？
无非便是铁血军悍名在外，他要把锦颐留下来自证绝无似刘忠然一般的投日之心，来隐晦地向锦颐讨个好罢了。
锦颐闻言，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却也没像一开始在武汉见到秦非正那样态度强硬恶劣了，点了点头，便随着他的意留了下来——
她确实是想知道刘忠然的人来找秦非正做什么。
作者有话要说： 昨天没更，所以今天更的字数多了些，差不多4000
另外，可能明天哥哥还出不来，只能后天了~让刘上线今天一章、明天一章就下线~
至于女主抗战结束以后的各项事情，作者君只能说到时候小天使们就知道了哟~
谢谢酷扔了1个地雷
爱你们，么么哒(づ￣ 3￣)づ
☆、第一百二十章
“吱呀”
推门而进的是跟了刘忠然许久的高武和陶佑。
看着推门而入的两人，锦颐倒还没有什么, 只是到了秦非正这, 心里难免有些唏嘘——
高武是自幼便赴日留学的, 陶佑更曾是北大法学院政治系的教授, 后来才弃学从政的。这俩人，抗战以前，都是心怀着对华夏前途的担忧才选择投身到国民政府的。
卢沟桥一役爆发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他秦非正选择了顺应民意，至少是明面上要武装抗日，而与他立场完全不同的刘忠然, 却从一开始便选择了“对日主和”。于是, 民党内部人员自是对他们二人的派别进行了分别站队。最终, 只不过是这二人选择了刘忠然罢了。
甚至，在他将他们同及刘忠然的名字一同假如民党暗杀名单的时候，他们在逃亡的路途中，仍然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 通电全国, 为刘忠然向国人辩驳道，“自抗战以来，刘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国之无可再战之今日, 主和无罪。”
然而，就在今天，这两个宁愿与刘忠然一起逃往的人，这两个被他记在了民党暗杀名单上的人，却选择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风尘仆仆、抑郁沉沉。
正于秦非正斟酌着开口间，高武和陶佑对望了一眼，有些颓然地低了低头，最后却是由陶佑率先开了口——
“总司令，刘……”话至一半，陶佑兀地停了下来。
时至如今，陶佑已经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再去称呼刘忠然了。他同高武一起来找秦非正，并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句“总司令”，事实上便已经是示弱了。代表着的，即是他们在从民党、从国民政府叛出以后，今天，他们同样从刘忠然的队伍里叛出了。于是，他再同以往一般喊刘忠然“刘司令”，便显得不再合适了。
最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呼，陶佑吸了一口气，只好用了最普通、最陌生的一个喊法，“刘忠然此刻正在香港，日前已同日本的特派人员签订了一份条约。”
原来这是向秦非正高密，预备重新弃暗投明的。
锦颐心里做下了这样的定义，却并有出声打断陶佑。她只同秦非正一样，不自觉地紧了紧交握在一处的双手，摆出了一副聆听的模样。
陶佑没有分神锦颐和秦非正的身上，他的思绪有些飘远，一边回想着一周以前发生的种种，一边对着锦颐和秦非正娓娓道来——
那一天，山野把那一份文件留下以后，便径自走了。
在那一次赴约里，除了刘忠然自己，他还带了他的三个亲近属下。那三个属下里，他和高武便是其中之二。
在山野走后，刘忠然就直接拿起了那份文件看了起来。虽然即便是平常的刘忠然，从来也是板着一张脸、鲜少有闲话的，但应当不是他们三人的错觉，在刘忠然看完了那份文件之后，他的情绪显然要比先前沉重得许多。
于是，怀着那样好奇和担忧的心里，他们三个也从刘忠然的手里拿过那份文件阅览起来。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怀着好奇和担忧的他们，在看完那份文件以后，同样心情沉重了起来。
“想来，总司令和谢司令应当也猜得到，那就是我先前说的条约了。”
稍稍扯回了思绪，陶佑便对着锦颐和秦非正有些颓丧地叹了这样一句。
而在他之后，像是受了很大打击回不过神来，一直都沉默不言的高武，这时才接着陶佑的话补充了一句，“那是一份卖国条约。”
锦颐有些讶异地挑了挑眉，先是把目光放在了高武的身上，然后又把目光放在了陶佑的身上。
既然想要“主和”，要同鬼子达成协议，要像前清那样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去割让土地、交出主权，应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她以为这两人在决定跟着刘忠然，去向一头恶狠狠、豪无人性的野兽“求和”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这种觉悟的。
“是的，一份卖国条约。”陶佑苦笑了一下。
事实上，在看清那一份条约之前，他和高武两个人是真的相信“主和”才是能给华夏带来未来的唯一办法，也是真的相信刘忠然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把华夏民族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小。所以，他们才会那样维护刘忠然。
直到看清了山野留下的那一份条约，他们这才明白，他们这是被骗了！
那份条约提出的要求十分苛刻，霸占华夏的程度，更是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要把控的地域，从华夏的极南到极北，从黑龙江要到了海南岛。而其中，所包括的事务，下至矿业、上至天象，无论是主权、领土，还是交通、武器、银行等等的一切，他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和把控。
那是一份日本以“日、满、支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烟幕，置华夏于日本的奴役之下，等到华夏对日本再无不满、抵抗之心，日本再将华夏彻底吞食的卖国条约。
或者，那甚至都不是“卖国条约”了。那应当被称为“送国条约”。若真是按着那份条约来做了，到最后，“和平”确实是“和平”了，但彼时和平着的那片土地，却也不能在被称之为“华夏”了。
“这份条约咱们不能签！”
那时候，他刚一看完那份条约，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把条约扔到了高武的手里，没等高武看完，便连忙对着刘忠然急声道。
他的话刚一说完，高武三两眼地把那份合约看了个大概以后，便也紧跟着皱眉劝道：“司令，这份条约要是签了，华夏可就真的完了！我看，我们都退出了内陆了，干脆也别管和谈不和谈的了，干脆就在香港这隐居吧！”
说完，啧了啧嘴，有些焦虑，怕刘忠然真要签了这份条约，高武还忍不住坚定了语气，又劝了几句，“总之，司令，我们决不能继续跟日本人谈判呀！我们可不能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真去做了卖国贼！”
彼时，刘忠然只是从高武的手里收回了那一份条约。毕竟，山野给了他七天的时日，他当时不说话，他们摸不准他的想法，便也只能在煎熬中等待他最后的决定。
“说实话，当时的我，对刘忠然还是十分有信心的。毕竟早在抗战开始以前，在进到国民政府从政以前，我便偶然识得了刘忠然。并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与其引为知己。甚至，在我当初刚刚产生了要从政的想法时，还是他亲口鼓励了我。”
于是，整件事的最后大致也便是如此了，刘忠然决定签下那份条约。要不然他和高武，今天又何至于背叛刘忠然，重新找上秦非正？
话说起来有些唏嘘，就连陶佑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口口声声说着“要为华夏之崛起而披荆斩棘”的人，最后会同意签下那份卖国条约。
在无数次同高武的探讨中，他们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
彼时的刘忠然已经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或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拒绝日本。但此时的他已经全然不被内陆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了，拒绝日本以后，他奋斗了将近半辈子的权力，便将全部化作须有。
在曾经爱过的初心和掌控在手里的权力比起来，终归还是权力更重。于是，哪怕明知是卖国，刘忠然也仍旧是铁了心要去做。
“他同我和高兄不一样。就好比喝毒酒。我和高兄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刘忠然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把它喝完。”陶佑垂眸，神色讪讪，“他一心想要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政府’的首脑，我和高兄已经无力再去劝说。”
或者，那时候的刘忠然还在自欺欺人地想，“只要新政府还是由华人来做首脑，那么，华夏就只能是华夏”，但是他们却知道，要是跟着刘忠然再这么继续错下去，不论是华夏还是他们，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陶佑嘴角的笑意有些嘲弄，“就像是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又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
他没想过要卖国，最初从政的时候没有，从国民政府出走的时候没有，今后也没有打算要有过。甚至，刚跟着刘忠然离开的时候，听着有些文人把话骂得难听，他还自比傲梅忍辱负重，但现在想来，其实实在是他和高兄两个自己太蠢。
“最沮丧绝望的时候，我也想过干脆用死来寻求解脱。有时候和高兄两个坐在一起，谈起现下处境，便总觉得只能是研究下该用何种死法。”
“投水？触电？自戕？”陶佑自嘲般笑着摇了摇头，“大抵是我和高兄这两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知道内陆如今还有许多如同当初的我们一般懦弱的人，想着能不能用屈辱的和平来赢得一时的安宁，我和高兄便又在刘忠然和日方签订条约的当天逃了出来，一路躲着刘忠然的追杀，想来再见见总司令最后一面。”
“也没想着在犯错以后，总司令还能庇佑我们，我们之所以逃出来，一是想将刘忠然集团的具体所在位置告之总司令，二便是想将此事公之于众，予想以‘和平’来结束战事的人们一个警醒。”
说完自己想说的最后一句话，陶佑觉得有些口干，沉重的肩膀却是轻松了不少。
锦颐瞧着陶佑和高武两人，其实想说，如今铁、民、产已经联手，未来的华夏，只有鬼子求着华夏别打的份，而绝不会再是华夏跟着鬼子后边求爷爷告奶奶。所以，刘忠然代表不了华夏，他签不签订那份条约，根本便与华夏没有任何威胁。
但她瞧了瞧两人一副心愿已了后，俨然卸下担子后的坦荡模样，到底是没有说出什么。
正如陶佑说的，华夏的军人可以冲在前线去打败敌人，用命去拼一个盛世，但华夏军人的心血，却决计不能被辜负！
在华夏获得战争真正的胜利以前，她再不希望听到有任何华夏一方势力的掌权人、或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率先低下自己的头颅，做了投靠鬼子的汉奸了。
“秦先生怎么看？”锦颐稍稍侧过了头，瞧了瞧仍然拧着眉的秦非正，难得好脾气地问道。
秦非正向锦颐点了点头，也没准备在锦颐这个盟友面前去隐瞒什么，“我们华夏的同胞们，确实是应该要认清日本企图亡我华夏的狼子野心和刘逆的卖国贼嘴脸，让那些身处在抗日阵营里，却对日本和所谓的‘和平’仍旧抱有幻想的糊涂人赶紧丢掉幻想，明白‘求和之路，就是死路’，头脑赶快清醒起来，坚定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至于陶先生和高先生……”秦非正前面那些话多是说给锦颐听的，到了这里，他方才说着自己的决定，“爱国不分先后，两位先生先前虽受了错误思想的蒙蔽，但好在迷途知返。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冒死脱离追随多年的刘逆集团。接下来秦某会安排几家报社的人来对两位先生进行采访，希望先生们能直接以二位原本的身份，来向国人揭露鬼子的诱降政策。”
以“原本的身份”，即意味着他们要在承受着刘忠然集团追杀的情况下，亲自去暴露自己的行踪。只有这样，方才能证明他们揭露事实的真实性。
陶佑和高武两人怔了怔，而后又对望了一眼。倒也没花多长时间，像是做下了什么决定似的，两人纷纷点头应道：“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对报社记者知无不尽。”
就眼下瞧来，两人似乎对“活着”两字并无什么太大的渴求。倒真像陶佑先前说的，或者他们之前是想过要直接去死的，只是在死之前，他们还想做些最后的什么，这才苟活到了今天。现在，他们想要做的做完了，那么活不活着，自然也就没了太大的所谓。
毕竟当初，是他们首先走上了错路。
锦颐默默扯了扯自己的嘴角，忽然想起当初的自己对秦非正的各种隐忍。她惯来以为，每个人不论持有何种政治信仰，但至少维护祖国统一这一点，应当是所有人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能忍则忍，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
不自觉地摩挲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算是认可了两人的舍生报国，她这才承诺道：“两位先生不必担心，铁血军不大，人不多，但护下两位先生，应当也没有问题。”
作者有话要说： 爱国不晚，“高陶事件”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了，历史上其实也有不少这种幡然醒悟的类型的，算是精神上坚定抗日决心的一个例子~
另外，这是一章肥章，4000＋，因为不好分开，所以就等今天码完一起发了~
☆、第一百二十一章
《日刘密约》的暴露，在人心浮动的华夏引起了一次强烈地政治地震。
那些原本应该可以称为民军, 却是由原本军阀变化来的将军们, 有些想不花费一兵一卒, 便自得安宁, 哪怕在明知华夏优势的情况下，仍旧看重日本的武装力量，想要交好日本的，现在，所有的心思也便都该淡了下来。
而民众里那些脑子不清醒的，在锦颐主动发兵厦门后，便指摘着锦颐野蛮强横的, 指摘她非要挑衅日本、挑起两国战争战争的, 指摘她有失华夏礼仪之国风度的, 也都该闭嘴了。
事情轰轰烈烈地闹过了一阵之后，六月初的时候，马启鸿回往延安后派来的代表，总算是到了。
因着如今国民政府仍然算是华夏的正统, 武汉也仍旧算是国民政府名下的管辖地, 是以，产党一方代表来后，是由秦非正亲自派人去迎接并安排住宿的。而又因着三方同盟的关系，为表重视对对方的重视，产党代表来的当天，锦颐和秦非正便率先等在了国民政府市政厅的一间办公室里, 等待三人的会面。
产军人少，但显然是知道自己要长久待在武汉，需要人手来配合着完成任务，那产党代表来的时候，到底还是配足了五百人。
下午三四点接到了人后，又先安排了其他的人住下，等秦非正派去接人的人领着产党代表到得市政厅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晚了。
锦颐同秦非正分坐在两张单人沙发上，一同等着那产党代表的到来。
事实上，哪怕明知道华夏最后当权者是属于产党的，但近些年来，她仍旧未曾特意去观察过产党的发展轨迹。以至于到了今天，她也并不知晓马启鸿到底会派谁来代表他进行谈判。
正当民党的特务们准备寻找契机抓捕二人，隐着踪迹跟在二人身后时候，却发现这两人原本一脸的惊慌，在进到重庆以后，反倒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走进了重庆的市政厅，求见了重庆的市长，取下了帽子，低头道：“我们要见秦总司令。”
两人的身份有些特殊，是刘忠然十分信任的两个下属。在刘忠然叛出国民政府的时候，跟着刘忠然一起逃到了越南。
当他们出现在市政厅的时候，市政厅的人对他们的身份和价值把握不准，于是便让他见到了市长。现在，重庆的市长同样对他们的身份把握不准，便又只能先派人直接把两人带到武汉去。
在民、产、铁三方达成同盟协议以后，除了马启鸿率先带着民军和铁血军的援军回去平定陕西以外，秦非正和锦颐仍旧留在武汉，并等着马启鸿重新派来的代表一起商量进一步的计划。
当那两人被带到的时候，锦颐正应邀去到秦非正的住处，同秦非正商量着南方各城市战后重建的事宜。
于锦颐而言，自打她决定了要同秦非正达成合作，并决定率先同秦非正一起肃清南方开始，便清楚自己会经常同秦非正打交道。而他们二人间也都不是什么闲人，素日的交谈商讨中，经常会中途要有其他的事务处理。
是以，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锦颐便自发自觉的停下了声音，等待秦非正先解决眼前的事情。
“进来。”
秦非正把手里用来同锦颐商讨的消息文稿放到桌面上，等进来的护卫士兵伏在自己耳边耳语完后，似也不觉得那是一件锦颐应当回避的事，直接便吩咐道：“把人带进来吧。”
而后，等人出去传话了，这才状似随意地对锦颐笑道：“是刘忠然带走的人，不知道怎么要来见我，谢司令干脆也留下来看看好了。”
事实上，这便是一种变相的讨好了。
刘忠然的人要来见他，在武汉这座城市里，他是瞒不过铁血军、瞒不过锦颐的。但要是换了平常，换了锦颐是个手无大权的光杆司令，他又何必要管瞒不瞒得过铁血军？
无非便是铁血军悍名在外，他要把锦颐留下来自证绝无似刘忠然一般的投日之心，来隐晦地向锦颐讨个好罢了。
锦颐闻言，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却也没像一开始在武汉见到秦非正那样态度强硬恶劣了，点了点头，便随着他的意留了下来——
她确实是想知道刘忠然的人来找秦非正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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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章
“吱呀”
推门而进的是跟了刘忠然许久的高武和陶佑。
看着推门而入的两人，锦颐倒还没有什么, 只是到了秦非正这, 心里难免有些唏嘘——
高武是自幼便赴日留学的, 陶佑更曾是北大法学院政治系的教授, 后来才弃学从政的。这俩人，抗战以前，都是心怀着对华夏前途的担忧才选择投身到国民政府的。
卢沟桥一役爆发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他秦非正选择了顺应民意，至少是明面上要武装抗日，而与他立场完全不同的刘忠然, 却从一开始便选择了“对日主和”。于是, 民党内部人员自是对他们二人的派别进行了分别站队。最终, 只不过是这二人选择了刘忠然罢了。
甚至，在他将他们同及刘忠然的名字一同假如民党暗杀名单的时候，他们在逃亡的路途中，仍然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 通电全国, 为刘忠然向国人辩驳道，“自抗战以来，刘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国之无可再战之今日, 主和无罪。”
然而，就在今天，这两个宁愿与刘忠然一起逃往的人，这两个被他记在了民党暗杀名单上的人，却选择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风尘仆仆、抑郁沉沉。
正于秦非正斟酌着开口间，高武和陶佑对望了一眼，有些颓然地低了低头，最后却是由陶佑率先开了口——
“总司令，刘……”话至一半，陶佑兀地停了下来。
时至如今，陶佑已经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再去称呼刘忠然了。他同高武一起来找秦非正，并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句“总司令”，事实上便已经是示弱了。代表着的，即是他们在从民党、从国民政府叛出以后，今天，他们同样从刘忠然的队伍里叛出了。于是，他再同以往一般喊刘忠然“刘司令”，便显得不再合适了。
最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呼，陶佑吸了一口气，只好用了最普通、最陌生的一个喊法，“刘忠然此刻正在香港，日前已同日本的特派人员签订了一份条约。”
原来这是向秦非正高密，预备重新弃暗投明的。
锦颐心里做下了这样的定义，却并有出声打断陶佑。她只同秦非正一样，不自觉地紧了紧交握在一处的双手，摆出了一副聆听的模样。
陶佑没有分神锦颐和秦非正的身上，他的思绪有些飘远，一边回想着一周以前发生的种种，一边对着锦颐和秦非正娓娓道来——
那一天，山野把那一份文件留下以后，便径自走了。
在那一次赴约里，除了刘忠然自己，他还带了他的三个亲近属下。那三个属下里，他和高武便是其中之二。
在山野走后，刘忠然就直接拿起了那份文件看了起来。虽然即便是平常的刘忠然，从来也是板着一张脸、鲜少有闲话的，但应当不是他们三人的错觉，在刘忠然看完了那份文件之后，他的情绪显然要比先前沉重得许多。
于是，怀着那样好奇和担忧的心里，他们三个也从刘忠然的手里拿过那份文件阅览起来。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怀着好奇和担忧的他们，在看完那份文件以后，同样心情沉重了起来。
“想来，总司令和谢司令应当也猜得到，那就是我先前说的条约了。”
稍稍扯回了思绪，陶佑便对着锦颐和秦非正有些颓丧地叹了这样一句。
而在他之后，像是受了很大打击回不过神来，一直都沉默不言的高武，这时才接着陶佑的话补充了一句，“那是一份卖国条约。”
锦颐有些讶异地挑了挑眉，先是把目光放在了高武的身上，然后又把目光放在了陶佑的身上。
既然想要“主和”，要同鬼子达成协议，要像前清那样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去割让土地、交出主权，应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她以为这两人在决定跟着刘忠然，去向一头恶狠狠、豪无人性的野兽“求和”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这种觉悟的。
“是的，一份卖国条约。”陶佑苦笑了一下。
事实上，在看清那一份条约之前，他和高武两个人是真的相信“主和”才是能给华夏带来未来的唯一办法，也是真的相信刘忠然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把华夏民族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小。所以，他们才会那样维护刘忠然。
直到看清了山野留下的那一份条约，他们这才明白，他们这是被骗了！
那份条约提出的要求十分苛刻，霸占华夏的程度，更是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要把控的地域，从华夏的极南到极北，从黑龙江要到了海南岛。而其中，所包括的事务，下至矿业、上至天象，无论是主权、领土，还是交通、武器、银行等等的一切，他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和把控。
那是一份日本以“日、满、支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烟幕，置华夏于日本的奴役之下，等到华夏对日本再无不满、抵抗之心，日本再将华夏彻底吞食的卖国条约。
或者，那甚至都不是“卖国条约”了。那应当被称为“送国条约”。若真是按着那份条约来做了，到最后，“和平”确实是“和平”了，但彼时和平着的那片土地，却也不能在被称之为“华夏”了。
“这份条约咱们不能签！”
那时候，他刚一看完那份条约，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把条约扔到了高武的手里，没等高武看完，便连忙对着刘忠然急声道。
他的话刚一说完，高武三两眼地把那份合约看了个大概以后，便也紧跟着皱眉劝道：“司令，这份条约要是签了，华夏可就真的完了！我看，我们都退出了内陆了，干脆也别管和谈不和谈的了，干脆就在香港这隐居吧！”
说完，啧了啧嘴，有些焦虑，怕刘忠然真要签了这份条约，高武还忍不住坚定了语气，又劝了几句，“总之，司令，我们决不能继续跟日本人谈判呀！我们可不能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真去做了卖国贼！”
彼时，刘忠然只是从高武的手里收回了那一份条约。毕竟，山野给了他七天的时日，他当时不说话，他们摸不准他的想法，便也只能在煎熬中等待他最后的决定。
“说实话，当时的我，对刘忠然还是十分有信心的。毕竟早在抗战开始以前，在进到国民政府从政以前，我便偶然识得了刘忠然。并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与其引为知己。甚至，在我当初刚刚产生了要从政的想法时，还是他亲口鼓励了我。”
于是，整件事的最后大致也便是如此了，刘忠然决定签下那份条约。要不然他和高武，今天又何至于背叛刘忠然，重新找上秦非正？
话说起来有些唏嘘，就连陶佑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口口声声说着“要为华夏之崛起而披荆斩棘”的人，最后会同意签下那份卖国条约。
在无数次同高武的探讨中，他们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
彼时的刘忠然已经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或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拒绝日本。但此时的他已经全然不被内陆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了，拒绝日本以后，他奋斗了将近半辈子的权力，便将全部化作须有。
在曾经爱过的初心和掌控在手里的权力比起来，终归还是权力更重。于是，哪怕明知是卖国，刘忠然也仍旧是铁了心要去做。
“他同我和高兄不一样。就好比喝毒酒。我和高兄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刘忠然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把它喝完。”陶佑垂眸，神色讪讪，“他一心想要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政府’的首脑，我和高兄已经无力再去劝说。”
或者，那时候的刘忠然还在自欺欺人地想，“只要新政府还是由华人来做首脑，那么，华夏就只能是华夏”，但是他们却知道，要是跟着刘忠然再这么继续错下去，不论是华夏还是他们，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陶佑嘴角的笑意有些嘲弄，“就像是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又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
他没想过要卖国，最初从政的时候没有，从国民政府出走的时候没有，今后也没有打算要有过。甚至，刚跟着刘忠然离开的时候，听着有些文人把话骂得难听，他还自比傲梅忍辱负重，但现在想来，其实实在是他和高兄两个自己太蠢。
“最沮丧绝望的时候，我也想过干脆用死来寻求解脱。有时候和高兄两个坐在一起，谈起现下处境，便总觉得只能是研究下该用何种死法。”
“投水？触电？自戕？”陶佑自嘲般笑着摇了摇头，“大抵是我和高兄这两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知道内陆如今还有许多如同当初的我们一般懦弱的人，想着能不能用屈辱的和平来赢得一时的安宁，我和高兄便又在刘忠然和日方签订条约的当天逃了出来，一路躲着刘忠然的追杀，想来再见见总司令最后一面。”
“也没想着在犯错以后，总司令还能庇佑我们，我们之所以逃出来，一是想将刘忠然集团的具体所在位置告之总司令，二便是想将此事公之于众，予想以‘和平’来结束战事的人们一个警醒。”
说完自己想说的最后一句话，陶佑觉得有些口干，沉重的肩膀却是轻松了不少。
锦颐瞧着陶佑和高武两人，其实想说，如今铁、民、产已经联手，未来的华夏，只有鬼子求着华夏别打的份，而绝不会再是华夏跟着鬼子后边求爷爷告奶奶。所以，刘忠然代表不了华夏，他签不签订那份条约，根本便与华夏没有任何威胁。
但她瞧了瞧两人一副心愿已了后，俨然卸下担子后的坦荡模样，到底是没有说出什么。
正如陶佑说的，华夏的军人可以冲在前线去打败敌人，用命去拼一个盛世，但华夏军人的心血，却决计不能被辜负！
在华夏获得战争真正的胜利以前，她再不希望听到有任何华夏一方势力的掌权人、或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率先低下自己的头颅，做了投靠鬼子的汉奸了。
“秦先生怎么看？”锦颐稍稍侧过了头，瞧了瞧仍然拧着眉的秦非正，难得好脾气地问道。
秦非正向锦颐点了点头，也没准备在锦颐这个盟友面前去隐瞒什么，“我们华夏的同胞们，确实是应该要认清日本企图亡我华夏的狼子野心和刘逆的卖国贼嘴脸，让那些身处在抗日阵营里，却对日本和所谓的‘和平’仍旧抱有幻想的糊涂人赶紧丢掉幻想，明白‘求和之路，就是死路’，头脑赶快清醒起来，坚定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至于陶先生和高先生……”秦非正前面那些话多是说给锦颐听的，到了这里，他方才说着自己的决定，“爱国不分先后，两位先生先前虽受了错误思想的蒙蔽，但好在迷途知返。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冒死脱离追随多年的刘逆集团。接下来秦某会安排几家报社的人来对两位先生进行采访，希望先生们能直接以二位原本的身份，来向国人揭露鬼子的诱降政策。”
以“原本的身份”，即意味着他们要在承受着刘忠然集团追杀的情况下，亲自去暴露自己的行踪。只有这样，方才能证明他们揭露事实的真实性。
陶佑和高武两人怔了怔，而后又对望了一眼。倒也没花多长时间，像是做下了什么决定似的，两人纷纷点头应道：“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对报社记者知无不尽。”
就眼下瞧来，两人似乎对“活着”两字并无什么太大的渴求。倒真像陶佑先前说的，或者他们之前是想过要直接去死的，只是在死之前，他们还想做些最后的什么，这才苟活到了今天。现在，他们想要做的做完了，那么活不活着，自然也就没了太大的所谓。
毕竟当初，是他们首先走上了错路。
锦颐默默扯了扯自己的嘴角，忽然想起当初的自己对秦非正的各种隐忍。她惯来以为，每个人不论持有何种政治信仰，但至少维护祖国统一这一点，应当是所有人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能忍则忍，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
不自觉地摩挲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算是认可了两人的舍生报国，她这才承诺道：“两位先生不必担心，铁血军不大，人不多，但护下两位先生，应当也没有问题。”
作者有话要说： 爱国不晚，“高陶事件”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了，历史上其实也有不少这种幡然醒悟的类型的，算是精神上坚定抗日决心的一个例子~
另外，这是一章肥章，4000＋，因为不好分开，所以就等今天码完一起发了~
☆、第一百二十一章
《日刘密约》的暴露，在人心浮动的华夏引起了一次强烈地政治地震。
那些原本应该可以称为民军, 却是由原本军阀变化来的将军们, 有些想不花费一兵一卒, 便自得安宁, 哪怕在明知华夏优势的情况下，仍旧看重日本的武装力量，想要交好日本的，现在，所有的心思也便都该淡了下来。
而民众里那些脑子不清醒的，在锦颐主动发兵厦门后，便指摘着锦颐野蛮强横的, 指摘她非要挑衅日本、挑起两国战争战争的, 指摘她有失华夏礼仪之国风度的, 也都该闭嘴了。
事情轰轰烈烈地闹过了一阵之后，六月初的时候，马启鸿回往延安后派来的代表，总算是到了。
因着如今国民政府仍然算是华夏的正统, 武汉也仍旧算是国民政府名下的管辖地, 是以，产党一方代表来后，是由秦非正亲自派人去迎接并安排住宿的。而又因着三方同盟的关系，为表重视对对方的重视，产党代表来的当天，锦颐和秦非正便率先等在了国民政府市政厅的一间办公室里, 等待三人的会面。
产军人少，但显然是知道自己要长久待在武汉，需要人手来配合着完成任务，那产党代表来的时候，到底还是配足了五百人。
下午三四点接到了人后，又先安排了其他的人住下，等秦非正派去接人的人领着产党代表到得市政厅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晚了。
锦颐同秦非正分坐在两张单人沙发上，一同等着那产党代表的到来。
事实上，哪怕明知道华夏最后当权者是属于产党的，但近些年来，她仍旧未曾特意去观察过产党的发展轨迹。以至于到了今天，她也并不知晓马启鸿到底会派谁来代表他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