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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我笑了笑：“人不在了，用不着这么费心了。”
我说：“父亲也说过，这屋子要给你留着，并说你走了，还一定会回来。”
商君秋就这样住了下来，没过两天，放儿就和他玩的熟络起来。
那天，商君秋对放儿说：“喊我声干爹，我带你买糖葫芦去。”
“干爹。”放儿高兴的喊着。
从那以后，商君秋就把我的儿子收做了他的干儿子。因为不用唱戏，商君秋有了大把的时间，常常跟着放儿在院子里或街道上一起溜达来，溜达去。至于那些零食点心，只要放儿开口，就能够吃个遍。放儿说干爹最疼他，我说“你干爹这个人是挺好的。”
一天，莫秋雯带着放儿回了娘家，父亲又去了茶馆，家里忽然变得冷清了下来。吃午饭的时候，商君秋对我说：“一会儿你去我那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看。”
吃过了饭，我故意的留下来慢慢的喝茶，看着佣人把桌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才又踱步走出了屋子。
我轻轻推开了那间厢房的门，莫秋雯放下手中的那个本子说：“你来了啊。”
“恩，你不是说要找我吗？”
“我如果不说，你是不是就不会找我？”
我沉默，我知道他有多了解我。
他拉开柜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珍珠头带说：“这个是你当初送我的，这几年，我唱《珠帘寨》，一直戴着它，现在还给你吧。”
我接过那个头带看了看，每一棵珍珠都在晶莹的放着光，即使是在头带的间隙也是一尘不染。我把珍珠头带重新递给她说：“这个还是你的。”
“我知道你们现在过得很好，我知道我不应该回北平来，我知道……”
没等他说完，我冲了过去，猛地抱起他……
还是那张床，还是那个人。我纵情地释放着这些年来积攒下的寂寞，心中的空虚瞬间就被填满了。
我们一直沉浸在久别后的温情之中，以至于当莫秋雯打开门时，我们一起楞在了那里。莫秋雯看了看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门外的放儿好像走到了她的跟前吵着闹着要去找干爹。莫秋雯给了他一个巴掌说：“回屋去。”
伴随着放儿哭声的远去，我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来到屋里，看见莫秋雯正双目无神的坐在炕头上。我蹲下身子哄着哭闹中的放儿，不知道该怎么和莫秋雯说。
过了一会儿，放儿总算不哭，我坐到莫秋雯的身旁说：“我还是让君秋搬回去吧。”
“搬走一个人不难，搬走一颗心容易吗？”莫秋雯生气的看着我说。
“我……”
“就这样吧，算我什么都没看见。”莫秋雯赌气的跑了出去，真好撞到进门的商君秋。
商君秋看了看她说：“对不起，我马上就搬去城南，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
莫秋雯什么也没有说，绕过商君秋的身体，走了出去。
放儿看见商君秋来，立刻笑着迎了上去，“干爹。”
商君秋一把抱起放儿，并举过了头顶，放儿开心的笑个不停。又耍了几个来回后，商君秋把放儿抱在怀里，哄着说：“放儿啊，干爹要搬走了，你可一定要孝敬你父母噢。”
“不，我不要干爹走，我要干爹住这里。”放儿一边看着商君秋撒娇，一边又看看我，就好像是在求助一样。
“放儿，你干爹还要去唱戏，你以后要是想了，我就带你去戏园子找他。”
“不，我就要干爹住在这里。”
放儿的执意挽留也没有留住商君秋，初一才过，商君秋在家里唱了一出堂戏就搬去了城南。
莫秋雯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去吧，我不怪你。我们有言在先的。”
“算了，我和你过。”我说完，就拉起放儿的小手出去玩了。
民国二十五年初，我的大哥因为“赤化”的罪名被北平市政府抓了起来，他把自家的茶馆当成了前线的宣传阵地，沈家茶楼也随之被查封了。我虽然打心眼里觉得大哥蠢得不行，可还是带着莫秋雯去求我的老丈人。岳父满口答应会去警察局里通融通融，可是“赤化”又是极敏感的问题，他也不敢明白说个清楚。
大哥就这样被一直关在监狱里，被抓获的第一批人听说已经被秘密处决了，大哥还没有死，这也许就是我的岳父通融下来的一个成果吧。
那时候惹上官司可都是要人命的，母亲每日里焦急万分，后来就病倒了。
商君秋也为此四方奔走，只是问题太过严重，谁人也不敢随便插手此事。我们只能静待那一线转机。
一年后，七七事变，日本人正式中国宣战。软弱的政府不堪一击，半个月后，北平就沦陷了。而我大哥那批赤化分子也在政府转移前被秘密枪决了。
带着国破家亡的悲伤，商君秋和我们全家人都迁去了上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那时的二哥还在英国留学，父亲发信过去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了。
没过多久，日军就打到了上海，我们又被迫搬去了租借。商君秋在以前曾经认识一位法国的票友，我们就在那时搬去了他家的别墅。
对于上海，我既爱又恨，那十里洋场也曾有过我的足迹，可是现在，我只是这里的一个难民。
那时的防空警报总会时不时的想起来，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鬼子的飞机总能准时过来扔下一些炸弹，然后又一溜黑烟的飞走了。全国人民都卷进了那股革命的浪潮，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听说连梅兰芳都留起了胡子。
我们一大帮子的人就那样窝在那间别墅里等待着抗日的消息。我曾以为政府军会在集结力量后轻而易举的干掉那些从弹丸之地侵略而来的鬼子，可是淞沪会战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上海沦陷了，随着南京也沦陷了。
在等待光复的那些日子里，上海的物价飞涨，靠着吃老本的我们越过越穷。幸好那家法国人很好，一直没有赶我出去，并且相处起来也算是融洽。
后来，鬼子的兵源源不断的南下，上海也就渐渐变成了伪政府的管理。我在不久后去码头谋了一个搬运工的差使，虽然工资菲薄，虽然满超负荷，但我还是硬挺着过来了。我知道自己的身后有那么一大家子的人在等着吃饭。
这时的莫秋雯也冰释前嫌，时不时的还会和商君秋说几句话。因为有干爹在身边，放儿过的也算开心。父亲一直照顾着生病的母亲，母亲却总在惦记着狱中的大哥。关于大哥被处决的那件事，我们从来不敢透露出半点的消息。留下一些希望，就会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也许挺一挺，我们就把鬼子赶出去了。
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茧子，我的肩膀很快就勒出印子。那时，每
他看着我笑了笑：“人不在了，用不着这么费心了。”
我说：“父亲也说过，这屋子要给你留着，并说你走了，还一定会回来。”
商君秋就这样住了下来，没过两天，放儿就和他玩的熟络起来。
那天，商君秋对放儿说：“喊我声干爹，我带你买糖葫芦去。”
“干爹。”放儿高兴的喊着。
从那以后，商君秋就把我的儿子收做了他的干儿子。因为不用唱戏，商君秋有了大把的时间，常常跟着放儿在院子里或街道上一起溜达来，溜达去。至于那些零食点心，只要放儿开口，就能够吃个遍。放儿说干爹最疼他，我说“你干爹这个人是挺好的。”
一天，莫秋雯带着放儿回了娘家，父亲又去了茶馆，家里忽然变得冷清了下来。吃午饭的时候，商君秋对我说：“一会儿你去我那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看。”
吃过了饭，我故意的留下来慢慢的喝茶，看着佣人把桌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才又踱步走出了屋子。
我轻轻推开了那间厢房的门，莫秋雯放下手中的那个本子说：“你来了啊。”
“恩，你不是说要找我吗？”
“我如果不说，你是不是就不会找我？”
我沉默，我知道他有多了解我。
他拉开柜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珍珠头带说：“这个是你当初送我的，这几年，我唱《珠帘寨》，一直戴着它，现在还给你吧。”
我接过那个头带看了看，每一棵珍珠都在晶莹的放着光，即使是在头带的间隙也是一尘不染。我把珍珠头带重新递给她说：“这个还是你的。”
“我知道你们现在过得很好，我知道我不应该回北平来，我知道……”
没等他说完，我冲了过去，猛地抱起他……
还是那张床，还是那个人。我纵情地释放着这些年来积攒下的寂寞，心中的空虚瞬间就被填满了。
我们一直沉浸在久别后的温情之中，以至于当莫秋雯打开门时，我们一起楞在了那里。莫秋雯看了看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门外的放儿好像走到了她的跟前吵着闹着要去找干爹。莫秋雯给了他一个巴掌说：“回屋去。”
伴随着放儿哭声的远去，我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来到屋里，看见莫秋雯正双目无神的坐在炕头上。我蹲下身子哄着哭闹中的放儿，不知道该怎么和莫秋雯说。
过了一会儿，放儿总算不哭，我坐到莫秋雯的身旁说：“我还是让君秋搬回去吧。”
“搬走一个人不难，搬走一颗心容易吗？”莫秋雯生气的看着我说。
“我……”
“就这样吧，算我什么都没看见。”莫秋雯赌气的跑了出去，真好撞到进门的商君秋。
商君秋看了看她说：“对不起，我马上就搬去城南，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
莫秋雯什么也没有说，绕过商君秋的身体，走了出去。
放儿看见商君秋来，立刻笑着迎了上去，“干爹。”
商君秋一把抱起放儿，并举过了头顶，放儿开心的笑个不停。又耍了几个来回后，商君秋把放儿抱在怀里，哄着说：“放儿啊，干爹要搬走了，你可一定要孝敬你父母噢。”
“不，我不要干爹走，我要干爹住这里。”放儿一边看着商君秋撒娇，一边又看看我，就好像是在求助一样。
“放儿，你干爹还要去唱戏，你以后要是想了，我就带你去戏园子找他。”
“不，我就要干爹住在这里。”
放儿的执意挽留也没有留住商君秋，初一才过，商君秋在家里唱了一出堂戏就搬去了城南。
莫秋雯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去吧，我不怪你。我们有言在先的。”
“算了，我和你过。”我说完，就拉起放儿的小手出去玩了。
民国二十五年初，我的大哥因为“赤化”的罪名被北平市政府抓了起来，他把自家的茶馆当成了前线的宣传阵地，沈家茶楼也随之被查封了。我虽然打心眼里觉得大哥蠢得不行，可还是带着莫秋雯去求我的老丈人。岳父满口答应会去警察局里通融通融，可是“赤化”又是极敏感的问题，他也不敢明白说个清楚。
大哥就这样被一直关在监狱里，被抓获的第一批人听说已经被秘密处决了，大哥还没有死，这也许就是我的岳父通融下来的一个成果吧。
那时候惹上官司可都是要人命的，母亲每日里焦急万分，后来就病倒了。
商君秋也为此四方奔走，只是问题太过严重，谁人也不敢随便插手此事。我们只能静待那一线转机。
一年后，七七事变，日本人正式中国宣战。软弱的政府不堪一击，半个月后，北平就沦陷了。而我大哥那批赤化分子也在政府转移前被秘密枪决了。
带着国破家亡的悲伤，商君秋和我们全家人都迁去了上海，开始了逃亡的生活。那时的二哥还在英国留学，父亲发信过去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了。
没过多久，日军就打到了上海，我们又被迫搬去了租借。商君秋在以前曾经认识一位法国的票友，我们就在那时搬去了他家的别墅。
对于上海，我既爱又恨，那十里洋场也曾有过我的足迹，可是现在，我只是这里的一个难民。
那时的防空警报总会时不时的想起来，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鬼子的飞机总能准时过来扔下一些炸弹，然后又一溜黑烟的飞走了。全国人民都卷进了那股革命的浪潮，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听说连梅兰芳都留起了胡子。
我们一大帮子的人就那样窝在那间别墅里等待着抗日的消息。我曾以为政府军会在集结力量后轻而易举的干掉那些从弹丸之地侵略而来的鬼子，可是淞沪会战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上海沦陷了，随着南京也沦陷了。
在等待光复的那些日子里，上海的物价飞涨，靠着吃老本的我们越过越穷。幸好那家法国人很好，一直没有赶我出去，并且相处起来也算是融洽。
后来，鬼子的兵源源不断的南下，上海也就渐渐变成了伪政府的管理。我在不久后去码头谋了一个搬运工的差使，虽然工资菲薄，虽然满超负荷，但我还是硬挺着过来了。我知道自己的身后有那么一大家子的人在等着吃饭。
这时的莫秋雯也冰释前嫌，时不时的还会和商君秋说几句话。因为有干爹在身边，放儿过的也算开心。父亲一直照顾着生病的母亲，母亲却总在惦记着狱中的大哥。关于大哥被处决的那件事，我们从来不敢透露出半点的消息。留下一些希望，就会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也许挺一挺，我们就把鬼子赶出去了。
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茧子，我的肩膀很快就勒出印子。那时，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