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把身份证交去复印，这时查询结果已经出来，馆员问："不可外带，不可复印，只能在小阅览室翻阅。我们还有两个小时下班，你看吗？"
我从没想到会是这麽容易的事情，喜出望外之余，一个劲地点头："看，看，当然看。"
激动得过了头，完全没在意人家莫名其妙看著我，直到被带著坐在椅子上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来不及打量一下这个独立的阅览室，那装著信的文件夹，已经非常有效率地摆在我面前了。
言采有写信这个习惯是从戴隐芙的那本书里得知的。当时读到这个细节还甚是诧异了一下：这个年头，愿意亲手写信联络感情表达情绪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放到演艺圈里，这个比例想来只会更低。
那些信已经按照年份归类，又重新整理，夹在厚纸板中便於查阅。言采的字出乎意料的好，信大多是短函，但书面干净工整，看得出是习惯写信的人。
本人一笔恶书，看到字好的人难免心生羡慕。特别是好字便於阅读，节省时间，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在仔细查阅之前先大概翻了翻，这都是言采中年之後的信，数量不算太多，一个文件盒就够了，收信人就那麽几个，应该是捐出这些书信的人。
我喜欢读书信，这其中的乐趣远远多於可以一窥写信人当时的心态和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琐事。但是读陈年书信又是考验人的差事：那些人名地名事件因由，对当事人是再熟悉不过，两三句话彼此心领神会，但放到若干年後，外人看来，熟悉一点倒也罢了，不熟悉的，那就是看侦探小说兼之解谜。
初看言采的信，我乐了，一连几封都是和对方讨论当时在演的新戏，演员如何，导演如何，剧本如何，兴致勃勃的；要是他自己的戏，好像就从来没有见到他满意过，虽然也提，但大多是匆匆一笔带过，看来是对别人来信中礼貌的回复。
看过传记再来看信，果然省事许多。信中常常见他谈及朋友，措辞都很得体，但亲疏还是一看可知。
此人是个人精。
我越看越如此认定。
当天图书馆闭馆前，正好读到一封提及谢明朗的，还恰好是当年和我看见的那个展览有关。上面写：
"。。。。。。吴敏的情况很不好，病情恶化得很快，我去看过他，他自己也不乐观，还竭力在陆修彦面前装出积极的样子。谢明朗前段时间登山摔到了背，伤到筋骨，又不肯停把拍照的事情暂缓（在病情确定後他们请他拍一组照片留念，至今已经两个月）。吴敏的病让他压力很大，情绪也很低落，他又坚持用胶卷，每次都在暗房里坐很久，这让伤势恢复得更慢。我当初应该坚决劝他不要接手。。。。。。"
没想到那组照片之後还有这样的故事。现在想想，那照片里传达出坚定和阳光，哪里看得出是情绪低落的病人拍的。
第二天被其他事情拖住，没有去图书馆，第三天才又坐到那个明亮宁静的阅览室，拿著那些信，看到熟悉的字迹的一刻，竟没来由的觉得有些亲切。
我甩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继续读信。言采的信大多都是那些内容，想来也是，能乐意捐出来的信上，记的必定是些不伤大雅的事情。不过这字看得舒服，我又有目的性，读起来很快。
随著年纪变大，他的信不出意料地少了，变得更简短，字还是整洁有力，但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也变大了。我无奈地想衰老是无人可以幸免的，哪怕那些语言依然生动有趣，但看著这些细微处的变化，时时暗示著时光的流逝，还是不免伤感。
他人生的最後一年只写了两封信，默默看完之後，又不死心地反复看了几次，只觉得大梦一场。记得谢明朗去世是因为癌症，免疫系统的问题，好像是淋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积极健康，上山下海，样样乐意尝试，以至於媒体公布病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我有同学对他敬仰有加，去他住院的医院探望不得，回来之後还专门给他寄了花和卡片。但他的病情起伏很大，前一阵子还听说手术好转，没多久又恶化，去世得很突然，但看来是没有受什麽罪。那一年的第一封信看时间是写在谢明朗去世一个月前，收信人名字很陌生，叫沈知。
"谢明朗听说你来信，也让我附上他的问候。前段时间他病情忽然加重，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所幸目前症状又稳定下来。相较之下，他的精神状态比起我来还是好得多。他一个礼拜去医院两次，还是坚持照顾我、喂饱我、打起精神侍候花园。反而是我每天无精打采又沮丧，脾气也很坏。不管怎麽看，到了这一步上先走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但大概我是真的做了什麽坏事，这种事情落到他头上。
前几天看戏回来──《侧影》这出戏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回来的路上他忽然问我想怎麽死。我不知道怎麽答他，他说天底下最好的死法是两个人一起数数，数到十之後合眼一起死去。我真的不知道怎麽答他。在他生病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老朽无用，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在体味这一点了。
医生说再过几个月他的情况应该会进一步好转，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当然主要是他，这让他很疲倦，而我则觉得我们正在玻璃鱼缸里──太多人知道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相。但是我也不很在乎这一点，那就干脆别告诉我们就好。不过谢明朗和我认真商量过，如果病情到时没有好转，我们决定再动一次手术。
另，夏天近了，我们还是会上山，你要是有空，来看我们。记得再带个人来，四个人正好打牌。"
另一封信上的日期是谢明朗去世後的三个月，这封信上他的字明显不行了，我看著都替他难过。收信人是後来和言采在戏剧上合作多次的导演，顾雷。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感激。
最近家里多出很多人来。他们不放心我，找了很多看护，自从买下房子，从来没有这麽多人，几乎每个角落都是，这只是让我更不方便。现在朋友们常来看我，想法设法让我振作一些，只可惜我无法让他们如愿了。晚上的时候我会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就是脚不太好用），这样倒是能让我好过一些。
最後的时刻很可怕。我们在医院频繁地出入，但这都是无益的折腾，其间我也病倒了，虽然很快好了，但这对此时的我们还是有雪上加霜之感。最後谢明朗说要回家，我们就回来了。所有的止痛剂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我就看著他在受罪。有几天他的精神不错，本来决定挑时间再去医院复查一次，直到
我从没想到会是这麽容易的事情，喜出望外之余，一个劲地点头："看，看，当然看。"
激动得过了头，完全没在意人家莫名其妙看著我，直到被带著坐在椅子上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来不及打量一下这个独立的阅览室，那装著信的文件夹，已经非常有效率地摆在我面前了。
言采有写信这个习惯是从戴隐芙的那本书里得知的。当时读到这个细节还甚是诧异了一下：这个年头，愿意亲手写信联络感情表达情绪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放到演艺圈里，这个比例想来只会更低。
那些信已经按照年份归类，又重新整理，夹在厚纸板中便於查阅。言采的字出乎意料的好，信大多是短函，但书面干净工整，看得出是习惯写信的人。
本人一笔恶书，看到字好的人难免心生羡慕。特别是好字便於阅读，节省时间，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在仔细查阅之前先大概翻了翻，这都是言采中年之後的信，数量不算太多，一个文件盒就够了，收信人就那麽几个，应该是捐出这些书信的人。
我喜欢读书信，这其中的乐趣远远多於可以一窥写信人当时的心态和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琐事。但是读陈年书信又是考验人的差事：那些人名地名事件因由，对当事人是再熟悉不过，两三句话彼此心领神会，但放到若干年後，外人看来，熟悉一点倒也罢了，不熟悉的，那就是看侦探小说兼之解谜。
初看言采的信，我乐了，一连几封都是和对方讨论当时在演的新戏，演员如何，导演如何，剧本如何，兴致勃勃的；要是他自己的戏，好像就从来没有见到他满意过，虽然也提，但大多是匆匆一笔带过，看来是对别人来信中礼貌的回复。
看过传记再来看信，果然省事许多。信中常常见他谈及朋友，措辞都很得体，但亲疏还是一看可知。
此人是个人精。
我越看越如此认定。
当天图书馆闭馆前，正好读到一封提及谢明朗的，还恰好是当年和我看见的那个展览有关。上面写：
"。。。。。。吴敏的情况很不好，病情恶化得很快，我去看过他，他自己也不乐观，还竭力在陆修彦面前装出积极的样子。谢明朗前段时间登山摔到了背，伤到筋骨，又不肯停把拍照的事情暂缓（在病情确定後他们请他拍一组照片留念，至今已经两个月）。吴敏的病让他压力很大，情绪也很低落，他又坚持用胶卷，每次都在暗房里坐很久，这让伤势恢复得更慢。我当初应该坚决劝他不要接手。。。。。。"
没想到那组照片之後还有这样的故事。现在想想，那照片里传达出坚定和阳光，哪里看得出是情绪低落的病人拍的。
第二天被其他事情拖住，没有去图书馆，第三天才又坐到那个明亮宁静的阅览室，拿著那些信，看到熟悉的字迹的一刻，竟没来由的觉得有些亲切。
我甩开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继续读信。言采的信大多都是那些内容，想来也是，能乐意捐出来的信上，记的必定是些不伤大雅的事情。不过这字看得舒服，我又有目的性，读起来很快。
随著年纪变大，他的信不出意料地少了，变得更简短，字还是整洁有力，但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也变大了。我无奈地想衰老是无人可以幸免的，哪怕那些语言依然生动有趣，但看著这些细微处的变化，时时暗示著时光的流逝，还是不免伤感。
他人生的最後一年只写了两封信，默默看完之後，又不死心地反复看了几次，只觉得大梦一场。记得谢明朗去世是因为癌症，免疫系统的问题，好像是淋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积极健康，上山下海，样样乐意尝试，以至於媒体公布病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我有同学对他敬仰有加，去他住院的医院探望不得，回来之後还专门给他寄了花和卡片。但他的病情起伏很大，前一阵子还听说手术好转，没多久又恶化，去世得很突然，但看来是没有受什麽罪。那一年的第一封信看时间是写在谢明朗去世一个月前，收信人名字很陌生，叫沈知。
"谢明朗听说你来信，也让我附上他的问候。前段时间他病情忽然加重，弄得我们都措手不及。所幸目前症状又稳定下来。相较之下，他的精神状态比起我来还是好得多。他一个礼拜去医院两次，还是坚持照顾我、喂饱我、打起精神侍候花园。反而是我每天无精打采又沮丧，脾气也很坏。不管怎麽看，到了这一步上先走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但大概我是真的做了什麽坏事，这种事情落到他头上。
前几天看戏回来──《侧影》这出戏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回来的路上他忽然问我想怎麽死。我不知道怎麽答他，他说天底下最好的死法是两个人一起数数，数到十之後合眼一起死去。我真的不知道怎麽答他。在他生病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老朽无用，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在体味这一点了。
医生说再过几个月他的情况应该会进一步好转，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探望我们，当然主要是他，这让他很疲倦，而我则觉得我们正在玻璃鱼缸里──太多人知道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相。但是我也不很在乎这一点，那就干脆别告诉我们就好。不过谢明朗和我认真商量过，如果病情到时没有好转，我们决定再动一次手术。
另，夏天近了，我们还是会上山，你要是有空，来看我们。记得再带个人来，四个人正好打牌。"
另一封信上的日期是谢明朗去世後的三个月，这封信上他的字明显不行了，我看著都替他难过。收信人是後来和言采在戏剧上合作多次的导演，顾雷。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感激。
最近家里多出很多人来。他们不放心我，找了很多看护，自从买下房子，从来没有这麽多人，几乎每个角落都是，这只是让我更不方便。现在朋友们常来看我，想法设法让我振作一些，只可惜我无法让他们如愿了。晚上的时候我会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就是脚不太好用），这样倒是能让我好过一些。
最後的时刻很可怕。我们在医院频繁地出入，但这都是无益的折腾，其间我也病倒了，虽然很快好了，但这对此时的我们还是有雪上加霜之感。最後谢明朗说要回家，我们就回来了。所有的止痛剂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我就看著他在受罪。有几天他的精神不错，本来决定挑时间再去医院复查一次，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