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未知
毛泽东传第30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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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1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
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1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1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1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1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1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1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
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1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
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2，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1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1。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嘲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j、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这面旗子应该色彩鲜明、简单明了、又有着十分丰富而确定的内涵，才易于为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54页。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嘲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1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
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
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1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1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2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1
2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嘲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1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2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1
2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1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
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2。
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1
2《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2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
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
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3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
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4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51234
5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1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2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1
2《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
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
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
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1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1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1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嘲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2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1
2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1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2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1
2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
“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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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1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
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1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1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1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1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1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1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
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1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
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2，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1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1。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嘲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j、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这面旗子应该色彩鲜明、简单明了、又有着十分丰富而确定的内涵，才易于为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54页。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嘲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1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
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
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1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1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2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1
2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嘲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1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2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1
2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1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
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2。
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1
2《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2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
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
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3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
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4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51234
5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1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2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1
2《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
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
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
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1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1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1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嘲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2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1
2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1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2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1
2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
“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br /
毛泽东传第30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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