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8 章
郭沫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 作者:郭沫若
正文 第 98 章
郭沫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 作者:郭沫若
第 98 章
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革”中的郭沫若
作者：阚民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２０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嘲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１９６６年１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３０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３０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５月５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７月４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灭顶，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
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１９６７年４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４月，爱子郭世英又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第 9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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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 作者:郭沫若
第 98 章
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革”中的郭沫若
作者：阚民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２０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嘲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１９６６年１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３０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３０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５月５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７月４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灭顶，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
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１９６７年４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４月，爱子郭世英又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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