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正文 第 37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37 章
我怕孩子的话伤了爸爸的心，赶快接过话头，把这次下乡的情由一五一十讲给爸爸听了。
我们边说边在田头坐下来。我关心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问这问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说。他总是说“很好很好”，叫我们不必为他担心。
“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我们抗战时期逃难的日子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爸爸总是讲些安慰人的话，好让我放心。
一声哨子，表示要收工回去吃午饭了。人们从四面集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信时，看了才知道。爸爸是一直瞒着我们的。
那一天，我看了爸爸的住处后，他就催我们回家。经过门口的河浜时，我问了一下，才知这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怎么下河打水呢？
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地说：
“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带着囡囡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
虽说“取之无禁”，其实后来我从程十发先生那里了解到，爸爸每天只从河浜里打半盆水，这半盆水就用一天了。如今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
那一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郁悒心情离开了爸爸。我深知爸爸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儿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在港口时，常有半夜“急行军”，一声哨子，就得起床，跟着他们年轻人摸黑走田径。爸爸对付这一招的办法就是和衣而卧。不仅和衣，连鞋也不脱。所以集合时他总是比别人早到。后来回到家里，他也常常和衣而卧，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据程亚君先生说，有一次半夜“拉练”，他们把“走资派”程亚君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当敌人，一起押走。走了不少路，又是拖，又是推，一路吆喝，爸爸受了不少苦。程亚君先生说，还有一晚，造反派轮流批斗爸爸。爸爸一直低头站着，到后半夜站不动了，他们还是批，一直批了个通宵。他们叫爸爸承认是“反革命”、“反共老手”，是这样，是那样，他什么都承认。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张充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题为《“牛棚”衷肠》。谈的都是他和我爸爸的事，很有价值。全文抄录如下：
１９６９年夏，我随文艺界大队人马集中到一个市郊农村，任务是边劳动边继续改造。一日，我与丰子恺先生凑在一起，旁无他人，不禁心照而宣，斗胆诉起各自的命运来。我向来敬重丰老，特向他吐露：我有个问题至今不明白，非常苦恼。他们（指“革命派”）说我至今还没有站过来，顽固不化，我却觉得已经非常努力了，毛主席的书读得非常认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读了十七遍，连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讲话也背得出来，怎么还没有站过来呀？丰老笑了，他略思一下，反问我：“要说站过来，那你首先想一想有没有‘站过去’？如果没有‘站过去’，那么谈何‘站过来’？”我先是一愣，继而茅塞顿开。我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真心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导下，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必在这个问题上自寻苦恼呢？顿觉坦然起来。我为丰老如此深刻的幽默折服，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
可是，定期写“思想汇报”，搜肠刮肚几年下来，实在刮不出新东西来了，还要永无止境下去，这难题无法做了。我又讨教丰老。丰老叹道：“就是炒冷饭么！”
我说“原来写的东西早无实质材料了，都是用语录和报纸文章凑的，这无材料等于炒冷饭，何以可炒？”丰老问我：“你是否读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每年秋天要去上海住上几个月，其间也必去恺叔家住上几个月（吟按：英娥阿姨就是这位三大妈介绍的），为的是去帮婶妈（吟按：我的妈妈徐力民）翻丝绵。母亲回来常说：“英娥性子真躁，你婶妈去买菜回
来，她常要大声挑剔：什么黄鱼太小，而且烂的。肉呢！骨头太重，买得不好，还得让她（自己）去重买。可是他们谁也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则常称赞英娥菜烧得好吃，吃饭时必几次三番叫她一起吃。”英娥在恺叔家将近二十年，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欢乐，也分担了他们家庭的忧患，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姓“何”的。
其实妈妈自己去买菜，也只是一种习惯，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怕保姆在菜金上做文章。她深知英娥的忠诚。
恩狗与好猫是难得一起来上海探亲的。况且爸爸因文化广场的失火而提早回上海了，正好我也在。一家人好容易团圆在一起，所以决定在办完英娥阿姨的丧事后，２月２日全家出游，到城隍庙的市场上和豫园去玩一天，中午在那里吃顿素菜。哪里想到，坏事一桩接着一桩来。２月２日早晨爸爸起来小便，忽然跌倒在床前。
爸爸在１９７０年６月４日写给恩狗的信里说：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猫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吟按：我姨妈的长女，当时是厂医）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常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爸爸信中庆幸自己生病。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交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一请假便是三个月，爸爸一心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他只要宝姐去医院代诊，取到了续假证明，便满足地说：“又可太平三个月了！”自己就不再去透视复查。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不过，这是后话。
那天全靠秋姐的帮助，爸爸住进了淮海医院，住在“六二六病房”第１２号床。直到３月２８日才得出院。妈妈有青光眼病，去医院服侍爸爸，取自来水是要用脚踩的，她怎么也看不见下方那踏脚板在哪儿。
“一吟，你请得出假吗？我的眼睛这样，怎么能服侍你爸爸！”
那时，柘林的队伍即将转入“五七干校”。但我总算请准了假，他们同意我留在上海服侍爸爸以后直接去干校。
爸爸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外面街头的大字报上屡屡提到爸爸的名字，甚至还有批判他的专栏，画着他丑化了的形象。如果医生也是个激进的造反派，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听秋姐说，爸爸进医院时收下他的那位内科主任张医生是不错的。在那种场合她竟果断地收进了一个全市重点批斗对象！
有一回，正逢张医生值班。她急匆匆地来爸爸床前换了补液的药水后又急匆匆地离去，我连忙跟着她走，一路问她：
“医生，１２床的病人不会有危险吧？”
“怎么不会！他血压那么低，很危险！”她头也不回，但果断地回答了我的问话。
第 3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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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孩子的话伤了爸爸的心，赶快接过话头，把这次下乡的情由一五一十讲给爸爸听了。
我们边说边在田头坐下来。我关心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问这问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说。他总是说“很好很好”，叫我们不必为他担心。
“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我们抗战时期逃难的日子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爸爸总是讲些安慰人的话，好让我放心。
一声哨子，表示要收工回去吃午饭了。人们从四面集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信时，看了才知道。爸爸是一直瞒着我们的。
那一天，我看了爸爸的住处后，他就催我们回家。经过门口的河浜时，我问了一下，才知这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怎么下河打水呢？
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地说：
“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带着囡囡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
虽说“取之无禁”，其实后来我从程十发先生那里了解到，爸爸每天只从河浜里打半盆水，这半盆水就用一天了。如今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
那一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郁悒心情离开了爸爸。我深知爸爸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儿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在港口时，常有半夜“急行军”，一声哨子，就得起床，跟着他们年轻人摸黑走田径。爸爸对付这一招的办法就是和衣而卧。不仅和衣，连鞋也不脱。所以集合时他总是比别人早到。后来回到家里，他也常常和衣而卧，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据程亚君先生说，有一次半夜“拉练”，他们把“走资派”程亚君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当敌人，一起押走。走了不少路，又是拖，又是推，一路吆喝，爸爸受了不少苦。程亚君先生说，还有一晚，造反派轮流批斗爸爸。爸爸一直低头站着，到后半夜站不动了，他们还是批，一直批了个通宵。他们叫爸爸承认是“反革命”、“反共老手”，是这样，是那样，他什么都承认。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张充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题为《“牛棚”衷肠》。谈的都是他和我爸爸的事，很有价值。全文抄录如下：
１９６９年夏，我随文艺界大队人马集中到一个市郊农村，任务是边劳动边继续改造。一日，我与丰子恺先生凑在一起，旁无他人，不禁心照而宣，斗胆诉起各自的命运来。我向来敬重丰老，特向他吐露：我有个问题至今不明白，非常苦恼。他们（指“革命派”）说我至今还没有站过来，顽固不化，我却觉得已经非常努力了，毛主席的书读得非常认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读了十七遍，连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讲话也背得出来，怎么还没有站过来呀？丰老笑了，他略思一下，反问我：“要说站过来，那你首先想一想有没有‘站过去’？如果没有‘站过去’，那么谈何‘站过来’？”我先是一愣，继而茅塞顿开。我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真心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导下，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必在这个问题上自寻苦恼呢？顿觉坦然起来。我为丰老如此深刻的幽默折服，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
可是，定期写“思想汇报”，搜肠刮肚几年下来，实在刮不出新东西来了，还要永无止境下去，这难题无法做了。我又讨教丰老。丰老叹道：“就是炒冷饭么！”
我说“原来写的东西早无实质材料了，都是用语录和报纸文章凑的，这无材料等于炒冷饭，何以可炒？”丰老问我：“你是否读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每年秋天要去上海住上几个月，其间也必去恺叔家住上几个月（吟按：英娥阿姨就是这位三大妈介绍的），为的是去帮婶妈（吟按：我的妈妈徐力民）翻丝绵。母亲回来常说：“英娥性子真躁，你婶妈去买菜回
来，她常要大声挑剔：什么黄鱼太小，而且烂的。肉呢！骨头太重，买得不好，还得让她（自己）去重买。可是他们谁也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则常称赞英娥菜烧得好吃，吃饭时必几次三番叫她一起吃。”英娥在恺叔家将近二十年，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欢乐，也分担了他们家庭的忧患，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姓“何”的。
其实妈妈自己去买菜，也只是一种习惯，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怕保姆在菜金上做文章。她深知英娥的忠诚。
恩狗与好猫是难得一起来上海探亲的。况且爸爸因文化广场的失火而提早回上海了，正好我也在。一家人好容易团圆在一起，所以决定在办完英娥阿姨的丧事后，２月２日全家出游，到城隍庙的市场上和豫园去玩一天，中午在那里吃顿素菜。哪里想到，坏事一桩接着一桩来。２月２日早晨爸爸起来小便，忽然跌倒在床前。
爸爸在１９７０年６月４日写给恩狗的信里说：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猫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吟按：我姨妈的长女，当时是厂医）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常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爸爸信中庆幸自己生病。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交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一请假便是三个月，爸爸一心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他只要宝姐去医院代诊，取到了续假证明，便满足地说：“又可太平三个月了！”自己就不再去透视复查。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不过，这是后话。
那天全靠秋姐的帮助，爸爸住进了淮海医院，住在“六二六病房”第１２号床。直到３月２８日才得出院。妈妈有青光眼病，去医院服侍爸爸，取自来水是要用脚踩的，她怎么也看不见下方那踏脚板在哪儿。
“一吟，你请得出假吗？我的眼睛这样，怎么能服侍你爸爸！”
那时，柘林的队伍即将转入“五七干校”。但我总算请准了假，他们同意我留在上海服侍爸爸以后直接去干校。
爸爸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外面街头的大字报上屡屡提到爸爸的名字，甚至还有批判他的专栏，画着他丑化了的形象。如果医生也是个激进的造反派，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听秋姐说，爸爸进医院时收下他的那位内科主任张医生是不错的。在那种场合她竟果断地收进了一个全市重点批斗对象！
有一回，正逢张医生值班。她急匆匆地来爸爸床前换了补液的药水后又急匆匆地离去，我连忙跟着她走，一路问她：
“医生，１２床的病人不会有危险吧？”
“怎么不会！他血压那么低，很危险！”她头也不回，但果断地回答了我的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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